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胜的第一晚，我住进学校围墙外的家庭旅馆。近在眼前的新麻烦驱散了我一路上的忧虑，那就是，怎么熬过异常湿冷的冬夜？
我穿着厚实的毛衣毛裤，盖了两床棉被，把低功率的电热毯调到最高一档，身子勉强暖和了，而面部还暴露在外面，整个晚上，似乎有某种力量不断从那里向外抽取热量，尤其脸颊，就像涂抹了很多薄荷，冰凉之极，让人无法入睡。
这一天是2014年12月21日，远非最冷的冬夜。此后我住在学校宿舍和农家，全都没有室内取暖设备，通常要喝上一杯白酒才能稳妥地入睡，下半夜一定会冻醒，那就再喝一杯。我好奇地找来一支温度计，连续好几次，半夜醒来，看到它标记的室温只有三摄氏度，在喝第二杯白酒之前，我会有点疑惑：自己究竟睡的是宿舍还是冰箱的冷藏室？
不久我了解到，学生不允许使用电热毯，也不会有白酒，唯一仰仗的就是人多。由于住宿条件所限，每间拥有十张铺位的学生宿舍，居住人数通常接近二十人。整个冬天，咳嗽声是我最深刻的听觉记忆，大约半数的孩子处于感冒状态，相当一部分的感冒已经成为常态，这说明人多也不是御寒的好办法。
围墙那一侧的电子起床号响了，一位驻校社工如约而来，带我走向校园。
在操场列队的孩子们，目光整齐地移向拖着拉杆箱的陌生人，带着农村人打量人的那种直率。他们的穿着并不破旧，只是相当一部分显得不够清洁，更有一些孩子的鼻孔挂着鼻涕，就像房檐上的冰凌。
第一阵课间铃很快响起，离第二课堂最近的六年级学生瞬间涌进来十多个，当时我正与另一位社工聊天，他们就围在我们四周，并与我保持着他们认为安全的距离。学生们的目光躲躲闪闪，但还是会落到我身上，他们的耳语轻微得几乎听不到，几个学生凑到社工近前，打探着什么——我们之间仿佛隔着玻璃罩。
“干嘛不亲自问他呢？大胆一点。”社工发出鼓励。
“是啊，有什么想问的，说嘛。”我带着笑容附和。
尴尬又持续了半分钟，我依旧受困于玻璃罩，直到一个刘海齐整、穿着毛线马甲的女生打开缺口。
“您是作家？您写过什么书？”她连续发问，“可不可以给我签个名？”
得到签名的肯定答复，轰的一下，那些学生跑出又跑进，他们争抢着把笔和本子递到我的眼前，转瞬之间，现场气氛炸了锅，玻璃罩无疑已被挤成了粉末。我叫陆紫嫣，我叫金馨雨，我叫王咏梅，我叫何雪菲，他们喊出自己的名字，我多么想努力地记下全部，以便下次被问到“还记得我吗”，我可以大声说出并收获对方满足的神情。随后几天，那问题确实不断被问到，更多时候，我都要慌乱地解释自己的记忆力如何糟糕，“不让孩子觉得被忽视”，这是一条想做却没做好的准则。
最先打破沉默的那个女生是校长的女儿，说话带着朗诵腔，哪方面都显得很特别。与她形影不离的金馨雨，我也很快记住了。其他同学还处于暗自观望我的阶段，金馨雨已经用“嗨，大哥”打招呼了。她脸色红润，额头突出，碰面时会瞪大眼睛，并不断摇动手臂，把自己的热情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充分，有时她甚至对我说：嗨，坏蛋。
按照预想，六年级学生是比较理想的重点接触对象，他们思维、表达能力相对成熟，对外部世界的热情依然旺盛。与金馨雨熟悉后，我更确信先前的判断。当然，必须提醒自己不要对热情的孩子产生依赖，锦囊里有这么一句——
要看见所有孩子，活泼的、安静的都要看见。
我打开学生花名册，上面有年龄、住址等信息，也包括最值得关注的“留守与否”，我想尽快记下六年级每个学生的名字，尤其是找到他们——那些缺席了索要签名的喧闹场面的孩子。
东胜的天，晴得彻底，阴得也彻底，我到达的第一个月基本都是如此。阴天让人觉得寒冷加倍，一天早晨，我看到操场边的蓝色乒乓球台结了厚厚一层冰霜，几个低年级学生用手在上面画出花朵图案，带有几分清冷孤寂之美。
我注意到一个叫罗睿的六年级学生，胖墩墩的，眼睛很小，可能发育期较晚的缘故，无论身高还是样貌都更像一个孩童而非少年。他通常独来独往，不凑热闹，缺少十二岁孩子该有的活泼和好奇心。我想寻找与他关系密切的玩伴，结果发现，那个玩伴就是他自己。回家路上，罗睿喜欢走在窄窄的路沿上，像平衡木选手那样上下摆动双臂，在学校里，这孩子也透着一种沉默的活跃，要么走路时身子倾向一侧，要么把手臂缩进衣袖深处，摇晃空荡荡的那截“水袖”，要么腰身后仰，鞋底紧贴地面蹭出一串小碎步，伴随这类动作，神情显露出与自己玩耍的满足感。我把这些视作孤僻孩子的特征。
一位女生说，别看罗睿不爱讲话，却从来不肯吃亏，谁要是开玩笑打他一下，他一定会打回来，下手很重，然后转身就跑。他还给任课老师留下性格脆弱的印象，一旦别人说他不好，他会哭。
报名册告诉我，罗睿的父母都在外打工，于是我很想寻求这种境况与其性格之间的某种联系。他的家就在镇上，五分钟的路程，我提出午休时间跟他去家里“耍耍”，他不带任何神情地回复：“行。”
半山坡上一座土木结构的老宅子，就是罗睿的家，他的亲弟和一个堂弟在看动画片，打工刚回来的舅舅在摆弄手机，少言寡语的外公外婆张罗着午饭。向长辈介绍客人的时候，罗睿只用了两个字：“作家。”然后就把我丢在光线暗淡的屋里，端着一碗泡面出去了，他与两个弟弟没做任何交流，放下餐具就赶回学校——后来发现，每天中午和晚上他回家吃饭的时间都非常非常短。
罗睿的父母在山西的砖厂工作，临近春节才会回来，与孩子电话联系不算多——我从罗睿的舅舅那里获得如此有限的一点信息。
几乎每一天，我都利用课间去看看罗睿，拍拍他的肩，翻翻他的笔记，再试图搭讪几句。他的回应总是简单之极，假如觉得我的搭讪没有答复的必要，他就保持沉默。
我照着锦囊的提示做了，我看见了罗睿，但始终无法获得他的友谊，直到离开东胜，仍然没什么进展。
在六年级，鞠玉兰也是少数几个喜欢单独活动的学生之一，不过与罗睿的风格不同。每逢课余，她总是进进出出，东瞧西逛，在第二课堂，别的学生大多在看书或是玩游戏，鞠玉兰则是漫无目的，注意力难以在一件事物上停留三分钟。
很快发现，鞠玉兰比别的学生更留意地在暗中观察我，她似乎想引起我的注意，又有些犹豫。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女生个子不高，脸蛋圆圆的，总是咧着嘴，一副笑嘻嘻的样子，但面部肌肉并没有处于愉悦的状态。最初几天，我甚至觉得这个眼神不够灵动的女生有点没心没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