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之后，我爹老子被事故调查组传去问了一回话。
队长怎么死的，我爹老子说不太清楚。
我爹老子说，等不到队长，他到下水平去看。他往上山爬，刚爬到一半儿，就见两盏不会动的灯。等他七手八脚爬上去，发现一个人匍匐在山眼里一动不动。我爹老子吓得不行，腿发软，没了神。
我爹老子突然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瓦斯窒息。他回头看，风筒在身后不到五米的地方脱开了，呼呼漏着风。他折回来对着新鲜空气狠狠吸了几口，憋了一口气爬上去，扯住那个人的一只脚往下拖。
后来我爹老子说，当时像拖一根液压支柱，哪管王殿奎是副矿长。
我爹老子把昏迷的副矿长拖到风筒脱节的地方，几乎将他的头塞进了风筒里去。
我爹老子又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憋着气返回去，好半天才捉住秦庆良的水鞋。我爹老子用尽全力才把秦庆良巨大而肥胖的身体拖了下来。王殿奎已经缓了口气过来，可那新鲜得让人沉醉的空气，秦庆良没法再吸进去一口。
我爹老子背着秦庆良一路狂奔，跑到车场，一直跑到斜井，半路才遇到急匆匆开来的人车。
作为当事者，我爹老子没有获得和二叔一样看管尸体的资格。我想他一定非常懊恼，心不操力不费，看一天尸体，比在井下拼一天老命挣的还要多。
火塘热乎乎的，火苗把我爹老子的脸照得一会儿红彤彤，一会儿又铁青。自从母亲患病去世后，家里冷清了很多。
我爹老子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佝偻着腰，去屋外提了煤炭回来。悠闲地坐在板凳上，叼着烟斗，伸直脖子，往火塘里去点那半截烟卷。
黑黢黢的屋里，回响着我爹老子吧嗒吧嗒的声音。旱烟卷旺旺地烧起来，一股刺鼻而又熟悉的气味弥漫在我身边。我心神不宁，秦庆良死了，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我爹老子问，饿了吧？眼睛却亮闪闪的，兴奋得像发现了金矿。
我摇摇昏沉沉的头。我爹老子佝偻着腰上楼去了，回来时手里多了几个洋芋。他把洋芋丢在火塘里，又找来那把黑糊糊的搪瓷杯，往里扔了一把茶叶。缭绕的烟雾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爹老子又站起来，依旧佝偻着腰，在橱柜里找半天，提着酒瓶，拿来了两个杯子。
我有点儿想哭。这个干瘪的老头子，倔强得像一头驴的老头子，不分青红皂白、不由我抗争，非要把我带到这人间炼狱，苦巴巴挣这几文血汗钱。海边的烂尾楼，好歹也是高楼大厦，我住在那里看满目郁郁葱葱，每天听课，交流，一个国家秘而不宣的伟大工程正等着我挣一千零四十万白花花的银子。我爹一定是疯了。我祖宗八辈都没见过那么多的钱。还有我不远千里为她而去的小娥，我投资在海边的六万九千八百块钱。随便想一条，都足够我痛恨这小老头一辈子。
而现在，我看见这个从鬼门关遛了一趟回来的爹老子，心不禁疼了一下。我自以为顽强的生命却让我突然感到了一丝恐惧。
我给爹老子剥好了洋芋，倒满了酒。
吃了东西，喝了酒，我爹老子瞌睡上来了，他靠在火塘边的柱子上，睡眼惺忪。
我说，爸，你熬了一宿，去睡会儿吧。
我爹老子怔怔地望着我，隔上次叫他一声爸，我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他木头一般点点头，然后像个听话而又发育不良的孩子，慢腾腾往里屋去了。
我把剩余的酒倒进了肚子，也昏昏沉沉睡去。
我看见马红玉站在吉祥饭店门口，脸白净得像烙铁沟一场最大的霜，她穿着一件碎花布小棉袄，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她的胸脯上。她从洗衣机里捞出秦庆良那件发白的帆布工作服，手臂像两截洗得白净的藕，她抖动那件衣服，阳光把水汽晒得亮晶晶。她瞅我一眼，嗔道，傻站那儿看啥，还不过来帮忙。
我嗅到了水汽散发着清香，阳光将马红玉嘴唇上细细的茸毛照得透亮，我正想凑近看个仔细，突然看见秦庆良抱着烟筒，从屋里走出来。
我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下身生机勃勃，像一条正在捕食的小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