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越敢言朋友越多。也怪了，连我们的民族古训都说是“话多必有失”，可晓声越敢言，他的朋友越多。从执政党、民主党的高级官员，到家门口卖菜的、修鞋的小贩；从文坛的男女老少作家们，到居民区的老少爷们儿；从老相知到新朋友；从陌生人到自己的家人、兄弟姐妹、远亲近戚，大家都很喜欢他，人人都把他视为朋友，愿意把知心话跟他说。在晓声的单位北影厂，有时小青年们跟某个领导发生了冲突，润滑剂就是梁晓声，他既能上上下下抹抹稀泥，又能抹下脸来批评。有些事，别人批评不得，他说话，就没人敢闹，这当然也是源于他的自律，比如好几次评职称时，他自己就先让了，所以他到现在还是“二级作家”。有不少名片上印着“一级作家”的“作家”，读者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还有时，晓声还会有“艳遇”呢，厂里的一群女孩子唧唧喳喳叫住他，说是看他心事重重的，要和他谈谈心，开导开导他，别有什么事想不开……
我总结，这些都是源于晓声对人的善意，他的话，即使是怒发冲冠的批评，出发点也都是善意的，希望人们弃恶从善，逐渐地修炼自我，变成一个好人。而人类，绝大多数，都还是愿意做一个好人的。
敢言，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
五
下面我该说到晓声的作品了。
晓声是新时期的作家，成名很早，又一直在奋笔疾书，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90年代，所以他的作品很多，大大小小的著作已有几十本，除了广为人知的《年轮》等以外，我还读了不少在文学圈内引起重视的作品，比如长篇小说《浮城》、中篇小说《学者之死》等等。但我最喜欢的、最有心灵感应的一本是《九五随想录》，所以重点谈谈它。
这部书在1996年春季出版，迅速“大红大紫”，不仅在新华书店和一些图书馆作为“要目”荐出，而且在北京（外地我不知道）的各个小书摊上，也赫然身居要津。换句话说，它的影响早已远远超出知识界的范畴，而走入到普通老百姓的心中了。
其实已经毋庸赘言，前面说的晓声为人的特点，也就是他这部作品的特点。《九五随想录》，更确切地说是他在和你促膝谈心，十分坦率地把他对这个急骤发展变化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既充满着旭日东升的希望，又呈现着江河日下的躁动的转型期社会的看法，娓娓地向你和盘托出。你能强烈地感觉到他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也是行动上做的”，如今这种作家已经不多。这部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流畅好读。有好几个晚上我都读到半夜两三点，好像字字句句都带着钩子，在拽着你一口气读完。晓声的书一般都有这个特点，他从不故作高深，像有些作家那样，为显示自己的学问而尽搜生僻冷僻词，把文章做得高深莫测。相反，晓声极为重视平实，要想到自己是写给普通人看的，要能让他们接受。这种写作姿态，又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个“平民作家”。
我最受震撼的一文是《伤心一跪》，没卒读，我就感到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激愤得不能自持。一个外国女老板，竟可以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肆无忌惮地命令中国工人向她下跪，这件事若发生在100年前还可信，可是却偏偏就发生在当下的、我们每个人都正生活其中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噩梦，以晓声那种宁折不弯的性格，我能感觉出他写作时会是怎样的“义愤填膺，有泪如倾”！
我最佩服的一文是《答×小姐问》，面对某日本小姐为其****的辩护，晓声毫不含糊，义正词严地迎头痛击之，坚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这是近年来很少见到的痛快文字。
我最受感动的一文是《我和文学》，这是晓声至真至切的少年辛酸泪，仅仅因为穷，他的整个小学时期是在备尝艰苦、备受歧视的压抑中度过的，他从来就没有过幸福的童年。我很赞成是文中他那种敢爱敢憎、不为日月所湮、不为当事者所讳的直率——不知道当年那么深切地伤害过他的班主任是否还活着，她看到此文会作何感想；也不知道天下的老师们能否引以为戒，让这样的悲剧别再重演。可痛的是那位阳光一样温暖的语文老师已被折磨至死，不然的话，她将感到多么欣慰！
最吸引我的一文是《感觉日本》，晓声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信息量极大的当代日本万花筒：那几位令人尊敬的严肃学者，那位来中国求学的穷人家的女孩儿，那些性耻辱感已经消失了的女人，还有丧失了生活目标的一天到晚泡迪厅的现代派青年，在这些光怪陆离的社会怪现状面前，我们既得到了认识，也得到了启迪，还留下了思索：人类的幸福之路，到底应该怎样走？
……
因为篇幅关系，我不能再详述下去。合上这部不算薄的《九五随想录》时，我想的是，“大红大紫”自有它的道理，读完这部书，令人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再深入地说一句，“大红大紫”来源于这是一本反映了人民心声的书。
六
我知道，现在人类早已过了“英雄崇拜”的年代。无论你是谁，你若在这一抬手就将推开21世纪之门时，还在说你“崇拜”谁谁，那只能说明你“小儿科”。为避免被人嘲笑，我自动降一格，改“崇拜”而为“钦佩”。
我特钦佩晓声身上还存有的某种精神，比如自律精神是也。可据说这已经是属于人类的史前期行为，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了。
全国许多报纸都刊登了梁晓声公开接受批评的一则报道：
广东一位女读者读了晓声的新作《恐惧》之后，用激烈得近乎挖苦的言辞，尖刻地在报纸上给予批评。晓声看到白纸黑字后，非但没有暴跳如雷，没有加以辩解和组织反击。组织反击也很正常，理由如下：第一，愿为晓声摇旗呐喊的文友多多，哪个都能充分地论证出《恐惧》之所以要那么写的合理性和高明之处；第二，你批评者用那么尖刻的言辞干什么，想借骂名人出出名是怎么着；第三，你说晓声写得不好，你拿出来一个试试；第四，你肯定有什么私人目的或者受谁指使；第五……不，梁晓声绝不是那样的人，绝不会那样行事的。他只会本着“有则改之”的态度闭门思过，“斗私批修”，直至做出了彻底放弃两个“三部曲”写作计划的决定，尽管其中一本已经写了十五万字，按稿费来算可得万把元钱。
这已使人钦佩了不是？然而晓声自己倒还没有完，他用一种在某些人看来只能是属于“理想主义”的精神对待自己，思过、改过之后，没有私下里悄悄给批评者写一封信说明了事，而是将信函投书报社，公开进行了自我曝光——这等于是向文坛和全体读者作了一个检讨，对于他这样早年成名的中青年作家来说，迈出这一步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也像许多文友一样，至今不明白他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坦白说，我们大家可都没有这种大无畏气概。
是呀，现在早已不是昔日那个“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年代了（叫我爆发革命，你呐），也不是整天“斗私批修”的年代了（叫我斗私批修，你自己怎么净违法乱纪），“从我做起”也不怎么太对劲儿（光让我做起，你怎么不做呐？谁来监督你），“清洁精神”“红色情结”“唯精神论”“摒除物质主义”等等提法、做法，也都有各种争论，都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审视和理解。我认为这当然是好事，说明了社会的开放度加大了，社会的色彩更加五彩缤纷，社会思潮滚滚向前，人的精神天地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扩张。可是我也有所保留，还怀恋着过去年代中那些崇高的东西，觉得不能全都一扫而光。比如：
欢迎批评，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三省吾身，善良为本。自我修炼，见贤思齐。
自知之明，不骄不躁。谦虚谨慎，平等待人。
路见不平，伸张正义。助人为乐，与人为善。
干了好事，不事张扬。犯了错误，不加掩饰。
有了荣誉，不争功劳。见了利益，不动私心。
不吹大牛，不说假话。不玩花活，不搞欺瞒。
多做少说，甘于奉献。老老实实，埋头苦干。
还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君子慎其独也。
知耻近乎勇。
忍辱所以负重。
知止所以不殆。
……
类似以上种种，都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全扔了，会怎么样？
“我想象不出来有多么的可怕！”晓声说。
“所以，我们总还是应该坚持点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沉思着。
同时，也就一边坚持着做了下来。我想，这就是他能够像朝圣者一样自律的原因所在吧？虽然并没有多少人为他叫好（我们民族似乎更习惯于喝倒彩、起哄、唯恐天下不乱和浑水摸鱼），但是，人最不能欺骗的，是他自己。
七
作为梁晓声的钦佩者和朋友，公正地说，他也有不少缺点，经常引起我们大家的群起“批判”。
比如有一次聊天，晓声很不经意地说，他喜欢简洁，平时在家里，看到妻子焦丹在墙上挂一个小花篮，都要说服她拿走，因为“摆那玩意儿多累赘，时间长了还要落很多土，还得收拾”。
作为一个女性，我立刻指出，你这样做可没道理，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你不但不应该打击人家的这份儿情致，相反还应该大加鼓励。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人人都唯恐生活不丰富多彩，哪还有你这种人，还要限制人家……
他摇头，又不以为然地补充了一个例子：说是某一天他看见焦丹的头发长了，就提醒她说，我扫地的时候，可发现咱们家地上有长头发了，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剪一下？焦丹就说，那好，等我哪天有时间，去理发馆剪一剪。梁晓声同志竟然说：“你不知道我做事喜欢痛快吗？来，拿把剪子，我现在就给你剪吧？”
我立刻又叫起来：“你说剪，焦丹就让你剪了？！”
晓声说：“啊，当时就剪了，我的技术还不错呢。”
我说：“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是说，你干吗要限制人家留长发呀？你不知道女人多看重自己的头发吗？你怎么会在家里犯这么多低级错误啊？”
梁晓声根本不承认：“这怎么会是错误？我说的都是对的呀！”
他的确不认为自己是犯了错误，相反没准还认为焦丹特感激他呢。说实在的，焦丹可真是梁家的贤妻良母，就这么迁就和纵容着梁晓声同志，简直把他都惯坏了。
大名鼎鼎的梁晓声同志一点儿也不会生活，他最向往的就是住到一个农家小院，小炕桌往炕上一支，不受干扰地写作。窗外可以有一小片菜地，养上一只奶羊，再养两头小毛驴，文友来时，可以赶着驴车去接……
这种向往，当然在现阶段还只能是想想过一把瘾，但此种潜意识落实到现在的生活上，晓声对人间烟火的需求就是少而又少的了。他家后面那一条农贸市场街，吃穿用都有，足够满足他的需求了，他穿了好几年的一件绿不叽叽的夹克，就是他花25元在那儿买的，“又方便，又便宜，穿起来也挺舒服的。”后来有一次牙疼，晓声舍不得时间，竟也奔向农贸市场，让马路上的“牙医”给治，结果当然是被骗走几百元钱又越治越疼了事。
焦丹对他这种低级错误是爱恨相间而又爱莫能助，只好在他下楼可能要经过农贸市场时，悄悄掏空他的衣兜，再公开施以警告：
“不许买啊……”
焦丹对晓声的“不许”，大概仅此一项，其他时候，她都是一副大将风度，包括晓声给他的弟弟妹妹们、表哥表弟们寄生活补贴。这种出手都不是小数字，按照晓声的说法，他要供养四五个家庭的生活，有时还要加上盖房子之类。这种一连几年的供养不会是轻松的，晓声又不是商人，他靠的是稿费，稿费靠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靠的是呕心沥血！晓声是太用功了，以至于年纪轻轻就得了很严重的颈椎病，人又瘦，脸上熬得“满面尘灰烟火色”，连朋友们都调侃“为了全家的幸福请梁晓声先生学会爱护自己”，焦丹能不心疼？可她就是举止得体，落落大方，分寸有度，“大家气象”，这最后的词是李国文先生给的，语出自《我真佩服》。
叶楠先生有话：“晓声这辈子活得可真有点儿冤枉，他付出的这么多，比别人多出好多倍，得到的又这么少，比我们大家的平均值都少，这一出一进，相差得实在太多，叫我都觉得很不公平了。”
晓声听了，慢腾腾也不吭声。等大家鸡一嘴、鸭一嘴、喜鹊一嘴、老鸹一嘴，把各自的意见都尽情地表达完了，才蔫蔫地说：“可是我觉得我也得到了呀——愉快——就这样做，我才觉得最愉快。”
4.感受晓声
何镇邦
梁晓声说起来是我的校友，以前，又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但是一旦想执笔写写他，又觉得没多少具体的事可写。对于此，更多的是一种机械抽象的感受和印象。于是，只好写点对他的感受和印象。
我是搞文学评论的，但是对于我的学弟梁晓声的作品却从未评论过，这并不表明我对晓声的创作不关注，对他的作品不喜欢。相反，对于并不成为我的评论对象的作品，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却读得更投入，更带客观色彩。对晓声早期写知青生活的作品，我正是持这种态度去读的，读得很投入。对于《雪城》这部长篇小说是这样，对于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更是这样。尤其他作为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年轮》，我不止一遍地观看过，且都被深深地感动，每当听到电视剧中的那首主题歌，心情就激动不已。我是赞赏晓声的人生态度和写作姿态的，也是赞赏他作品中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平民态度的，我就晓声的创作想说的话，只是没有写在我的文学评论中而已。我想，有一天会找机会补上的。
晓声的作品有一个相当广大的读者群，这一点我也有同感。前几年，我有一位侨居美国洛杉矶的亲戚回国探亲，偶然间在《钟山》上读到梁晓声的中篇小说《尾巴》，喜欢得不得了。不仅要求我约个时间见见作者，且有把此作品搬上银幕的打算。后来，我约了晓声同他们夫妻见了一面，且就《尾巴》改编的有关事宜进行了磋商。
此事后来虽然未果，但由此可以看出喜欢梁晓声的读者之多，连回国探亲的文学圈之外的读者偶然间翻翻杂志都被梁晓声的作品吸引住了，仅此一例，就很能说明问题。
作为一位朋友，晓声是热心的，也是可以信赖的。我同晓声之间联系不多，算不上深交，但有什么事求到他，他总是二话不说就办的，有些尽管是相当为难的事。作为这次想请出他作为“名家侧影”这一专栏的被聊的对象，就使他感到相当为难，但他还是痛快地答应了，并且很快把文章、相片、签名等寄了来。其他的一些事，也总是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的。从我的切身感受来说，晓声绝不是什么“无冕皇帝”，也不是什么不讲朋友交情的无义之徒，而应该说是一位很能为朋友着想的重视友情的人，是一位具有平常心的平民作家。
晓声是我母校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由于当时时代的限制，在校时读的书不多。可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跨出复旦大门，尤其是后来进行创作以来，他是很注意读书做学问的。他区别于那些专门写作的写家，而是善于读书和思考的学者。这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出版的不少随笔集中看出来。最近，听说他辞掉儿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职务，跑到北京语言大学去教书，最初感到惊愕，后来就感到很自然的了。因为，按照梁晓声的性格和长期以来在学问上下的功夫，到大学任教是顺理成章的事。值得指出的是，晓声不是像某些作家那样到大学兼职当个教授或院长什么的，赶个时髦，图个名声，而是把“口粮”转到大学里去，开门课，认认真真地教书做点学问。这实在不简单。前些时候接到晓声的一封短信，说他这学期开了课，一开学就要上课，比较忙，有事找他可以打他夫人焦丹的手机再转告他，可见他教书也相当的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