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猎民定居点生活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说真的，那时我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还很含糊，从小生活在多民族文化涡流当中，可是一点不自觉。
1966年之后不久，满归这样林区腹地的小镇，也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而且在当地很快出现了两派，父亲被造反的一方说成是“乌兰夫反党集团黑爪牙”、“民族分裂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内人党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这还不够，他还被划入“投修叛国的黑帮”。短短几年，父亲头上戴了一顶又一顶帽子。这些黑色标签像利剑架在父亲的脖子上，变成了打上叉的血红色符号。
1969年冬雪融化时。我在海拉尔二中再也熬不下去了，大多数同学下乡插队到了农场，政审条件好的，还分到了铁路。唯有我们几个父亲“有问题”的同学，被孤零零地撇下了，但别的人都呆在自己家里，同母亲和兄弟在一起，只有我一人，在空荡荡的大宿舍中苦苦地等了将近一年。
我扛着行李上火车那天，用自行车送我去车站的同学叫孙杰，他说那天我很忧伤，很低沉，看样子是一去不回头了。当然，我是铁了心要回到母亲身边，该死该活也要同亲人在一起。
随后的几天中，奇迹在火车上出现了。
火车从根河站发车后，我在挤满乘客的车厢里看见两个剃了光头的人，其中的一位竟是我父亲。这不是巧合，这是命运的安排。我从人群中挤过去，站在父亲身旁。父亲用温暖、平和的目光望着我，脸上露出笑容，在那一瞬间，时间在我眼前停顿了。父亲示意我坐到他对面。我仔细望着父亲，发现他瘦了好多，但目光还是那么慈祥，眼神还是那么明亮；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浑身是伤，两年前从满归押解到了根河，受尽了折磨。
父亲把我介绍给坐在他身边穿粗布衣服的人，他也剃了光头，他的名字叫小八月，是敖鲁古雅的普通猎民。几年前，小八月因酒后过失杀人蹲了大狱，这时候刚刚从保安召劳改农场刑满释放。而父亲也是刚走出根河“群专”的大门，两个鄂温克人在车厢里相遇，相识了。父亲用鄂温克语不紧不慢地同小八月攀谈，我觉得周围的声响消失了，只有那鄂温克母语平缓的音调带着一股甜味，在我耳边飘荡；父亲和我，也包括小八月，都罩在这声音编织的光环中，不再惧怕任何威吓与欺侮了。那一刻，有股暖流朝我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