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散文创作态势综述
2014已成故事。故事中的散文，仍一如从前，游走、出没于文坛边缘，扮演着年度文学大戏里兢兢业业而又毫不起眼的配角。回放一年的散文创作场景，没有昂扬惊悚的登高一呼，更没有热烈欢腾的应者云集，只有躬耕垄亩和汗滴禾下土的一派静默。在文学舆论和文学批评喧嚣一年的记录中，也没有几个独属于散文的主题专场，更找不到多少特别为散文而说的精彩台词。
但尽管如此，全年超过300种的散文类新书的出版量，报纸和杂志数以千计的散文篇章的发稿量，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层出不穷的散文和散文家的页面推介，依旧在多方面地显示着散文稳定的社会亲和力和传播热效应。当然，与往年一样，报刊、图书和网媒所传布的散文，是古今中外的合流。年度新作仅占其中一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正需在此给予全面详察。
检点二十多种文学刊物，汇齐2014年新发表的散文一千余篇。通读比照之下，70多篇作品脱颖而出，取材和写法都各有夺目的亮色闪现。同时，2014年散文创作总体流脉的一些特点，也清晰展露出来。以下，就此分别列叙。
中、长篇散文受到持续推重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长篇散文走热的趋势，在2014年益趋加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致力中长篇散文创作，并在中长篇散文创作上取得重要收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文学刊物也开始常设栏目，力推单篇万字左右的散文作品。
在上述以大约千分之七十的比率筛选出的72篇散文佳作中，单篇在杂志上占7个页面（接近1万字）和7个以上页面（超过1万字）的作品有33篇，其中23篇，都是单篇十多个页面（也即每篇字数在1.5万以上）。这即使不足以证明：把单篇作品写到1万字以上，在散文创作领域已蔚然成风，却也至少反映了一个局部的事实：视万字文为散文怪胎的人，已不再像从前那么有市场。
老牌散文名刊中，容量相对丰厚的《美文》，已将长篇散文、中篇散文、短篇散文三分的栏目框架主体固定。整期页码不足70的《散文》，也不时挤出宝贵版面，刊发单篇占到七八个页码的长文。综合性文学刊物中，继近年一向重视中长篇散文的《收获》《当代》《中国作家》《花城》《天涯》《长城》《钟山》之后，《西部》《山花》《作品》《作家》《延河》《民族文学》《上海文学》《青年文学》《江南》《黄河》《文学界》等更多刊物，甚至小说刊物《小说林》《小说界》，在2014年，也都为中长篇散文新作的隆重面世，提供了机会。其中，《西部》的表现尤为活跃，它通过“西部头题”“跨文体”两个栏目具体主题的灵活设置，全年推出的中长篇散文数量多、品质精，折射出不俗的编辑眼识。
在写得比较精心的篇制中，阎连科自述早年故乡生活经历的《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架构严整，叙述酣畅，全文长达6万余字，可能是2014年散文佳作里的长篇幅之最。王必胜的《读写他们——一本散文和一组作家书信》，通篇4万余字，以解读书信为经，以汇聚思绪为纬，追溯20年前自己为编选一本小说名家散文集而与19位作家联系的往事，牵连出当年文坛人事的诸多生动细节。
习习的《南方工厂——一个写作者由远及近的观察》，以近3万字的篇幅，平实呈现作者到东莞一家民营电子制品厂住宿舍、访工友、下车间的见闻。所见所闻中的观察和思考尚欠深入，但仍见出了惟亲临现场才能有的一分细腻感和真切感。于是所写的《六小时》，从作者深夜寻找走失的父亲这一极度焦虑、仓皇的情境着笔，在2万多字的篇幅内，用绵密的叙事和刻画，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由小见大，由己达人，将自我的遭遇一路推展，直抵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和心理双重危机的至深处，给读者带来一种在压抑和窒息中感受生活真相的精神触动。
格致的1万4千字的《满语课》和近2万字的《手语，鱼缸中的南海》，也是年度长篇散文中值得瞩目之作。前者明写作者对满语教师与满语课堂的期待、搜求和探访，暗写作者眷恋和追索自己民族文化根脉的情意结。后者生发于作者某次潜水体验时从教练那里遭受的一个疑似暴虐的凶狠手势，主题情调与作者十多年前的成名作《利刃的语言》相似，但语体技巧更加汪洋恣肆，展示出的理性边际状态也更加斑斓幽微。
人文地理书写消融历史演述
从总的作品数量上看，二十一世纪以来一直流行的演述历史的风气，在2014年新发表的散文中，未见明显衰减。但在2014年的中长篇散文的写作中，人文地理书写的新潮流开始消融历史演述的旧套路，已是清晰可见的一个大趋向。2014年中长篇散文最丰硕的成果，正集中在这一趋向上。
黄金明的《河流的忧郁》、于坚的《盐津的蜂蜜》《众神之河》、叶广芩的《秦岭动物札记》、王明明的《一个伐木时代的终结》、鲍尔吉?原野的《草的汗香》《大地雅歌》、杜怀超的《草漫漶》《草江湖》、李亮的《农具之锈》、简墨的《路上的它们》、拜学英的《我的拜家村》、郭雪波的《科尔沁大青沟峡谷纪实》、杨献平的《时间之心》《南太行民间叙事》、赵树义的《街边的橱窗》、张承志的《海上的棋盘》、祝勇的《隔岸的甲午》、陈丹燕的《镜像》、余泽民的《我在匈牙利的诗生活》、云也退的《我的以色列农耕日记》、马丽华的《喀喇昆仑以南》、闫庆梅的《寻茶记》、赛娜?伊尔斯拜克的《梦幻贝加尔》，均属2014年新刊的中长篇散文中人文地理书写的特质鲜明的篇目。
上列作品的作者当中，张承志、马丽华、鲍尔吉?原野、叶广芩、陈丹燕、于坚、祝勇这样的名家，在散文或其他体裁中，早有依循人文地理和地域文化的维度进行的创作实践。而其他多数作者涉足人文地理书写的时间起点，都在近年。人文地理书写在散文创作中的兴盛，远溯则可与游记散文的悠久传统相关，近究则不妨一边推因于旅游全民化和全天候化的当代生活时尚，一边归功于各家文学刊物在栏目设置和发稿取向上与旅游时尚相响应的积极举措。
但细读具体的作品文本，即不难发现，这些作品中的人文地理书写，正如《延河》《作家》等杂志的专栏名称“我的精神地理”和“作家地理”一类字眼所强调的那样，它的重心和支点，并不落在传统游记散文以交待游踪、描绘景致为双轨的方向上，而是叠合、聚焦于作者个人一定时空条件下独异的精神历程。更直接地说，人文地理书写瞄准的是化外在于内在、转客观为主观的心灵史，而非止步于田野作业和民间考察的风物志，是只有借助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才能激发得更敞亮、更鲜活、更直观的作者本人的内心动态，而非简单投射在作者心目中和文笔下的、点缀了些许零碎、浮表观感的自然风光。
正因此，人文地理书写在处理常与客观的地理空间紧密联系的历史素材时，总是释放出强劲的主观能量，融板滞、僵硬的史料史实客观于无形。不仅作者创作当时面对着原生态的历史、地理素材，要焕发出飞扬跋扈、舍我其谁的神气，而且读者阅读时，同样也能从历史、地理的构件组成的作品意境，领受到一种既凌驾其上、又留连其间的洒脱和愉快。这一机理，形诸创作实践，一端是具体文本的成型完全得力于也受限于作者知情意各面的个性修养，另一端是作品最终也反照着作者在散文文体素养上的种种个性化差异。其中，知性体悟的穿透力，决定着文本成品的总体格调；情感传达的分寸感，决定着文本成品的审美境界；意念呈现的精准度，决定着文本成品的语言质地。
由这三个层面，逆推文本所依托的作者才情，咏叹珠江之殇的黄金明、渲染诗意风土的于坚、讲述陕南山林的叶广芩、缅怀林场岁月的王明明、漫游草原乡野的鲍尔吉?原野、舒展农具画卷的李亮、回望太行故里的杨献平、追念族群往事的拜学英、寻绎古城变迁的赵树义，在2014年中长篇散文力作的作者群中，都堪称神采别具的年度人物。
新一辈散文新生代蓄势集结
相较小说、诗歌、戏剧、影视，散文的创作革新向来步履迟缓，并且难得出现风起云涌、群体聚集的热闹场面。上一次散文创作生力军的集结亮相，是1990年代初以《上升》《九千只火鸟》《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散文卷》三本众人散文合集为标志的“新生代”散文家群体的崛起，距今已遥隔20余年。纵观2014年文坛，新一辈的新生代散文家队列，渐已凸显分明。
论年龄，他们并不像其他文学体裁领域高举新世代纛旗的80后、70后等作家群那样齐整。事实上，他们当中也不乏横跨散文、小说、诗歌，在创作上开展多种经营的熟手。一些人在小说、诗歌领域，也曾被指认、标定为80后或70后世代中的一员。无论是与20年前的新生代散文家群体相比，还是与近前的80后、70后小说家或诗人群体相比，如今这辈年龄分散在40至20岁之间的新生代散文家，只在看似相悖的两个特点上体现着突出的一致性，一面是个人的创作已有多年坚实的积累，一面是在评论界和读书界尚未赢得足够的关注。这与其说是他们过于低调和谦卑，不如说是评论界又一次失察或漠视了散文创作领域的新变。
除了在前文对中长篇散文的述评中已提及的杨献平、杜怀超、黄金明、李亮等几位作家外，在2014年有散文精品发表的新生代散文家，还有《我的大学》的作者彦妮、《破碎的记忆》的作者杜中伟、《贫瘠之地》的作者阿乙、《青鸟（外二篇）》的作者玄武、《渐行渐远的故土》的作者吴佳骏、《词语中的生活》的作者夏榆、《食鼠之家》的作者羌人六、《寄居者》的作者江少宾、《七个我》的作者闫文盛、《纸琥珀》的作者谢沁立、《新疆年轮》的作者朱又可、《那年的阳光》的作者袁士勇、《南方叙事》的作者张谋、《碧蝉花》的作者东珠、《在暴雨中所显现的》的作者苍耳、《浪子的返乡书》的作者安庆、《父亲的骂声》的作者帕蒂古丽。
展现在这些作品中的语篇风格和精神蕴含，几乎没有可以归并于一的显著相似点。但在各自不同的面向上，它们都同样沿着从惯常的生活经验表层中发掘隐含的疑问、惶惑和纠结的情思轨迹，尽力于修辞的洗练、叙述的明快、细节的精当、旨趣的警辟。其中，彦妮、羌人六、阿乙作品取材和表达的独到力度，江少宾、谢沁立、夏榆作品视角和结构的新颖别致，格外可赞。
短篇散文从传统格局再出发
2014年的短篇散文创作，在中长篇散文逐渐占取文学类书刊大量空间的同时，继续倚仗新刊作品篇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作者群的庞大人口规模，处变不惊，闲庭信步，悠然前行。细审创作实际，短篇散文领域远没有因为盛产反对和抵触中长篇散文的论调，而沦为散文世界里的保守主义大本营。就2014年的情形看，传统写法的短篇散文新作不仅并不鲜见，相反还取得多样化的好收成，在个别忆旧类作品中，甚至还偶尔闪现着缘于素材本身体量的篇幅扩张现象。
马识途以《百岁拾忆——“文革”十年沧桑》为总题的15篇系列短章，忆述浩劫年代的亲身遭际，以朴实的文思，尽显见证历史的一腔恳切。吴平安的《窑洞房的主人》，为当代文学史册补叙了遗漏在1980年代中期新疆大学校园里的温情一页。贾宏图的《春天的回忆》，召回了消褪在黑龙江知青营地的一段新时期文学的史前史。彦火的《寂寞如斯赵清阁》、梁秉堃的《小势可造，大命难违——记命运中的于是之》、吴泰昌的《记叶圣陶与巴金二三事》、黄毓璜的《〈雨花〉人》、兴安的《说不尽的刘恒》，基于亲历亲闻，钩沉人事，洞幽烛微，增添了当代文艺史上的关键细节和立体画面。
此外，薛尔康的《第四条诫命》和韩少功的《关于革命》，从日常认识入手，申说社会政治伦理奥义，举重若轻，抽丝剥茧，颇见新意。刘元举的《大白菜》，质朴晓畅，自然圆合，以看似平易的形式，向传统散文外松内紧的地道本色回归。而刘亮程的《驴知道世界上的路》《五千个人叫买买提》和周晓枫的《耳语》，则以简约的篇幅，浓缩呈现了极简主义的归真派和重度装饰的巴洛克这两路新散文名家的创作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