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老栓作为看客之一，目睹了杀人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看客却充满了好奇与满足。鲁迅先生在此，把这群已经被严重边缘化的人，通过黑暗，通过寒冷，通过恐怖，全然展现出来。与此同时，华老栓作为被忽略的生命个体，却表现出了相当深刻的语境意义，这种语境意义成为当时的文化载体：作为尘土一样的芸芸众生，已经成为权力意志下的齑粉。
在这个情景中，只有康大叔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其他看客的屏声静气，都是为康大叔的出场作铺垫。作者在此对看客们写道：“却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这是杀人前的场面静态特征，看客们的心理就是通过这种寂静的特写展现，我们读到这里，也深知看客们的内心期许：在寒冷的清晨，等在这里，就是为了目睹一个被杀者怎样被杀。在这里，杀与被杀形成对峙，看与被看形成对峙，卖与被卖形成对峙，以及后来的，吃与被吃形成对峙。除此外，文章开头第一句描写，也是这种语境的前景暗示：“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
这个语境片段，我们可以看出，“什么都睡着”，就意味着沉默。沉默是一种基本的生存载体。这句话，实际上是文本的情感基调，这种基调贯穿文本始终。这种基调意味着，要想生存，必须保持极度沉默；必须接受权力霸权的彻底漠视，才能完成战战兢兢的自我生命历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药》中的第二个环境展现。在这个环境中，康大叔是唯一的话语霸权者，他有权鄙视或者收拾任何人。康大叔一出场，景况就非同一般：“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突然闯进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这一“嚷”，居高临下，强悍粗野，让人一览无余，不寒而栗。然后是主人和茶客们的表现：“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这个细节描写，无疑写出了权力拥有者的霸道，也写出了权力阴影下，日渐边缘化的人的被动与盲从，他们的恐惧与不知所措。当话题由人血馒头引到夏瑜时，茶客们的表现更是耸起耳朵。这是一个谄媚的场面，也是一个被迫的场面。在这个场面中，杀人者的表现是特别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当茶客们听到康大叔叙述夏瑜在狱中受尽折磨，劝牢头造反时，二十多岁的茶客显出气愤模样，“阿呀，那还了得”。当夏瑜在狱中被揍时，驼背五少爷忽然高兴起来。从这两个人物的基本表现，可见在当时的社会强权意志高压下的语境权：当权者对社会大众的精神与心理强暴，导致社会大众的整体失语，也导致他们的整体心理与当权者集权欲望的表征高度统一。在这个场景中，茶客们作为唯一的社会听众，使得康大叔异常兴奋，不仅表扬了告密的夏三爷，还把狱中夏瑜的基本表现渲染了一番。这一渲染，交代了不沉默者的下场。在渲染过程中，当茶客们误解了康大叔的话时，康大叔立即显出鄙薄的神情。康大叔这种神情一出现，茶客们的表现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真正的噤若寒蝉。由此可知，康大叔代表的不仅仅是话语霸权。这个场面的展现，实际上是话语霸权与权力霸权的胶着：压制弱势者的言说，是强势者的准则，强势者通过使他人倾听而行使自己的话语。而弱势者只能在授权的情况下，才可以言说。在这种语言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强权的暴力无处不在。
作为通篇没有出场的夏四奶奶，在文章的最后出场，而这时，华小栓并没有因为人血馒头的药理作用免于死亡。华大妈在华小栓的坟前忙完之后，只好呆坐，仿佛在等候什么。这个时候的华大妈，已经处于边缘化的极限状态——一生的所有寄托，转眼之间就灰飞烟灭——与夏瑜的被杀被吃有机扭在一起。所以，夏四奶奶出场的最后一个镜头，通过华大妈的观察所得：“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
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放下了篮子。”“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踉踉跄跄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当夏四奶奶一通没有所指又强有所指的话后，我们虽然看见夏瑜的坟上有一个并不起眼的花圈，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花圈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连夏四奶奶本人都无法理解，这就显得有些生硬，甚至故意。
送花圈的人，很可能是对夏四奶奶的同情，或者是对夏瑜的悲悯：弱势者同情弱势者，沉默者同情沉默者，边缘人同情边缘人（我们可以联系文本前后得出这个结论）。此后，作者继续通过场景展示这种故意：“微风早已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这个画面描写，不仅凄凉，没有生机，更多的却是被迫边缘化的人群现有的生存状态，虽然是春天，却显得分外凄切。这里，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暗示，对生命弱势者的生命暗示：沉默，或者被迫沉默，无论什么季节，沉默是生存的唯一法则。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任何社会话语权的人群，他们的生命载体是完全可以忽略的。被迫边缘化的人群，统统没有人格意义上的尊严，当然也就没有生存意义上的尊严。在这种尊严失衡中，他们唯一的幸福归宿就是提前走向死亡。总之，在《药》的整个小说场景里，弱势生命是可以随时随地被践踏的：谁掌握权力霸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在此，鲁迅先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正在被迫边缘化的人群，究竟有没有生存的基本尊严？特别是正处在后殖民时期的社会，为生存而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生命，究竟是不是生命？或者说，算不算生命？
鲁迅先生在这篇小说中，实际上写了一群在权力霸权下生存的边缘人，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更没有自我拥有权。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沉默，他们的毫无出路，他们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虚化符号。他们没有思想，他们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生命挣扎者，他们的故事既是悲剧式的，也是喜剧式的。在这场严肃而混乱的演出中，作为唯一的反串人物——夏瑜，却成为人们必须要沉默的理由；作为夏四奶奶，生命可能随时终结的老女人，注定了一生都必须在阴影当中行走或者喘息。在这里，告密成了美德。对他人的告密，实际上是对他人权利的侵害，但在这种语境下，是不存在这种定义的。因为对不沉默的指控，成为朝廷赏赐的理由。夏三爷作为没有出场的人物，却给大众生命带来生存的阴影或者生命的“善意”：大家都可以去充当告密者。由此我们可知，当权者的目的就是要让大众缄口，让生命失去根本的社会意义——这是集权社会的基本功用。其中，权力实施的阴影，目的是让社会生命整体失衡。权力，是可以改变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在这篇小说中，康大叔作为当权者的代言人，嚣张、霸道、蛮横、为所欲为，就在情理之中了。康大叔视老百姓为草芥，是他的天职；根本不把社会的基本生命放在眼里，更是他的天职。在康大叔那里，只有朝廷，朝廷是他的生命意志。作为当权者的权力代言人，我们当然理解他的生存态度。因此在小说中，康大叔除了充当朝廷的强力杀手外，还承担了监视的义务。他整天无所事事，实际上是对社会下层的强力监控，谁有不轨，或者说，谁有不同意见，更或者，谁不沉默，就一杀了之。在此，我们可知，权力的阴影宛如病毒，真正无所不在。作为社会基本生存的寄生物——只能被迫沉默，被迫边缘化。因此，已经或者正在边缘化的百姓，只能接受命运的凄凉馈赠——在权力控制下，尽快悄然地，努力死去。小说最后的暗示，已经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三
通过上述，我们可知鲁迅先生这篇小说的文本意义。小说对在那种环境生存下的人群的个体与群体关注，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故事本身。先生在这个文本中，通过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告诉我们，话语失衡下的生命个体，其在实质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一群没有任何尊严的人。在这种无尊严的生命中，生存的苦难是生命的必然。作为生命本体，没有基本的话语权，只有无端的、被迫的沉默，并导致无端的边缘化，这就是《药》的社会层面的意义。因此，关注弱势群体，使他们有平等的话语权，与他们平等对话，这是任何当权者都应该解决的问题。因为在人类中，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他人的生命尊严（包括话语权、沉默权）。这就是先生在这篇短短的小说中留给我们的思考之一。所以，还是先生自己的话说得好：“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本文的基本注脚。
这篇小说，与《祝福》一样，都是对社会最底层的话语失衡者的生存现状的揭露。社会下层的生存者，他们苦难的生存奔走与社会强权的暴力，形成了强有力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杀人者的盛宴与狂欢，都是建立在社会基本生存者的鲜血之上的。这正如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所指出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仅有两个字：吃人。当权力暴力渗透到生命的每个角落，社会的整体失衡不仅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还导致社会权力的极度多元：权力的嚣张，究竟要走向何处？特定语境的被迫沉默，究竟有没有尽头？被迫边缘化的人群，究竟有没有自我的生命权利？作为一般意志的生命存在者，究竟有没有自我的生存空间？当沉默成为一种武器，权力暴力还能真正长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