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啥殊，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是红卫兵。初中的时候，人以家庭出身分为三六九等，我等黑崽子为最低等，形同印度的贱民。
当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们上街破四旧、入室打砸抢，胜利凯旋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时候，只能囹在学校里检讨为什么爹妈生下了反动的我。
我们曾对红卫兵烧打抢掠的行为义愤填膺，其实是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谁没有个年少轻狂的青春期骚动？谁没有个盲目崇拜偶像的时刻？当红卫兵扬言要烧学校图书馆的书的时候，我等就抢先一步：偷。
夜静更深，月黑风高，一干人将图书馆的玻璃窗撬开爬进去，抱起一大摞看似入眼的大部头著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曹雪芹、罗贯中……下面用双手托住，上面用下颏卡紧，抬头望月，蹒跚着踅回宿舍。
一晚上来回多趟，每个人的床底下、被窝里，都堆满了“反动”书籍。第二天红卫兵们洗劫了图书馆，只留下马列毛鲁，其余的统统堆在草地上付之一炬。老师们痛心疾首，我等却在暗中窃笑。
红卫兵们烧的不过是我等的剩余物资，精美的《苏联大百科全书》里，还有某哥们头晚上拉的大便。
从此我等走上博览群书武装头脑的道路。
多年之后，有人说我等有先见之明，其实我们是“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当红卫兵们满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时候，黑崽子们则满口《红楼梦》的“呆雁”、《海底两万里》的“尼摩船长”以及《侍卫官杂记》的“大令”等等。
“呆雁”是《红楼梦》里林黛玉戏谑宝玉的话，“大令”是《侍卫官杂记》里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相互称呼。旁人听不懂，我等却受用。
“造反有理”了没几年，红卫兵、黑崽子都沦为知识青年，于是大家一起下乡。
当然，学校小半个图书馆都被我们搬到了乡下。
常看的书包张牛皮纸，一哥们竟然在《电工知识》上面包上《毛选》二字，唬人。那时候人生的最高意境是：下雨不出工，窗外“淅漓淅漓”下着小雨，留得残荷听雨声；土锅里“卟吐卟吐”煮着老腊肉，满屋馥香傍黄昏；一人抱一本大部头书躺在床上，拥被向火读杂书。
我等读书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一哥们在“晚汇报”后居然开讲王少堂的评书《武松》，全村男女老少听得如醉如痴，他便趁机骗吃骗喝，说武松“嘴里淡出个鸟来了”，要吃牛肉。农民们心领神会，但村里没有牛肉，只好煮碗糖水鸡蛋给“武松”吃了再接着杀西门庆。
有知青到各地知青点“周游列国”，发现了本村的秘密，便要借书。书一旦借出就杳如黄鹤，我等当然不干，于是有位好学的高中生就在本村住下来日夜读书，结果弄得像只红眼睛的兔子。
也许出于对那位以死抗争的大翻译家的好奇，我等那时候特迷恋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其他人翻译的就没那味儿。于是《贝姨》、《夏倍上校》、《搅水女人》、《欧也妮·葛朗台》等等烂熟于胸，晒场、田间、地头充满傅雷的巴尔扎克句式。
当那位红眼睛兔子对某位村姑吟咏“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时候，我们就用巴尔扎克句式说：“她干脆就是个迷人的女子。”当村里的光棍汉斜睨着某个细皮嫩肉的女知青的时候，我们就用巴尔扎克句式说：“那神情仿佛在说，她是我的了！”
一当年的红卫兵首领也来借书，下地干活，腋下夹本巴尔扎克，你要跟她还书，她回你两个字：“费解！”
不知“费解”二字出自何典。
其实我村也有藏书。我曾拿茅盾的《子夜》跟农民换《子夜》里老爷子抱着的《太上感应篇》。打开一看，开头就是：“太上真人，所感应篇。日颂三遍，即可成仙。”但我至今没有成仙。
待知青返城的时候，我等从学校图书馆搬来的书都流离失所，不见踪影。本人手里只剩下一本翻得破烂不堪的《新华字典》。那不是偷的，是买的。
县城新华书店里除了红宝书之外，唯一的工具书只有《新华字典》。于是掏出三毛四分钱捧上一本，走三十里路回到村里。
《新华字典》的确是经典读物。所谓经典，不外乎思想睿智，行文典雅，《新华字典》的确具备这两大要素，不认识的字，有拼音，而且书本颇厚，一下子读不完。我从第一个字“阿”读到最后一个字“酢”，反复品味，满脑中国汉字。
知青返城之后，各奔前程，大多不尽如人意。然而，混得风生水起的，都是当年的黑崽子。我想，那是因为在乡下用闲杂书装备了头脑的缘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