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涯》2012年第04期
栏目：文学
在1969年初夏的那一天，我扛着行李出现在敖鲁古雅村头。
那一年我十七岁出头，像个逃荒避难的人，前途茫茫，走投无路。我不记得当时的心情了，记忆早已变得模糊，我当时的心情肯定是麻木的，带着摆脱不掉的恐惧，就像一只被夹住后腿的小松鼠。
敖鲁古雅是个新地名，启用也就四年多时间，她的正式称呼叫：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定居点。这个定居点建于1965年，是国家下拨专项民族事业费，由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一起为鄂温克猎民兴建的。在那之前，大约在1964年，父亲接到上级调令，把他从莫力达瓦旗政府调至这里，参加了猎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之后又留下来担任满归鄂温克民族自治乡党委书记。父亲算是被委以重任了，我们全家也随之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向，从大兴安岭南部嫩江畔的尼尔基小镇，移居到大兴安岭北部林区腹地——满归。说起来，我们居住在嫩江畔的“涂可敦”姓氏鄂温克人，与森林里这部分鄂温克人属于不同分支，但讲同一种语言，有同样的信仰和习俗，都是地地道道的鄂温克人，让父亲去为自己族人工作、为他们服务，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年，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猎民定居点，总共有四十多户人家，虽然鄂温克猎民们把家安置在这里，猎手们还是按不同季节上山游猎，放养自己的驯鹿。这个定居点选择的位置恰好在两条河的交汇处，距离满归乡大约有十七公里，她的周围就是鄂温克人的猎场，他们祖祖辈辈在那山岭里游猎。
领我进村的人叫何林，这是他的汉名，他的鄂温克名字叫讷卡，他姓“卡尔他昆”。在解放后盛行模仿汉姓，“卡尔他昆”就简称为“何”，不过在敖鲁古雅河边定居的鄂温克人中姓“卡尔他昆”的人并不多。
何林有三十岁，还是个单身汉。他个头儿不高，不喜欢多说话。那时候，我还不会讲鄂温克语，我俩只能用汉语三言两语地交谈，大体上能明白彼此的意思。对于何林的身世我知之不多，父亲对我说：“他人很好。”我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何林的父母是当地猎民，早已离世，他是单传独子，在外人眼里是响当当的“贫下中猎的后代”。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也就是四年前，何林当上了满归鄂温克民族自治乡团委书记，是为数不多的年轻本地干部。“乡革委会”成立后，他又被结合在新班子里。有他这样忠厚老实的人来关照，我觉得心里踏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