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景喜献，是个书法家，幼学褚遂良，功底深得很。在九十中学当学生时，他的课桌上就置着文房四宝，笔、墨、砚、纸，一样不少。别的同学抄笔记用钢笔、圆珠笔，他抄笔记用毛笔，且蝇头小楷，工工整整，不露破绽。不敢写行书，老爷子手里有戒尺，也有话跟着：走都没走好，还想跑？！
那时，老爷子还活着，家里规矩多。
不过，老爷子也是一个开通人，伪满的时候，当过派出所的所长，见过世面；加之是前清的遗老遗少，一招一式，一静一动，都透着那么一股气势。随着家道中落，那气势薄了、小了，但一点也不影响其丰满。鸽子蛋小，可你不能说它不是蛋！
老爷子写得一手好字，最喜欢写：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挂在墙上，是个警示。
二哥高中没等毕业就上班了。应该是接老爷子的班。老爷子在单位是电工，级别不低，这活儿二哥干不了，于是，就干些自己能干的。先是挖地沟，后来又去食堂炒菜。别的师傅炒菜，只用铁锨上下翻炒；二哥炒菜，能炒出书法的味道，正因为如此，他的苦闷在横平竖直中得到了消解。
说老爷子开通，是因为他允许二哥喝酒。黄昏里，一老一少铺毡对坐，小菜二碟，酒盅两个，边喝边聊。这时聊的是诗，是画，是字，是印。高兴了，老爷子就唱一段《虞美人》，唱一段《满江红》，唱完了，聊人生，终归一句话：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老爷子死的那年，刚满六十岁。他上窗台拿东西，下来的时候就不行了，一头栽在地上，一句话未留，走了。别人说老爷子没留话，可二哥说留了，早就留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老爷子走的那天，二哥正从德惠返九台，本想在诗人思宇家住上一日，可不知为什么，心里突然慌得很，觉得有事，说什么也要走，谁留也留不住，结果真的有事，一到门口，有邻居就问：
“你知道信儿了？”“什么信儿？”二哥越发懵懂。
“你爸没了。”“什么？”“你爸……”邻居忽地禁了口。
二哥说什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三步并做两步，似乎要赶什么。赶什么呢？再赶也赶不上了。老爷子，没了。
老爷子不是一个平凡人，“文革”时，全家下放到前郭尔罗斯，没粮吃，他也不曾愁过。愁有什么用呢，用他的话说，江里有鱼，甸子上有菜，泡子里有菱角，有鸡头米，老天爷还能饿死瞎家雀吗？不能！一家人苦渡难关，硬熬回城了。
在乡下，别人家杀猪，响动都很大，唯有老爷子杀猪，几乎没有动静。一根八号线，通好电，慢慢地把猪引到自己近前，给猪吃苞米，给猪挠痒痒，时机成熟了，八号线猛地一划，猪连哼哼都来不及哼哼，放扁了。
杀猪如此，治耗子也是一样。
有一段日子，耗子闹得凶，几乎把房盖给掀了。邻居建议下夹子、投药，老爷子都是笑着摇头。他不慌不忙，用八号线在屋子里盘出一套电鼠系统，然后，静等那蠢物来犯。耗子哪知道这些，半夜里照来不误，刚刚还上蹿下跳的，老爷子一合闸，立马躺倒一片。再来再打，有来无还，几天时间，足足打死一推车耗子。
老爷子堪称灭鼠大王。
二哥的身上就有老爷子这股子劲儿。他写楷书，一写就是二十几年，到了四十三四了，才突然写起草书。他的草书和别人的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行家里手不一定说得清楚，外行就更说不清楚了。飘逸，根深本不乱；厚重，漂拓水流声。就这十四个字。再往开了说，就没意思了。
二哥悬腕画线，从始至终，可以画得粗细一齐，几乎不差分毫。去中央美院进修前，他不会画画，但他会画线，一整幅的“永乐宫壁画”，他能把每位神仙的头、脸、手、脚、衣饰、褶皱、祥云、器物摹得十分精确。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是画，是在写。”有趣。
二哥现在当了文化系统的一个小官，官不大，应酬却不少。他从不摆官架子，把自己当成长春市艺术家的服务员，艺术家们有什么事，只要他能办的，一定尽力。这是他的美德。
美德得以彰显，自己的时间却大大地被占用了。他不敢荒废自己，身边总带着笔墨，一旦得闲了，就调息运气，阒静内心，铺开宣纸，饱蘸香墨，认认真真地写一个“永”。
永远的“永”。
二哥的字，民间不多。有少时同学收藏了他一个方格本子，上边是他的蝇头小楷的笔记。这个本子珍贵了，可能连二哥的手里也没有。同学把本子拿出来，于灯下把玩，同学的女儿看见了，问：“爸，你看什么书呢？”“不是书，是笔记。”“什么笔记？”“手抄的笔记。”孩子好奇了，趴到跟前看了又看，最后说了一句话：“骗谁呀！这是印上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