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应关注的主题，应是历史事件。历史事件的特征是反射性的，即其两种功能会同时相互作用；要认识它则必须具有“可错性”的信念基础，并把它当成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否定经济运行中“均衡”的确定性分析或逻辑性分析；还意味着应关注经济的动态分析，特别是经济波动转折点的分析。
第二，索罗斯彻底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那么他是如何来进行社会经济分析的呢？索罗斯根据其反射思想，构造出了其分析的基本概念框架，他把社会经济状态分为三种类型：近似均衡、静态不均衡、动态不均衡。
近似均衡存在于开放社会市场经济，其特征是，人们的认知和参与功能之间的反射作用，表现出使思维和实在不至于分离太远的状态。这时人们能够从经验和教训中学习，并能根据主流的观点作为行动的基础，同时有一重要的过程运作其中，使得人们的偏见得以矫正。虽然完善的知识依旧无可企及，但存在一种朝向均衡的趋势。这种状态是开放社会市场经济一种特质，可看成是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常规”状态，人们一般在自己的经验中非常熟悉它。近似均衡状态虽然波澜不断，仍属经济的相对稳定状态，可与经济的“均衡”状态对应。通俗地说，就是物质、精神高度一致，二者相互适应。
静态不均衡是一种极端动态，主要存在于封闭社会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其特征是，参与者的思考与真实情况相差很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的差距将越变越大。这是因为一个封闭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已并入其体制中运作，而偏见不会依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自我调节。这种体制试图把实在镶进其概念框架之中，即使情况无法改善也难以放弃。在教条盛行的环境下，社会经济状况变得非常僵化，又由于缺乏矫正机制，实际情况却越来越远离人们的预期。当然，思维与实在的远离不可能无限下去，一旦矫枉过正，其冲击力将是毁灭性的，或者说经济波动将是十分剧烈可怕的。静态不均衡可以看成那些经济波动巨大、波幅震荡时对应的动态过程。通俗地说，就是过于夸大精神的作用，夸大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得精神超越、严重偏离了物质的实际发展水平，到最后不得不破坏性地回归物质，如大跃进等。
动态不均衡是另一种极端动态，主要存在于开放社会，其特征是：开始人们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差距变得含混不清，反射功能逐渐趋强，实际状态也开始变得不稳定，参入者的价值体系开始瓦解，特别是在人们价值观变化与事件之间的演变中，有一种共同的自我强化互动，事件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以至于参与者的理解力跟不上而使情况的状态失控，最终演变为所谓“盛衰过程”。动态不均衡可以看成一般市场经济下，出现较大经济波动时对应的动态过程。通俗地说，就是物质精神在相互影响中有时候保持协调，有时发生偏离，偏离的时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3.结果背离预期——反射性理论对金融市场的解释
索罗斯认为反射性概念和可错性假说更确切地指出了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本质，他把金融市场解释为一个结果背离预期的历史过程。
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从属于社会学范畴，金融市场的运行受主体思想的影响，在思想与表象的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独特的规律特征。在金融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认识并进而采取的行为，会对市场的运行状态产生影响，有时甚至是显著的影响，比如，在股市上经常出现的追涨杀跌，即“参与者可以用自己影响他们本人或其他参与者的决策的思想和观点来更直接地影响现实”。由于存在着一个双向反馈机制，参与者的观点和事件的实际发展进程都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在金融市场，正是由于参与者思想的影响，以及金融市场表象与参与者思想之间的相互影响（反射性），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要比自然规律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不能简单地移植于从属于社会学范畴的金融市场。
基于这样的判断，索罗斯明确指出，波普尔的科学发现模型是不能应用在反射事件上的。而且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不够资格享有我们给予自然科学的地位。他反对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理论和均衡理论。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由于有人的参与，市场与人处在交互作用中，由于人对市场的理解、认识是不完全的，因此，不会产生完全竞争，从而市场也不会达到均衡。因为完全竞争理论的假定条件之一是买主和卖主对目前的市场状况有完全的了解，而竞争则是实现均衡价格的前提。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在短期的均衡中，厂商可以获得超正常利润，也可能发生亏损，但在长期均衡中则只能获得正常利润。而均衡是市场中的多种变量保持不变时的一种状态。
根据索罗斯的哲学理论，完全竞争理论和均衡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参与者对市场的理解是不完全的。他认为，供需曲线的形状不能视为独立而既定的，因为“供需二者均包含了参与者对未来价格的预期”，而未来价格又是参与者“本身的预期造成的”，这就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互动、互为因果、双向反馈机制，供需曲线的变化反射性地影响着人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而人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又影响着供需曲线的变化。由于人们对市场理解的不完全性，人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也具有不完全性。这就使得未来的价格总是偏离人们的预期，而这种偏离反过来又影响着供需曲线的变化，使未来的价格偏离均衡价格。
索罗斯极力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过于迷信市场的做法，市场原教旨主义采取一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判断方式，认定自由市场是完美的，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会干扰市场机制的效率，因此必须加以抵制。索罗斯认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只适用于一个完美的世界。
4.开放社会理论——反射性理论对开放社会的倡导
索罗斯正是从反射性概念、可错性假说和对原教旨主义的批判走向了“开放社会”理论。
他认为“开放社会”的思想基础是：我们的理解是不完善的，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必须满足于一个次优选择：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它随时接受改善，并力求得到改善。按照索罗斯的哲学，开放社会的思想基础是承认认识的不完备性，所有人类构筑的东西都是有缺陷的，尽善尽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一个随时愿意接受改进的、不完美的社会自由、民主、法制、人权、正义和社会责任是开放社会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开放社会概念与市场经济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虽然索罗斯极力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但他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他反复强调，市场经济在满足个人利益方面是相当成功的，没有什么别的能够替代它。同时，他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是开放社会所必需的。市场自身的缺陷和社会正义的需要，使政府干预经济产生了合理性；索罗斯还把民主国家联盟和民间社会作为推动开放社会的重要步骤。
尽管索罗斯的思想存在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反射性理论确实是对认识论理论的极大丰富。索罗斯是第一个从认识论的高度来强调反射对认识过程有巨大影响的人。传统哲学对物质和意识、客体和主体这些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是在十分简化和抽象的状态下进行的，虽然认识到意识到对物质有反作用，主体可以能动地改造客体，但是我们没有从认识论的角度去深入研究这种反作用对整个认识过程的影响有多大，这就给认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他思想的闪光点在于他把抽象和深邃的哲学思想较为具体和成功地应用于经济和金融等领域，尤其他对金融市场的独特解释和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趣味延展
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曾对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了一场暴风骤雨的袭击，最后泰铢全面失守，紧接着，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度尼西亚盾兑美元的汇价也狂跌不止，而索罗斯选定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香港。
1997年的香港回归，被索罗斯视为一个绝佳的暴利机会。他联络了全球各国的几家大型基金，秘密地开始买入香港股票，使得港股从1996年的低点开始不停地上涨，引发港人疯狂地追随，恒生指数一再突破新高。
索罗斯在1997年上半年不断推升股市，接近最高点时，分散隐蔽，但不断地开了大批6月底交割的股指期货的空单。港府一直紧密监视着这股神秘的力量，越临近7月1日，港府对于对方的动机和操作策略越是一清二楚，一场金融大决战即将开始了。
到了1997年的上半年最高点，恒生指数达到了16000点之上的历史新高。而随着回归日的临近，索罗斯指挥着他的联合军团，开始了有步骤地股票高位出货。其股票的出货是不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他的策略是以股指期货的空单收益来赢利的。
决战的日子是6月28日，在此之前，恒指已经被压到了万点之下。而此时的散民已是一片悲哀。港府的高明之处在于不露声色，不托盘，任由索罗斯打压并主宰市场，麻痹对手。
28日一早，索罗斯的股票抛货就开始不断地稳步释出，压迫恒指持续加速下跌，引发崩盘的恐慌心理，加入逃命的散民无数，帮助他压跌指数。而当跌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4000多点时，散民已经是欲哭无泪了。索罗斯眼看胜利在望，却发觉开始有一股神秘的资金，不声不响地把无数的抛盘照单全收了。他开始紧张起来，发动了盟友们的全部股票存货狂砸（不记成本地抛，绝对是赔本在卖出），可是神秘资金还是不动声色地收下，却绝不拉高。还不到收市，港股成交就已经创了历史天量。当他的存货几乎抛光后，恒指却在4000点之上死活不退。而当他向交易所借股票意欲再继续抛空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不借。
到了下午，大盘开始反攻，神秘资金将股指持续推高，而索罗斯的联合军团内部开始出现反水的，背着他加入了对方。到收市时，港股几乎全部收复了当天上午的失地，索罗斯没想到港府出手，大意失荆州，股票损失加上股指期货损失，真谓损失惨重。
1998年5月，索罗斯带领国际投机资金再次扑向香港，并放言要将香港变成其提款机。
1998年8月28日，这也许是香港自从有股市以来最漫长的一天。上午10点整，交易正式开始。开市后仅5分钟，股市的成交额就超过了39亿港元。半小时后，成交金额就突破了100亿港元，到上午收盘时，成交额已经达到400亿港元之巨，接近了1997年8月29日创下的460亿港元日成交量历史最高纪录。
下午开市后，抛售有增无减，港府照单全收，成交量一路攀升，而恒指和期指始终维持在7800点以上。随着下午4点整的钟声响起，显示屏上不断跳动的恒指、期指、成交金额最终分别锁定在7829点、7851点和790亿港元三个数字上。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ChangingFortunes
《时运变迁》
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PaulA.Volcker/ToyooGyohten
名著导读
《时运变迁》的两位作者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货币金融方面的顶尖级人物，保罗·沃尔克1979至1987年在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中担任美联储主席，另一名日本作者是国际事务次官、日本东京银行董事长、国际货币事务学会会长。而该书从20世纪60年代写起，围绕美元和美国经济变革，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即是沃尔克卸任美联储主席时。
该书是投资者理解外汇市场乃至国际金融市场的入门书。在此之前，正如此书的作者沃尔克所言，“如果你不能理解教授正在说什么，你就不该排除这些话有不正确的可能”。由于外汇市场容量巨大，难以操纵，很容易被自由派经济学家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
20世纪6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实行的是美元与黄金对接的金本位制。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面临强烈的贬值要求，不得不打破固定汇率，金本位制也同时消亡，浮动汇率体制开始了。20世纪70年代，浮动汇率的成熟，经济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沸腾时期之后，开始下滑，石油危机爆发。20世纪80年代初，石油危机下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下滑继续深陷。保罗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推行强硬的紧缩货币政策，美元逐渐回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衰退结束，新的持续增长开始，但美元汇率高企造成贸易逆差加剧。此时，保守主义思想抬头，以控制美元继续升值的广场协议，由财政部推出，美元随之贬值，超级美元走向衰落。本书将加深你对20世纪国际金融市场的理解。
通胀是个道德问题。因为政府完全可以控制货币发行量，他们给通胀找的所有借口都是愚弄大众。维持币值稳定，是政府的责任。
——保罗·沃尔克
在沃尔克看来，一百多年来唯一有用的“金融创新”就是自动提款机。
——《TheWeek》杂志
理论精读
1.“特别提款权”——颠覆布雷顿森林体系
沃尔克解释了特别提款权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终结的缘由。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特点是，其主要成员国互相之间保持汇率稳定。具体操作如下：金价定在每盎司35美元，但美联储只允许其他成员国的央行在美元与黄金之间自由兑换，其他组织和个人不能自由兑换。其他成员国的货币都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即与黄金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这与“金本位”的运作很相像。所不同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充当了黄金，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硬货币”。在固定汇率机制下，各国的货币政策都要服从于汇率政策，都被捆绑在一起，不能独立地针对各国的特殊情况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