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简默记者，方正报业集团
杨素华，“非典”后遗症患者代笔人，2005年11月9日
编号：记147
你我素昧平生。如果你打开了这封信，而不是像对待众多的广告、邀请函、举报信一样随意扔进手边的垃圾桶里，我衷心希望你能将它读完，无论你带着怎样的心境。
首先我得向你承认，你正在阅读的是一份复印件。这从编号便可一目了然。我们不过是在某个场合看到（或听说）你的名字，根据我们判断（或别人介绍的）你惯常的行事风格，我们认为可以对你抱有（哪怕一丁点）希望，才将你作为收信人之一。简单说，我们是在广撒网，但结果呢，事实已经证明，无异于大海捞针。只是我们仍然需要有信心，出于拯救我们不该遭受的不幸，宁愿相信——如果公平和同情仍在你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你读完后一定不会认为这样的铅字没有温度，不，你只能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我们确实病急乱投医了，除掉你和你的同行，我们求助的对象更多地集中在司职于政府、卫生局、人大和法院的群体里。基本上是泥牛入海。而至于你是跑哪条线的记者，我们并不介意。请你牢记你的天职和使命。
那么，言归正传吧。我是一名非典后遗症患者。现如今，我已经不觉得我的故事还有讲上一讲的必要，虽说不幸才发生两年多，但总该让你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吧。2003年春天，我二十三岁，满心渴望地等待男友回国。他在加拿大留学，毕业在即。我们商量好，他一回来我们就结婚。他确实回程了，五月二日深夜降落首都国际机场，但从此杳无音讯。我能怎么想？众所周知，两年前的春夏之交，非典不正在疯狂肆虐吗？北京是重灾区，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只有这一种可能了，那时我想。何况，他登机前还发短信给我说，他感觉脑袋昏沉，似乎有些发烧。
不久，我从一位学医的朋友那里得知，北京在四月三十日已经建成小汤山医院，专门收治非典患者。在父母的监控、勒令、哭求下，我方才没有立即北上寻找。我别无他辙可想，只能给这家医院的田志卓医生去了一封信，请求他按照我描述的体貌特征帮忙留意是否有个名叫何翰林的年轻男人。但一直没有回音。五月十九日，我们原计划领证的第二天，我终于逃脱父母密集眼光织成的牢笼，北上寻他。现在想来是多么可笑，一个女人被爱情冲昏的时候总会干出一些傻事，仿佛只是为了向自己证明对爱情有多忠贞似的。
一下火车就感觉不一样了，严格的体检。往你身上四处插温度计，目的仿佛只是为了证实他们的猜想：你的体温异乎寻常。我亲眼看见前面的四个人被在一侧严阵以待的医护人员架走。我侥幸过关。北京南站的广场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而街道上，简直是面罩的海洋啊，整张脸只剩下充满提防的眼睛。好不容易拦着一辆出租车。司机操着河南口音问我这种时候还来首都干吗。我说找人。他未再作评价，只是感叹说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难以为继，否则早躲回老家乡下去了。我顺口问，这阵子生意还好吧。很好，他说，司机也要命，都歇业在家闭门不出了，所以出租车供不应求。我没有搭腔，因为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是好。隔了片刻，他又说，北京的形势是从张文康被革职后人们才意识到严峻的。但同时——真讽刺啊，他右手边的交通电台里快速播报一些数字后，一个铿锵的男中音以鼓舞人心的音调说，广大市民请放心，北京是安全的。永远不要轻信。司机问我去哪里。我仍然没想好，于是信口说去香山吧。去香山是我的一个夙愿，甚至是我们旅游结婚计划中的一站。那天，春末夏初的五月，香山并没有教科书上的游人如织。天高气爽之下，香山似乎只属于我一个人。那时我仍然觉得我只是提前来了，为我们的甜蜜旅程探探路。我去了碧云寺。值日和尚对我的出现看来吃惊不小，但什么也没有多问。招待我一顿斋饭，还送我一串开光的念珠。临别时他朗声念着佛号说，他会向菩萨祷告，祈求保佑我平安。
我倒确实挨个向菩萨们恭敬地磕了几个响头，祈求他能平安。我想我太啰嗦了。总之，这次没有菩萨来保佑我。我在街头辗转五天，一无所获，却无缘无故发起烧来。我被送往小汤山医院隔离。那是五月二十四日。我内心甚至为之窃喜，总算如愿以偿进来了。之前，我多次在附近逗留，但就是不得其门而入。一天后，我被确诊感染非典。直到这时，我才觉出事情的严重性来，倒不是为诊断书上那几个冷冰冰的字，而是我突然变得无法呼吸，肺里似乎注满了干燥的木屑。但我仍然意识不到，这个为了我可怜的爱情而以身犯险的轻率举动，我的一生将要为它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仍然像活在戏里。我甚至将自己想象成身陷牢狱的解放前的共产党员或者“文革”中充满理想的政治犯，就像他们在书中所做的一样，只要有溜出或被带出病房的机会，我就用彩笔在墙壁、地面、手术床上写下他或我的名字。何翰林与杨素华，像是神圣爱情的接头暗号。这倒不全是幻想的游戏，我有种直觉，他就在这里，而且一定会看见。
终于挺了过来，报纸上说有三百余人死于这场瘟疫，也许更多，但我却幸免于难。六月十九日，我走出小汤山医院。是个晴朗的上午，阳光显得温暖而友好。然而，它也像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扇在我脸上，我无法不开始反思自己的轻狂。毕竟，他仍然没有出现。像是消失得更远些了。这种反思不过类似于无病呻吟罢了，一切真正的悲剧还没有开始呢。
我们以为死里逃生了。为了庆祝新生，昔日的病友们还经常聚会。但不知觉间人数逐渐减少，依然热心于此的人谁也没有在意，人生有聚就有散。总得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他一直没有出现，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小汤山医院附近火葬场的登记簿上没有他的名字。我也已经放弃了寻找。通过一个同学，我查到那趟航班的乘客信息。何翰林，一个如今多么陌生的男人，他登上飞机，安全到达北京，而后，去向不明。寻找还有必要吗？他当然还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理由，有时候还是不可告人的。无法解释，所以干脆选择不解释。非典，给了他这个契机。可悲的仅仅在于，这场不知所终的恋情的唯一结果，就是让我成了一名非典后遗症患者。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从半年后的冬天开始的。我去滑雪，摔倒了。站不起来，起先认为不过是骨折。医院诊断却是股骨头坏死。这时我才发现，昔日的那些病友们现在又是有难同当了。肺纤维化，肾脏衰竭，或者股骨头坏死。你了解这种疾病吗？我来告诉你，在医学界，它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我两年来因它遭受的苦痛不想在此一一列明。
到底谁该对此负责？有专家出来欲言又止地指证，那是因为挽救我们性命时注射了一种名为糖皮质的激素。是它吗？不，是非典。我可恨的爱情。
我不想过多地与你讨论有关公平的话题。但事实是（无疾而终的爱情无足轻重了，在它尚且虚幻存在的时候本就应该被如此对待），我们真正的人生悲剧开始陆续上演。不再是舞台上的戏，而是切切实实地陪伴我们每一秒钟。病友们工作丢失，婚姻破裂，生活无法自理，重新等待死亡来临，死亡过程变得漫长。还有精神问题，有人疯了。你想象不到那些困境，而我们日复一日身陷其中。可是，我们却求告无门。
没有人接待我们。对我们惟恐避之不及。我们身上似乎还携带着致命的病毒。我们即使经过治疗勉强可以自食其力，也成了社会的弃儿。就像那场人为的灾难从来没有发生过，只该由我们自负其咎。我们寻求对话，抱团上访，多方求助，一开始人们还施舍同情。但同情救活不了我们。后来同情也消失了，它从来就无法长久，只剩下那种看向恶臭垃圾似的眼角余光。
我们想活下去！但不仅承担不了巨额医疗费，更少一个说法！我们病痛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即使这个可以不追究，但至少应该给我们活下去的资格、机会和权利。没有人想成为社会的包袱。
最后，我想我务必重申，只是为了讲清事件起因，而绝不是出于感伤，才提及那可能会令你发笑的故事。你若笑，我绝不见怪，视之正常。它对谁都已经无关紧要。你一定也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全拜命运所赐，不是吗？而我们现在都不是在和命运抗争了，我们只想一直尽可能睁着眼，看它到底要将我们拖向哪里。
我和站在我身边的群体向你致敬！正义在你手中。
请拿起手中的笔或权力为我们呼吁，奔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