南北文化的对话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是中国既有的传统文化进行重组的过程。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先秦以来就形成了成熟的价值体系与包容性，同时也本着和而不同与阴阳发散及变动相和的精神来对待外来文化，从而不断充实与丰富自身，形成了强大的新陈代谢功能与包容万物的气度。在南北朝时代，这种文化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始与汉族中心圈文化接触、摩擦与融合的过程。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中原文化，特别是南方文化开始影响浸润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人，一些文士自觉地用中原传统的诗骚精神来从事生活体验与文学创作。比如《隋书·文学传·孙万寿》中记载：孙万寿为隋末文士，“万寿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经，略通大义，兼博涉子史。善属文，美谈笑，博陵李德林见而奇之。在齐，年十七，奉朝请。高祖受禅，滕穆王引为文学，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军总管宇文述召典军书。万寿本自书生，从容文雅，一旦从军，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赠京邑知友”。这本来说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士兼官员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不足为奇。但从文学角度来看，这首诗有待商榷，其中模仿汉魏以来文士的痕迹很重：
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粤余非巧宦，少小拙谋身。欲飞无假翼，思鸣不值晨。如何载笔士，翻作负戈人！飘飘如木偶，弃置同刍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东走。晚岁出函关，方春度京口。石城临兽据，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枭獍已成群。郗超初入幕，王粲始从军。裹粮楚山际，被甲吴江汶。吴江一浩荡，楚山何纠纷。惊波上溅日，乔木下临云。系越恒资辩，喻蜀几飞文。鲁连唯救患，吾彦不争勋。羁游岁月久，归思常搔首。非关不树萱，岂为无杯酒！数载辞乡县，三秋别亲友。壮志后风云，衰鬓先蒲柳。心绪乱如丝，空怀畴昔时。昔时游帝里，弱岁逢知己。旅食南馆中，飞盖西园里。河间本好书，东平唯爱士。英辩接天人，清言洞名理。凤池时寓直，麟阁常游止。胜地盛宾僚，丽景相携招。舟泛昆明水，骑指渭津桥。祓除临灞岸，供帐出东郊。宜城醖始熟，阳翟曲新调。绕树乌啼夜，雊麦雉飞朝。细尘梁下落，长袖掌中娇。欢娱三乐至，怀抱百忧销。梦想犹如昨，寻思久寂寥。一朝牵世网，万里逐波潮。回轮常自转，悬旆不堪摇。登高视衿带，乡关白云外。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华亭宵鹤唳，幽谷早莺鸣。断绝心难续，惝恍魂屡惊。群纪通家好，邹鲁故乡情。若值南飞雁，时能访死生。
这些诗句在隋末如果平行地与南方齐梁文士相比较，意境既非独辟，修辞更是平庸，与庾信在北朝所写的那些乡关之思的作品，比如《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拟咏怀》相比，简直无法评骘。但是其中传出的对话与交流的信息却值得关注。第一，作者生长于北地，在隋代统一南北后由北入南，不同于南北朝时的许多文士到了北地之后文风为之一变。他所比拟的贾谊当年也是由长安入长沙。当然那时长安是西汉王朝的首都是汉族政权的京城所在地。而今孙万寿是由北朝的首都进入江南之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南北交流此时互位的情况。第二，作者虽为北朝文士但是在文化前景上却完全南方化了。南方当时不仅是地理上的概念，也是中土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代名词。孙万寿在诗中的思想文化观念，比如以贾谊自比的屈骚精神，诗中追慕王粲、陆机、郗超等魏晋名士，伤叹遭遇不幸，其中的情感与思想，可以说是汉魏六朝文士的常见情辞与心态。这说明他已基本融入中华文化语境之中。传说这首诗传入长安京城后轰动一时：“此诗至京，盛为当时之所吟诵，天下好事者多书壁而玩之。”（《隋书·文学传》。）这说明对于中土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倾慕乃时尚所趋与南北文士共所好。
从学术上来说，虽然南北学术各有特点，但毕竟南方的文化传承了中原文化的主流，积累甚深，有着历史的渊源。《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江表传》：“策既定豫章，引军还吴，飨赐将士，计功行赏，谓翻曰：‘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这是讲南北学术差异的较早记载，可以初步见出南北学术之相同风格。《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这说明南北学风各有特点，具体论到学问的精深渊博，应当说南方为执牛耳者，北朝无法与之相抗。魏徵《隋书·儒林传序》云：
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魏氏发迹代阴经营河朔，得之马上，兹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魏徵指出北朝的经学依然是以中原的郑玄、毛公等汉代经学为正宗，南北各有千秋。不过，北朝在战乱与文化贫瘠条件下形成的经学是无法与南人匹敌的。这一点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说得很清楚。
当时的学术通过南北对话与交流得以补充与拓展。比如《隋书·文学传》曾记载：潘徽为吴郡人，“性聪敏，少受《礼》于郑灼，受《毛诗》于施公，受《书》于张冲，讲《庄》、《老》于张讥，并通大义。尤精三史。善属文，能持论。陈尚书令江总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诣总，总甚敬之。释褐新蔡王国侍郎，选为客馆令”。潘徽本是经学出身，学问继承了传统的经学与小学，精于礼义之学。一次隋朝派遣使者魏澹聘于陈，二人遂展开对话与较量：
隋遣魏澹聘于陈，陈人使徽接对之。澹将返命，为启于陈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饯送。”徽以为“伏奉”为重，“敬奉”为轻，却其启而不奏。澹立议曰：“《曲礼》注曰：‘礼主于敬。’《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孝经》曰：‘宗庙致高。’又云：‘不敬其亲，谓之悖礼。’孔子敬天之怒，成汤圣敬日跻。宗庙极重，上天极高，父极尊，君极贵，四者咸同一敬，五经未有异文，不知以敬为轻，竟何所据？”
徽难之曰：“向所论敬字，本不全以为轻，但施用处殊，义成通别。《礼》主于敬，此是通言，犹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于子则有敬名之义，在夫亦有敬妻之说，此可复并谓极重乎？至若‘敬谢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爱’，止施宾友，‘敬问’‘敬报’，弥见雷同，‘敬听’‘敬酬’，何关贵隔！当知敬之为义，虽是不轻，但敬之于语，则有时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举一隅，未为深据。”澹不能对，遂从而改焉。
虽然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但从这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出，北朝使者的经学修养比起累年传承与发展的南方学术毕竟要差得多，无法与其展开较量。二人就“敬”与“奉”二字何为合乎礼仪展开对话，最后隋朝使者不得不折服于陈朝的官员。因为学术的力量不是行政实力强弱所能取代的。尽管后来陈朝为隋朝所灭，但是潘徽因其学术名声依然受到隋朝王公的赏识，“及陈灭，为州博士，秦孝王俊闻其名，召为学士。尝从俊朝京师，在途，令徽于马上为赋，行一驿而成，名曰《述恩赋》。俊览而善之。复令为《万字文》，并遣撰集字书，名为《韵纂》”，“炀帝嗣位，诏徽与著作佐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助越公杨素撰《魏书》，会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杨玄感兄弟甚重之，数相来往”。可见潘徽对隋朝的学术文化贡献甚大。特别是因为北人的审美观念严重滞后，无法进入到审美的空灵境界之中，习惯于用经学的眼光来看待作诗。《颜氏家训·文章》中记载：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
王籍的这首诗显然受南方的玄学影响，追求意在言外的境界，使人在读后产生回味无穷的感受。这种美学追求在魏晋南朝时司空见惯，其实早在魏正始年间的何晏、阮籍等人的诗作中即已开其端。南人以为不可复得，而北方的文坛大人物卢思道与魏收等人却不以为然，加以诋诃，可见其欣赏水平一般。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北朝的温子昇、邢劭等人也承认模仿南方的沈约与任昉的作品，但是他们毕竟是当时的北方才俊，也得到了南方的赏识。比如《北史·文苑传》中记载，温子昇从小在北方跟从名人学习，“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宋彭城王义康户曹，避难归魏，家于济阴冤句，因为其郡县人焉。父晖，兖州左将军长史，行济阴郡事。子升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以夜继昼，昼夜不倦。长乃博览百家，文章清婉”。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所谓南北融合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是一种回归。温子昇自称是晋大将军温峤之后，祖父为避难归魏。温子昇从小就有一种南朝后裔之情结。他的北地文学创作，带有很深的南方文化的痕迹，这是不待言的。他在北朝的出名，除了他自身的用功与才华外，显然是与他的家学渊源分不开的。而他的出名，又反过来影响到南朝。《北史·文苑传》中记载：
永熙中为侍读，兼舍人、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后领本州大中正。梁使张皋写子升文笔，传于江外，梁武称之曰：“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阳夏守傅摽使吐谷浑，见其国主床头有书数卷，乃是子昇文也。济阴王晖业尝云：“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杨遵彦作《文德论》，
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
这段记载说的是温子昇因其在北朝的文名，通过梁使传到梁朝。尽管梁代有着沈约与任昉那样被温子昇与邢劭所模仿的文士，但也许正如俗话所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梁武帝读了温子昇的文章后，竟赞赏有加，认为他是陆机、曹植在北朝的重现，而北朝的王晖也夸之为可以凌超颜延之、谢灵运、沈约与任昉等人。可见南北的互动与学习，推动了南北对话与融合，尽管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过奖之词，但是南北文人既互相较量又互相学习的事实也证明了对话和交流的重要性。
§§§第二节庾信与南北文学对话
庾信是南北朝最后一位优秀的文学家，也是唐诗的先驱，他的作品融合南北诗风，深受唐代诗人的重视。杜甫诗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对他后期作品的正确评价。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九云：“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我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若元人之诗，非不绮艳，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诗则强作老成态度，而绮艳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对于庾信的特点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南北文化对话与融合过程中，达到最高境界的莫过于庾信与王褒二人，而在理论上进行总结的则是颜之推。其中，庾信以其独特的悲剧身世与文化积累以及入北之后的乡关之思，谱写了代表南北文学的最高境界之作《哀江南赋》。庾信在北朝文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文论，结合自己的身世之感，通过具体的文学创作体会，对中国古代的“诗可以怨”与“发愤著书”的优秀传统进行了拓展。庾信与徐陵都是齐梁时的著名文人后来庾信入北朝西魏后，文学成就大进，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要人物。晚年所作，内容上有明显变化，如《哀江南赋》、《枯树赋》等，自伤遭遇，并对社会动乱有所反映，风格转为萧瑟苍凉，为杜甫等所推崇。庾信的文学理论，近似于陆机《文赋》中的观点，是结合自己的创作而感发出来的，并且本身就是在文学形式中宣示出来的，不同于《诗品》和《文心雕龙》之通过专著的形式出现。这就造成了他的文论感受性强，针对性强，但是散见于诗赋的序文与书札之中，不那么集中，不过通过收集整理，可以开掘出其中的许多精彩的思想，呈现出理论著作不曾有的亮点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北周文学家，庾肩吾之子。初仕梁，后出使西魏，值西魏灭梁，遂羁留北方。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善诗赋骈文，世称“庾开府”在梁时其作品绮艳轻靡。庾信与徐陵皆为宫廷文学代表人物，时有“徐庾体”之称。《周书·庾信传》云：
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也。祖易，齐征士。父肩吾，梁散骑常侍、中书令。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起家湘东国常侍，转安南府参军。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累迁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出为郢州别驾。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于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还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令。
从这段记载可以见出，庾信在南朝时期成名很早，是萧氏文学集团宫体诗写作的主要成员。他有许多奉和、应制之作，与萧氏父子相唱和，和乃父庾肩吾同在东宫供职，后又与徐陵同为抄撰学士。在工作之余，他们很有士大夫文人雅兴，喜欢创作艳丽诗歌，写作题材比较狭窄，诗风也比较单调，文学史上号为“徐庾体”，但在当时很受人欢迎。值得肯定的是庾信此时期有许多诗赋作品比较“清新”，这也是其广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庾信还由于会写能说、知识渊博，几次受命代表国家接见他国使者。每次应酬他都“接对有才辨”，很好地展现了南朝风范，获得了皇帝好评。外交场合中常有诗文酬答赠和（如《对宴齐使》），其作品也因之传播到外地，奠定了他在北方的文名。《周书·庾信传》指出：“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北史》本传也有相同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