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树赋》是庾信入北后的早期作品，也是他最为成功的心作之一。赋中以一棵枯树自比，写出了自己的遭遇与命运：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睒，山精妖孽。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黄河万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
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赋中显然是在借咏叹枯树的遭际来比喻自己的命运，而枯树遭受到的伤害更是相似于庾信的心灵痛苦。赋中用《诗经》中的采葛与食薇的典故比喻自己屈仕北朝、自伤自解的心境，而此种身世恰如枯树一般。言枯树不仅是比喻身世的遭遇，更是形容内心的耻辱。而文学作品在此种心境下，成了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宣泄。
庾信这篇赋彰显了深挚的人文情思与悲剧感叹。庾信晚期文章所以被称作“老更成”，是因为其中包含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作者自己的独特的身世遭遇。而这种历史文化传统，大概是源于他早期所受的儒学教育。儒家的廉耻观念以及士大夫的自尊观念，使他陷入巨大的精神耻辱，不能自已。晚期庾信始终被这种耻辱感所折磨，这一点也是他不同于王褒的地方。王褒入北后虽然产生了羁旅愁思，也写过一些乡思之作，但是始终没有表现出庾信那种发自内心的巨大的忏悔意识与耻辱观，更没有赎罪意识。《周书·王褒庾信传》中记载：
初，褒与梁处士汝南周弘让相善。及弘让兄弘正自陈来聘，高祖许褒等通亲知音问。褒赠弘让诗，并致书曰：“嗣宗（阮籍）穷途，杨朱歧路。征蓬长逝，流水不归。舒惨殊方，炎凉异节，木皮春厚，桂树冬荣。想摄卫惟宜，动静多豫。贤兄入关，敬承款曲。犹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阳之田，铲迹幽蹊，销声穹谷。何期愉乐，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览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怀五岳之举。同夫关令，物色异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经说道，屡听玄牝之谈；中药养神，每禀丹沙之说。顷年事遒尽，容发衰谢，其黄矣，零落无时。还念生涯，繁忧总集。视阴愒日，犹赵孟之徂年；负杖行吟，同刘琨之积惨。河阳北临，空思巩县；霸陵南望，还见长安。所冀书生之魂，来依旧壤；射声之鬼，无恨他乡。白云在天，长离别矣，会见之期，邈无日矣。援笔揽纸，龙钟横集。”
这封信中王褒以阮籍穷途之恸自比，与庾信晚期的诗赋常以阮籍自比倒是有几分相似。其中写乡关之思很凄恻感人，但是看不到被留仕北朝后的耻辱感。所以《周书·王褒庾信传》中称他：“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其羁旅焉。”可见他的忏悔意识无法与庾信相比。传说庾信入北后，最初一些北方文士并不服气，庾信将《枯树赋》给他们看后，他们无人再言。（张《朝野佥载》：“梁庾信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予后无敢言者。”）那些北朝的文士所以叹服庾信的《枯树赋》，首先是因为其中所袒露的精神魅力与文化传统，其中用典的恰切与深意、修辞的工丽而自然显示出庾信晚期之作纯熟的艺术功底。当然这些是庾信诗赋的独特之处，也是使北朝文士叹服的原因之一。同时这则故事一方面说明庾信的文才不凡，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北方文士的见贤思齐。正是这种胸怀，使得他们虚心向南方文士学习，加速了南北融合的步伐，尽管后来出现了过犹不及的情况。庾信入北后，通过自己的身世激活了儒学中的人文精神，使得他的作品的风格从早期的吟风弄月变成雄浑苍茫、悲慨深挚。这当然与北地的独特的人文地理与风俗人情有关。庾信早期生活在秀丽温暖的江南，那里的风土人情与文化传统，在古代就产生了《吴歌》、《西曲》那样的作品。但是更主要的是庾信通过自己的悲剧身世，使得儒学的忧患意识与耻辱精神得到释放与体会。在他的晚期诗赋中，这种文化反思意识与追寻精神十分强烈，反映在写作手法上是用典很多，文化蕴涵加浓加深，比如《竹杖赋》、《邛竹杖赋》、《伤心赋》、《小园赋》、《哀江南赋》等都是如此。庾信的诗赋叙说了自己创作缘于表达痛苦、感于人生的特点，并且往往引用古人的范例来加以说明。梁太清二年（548），庾信遭受侯景之乱，有一子二女相继亡没。557年，陈武帝即位，梁亡，当时庾信已在北周，创作了《伤心赋》以表达内心的哀伤。六朝时代，对亲人亡没的感伤哀悼之情，人们可以大胆而直率地抒发，不必再拘于两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格套，并且可以上援古人。《世说新语》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成了堂而皇之的事。在这篇赋序中，庾信写道：
予五福无征，三灵有谴，至于继体，多从夭折。二男一女，并得胜衣，金陵丧乱，相守亡没。羁旅关河，倏然白首，苗而不秀，频有所悲。一女成人，一长孙孩稚，奄然玄壤，何痛如之？即伤即事，追悼前亡，唯觉伤心，遂以《伤心》为赋。若夫入室生光，非复企及，夹河为郡，前途逾远。婕妤有自伤之赋，扬雄有哀祭之文，王正长有北郭之悲，谢安石有东山之恨，斯既然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傅长虞、应德琏、刘韬之母、任诞之亲，书翰伤切，文辞哀痛，千悲万恨，何可胜言。龙门之桐，其枝已折；卷施之草，其心实伤。呜乎哀哉！
透过这一段浸透着庾信身家伤痛的感言，可以看到庾信发自内心的创作动机叙说源于对亲人情不能遏的抒发需要。而且这一段正文前面的序文，情辞并茂，由于是从内心自然宣发的感喟，更能促使人们对诗可以怨因而要发愤著书的观念的接受与信服。它不是从理念推导出来的，而是从感情生发出来的。此种文论，突出了中国古代文论重感受、重直觉的文化特点庾信在此段文字中，又不仅是局限于个体的感受，而是善于通过这种感受，将其上升到历史传统的深处，与古人相对应。他认为班婕妤、扬雄曹植、王粲、谢安等人此类缘于情人伤逝而自然感伤的哀辞，“书翰伤切，文辞哀痛，千悲万恨，何可胜言”，它们凝结为至美的文学作品。在《竹杖赋》中，庾信采用寓言的手法写东晋桓温与一位竹杖老人的对话，透露出他内心的痛苦。文中假托桓温送一位老人手杖说明北朝对自己的尊重然而庾信通过竹杖老人与桓温的对话，说明自己的内心痛苦是别人不能知晓的：“先生笑而言曰：中国明于礼义，暗于知人。心之忧矣，唯我生民虽复疏条劲柘，促节贞筠，枝端刻鸟，角首图麟，岂念相予有疾，将予此身。”文中说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明于礼义却暗于知人，实际上也是说中国古代儒家文论的不足之处。它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表现在文论范畴上就是“思无邪”与“发乎情止乎礼义”之类，强调文学的政教功用而忽视人的内心情感。而在庾信看来，人的生命与情感是不可忽视的庾信虽然出身儒学世家，但是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人性中的良善与感情突破了礼义的羁绊，从而回复自身。他认为，真正能够作为知音的是文学，文学可以作为精神与情感的家园。他自叙经历了“世变市朝，年移陵谷”和“寒关凄怆，羁旅悲凉”的太多的变迁与悲剧，同早年的优裕富足的生活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庾信从前人的共同遭际中找到精神上的安慰：
潘岳秋兴，嵇生倦游，桓潭不乐，吴质长愁。并皆年华未暮，容貌先秋。予此衰矣，虽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忧矣。未见从心，先求顺耳。伯玉何嗟，丘明唯耻。
赋中举出潘岳、嵇康等人厌倦官场而在自己的栖所中寻找慰藉的典故说明了这一道理，同时证明了自己是出于抒发哀怨而写作的事实。所以，庾信与北朝的文学对话，首先是用自己的深厚的儒学修养与文学成就，加上自己独特的悲剧身世，来引领北朝的文学与文化。这种对话已经超越了具体的说教与辩论，而进入到言传身教的境界。正因为这样，那些北朝的王公贵族才对这位来自于敌国的大臣那么优礼有加，倾心感佩。如果没有精神人格与才学盖世的诱惑，他们也不会对庾信如此礼遇。如果庾信一味巴结讨好北朝贵族，反会被他们所鄙视。《周书·王褒庾信传》中记载：“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这种周旋的过程，也就是对话与交流以及互相影响的过程。现在看到的庾信的作品，也不乏这一类题材。这反映了庾信早年作为宫廷文士的积习，那些宫廷生活与应景之作对他来说轻车熟路。但是他更多的是以其思想来影响北朝有志文学的王公贵族。比如在《谢赵王示新诗启》中，他提出：
八体六文，足惊毫翰；四始六义，实动性灵。落落词高，飘飘意远。文异水而涌泉，笔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岩，可使云雾郁起；济之江浦，必当蛟龙绕船。首夏清和，圣躬怡裕。琉璃彤管，鹊顾鸾回；婉转绿沉，猿惊雁落。下风倾首，以日为年。犍为舍人，实有诚愿；碧鸡主簿，无由遂心。寂寞荆扉，疏芜兰径。骖驾来梁，未期卜日；遣骑到邺，希垂枉道。（《文苑英华》卷八五六。）
当时的北周文帝宇文泰之子赵王宇文招经常将新诗呈送给庾信看，庾信照例在读后要表示感谢，因此而写了一些启。在这篇启中，庾信首先提出“四始六义，实动性灵。落落词高，飘飘意远”。这里的四始六义即指儒家的诗学范畴，强调的是儒学的诗教意义。庾信认为，儒家的诗学是鼓动性灵、产生诗意的动力，这与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中的“《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的观点相同。接着才是称赞赵王诗作的语言。虽然难免有一些吹捧的俗套，但确实也表明了庾信以诗教影响北朝贵族的思想，这也是一种对话与交流。当然，庾信与刘勰相仿，主张将诗学精神与建安风骨和正始之音联系起来。比如他在《赵国公集序》中就提出：
窃闻平阳击石，山谷为之调；大禹吹筠，风云为之动。与夫含吐性灵，抑扬词气，曲变《阳春》，光回白日，岂得同年而语哉？柱国赵国公，发言为论，下笔成章，逸态横生，新情振起，风雨争飞，鱼龙各变。方之珪璧，涂山之会万重；譬以云霞，赤城之岩千丈。文参历象，即入《天官之书》；韵涉丝桐，咸归总章之观。论其壮也，则鹏起半天；语其细也；则鹪巢蚊睫。岂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焰焰宵飞，南斗触蛟龙之气。
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颂》，谐和律吕，若使言乖节目，则曲台不顾；声止操缦，则成均无取。遂得栋梁文囿，冠冕词林，《大雅》扶轮，小山承盖。
庾信在这里开始盛赞宇文招的诗作富于文采、富于变化。这里面固然有许多溢美之词，但庾信接着笔锋一转，从历史传统中追溯宇文招诗作的价值。庾信认为屈原、宋玉与苏武、李陵之诗所以为美，是由其不幸的身世所造成的，而建安、太康以来的文学创作，丧失了风骨气质，变成了雕虫篆刻，不足以道。这里实际上是借题发挥，通过对宇文招诗歌的评论发表他对文学发展精神的评价。庾信晚年超越了他早期的文学审美趣味，而回归了诗骚精神、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杜甫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可谓深中腠理。庾信晚期文风的悲凉苍劲，也是这种诗骚精神与汉魏风骨的实践产物。
这种创作精神与文学思想，在庾信的《哀江南赋》中达到极致。这是一篇用赋体写的梁代兴亡史和作者自传。赋的名称当从《九歌·招魂》中“魂兮归来哀江南”演变而来。从这篇赋中可以看出他对梁代的覆亡充满了悲悼之情。文中用了一系列典故，自伤身世，其中有“日暮途远，人间何世”，“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诸句。在这首赋序中，庾信提出：“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庾信在文中明确提出自己的创作唯以悲哀为主，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诗可以怨的思想的发展。庾信通过自己的创作体会，论证了钟嵘《诗品序》中提出的“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的论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赋序的最后，庾信呼吁：呜呼！
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赋中将陆机与张衡的典故引作自己的知音，说明自己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心声。“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两句说尽了中国古代文论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关于文学产生的最深层的动因说，即文学缘于个体的感受与激活。钱锺书《谈艺录》云：“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若《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皆居南朝所为。及夫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惟《象戏》、《马射》两篇，尚仍旧贯。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而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3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