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注定要牺牲于国家事业中，我们常常称这个人为英雄或者伟人；当一个人注定要堕落于女人或者奢靡享乐中，我们常常称这个人为陛下或者皇上。而介于两者之间，既不能牺牲于国家事业，也不能堕落于女人和享乐之中，就只能是整天为生计或者生命疲于奔命，并且常常夜不能寐，偶尔无所适从，甚至对隅而泣的芸芸众生。对于前者，我们除了敬意，还有嫉恨，为国家，为民族，理所当然伟大，也理所当然永垂不朽；对于后者，我们除了艳羡，还有嫉恨。因为他不仅不朽，还给我们生物种群的本能欲望，做出了绝对值得仿效的榜样。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有把自己的欲望释放到最大值，才有可能产生无穷无尽的生命能量。这种能量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当然具有空前绝后的诱惑力。因此，后者让我们的妄想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即使不能成为现实，但至少可以在睡梦中心满意足地走上一遭。当然，我们不否认，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当上帝王的，这除了天赋、血统之外，还需要常人根本不具备的歹毒与无耻，伪善与狡诈，阴险与不露声色。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在不小心中具备了这些条件，但也仅仅只是成功的一部分可能——还需要难逢的机遇。比如朱元璋当年，按照龙脉和天象，他都不可能成为皇帝。他本来的梦想，可能就是能够在一个破庙里，残卷青灯，半忧半喜，半悦半虑，了此一生。但是造化常常弄人，一不小心，就成了陛下。这当然是机遇。机遇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因此，一般人除了每天的春梦必不可少之外，就是为生存或者生活奔走，像一条永远虔诚而勤劳的狗。偶尔愁苦，像一只在时光里永远也找不到出路的老鼠。
如前所述，不论作为帝王或者伟人，我们都会发现，在历史长河中，常常存在十分有趣的现象，我不知道历史是不是故意的：这帮人总是在秋天走上生命的极致。也就是说，他们的辉煌总是从秋天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昭示。只要打开他们的历史，我们就能看到。也许，秋天在他们看来，的确是好不待言，而且充满了常人根本不能理解的玄机。他们上台之后，一切与秋天有关的游戏，就大张旗鼓地开始。包括处决或者赦免犯人，甚至莘莘学子的科举考试，也要安排在秋天来进行。可见秋天对他们的重要性。时光流转到我们今天，秋天的事情也总是要比其他季节里多得多。我不否认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秋天里，我们可以畅想，也可以乱想，还可以妄想，甚至发狂也行，只要你拥有足够的时间和银两。秋天常常是不设防的，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如愿。古代写秋天的许多诗词，我们学习之后，都能或多或少产生共鸣。由此可见，秋天无论对国家帝王、英雄美女，还是小民百姓，都没有多大害处，反而会激发出无限可能的创造能量。闺中的少妇，遥望秋天，如果老公在途，难免有些悲切，偶尔也很想来个红杏出墙，春秋代序，这当然在情理之中；青楼的小姐，临窗伫立，远树含烟，红楼卖笑，一度一秋，当然也有想法，遇到可人可心的，也要奋不顾身，从良了之；士子文人，举首长空，遥望大雁成行，又恰逢天高云淡，想到自己功名未遂之现状，触景生情，也不得不悲忧喟叹。甚至就连一般百姓，面对皓月长空、星夜河汉，也会在天伦之乐中，找些秋天的故事，给围在身旁的家人或者孺子，增添些愿望或者想象。
说实在的，作为我个人而言，我不太喜欢秋天，甚至有些怕秋天。我不是怕它艳阳高照，也不是怕它天高气爽，更不是怕它霜叶抹红，残照融金；就怕它细雨缠绵，没完没了。每当这时，总觉得有一种悄然的、难以言诉的情怀在潜滋暗长。秋天，给人一种遥遥的压抑。秋天既然已经到来，冬天还会远吗？当然，另一句话是，冬天既然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但从秋天到春天，中间还有一个冬天作为桥梁，这无论客观实在，还是心理跨度，都或多或少有些漫长。为此，我总以为，秋天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会在秋天里有些鬼鬼祟祟的想法。或许，这种想法无聊居多，吃饱了没事干。偶尔也有伤感，特别是那些爱情路上已经碰得人不人、鬼不鬼，事业路上实在走得跌跌撞撞，并在有意无意当中就饮尽了人间的苦难与悲伤之徒。面对秋天黄昏，凉意渐起，愁闷无法排遣之际，便往往在明月高亢之夜，端起生活这杯家酿的老酒，呼青天，唤长风，故作旷达，或暂作解嘲。李白的“举酒邀明月，对饮成三人”，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心理写照。外在的达观，内心的忧戚，都如泛滥的春水。如果友朋在座，也不得不摇首感叹，唏嘘再三。哪怕是在遥襟甫畅、逸兴遄飞之际，也禁不住襟袖盛泪，对月呼天，然后黯然相对，感天地之无穷，悲盈虚之有数。这当然是个人情怀在作祟，实质上，却是生活或者生存的压力所致。当一个人有了生存或者生命的压力，每天都在自我的泥潭里挣扎，理所当然少闲情。闲情逸致常常属于无聊或者自我满足的一类人。但无论怎样，秋天毕竟要到来，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
这个秋天，也许是闲来无事，属于吃饱了暂时没事干，或者是暂时吃饱了没有好事干，在读过苏东坡之后，又把柳永找了出来。读苏东坡，我感动于他的睿智，始终在朝廷与青楼之间找平衡。面对朝廷与青楼，总是一笑了之，虽然最后死在回家路上，但仍然不失为一棵永不衰老的临风玉树。这是一只白天微笑、夜晚流泪的鸫鸟。好在还有几个弟子，几个友朋，可在暂时或长时，作为解闷的骰子。政治上，无论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对老苏在敬畏中歧视，甚至连神宗皇帝也不例外。
“乌台诗案”的角逐，使老苏明智地认识到，不明不白之祸是会从天上来的，不管你躲在哪儿，也无论你多么睿智健全。好在老苏的筋骨是淬过火的。可能还是老老苏当年比较有远见，觉得这个儿子非同一般，从小就让老苏在《易筋经》的药水里泡来泡去。不然十个老苏也被当权者或青楼玩完了。其实，我们从老苏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当年的老老苏是何等用心，偏给老苏取名为“轼”。另外一个却叫“辙”——老苏之弟，却怎么也不“轼”。“辙”是车辙，走过了就会留下痕迹，只要你脚踏实地，就会留下印痕。而“轼”呢？从字面意思上看，“轼”是车前横木，而且还要“子瞻”，“子瞻”，调侃一点，就是“先生您看”。老老苏在此，已经开始暗示。可老苏就是不相信。车前横木，说穿了，就是我们今天车辆前面的保险杠，我们都知道，撞车首先是从保险杠开始的，也就是说，在车祸发生时，保险杠率先遭难。“子瞻”站在保险杠上仿佛高人一筹，偶尔洋洋往前看。只是看起来威风。车辆一旦出事，率先摔下来的当然是“先生您看”了。其实，老老苏的用心，就是要让老苏小心，小心，再小心，智慧不是生活，生活不是玩笑，权力斗争更不是。你一旦失足政坛，首先就要抛却人性。失足青楼，最多损失钱两，但有快乐；失足政坛，却常有性命之忧。可老苏偏偏以为，政坛就是青楼，结果，一生当中，就像一条被朝廷驱逐的丧家之犬，被驱逐出京城之后，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哪里是将来，连老苏自己也不知道。好在老苏的差旅费，朝廷还算恩典，给予报销，不然，单就这一笔费用，凭老苏的个人能力，可能有些吃紧。虽然那时有著作发表，朝廷给版权的可能性不大，那时什么都是皇帝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臣，莫非王臣。润笔费可能有一点，估计也不多。好在老苏达观，觉得一切都会过去，也就心安理得，或者说心甘情愿变成丧家的，没有归宿的狗，被驱逐了。
这在我们今天看来，老苏此举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味道。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是需要这种精神的。余秋雨先生曾经写了一篇文化大散文《笔墨祭》，把老苏分析得像一条被霰弹枪击中了的金枪鱼。我仔细读过之后，觉得老苏反而像贵州花江狗肉馆的炖狗肉，就只差没下大料了。余秋雨先生在这“狗肉”上大做文章，高深莫测之中，让人有些战战惶惶。但无论怎样，老苏都是历史上的一道著名风景，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其实，北宋时代，远远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样子。历史除了想象性之外，还有延展性，当然也有局限性，特别是正史。
当文人在政治上失意，就开始在自我生命中重新寻找出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举不胜举，而且理所当然。我们都知道，政治不是青楼，青楼也不是政治。但有时，二者同一，并不矛盾。把这两点结合得特别有魅力的，当然要数埃及艳后Cleopatra（克丽奥佩特拉，公元前69—前30年）了，这个人间尤物是西方历史上最具魅力的女人之一，她拥有极高的智慧和绝世的美貌，她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把这两者天才般地运用于埃及长远的政治目标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位皇后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断然把自己的王朝整得像个青楼。具有希腊传统和文化熏染的克丽奥佩特拉，本来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后托勒密王朝册封的君主之一。她的父亲托勒密十二世，指定他的长子托勒密和她共同执政，统治埃及。公元前51年，克丽奥佩特拉登上王位。三年以后，年轻的托勒密支持者将克丽奥佩特拉驱逐流放。公元前48年，恺撒在追击他的对手庞培时来到埃及。当克丽奥佩特拉听说恺撒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宫殿里时，就命令她的一个仆人把她裹在镶有金箔的地毯里作为礼物送给恺撒。恺撒被她的美貌所征服，五十二岁的恺撒在苍茫的政治舞台上，看到这样一个绝色女人，就像遭到了蛊惑，四肢瘫软，不知东西南北。恺撒在一阵痉挛般的狂喜之后，毫不犹豫决定帮她夺回王位。托勒密十三世被废黜，恺撒就任命克丽奥佩特拉的弟弟托勒密十四世和她共同执政。
在今天来看，克丽奥佩特拉当然是个很有意思的女人，把政治与青楼的智慧运用到这种程度，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但这个女人并不是文人，而只是一个尤物，具有相当智慧的尤物。这在我们今天，也绝对是不多见的。尤物如此，文人可想而知。一旦对政府绝望，文人的冬天立马到来，这个方面，徐文长可以说是一个经典案例。这种转向是一种自我与社会的对抗，吃亏的当然是转向者自己本身。还有一种转向也比较经典，明末大学问家、大学者钱谦益就属于此类。当柳如是要求这个老头子与她一起殉国时，老钱把身躯的一部分伸进冰冷的水里，上牙敲着下牙，几根老鼠胡须也战战兢兢起来。老钱有些绝望和恐怖，感到末日真是个阴险的东西，万不得已，转身对柳小姐说，我的好太太，水太冷了，我们还是不要下去的比较好。最后从青楼出来的柳小姐，鄙夷万分地对老钱说，看你这没有骨气的老狗。原话可能不是这样，但意思差不多。老钱说，我是老狗，可我是你的老狗嘛，我怕冷嘛，再说，我是老头子嘛，我本来就不愿意嘛，这话听起来有点撒娇的味道。柳小姐看到老钱这个样子，当然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回去变卖自己的家当，组织抗清义军。而我们的大学问家老钱，却躺在清朝的被窝里，享受着大清的雪花膏和鹿茸汤。
如前所述，当我在读过苏东坡之后，再回过头来读柳永就感到特别有趣。这个宋代的大才子，从福建崇安老家一路狂奔，直抵汴京，惊得皇帝老倌也一跳一跳的。柳永到了首都后，以为凭着自己的才学，捞个官来玩玩，如探囊取物一般，可事实并非如此。一心要把仕途作为自己生命第一位的柳七，在第一次科举考试就碰了钉子。这大约是公元1017年。柳永差不多已经三十岁了。三十岁的男人在我们今天来说，可能还是个大孩子，或者是个成年孩子，但那时，就绝对是男人了。
除了承担家庭的重任之外，还有义务为国家为社会贡献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