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爆发的美元第一次危机，暴露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一国货币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改革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美英为一方，为了挽救美元、英镑日益衰落的地位，提议创设新的储备货币以防止黄金进一步流失，补偿美元、英镑、黄金的不足，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需要。而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六国则认为，不是国际流通手段不足，而是“美元泛滥”，通货过剩。因此强调美国应消除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并极力反对创设新的储备货币，主张建立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储备货币单位，以代替美元与英镑。1964年4月，比利时提出了一种折中方案：增加各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动提款权，而不是另创新储备货币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国际流通手段不足的问题。
就像沃尔克所说的那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结束的那段日子里，特别提款权的创建是另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它太具技术色彩了，而特别提款权毕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账目上一种抽象的、无法交易的记账单位。政治家对特别提款权持有一种普遍喜欢的观点，因为他们简单地认为当创造出特别提款权时，日本的储备将会有所提高，这将降低该国的外部虚弱。有些官员存在着某种担心，即如果特别提款权的创造变得过于轻易和武断，将会使世界经济带有通货膨胀的倾向。……结果并不像日本官员所希望的那样严格，但并没有出现强烈的反对意见，其原因在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特别提款权对于整个世界经济而言是一种良好的手段。”
1967年9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通过与会国的一致同意，建立了一种特别提款权，即SDR。人们对这一具有想象力的新工具寄予厚望，很快就被称为“纸黄金”，但它既不是纸，也不是黄金；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机智的人所言，特别提款权“既非铸就的，也非印成的”。实际上，特别提款权只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机信号中找到，而对启动计算机实施了许多限制。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不论特别提款权是否存在，使得这种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那种货币体系陷入了危险之中，这已经成为无法掩饰的事实。
2.货币协议——1971年美元的贬值
20世纪5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世界经济表现得非常出色，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萨默斯称这个阶段为黄金时代。然而，时至20世纪70年代，事端再起，两次石油危机令石油价格上升了近4倍，造成双位数的通胀。
1971年8月15日是个星期日，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对进口货物暂时征收10%的附加税。这些措施事先未与任何国家商量过，而且违背了华盛顿自己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被喻为是对其盟友发动的一场经济战争。这是美国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第一次也是最极端的单边主义行动。当时负责货币事务的副财长沃尔克后来感慨道，“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任何霸权国家都会变成残酷的暴君，或者脑满肠肥的寄生虫”。这就是著名的“尼克松冲击”。
1971年12月13—1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在大西洋中的葡属亚速尔群岛举行会谈。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宣布，美、法双方同意，在同其他有关国家合作下，“努力通过美元贬值和其他一些货币升值来迅速重新调整兑换率”，作为尽早解决资本主义世界长期争吵不休、陷于僵局的国际货币危机问题所必须采取的一个措施。
沃尔克对当时的情况描述说：“蓬皮杜终于承认黄金价格应该从每盎司35美元上升为38美元，即8.5%的上升幅度……尽管我们做出了全部努力，日本大藏大臣水田三喜男仍极力抵制比17%更多的日元实际性升值……德国人突破了席勒在罗马的许诺，允诺对美元升值13.57%。欧洲一些国家则仍在为1个左右的百分点而战斗。为减轻那些国家的担心，我们做了一项努力，研究出计算加权平均汇率的方法。其意在于评估汇率重新安排的尺度，这一尺度不仅仅是对美元（这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黄金/美元的情况下养成的思维定式），而且是对所有主要贸易伙伴。我们有能力证明在考虑日元和马克升值因素的条件下，一些小国只需保持其现行的黄金平价，就可以获得小幅度有效升值。但最后，意大利人和瑞典人坚持对黄金贬值1%。
“我们当然知道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不稳定，但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60年代期间美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无法消除的恶化，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缩小和长期资金外流的不断上升造成了这种恶化。这种恶化造成了美国短期负债的大幅度上升；换言之，大量美元为外国人所持有。”
美国的经验说明了一个观点，这一观点现在似乎被普遍接受了。尽管在帮助应付过去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或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方面，一种货币的贬值或升值是适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汇率政策不能取代更基本的政策以恢复竞争、提高生产率和储蓄以及保持稳定。多次反复出现的美元贬值，实际上反映了放弃了对必要政策的决策，而最终只会使保持增长和稳定的工作复杂化。
该书所叙述的具有讽刺的事情之一是：自1971年以来，美元多次贬值，对日元、对德国马克的汇价分别下降了60%和53%，但美国的贸易和经常账户的逆差却比20世纪60年代想象得要高得多。相反地，主要工业国家中那些币值强劲上升的国家，却有着较高的储蓄额、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具竞争力的产业及最强大的国际收支状况。
3.中心汇率结束——浮动汇率体制的确立
沃尔克指明，浮动汇率制的正式采用和普遍实行，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元危机进一步激化后开始的。
当一个旧的体系破裂时，并不意味着一个完善的新体系就已在眼前。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成员国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来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未能达成协议。在没有人能设计出一个新体系的情况下，金融世界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浮动汇率体系阶段。
从1971年史密森协议到1973年浮动汇率体制确立，这是一段充满了尝试与失误的时期。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摸索恰当的汇率水平，而且所有人都尽力想在这种新的和陌生的环境中维持稳定。就在史密森协议不久之后，世界曾一度竭力支持这一新的平价关系，该关系被称为“中心汇率”。但这次这种体系缺少黄金支持下的美元这一必要的基石。只要主要经济大国的重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差异没有消除，为恢复固定平价体制、中心汇率或无论其他什么称号的体制所做出的努力实际上都终将归于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国委员会的新论坛为重建一个可持续的汇率体制做出了切实的努力，但国家利益的冲突粉碎了所有达成一个早期协议的希望。1973年秋，第一次石油危机改变了全球资金流动，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哪种制度可以替代浮动汇率体制，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重返固定汇率体系的希望了。
浮动汇率将通过没有政治意义的供求法则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将必须放弃其国家特权去选择某一汇率。一个国家也没有通过采取干预行动来支持自己的货币的义务，这样就可以避免清算问题了，因为市场力量将强迫经济自行调整。因而只要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使浮动汇率体制合法化即可。黄金必须摆脱其官方价格的束缚，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必须建立起一种实施国际监督的机制，以防止浮动体系被滥用于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一点在1976年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第二次修改中被加了进去。
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和1973年晚些时候的石油冲击交织在一起，持续了很长时间，才使以浮动汇率通货为特征的国际货币运作体系建立起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的修改又给浮动通货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它更是深深地影响着学术思想、政府政策以及银行的实际操作，以至于那些渴望在更大范围内或更普遍的基础上实行固定汇率的说法被纳入了“妄言”一类。
然而，人们对实际运作的满意程度并未随着改革的进展（指由固定汇率制变为浮动汇率制）而有所提高。恰恰相反，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在战后是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率也高得惊人。道路崎岖不平，所有货币指数都显示出不祥的信号：汇率波动巨大，世界储备和各国货币供应的快速增加，以及高水平的利率。那种人们所常常期望的，当世界适应了浮动汇率后，汇率和经济状况都会稳定的希望开始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4.反膨胀斗士——通货膨胀的缘起缘灭
20世纪70年代是经济混乱的时期。这10年是从决策者力图降低60年代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开始的。尼克松总统实行了对工资和物价的暂时控制，而美联储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引起了衰退，但通货膨胀率只有很少的下降。当工资与物价控制取消之后，控制的影响也结束了，而衰退又如此之小，以至于不能抵消在此之前繁荣的膨胀性影响。到1972年，失业率与10年前相同，而通货膨胀高出了3个百分点。
在1973年年初，决策者不得不应付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所引起的大规模供给冲击。欧佩克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一次提高油价，使通货膨胀率上升到10%左右。这种不利的供给冲击与暂时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引起1975年衰退的因素。衰退期间的高失业降低了一些通货膨胀，但欧佩克进一步提高油价又使20世纪7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上升。
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经济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代。这些变化受以下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始的经济条件、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风格和政治哲学及经济学家和行政官员中新的社会思潮倾向。20世纪70年代末惊人的高通货膨胀率和迅速增长的个人税赋及六七十年代庞大的政府支出，已引起公众普遍的不满。罗纳德·里根1980年当选为总统反映了这样一种公众情绪，人们期待新总统降低通货膨胀、降低税率及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沃尔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登上了历史舞台。1979年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强力提升美元利率。高息的强势美元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将美国推入强势美元时代。沃尔克执掌美联储的前几年，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通胀达到了13.5%（1981年），沃克尔成功把它降到了3.2%（1983年）。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1979年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fundsrate，美国的同业拆借利率）是11.2%，1981年被沃尔克抬到了20%，银行基准利率跟着涨到了21.5%。但是利率飙升极大损害了美国的农业，愤怒的农民们开着拖拉机闯进华盛顿街区，堵住了埃克尔斯大楼（美联储所在地）的大门。
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事实证明，沃尔克的这一政策非常成功，三年后通胀被抑制，到1983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降到了3.2%，并在此后一直将其保持在低水平上。最重要的是，即使在1982年出现经济衰退期间，美联储也坚持实行高利率，这种在面临通货膨胀威胁时大力加息、在通货膨胀比较温和时才下调利率的做法为美联储赢得了声望。
不过，沃尔克最被人所诟病的也正是他紧缩的货币政策，因为这一政策，美国失业率直逼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并陷入一场经济衰退中，直到里根时代结束之后才有根本改观。然而此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25年高增长，这充分证明了其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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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美国进入滞胀阶段，1979年保罗·沃尔克临危受命担任美联储主席。凭着正直的品格、非凡的勇气与专业智慧，他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地制伏了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为美国经济此后长达20余年的平稳增长奠定了基础，也改写了经济周期在美国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的传统格局。
为了遏制通胀，沃尔克用了虎狼之药，最优惠利率提高到1981年的21.5%。美联储基金利率则由1979年的平均11.2%上升到1981年的20%。最优惠利率是商业银行向其信用最佳的客户提供贷款的利率。美联储基金利率是美联储成员银行之间的隔夜贷款利率。美联储基金利率一天一变，对市场最为敏感。最优惠利率和贴现率则分别由商业银行和美联储定期变动。沃尔克遏制通货膨胀有功，但却未能蝉联美联储主席。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的说法，沃尔克实际上是最为华尔街憎恨的人，因为这位沃尔克不愿大力支持里根总统放松监管的政策。既然为财阀们所不容，沃尔克自然赚不到大钱，以致生活就过得比较清苦了。80多岁的沃尔克，在纽约出门还是坐地铁。他本人似乎幷不在意，一直都淡定自若。沃尔克家在纽约，在去华盛顿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租的房子也只有一室一厅，小得简直就像学生宿舍。沃尔克曾长期照看患病的妻子，在妻子离世十年之后，方才续弦，而且只是订婚，还有待举行婚礼。他也没去找花样年华的貌美女郎，而是与他的一位女助手共度晚年。
沃尔克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在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又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过一年学。按照我们的想象，沃尔克从美联储的位置上下来之后，会有很多肥缺，可离职后的沃尔克大部分时间处于赋闲状态，因为那是一个格林斯潘等保守派得意的年代。奥巴马上台之后，为了平衡，重新起用沃尔克，但给他的还是一个闲职，大多数时候沃尔克仍然被冷藏。
沃尔克离开联储之后，曾接受了主持一个犹太团体和瑞士银行联合委员会的艰巨任务，帮助解决大屠杀受害者无人认领的银行账户问题。他时常面对的是情绪激动、剑拔弩张的场面，一种失败概率极高的情形。然而，沃尔克临危受命，监督了对瑞士银行记录的大规模查账，迫使瑞士银行签署了价值12.5亿美元的补偿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