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知识分子或作家之放逐，其情境往往是象征性或隐喻性的。而作为个体写作者，“属于一个国家社会的人，可以成为局外人或局内人，前者属于精神上的流亡，后者属于地理∕精神上的流亡。”“古往今来，流亡者都有跨文化与跨国族的视野”。①① 王润华：《越界与跨国：世界华文文学的诠释模式》，见《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18日。更重要的是，个体的流浪写作，有可能为我们和世界提供一个比较真实的，甚至是令人叹为观止且又容易传达出属于该作家那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情感、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的东西。放逐于海外的华文作家，由于拥有双重视野，其观察力和透视力所引发的，往往是一种新的思考和审视，这种跨国建构的文学性放逐话语，是与自身或群体现状处境相分离的生活方式、话语方式和精神形态，是从生存地域到精神地域的相隔离。在这里，“放逐话语”可以理解为精神处于分隔状态中产生的话语方式，有着自身的精神地域。文学作为特殊的文化行为，在审美状态下展示着作家自我生存状态、人生境遇和人性自觉的追求，会让来自不同层面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心灵沟通与碰撞中，扩大精神领域空间。海外华文作家创作的文本，除了对萦绕于个体生命中民族文化情结的浓郁眷恋外，更以纯粹的个体生命立场去寻求自身文化的闪光点，继而清醒而透彻地重审自身的传统文化，在更为宽广的东西文化视野中寻找对象，以显示文化整合中的生命图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流浪作家的优势，在于书写的文本所具有的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多重经验，并能满足人类普遍需求的期待视野。这反映在文学母题上，则饱含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再现或建构。对此，高行健深有感触地道出：“西方对我并非坏事，相反的为我提供了更多的参照。我在国外完成的《灵山》与《山海经传》，已经了结了所谓‘乡愁’”。前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引发的感受，后者则是对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思考，他都费了多年的心血。人一旦远离祖国，有了某种距离，有时写起来倒更为冷静。中国文化消融在作家的血液里，传统中国文化的正面与负面，由作家自行清理。当然，即便放逐，作家心灵深处依存着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从而有别于西方作家的心态与姿态。
海外华文作家进入放逐话语的语境中，包含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追求，并显示出某种独特的张力效应，同时也包含着作家对现有的文化现象的本质性审视和理解。比如客居美国40多年的白先勇，尽管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淘洗，也存在着所谓“距离”和“区别”。但漂泊的情感体验作为内在文化心境，一经触发，其作为华文作家的创作姿态、情感结构和思维方式，便随之拓展、开放和丰富起来。他把域外“苍凉浩茫的人生感中所包含的对命运从容无奈的把握，对生死离别、起落兴亡的深沉而豁达的观照”，都“自由自在地糅合在异域生涯的传统心灵的呈现中”。他来自激情与自由的放逐话语孕育出来的《纽约客》《第三只手指》以及《谪仙记》《树虽如此》等文本，都是自身生命体验、民族情感和文化传承的人性化展示，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文化“在场”。这说明，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化母题，在中华文化构成的坐标系上，具有相当丰富的、带有创造性的文化内涵。同样表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在进行现代性转换的过程中，唯有以语言为载体作用之下才能得以实现。“放逐，放逐”而又“乡音难改”，语言是民族文化之根，在异质的语境中不仅仍富有独特的魅力，而且具有了汉语言文学超国界性、超民族性及超文化性的价值意义。
（四）远行天涯与放逐诗学
漂泊远行的生存处境，也成为放逐于海外的华文作家的生活方式之一。
其实，每个人都在路上，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以何种方式放逐，有一点是相似的，即彼此都远离一个情感上认同的家，尤其是从曾经熟悉的地方迁徙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带，都有可能产生诸如语言、文化、种族、生活习俗、空间距离等方面的疏离感和漂泊感。特别是那些初来乍到的“外来人”，一种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感显得甚为强烈。尽管身份认同带有历史和社会影响的烙印，但在放逐的远行中，人们首先关心的不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我，而是迫切让身份获得认同。人一旦成为某种非中心化的主体，常常难以感知自己与现在、过去乃至未来的切实关联。这时，个体生存会因此而失去内在的依托，以致陷入漂泊孤独的窘境，形成一种沉重的焦虑感。透过这种焦虑，可以折射出社会背景转换中海外华文作家漂泊放逐的心路历程。
漂泊中的远行，仿如从一个点向另一个点不断移动的过程，以这样一个个的坐标点来定位生活，或许方能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所处的位置。而在指向未来坐标的方位上，即使现实以忧思和焦虑来回报这种对于理想和愿望的追求，但正是文化的无所不在，改变了人类数千年对精神、物质以及自身生存意义的认知或界定。因此，放逐母题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值得关注的话题，涉及和包涵着在生活经验、工作、教育、阶层、语言等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因素中，也包涵在某些重要的命题中。而文学作为一种倾诉手段，一旦寻找到通往灵魂出口的通道，必然会反映出这种迁徙、放逐以至生存发展的种种人生经验和精神诉求，“为我们原本属于专业性的飞行——或者说漂流——提供了极大的加速度，将我们推入孤独，推进一个绝对的视角：在这个状态下只有我们自身和我们的语言，而没有任何人或物隔在两者之间。”①① 布罗斯基：《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见《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538页。如果说，漂流是人的某种精神（本质）状态，而获得“绝对的视角”之于漂泊或流亡中的写作，挟带无所置措的失重感；那么，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将身体和精神的流亡与母语彼此在互动中同呼吸共命运，其所提供的生命图景和精神镜像，似乎就是一种有意味的放逐诗学。漂流海外的着名诗人杨炼在澳洲期间，曾面对悉尼海岸上那座耸入蓝色的峭壁，看海鸥在下面，一群雪白的幽灵无声滑行。“我坐在岩石上，看海。而大海、涛声，和漂泊者的命运，都在一刹那突入一首诗。”他在一篇随笔《因为奥德修斯，海才开始漂流——致〈重合的孤独〉的作者》一文中就这样写道：
是谁使“漂流”有了意义——海，还是奥德修斯？在我看来，是后者揭示了前者的距离。因为漂泊者，海的波动加入了历史。因为被写下，诗，有了源头。如此，诗人命中注定，不肯也不能停止：以对距离的自觉创造着距离。在中国，你写“把手伸进土摸死亡”（《与死亡对称》），黄土，带着它的全部死者，延伸进一个人的肉体；在国外，我写“大海，锋利得把你毁灭成现在的你”（《大海停止之处》），每天就是一个尽头，而尽头本身却是无尽的。从国内到国外，正如卡缪之形容“旅行，仿佛一种更伟大、更深沉的学问，领我们返回自我”。内与外，不是地点的变化，仅仅是一个思想的深化：把国度、历史、传统、生存之不同，都通过我和我的写作，变成了“个人的和语言的”。……你不可能取消距离，你应当扩大它，把它扩大到与一个人的自我同样广阔的程度，孤独，被扩大到重合的程度：一个人的，许多人的：中国的，外国的；这里的，别处的；此刻的，永远的一个人的处境。
多么意味深长的文字！在杨炼看来，既然所有的诗人只面对了同一个现实：作为词，同时作为词的反叛。生命，必须以一首首诗的形式来完成。倘若杨炼这种通过“我”和“我”在漂流中写作还远未结束的话，那么，以诗的形式来完成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我认同。也因此不管身处何方、何种境遇、以何种方式放逐，诗人始终没有放弃对于母语的探寻和书写，并转化为个人的和语言的。这可视为诗人“此刻的”诗学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