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活动经费”只有8毛钱。偷偷跑到公社报了名，用去5毛钱。第二天一大早，在供销社花9分钱买了一盒“羊群”烟，然后去找队长，表情沉痛的撒谎：“我妈病了，我想请10天假。”
队长抽着一尺长的旱烟锅，皱着眉头说：“冬忙时节，劳力紧缺，请这么长时间假，不合适吧”？我急忙把“羊群”烟拍在柜盖上，队长瞥了一眼说：“准时回来，不准超假！”
跑到汽车站，搜遍口袋，买车票还差1.9毛钱，我毫不犹豫脱下脚上的球鞋，3毛钱将它卖掉，买过车票，又花5分钱买了一双草鞋穿在脚上，像红军战士一样，踏上自己复习考大学的“长征路”。
我的母校已经沸腾了。乌泱乌泱的学生群情激昂、摩拳擦掌。教室里、房间里、道路上，老师被嗷嗷待哺的学生围追堵截，有老师的地方，就有一颗彗星，老师是慧核，身后拖着由学生组成的壮观尾巴。甚至有的老师蹲在厕所里，还在大声回答外边学生的问题……
10年的赛跑者集中在了一条跑道上，每个人都想跑赢别人，每个人都志在必得，空气在燃烧，大地在颤抖：舍我其谁！但是，10年积压起来的学生成千上万，老师即使有三头六臂，又怎么能应付过来。情急中，两鬓苍苍的老校长拿着喇叭一边奔走一边喊：“同学们，都到操场上集中，在那里集体听大课”。大家便潮水一样往操场上涌去，跑得尘土飞扬，冲锋打仗似地。
数学、物理、化学，老师轮流站在舞台上，手里提着一个电喇叭，声嘶力竭的讲，几千名学生盘腿坐在地上听。
天已经大冷，寒风卷着落叶满天飞舞。为了能听清楚老师的声音，女生不围围巾，男生不戴帽子，黑压压的人头抬起来、低下去，低下去，抬起来，嘴里吐出的白气在头顶烟一样缭绕，“刷刷刷”写字的声音，像蚕吃桑叶，风吹树林。
文化被批判了10年、革命了10年，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竟然没有人想起自己曾经对她的口诛笔伐和肆意践踏，反倒像迷路的孩子，争先恐后扑进她的怀抱。文化，只有文化，任什么力量都无法摧毁，却可以包容一切、宽恕一切。
所谓的复习，其实是一场思路混乱的竞猜。上上下下，没有人知道这个打倒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大学考什么？怎么考？甚至考大学的概念都是混乱不清的，但是“上大学”三个字，就足以让我们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一遍又一遍的背诵着毛主席的这一首词，觉得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能如此酣畅淋漓表达自己的话。
只有10天假，我想，即使踩着刀刃，也要在这10天里拼命将半个身子挤进大学的校门。没有课本，没有复习大纲，更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有的只是心急如焚和舍生取义的狠劲。我像一只饥不择食的狐狸，在遍地垃圾和废墟中，靠嗅觉寻找一切和高考有关的蛛丝马迹。
妹妹的读书生涯开始于文革开始，结束于文革结束。整整10年时间里，所谓的上学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批斗会、游行欢呼新的最高指示、学工、学农、学军，和书本没有多大关系。妹妹能将八个样板戏从头唱到尾，一字不差，却不知道一元一次方程，中国有多少朝代。于是，妹妹主动做了我的包打听，四处收集各种信息和小道流传的考题。每一天，妹妹都会拿回来一两张纸，上面写着几道题，神情诡异的告诉我：“据说，这是省城的一座名校出的内部考题；据说，这是一位世外高人预测出来的考题……”陈明他爸弄回来一套数学题，妹妹顶着寒风站在人家大门外叫了一个小时的叔叔，直到他将题拿出来。王芬她姑从北京寄回来几道政治题，妹妹又跑到她家门口叫婶婶，直叫到她妈将题拱手相送。妹妹还打听出来，母校一位老师的名字为什么叫“高三余”，意思就是——“教高三也绰绰有余”！因为传说有一年化学大考的试题，竟然被他押中了两道。妹妹说：“四姐，你要像一条蛇，死死缠住他”！
白天，我在母校复课，晚上回到家，点着煤油灯鏖战到凌晨三四点。因为正是农忙时节，居民用电全部被断掉，支援了农田基建和冬灌。我家的房子已经老旧，墙皮斑驳，单薄的木板门上挂着一块百衲衣一般的门帘，床下边放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放一盏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灯苗如豆，闪闪烁烁，照亮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我用棉被裹着自己，趴在桌上苦读。劣质煤油燃烧后吐出的黑烟将我包裹着，空气浓浊如粥，鼻孔像两根小烟囱。我犹如入定的蟾蜍，静静伏在灯下，偶尔站起来活动一下，墙上就有硕大的影子猛烈晃动，像一头猛兽。
我就是猛兽，久困渊底，渴望着猛烈爆发、渴望着上苍能够赐予我力量，将寒贱的命运一下子扑倒在地、碎尸万段，然后柳暗花明的全新开始。
发力过猛的结果必然是一种始料不及的破坏。才6天，过度劳累加上劣质煤油的熏烤，我患了急性化脓性鼻窦炎，流出来的鼻涕都是脓血，头疼欲裂，眼珠子更是疼得恨不能跳出来在地上打滚。去医院看大夫，他说病势太猛，千万当心，千万不敢再熬夜、千万不敢再在煤油灯下熏，不然就会……他口舌翻飞，吐出一串陌生可怕的名词！
我只听见“咔嚓咔嚓”的断裂声，像一头栽进冰窟窿里，浑身湿凉。
上帝，你怎么瞬间就变成一个不可理喻的坏孩子！你知不知道正在手里随意把玩的是一个无助的女孩子今生今世的命运和幸福？你的慈悲你的仁爱你的宽厚善良和无所不能哪里去了？你曾经在云端里给我招手，现在突然把门又关上了。你让我怎么办？
大街上的人，影子一样在眼前来来往往的飘，而我，则走在深山老林里。天地混沌一片，我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该往何处走？
我多想找一个肩膀靠一靠。没有！我多想谁指给我一条亮堂堂的路。没有！
我的母亲是文盲，不分昼夜操劳着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睡，抽空在街上摆一个茶摊，每天收入一两毛钱就心满意足；父亲有点文化，是街道上一家工厂的铣工，有严重的哮喘病，除了上班就是坐在床上喘气。他们孜孜以求的美好生活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们吃饱穿暖，长大了有一份工作，生儿育女就行了。人生、理想，在他们眼里如同一片云烟。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前愁肠百结，而父母能给我的最有力的支持就是不限制用煤油灯的时间、深更半夜多吃半个白面馍馍。其他一片空白，甚至连一句鼓励的、安抚的、好听的话都不会说。
奇怪的是，这样的家庭环境，却造就了我刚烈的叛逆性格。我想是因为我家墙上贴的那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缘故。那张油画上，年轻帅气的毛泽东攥着一把雨伞，走在风雨如磐的大地上，身板挺拔、神情冷峻。不知道为什么，从看到那张画的第一眼起，我就强烈的渴望像他一样手拿雨伞，走出去。尽管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干什么，但是，一定要走出去！
我给妹妹说：“大夫不让我复习，大学，可能考不成了！”妹妹“哇——”的一声哭起来，惊得房檐上的麻雀不顾死活的飞出去。我呆呆看着妹妹冻得红肿的双手，不知道该说什么。
妹妹突然擦掉眼泪，问我：“四姐，你可以改考文科吗”！
一颗流星从天上划过，黑沉沉的夜幕上闪过一道光。傻傻的妹妹，竟然会有天才的提议。我举起拳头激动地大喊：“是的，我可以改考文科！”妹妹立马破涕为笑：“四姐，你让我做什么，你说！”一副慷慨赴难的样子。
尽管现在看来转科是多么的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它是我唯一能抓在手里的救命稻草！黑夜里没有火炬，我却可以把自己点燃。
没什么，虫子都可以化蛹为蝶，我为什么就不能从理工科转到文科呢？只要人生远离架子车、老撅头，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老师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并不想走遍天下，只想走出农村。
我的文科和自己比算差，比别人还是很出色的。从插队开始我就不断地写一些革命故事或者小小的散文、诗歌，努力钻进县城组织的业余作者培训班。目的不是当作家，而是逃避劳动。我一直瘦弱，干不动体力活。一年进两次培训班，一次一个月，每天吃饱喝足，还能挣2毛钱。那可是神仙一样的日子。
直觉告诉我：文科凭的是日积月累，不是临战猛攻。而且，上帝的巴掌不可能切断所有的路，只要有一丝缝隙，我就要钻进去，抱住一缕能照亮自己的光。
上帝可能健忘，但这一次他碰上了一个固执的“羔羊”，拒绝被遗忘，还要逼着他想起我的存在，对我负起应该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