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统治或者体制成为一种暴力，道德的缺失、话语权的缺失，就形成一种固定的社会生存状态：沉默，然后被迫边缘化。我个人认为，这是鲁迅先生《药》这篇小说中最深刻的内蕴之一。在《药》的特定社会语境里，沉默者作为生命个体的基本生存意志，已经被彻底漠视，更被彻底瓦解。无论是华老栓一家，还是夏四奶奶，以及不想沉默的夏瑜，无论是那一帮茶客，还是告密者夏三爷，或者是那一只站在树上沉默的乌鸦。沉默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社会权利，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
但是，由于社会的整体失衡，这种本应受到保护的权利，却只有一种被迫的途径：在权力阴影下，整体麻木又整体混沌。
我们都知道，沉默的意义是有条件的。我们更不否认，沉默的符号意义都具有社会深度。当沉默成为一种政治符号，或者是政治符号下的文化符号，沉默就不仅仅局限在语言的范畴，也就不再单指纯粹的无声状态。由于强势者的权力凌驾，弱势者常常成为强势者消磨的对象，甚至成为强权者虚化的对象。也就是说，由于强势者的权力漠视，使得弱势群体只能成为一种空洞意义上的原始符号，使弱势群体在整体上变得没有意义，这种整体上的无意义再进一步延伸，就使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再也没有任何人格意义上的基本尊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意义上的基本尊严，更没有任何道德意义上的基本尊严——人的社会存在被严重边缘化。虽然海德格尔认为，沉默也是一种言说，沉默乃是一种语言的真正状态，但福柯却认为，沉默就是自身拒绝表达，或者严禁说出的东西。
根据这个界定，我们就知道，沉默在实际意义上，可以分为无意沉默和有意沉默。前者是生命个体或生命群体根本无话可说。比如春秋时期的齐国，齐威王广开言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喧闹，老百姓在畅所欲言之后，实在无话可说，就只好沉默。《战国策·齐策》中有此专门记载。我们暂且不去推测事象的真假，单就这种景象，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并不剥夺老百姓的话语权，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是起一种话语导引作用，而不是使弱势群体的话语边缘化。这里当然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实际上与君王的心理走向有关，当然也与邹忌有关。
如果邹忌不劝齐王纳谏，或者齐王拒绝邹忌的劝谏，作为百姓，还是没有真正话语权的。因此可知，当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受到社会保护时，沉默不论是整体，还是个体，都对国家没有危害。反之，故意沉默就是话语权的失衡，也就是福柯所说的拒绝表达，严禁说出的东西。本来想说，但就是不说，偏偏不说，坚决冷眼相向，也就是弗兰·森德拜勒所说的，沉默就是沉默自身，是没有语言的意思。这种没有言语，实际上就是一种有意义的故意沉默。这种有意义的故意沉默，实质上是对话语霸权的一种冷漠对抗，也是对话语权拥有者的冷漠对抗。
《国语》中就专门有一篇，这个记载与周厉王的强权统治有关。当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而不可言说时，这个时候的沉默既是一种被迫，也是一种故意。
当然，上述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是事物当中的偶然。我们认为，当弱势群体对所有的东西或者事物表现为不可言说时，沉默的世界反而蕴藏更多的声音。一旦这种声音在失衡状态下总爆发，就会对权力霸权形成一种极限挑战。这种极限挑战的结果却又常常形成新的统治暴力，这就是历史。根据这个叙述，我们再来看沉默。按照德里达的阐述，沉默实际上是一种状态。按理，本来应该是语言的起源与来源。但是，它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沉默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承载语言并出没其中，语言只能依赖于沉默并产生于沉默之外。
为此，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在权力的阴影下，失语的人群正在被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就是他们的无意识沉默——只能沉默——被迫沉默。他们被迫的沉默才是那个特定环境中真正的语言状态。
我们不否认沉默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人人均等。我在或多或少读了历史上几本书之后，才慢慢理解：沉默实际上是一种美德。鲁迅先生所说的“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只是一种有限的善良假想，实际上是先生对暴力过于乐观的估计。如果我们都在沉默中，当然是一种幸福——但这里仍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权者真正具有宽容的道德力量。如果当权者要我们幸福，我们就沉默；如果当权者不要我们幸福，我们也沉默。根据此，无论我们幸福不幸福，都只有一条必然的道路——沉默。
但人是群居动物，沉默太久，总有表达的欲望。这种欲望一旦形成，想要恢复到沉默状态，实在有些困难。阿Q先生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阿Q先生的整个人生遭遇，就在于不沉默。还有一点就是，阿Q先生的发育不健全，却又缘自于沉默。这种发育不是指心理，也不是指生理，更不是指智力。如果阿Q先生像托尔·海雅达尔《孤筏重洋》中的人物，或者是像笛福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可能就是另一种生命层面。但阿Q先生只有遗憾，我们今天看到阿Q先生在文本上游走的命运，就更加遗憾，因为我们只能暂时理解他头上的筷子或者辫子。与此相似的，还有《祝福》中的不稳定因素——祥林嫂，作为过客的贺老六，以及那群专门要听悲惨故事的老女人，帮闲而又善良的柳妈，上蹿下跳又助人为乐的魏老婆子。这好像又有些远，回过头来，继续说沉默。
二
在《药》中，沉默与拒绝沉默的二元对立是肯定的。拒绝沉默以夏瑜为代表，这种代表基本上是个体的，由此可知其命运的归宿。维护这种沉默以康大叔和红眼睛阿义为代表（其实，红眼睛阿义也仅仅是权力阴影下的寄生物）。这两种人物的对峙，结果以不沉默的灭亡为最终代价。介于此二者之中的，就是另外一群了。鲁迅先生在这篇小说中，呈现了两个世界的对比。一个是暴力世界（即强权意志），以及这种强权意志下形成的喧闹的环境意志——集中在茶馆中表现出来的——背后的终极沉默。华老栓一家、夏四奶奶，还有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二十多岁的，都是这种环境意志下的供品。一个是沉默或者沉寂的世界，一个是喧嚣与闹腾的世界。在这里，环境意志是权力霸权的表现或者结果，而沉默或者沉寂，则是这种权力暴力下的附加载体，一种承载弱势群体生存现实的基本符号。
在此之中，话语权的霸道集中体现在康大叔身上，而沉默则集中体现在华小栓身上（作为个体生命，华小栓是完全可以被忽略的，但又必不可少。这个人物成为小说的中心轴而存在，但他始终是沉默的，这种沉默当然缘于严重的被边缘化）。在这篇小说中，茶馆的意义非同小可，沉默与喧闹在此形成两极，构成鲁迅此小说的特殊意义就在这里，只有喧嚣的权利意义，沉默仅仅只是一种符号，这在小说的开篇就有明显的暗示。在先生这篇小说中，人群被迫边缘化的表现主要在三个地方：一是华老栓买药现场的环境描写（一群看客）；一是茶馆中康大叔的高声议论（一群茶客）；一是华大妈和夏四奶奶同时上坟（两个孤客，外加一只乌鸦，三个孤独的生命过客。乌鸦的叫喊实际上是反衬环境的沉默。这里，环境的沉默无疑是社会群体沉默的表征）。这三个地方的描写，实际上已经贯穿了小说的主题：沉默的语境意义，以及人群的被迫边缘化。
作为被迫边缘化的人群，在小说中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没意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边缘化。被迫边缘化的人群，唯一拥有的权利，就是沉默。这里的沉默，既不是有意沉默，也不是无意沉默，而是一种不知所措的生存状态。就沉默本身而言，“这是一种由无言、缄默，或沉默寡言所产生的一种状态”（哈里·威尔默）。这种状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凝滞状态，即麻木状态。麻木状态本来是被弱化的人群的基本生存方式。因此，《牛津英语词典》把沉默定义为“声音或者言语的缺席”，这当然不仅仅指字面意义。沉默之所以沉默，在于它的无言与无声，与噪音和喧嚣，形成顽强的对比。
我们都知道，任何话语的产生都伴着权力意志，这点可以肯定。而剥夺他人话语权，这是强权者的基本手段，或者给你话语权，但你只能在许可的有限范围之内发声。这样，作为弱势群体，无论沉默还是不沉默，都只有一种恐怖感。因为这种结果常常导致被迫边缘化人群的——非人格化。这就是鲁迅先生《药》中开篇的描写。虽然，我们也不否认，弱势群体与被迫边缘化的人群也拥有自己的权利：沉默，绝对的沉默。沉默使自我游离于权利之外，形成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旁观者——麻木者就是这样诞生的，无奈者也是这样诞生的，悲哀者更是这样诞生的。华老栓作为看客之一，当然不知道这些，在寒冷中等待的人群，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因此，在这个寒冷的早上，华老栓为到杀人现场买药——救自己的孩子，不得已站在寒光闪烁的凄凉早晨——热闹的杀人场面当中，目睹了这场对个体生命的屠杀。但作者的意图当然不在此。在这种语境意义下，我们可知，看客、杀人者、被杀者组成了一种特定意义下的语感与环境背景，这种背景主要通过华老栓的视觉与感觉误差展现出来。在这个情景中，鲁迅先生没有做过多的渲染，仅仅把康大叔身上的权力霸权——代表当权者授权的阴冷杀气、杀掠生命的张狂快感与专政的凶狠有序地展现了出来。这就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这个镜头中，重点通过康大叔的语言动作：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玄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华老栓看见馒头上往下掉的鲜血，内心发憷，摸出洋钱，却又不敢去接康大叔手上的东西，康大叔便有些发急。“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这段描写，我们看出，杀人场面的热闹，杀人者的残暴，华老栓内心的恐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幅画面不仅冷漠、阴狠，而且恐怖、阴森，使其他活着的生命恐惧而又必须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