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从两年前说起。
那时刚刚实现“三通”，我去台湾采访时，认识了一个叫毛安平的老人。
他是台北夜市一家饼屋的老板。那店的门脸不大，拦街放着两张长桌，可以坐十来个人同时进餐。桌边就是操作台，三个磨盘大的平底铁锅一字排开。“大厨”是老人的孙子，客人现点现做，品种有十来样，忙得他不亦乐乎。但吸引我的是壁上的一行字：“大陆记者一律免费。”
“为什么呢？”我问那小伙子。
“爷爷，有人问记者。”小伙子头也不抬，就叫了一声。显然，感兴趣的不是我一个。
这时，便有个老人从里面走出来，看着我，用一口流利的京腔客气地问：“您是从大陆来的记者？”
我点了点头。
“是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或者是解放军报？”
我笑着道：“都不是，是一家专业性的报社，和文化有关的。”
“能耽搁点儿时间聊聊吗？”
“可以呀。您是北京人吧。”
“请去里屋吧。”
于是我跟着老人往饼屋深处走去，原来里面也有两张桌子，顶上挂着彩纸和气球。
“我喜欢孩子，他们来这儿过生日都要好好招待一下。”老人一边说，一边拉开椅子说，“我是在北平长大的。当然，就是你们说的北京。您的饼一会儿就送来。”
“不着急。”我坐下问，“现在大陆来旅游的很多，为什么唯独对记者这么客气？”
“记者走南闯北，见识多嘛。您可知道有个叫黑嘴头的地方？在A市附近。”老人看着我问。
“不知道。”我想了想才回答，“是乡镇还是村啊？”
“我查过大陆出版的地图，就是找不到。”
“解放后……”我意识到这儿是台湾，便改口道。“1949年以后，许多地名都改了。”
老人对我的“大陆语言”似乎并不在意，说：“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您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大事，就想找座坟。”
“坟？”我有些奇怪，又问，“谁的坟？”
“一个叫王福才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真名，是个营级军官。”
“是……”我犹豫了一下才问，“是当年国民党的军人？”
“不，是你们的解放军。”老人苦笑道，“过去这么多年了，也许很难找了。”
“那也不一定。”我说，“现在各地都有烈士陵园，多少年还是可以找到的。”
“但他不一定会在那种地方，也不一定会列入你们烈士的名册。”
“不是打仗牺牲的？”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不，应该说是牺牲。”
“为什么呢？”
老人却没有回答。
“他是您的亲人吗？”
老人摇了摇头，说：“算是朋友吧。其实我是想通过这座坟，找到他的家属，他的后人，还有就是有关系的一些人。”
“为什么您不去一下呢？现在来去自由了，特别是你们去大陆应该不困难吧？”
“我是要去的。不过，我得作点准备，再说年龄大了，出次远门也不容易。”
这时，小伙子来送饼。老人便热情说：“趁热，这饼就吃个出锅，凉了就变味儿了。”
我看着还在盘里作响的葱油饼，一下来了食欲。咬了一口，皮脆里酥，香气扑鼻，还真的好吃。
“这饼屋，我做几十年了。”老人乐呵呵地说，“过嘴香，没有说不好吃的。要是哪天能去黑嘴头，也会带了去。”
小伙子在一边嘟哝道。“黑嘴头、黑嘴头，我爷爷成天就这三个字，从小就听他念叨，烦死了。”
老人训斥道：“你懂什么？还不快到前面去，客人该有意见了。”又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万一找到黑嘴头，就请来个电话。拜托了。”
我看到名片上除了电话和名字，还有一行字：如找到黑嘴头王营长的坟，请一定要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