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2015年第06期
栏目：中篇小说
母亲把我送给堂舅做儿子是一九七三年那个寒冷的早春。
说是春天，其实还是冷得很，因为是春节期间，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春节冷得很。春节都是在冬天过的而不是在春天过的，这是一个常识。这个常识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明白的。那一年我八岁，读小学二年级。在我八岁读二年级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到外婆家走亲戚，这对任何一个小孩来说都是不正常的。而这次来之不易的行动还是在我以死抗争之后才得到的。我的以死抗争其实很简单，就是不吃饭、不上学、不做事。主要是不放牛，不拾牛粪，每天躺在床上装死，任谁也喊不动。我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最后起到了应有的效果，最后父母不得不改变计划，让我代替大哥陪同母亲去外婆家。那时候，到外婆家走亲戚在我们兄弟中间是一件大事，而且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
其实我的大哥、二哥和三哥都去过外婆家，有的还不止去过一次。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的父亲母亲反复跟我说，家里没钱，筹集不了路费，等有钱了一定让我去。可是我们家里一直没钱。我说既然家里没钱，为什么大哥二哥三哥能去而我不能去，而他们有的还不止去了一次？我的这些问话让父母很难回答。其实父母在我出生之后就感到很失望，因为他们一直盼望生一个女儿。看到第四个出生的还是儿子，他们很是失望，于是就对我特别不感冒。这个不感冒从我的小名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叫我多了，多了是儿子多了，并不是说孩子多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小名让我受尽了小伙伴的嘲笑。于是我把自己的小名改为四元，因为我大哥叫大元，二哥叫二元，三哥叫三元。因为这样，家里很多好事都轮不到我，譬如说到外婆家走亲戚，譬如说偶尔到公社的街上赶集，譬如说偶尔做上一件新衣服、吃上颗糖。很多不好的事就想到我，譬如说放牛，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都是在牛背上度过的，直到我考上大学的那年夏天，我还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放牛娃。高中以后，我每天戴着眼镜牵着那头牯牛走在乡间的田埂上，成为我们家乡一道独特的风景。还有，我得拾牛粪，挑着两个用竹篾编成的粪筐，在田野上努力寻找那些在地上散落的牛粪。每天从学校放学后，我不是放牛，就是拾牛粪。相比而言，我更喜欢放牛。因为拾牛粪如果不小心，要弄得满身牛粪味，而我每次都是不小心的。我挑着满满两筐牛粪，磕磕绊绊地走在乡间的小道上，然后把它们倒进自家的粪缸。然后这些牛粪和人类粪便一起被送进自留地里。我家的菜园子是整个生产队打理得最好的。因此，我的母亲被称为整个村庄最会持家的女人。我的全身充满着与牛粪相关的气息，这种气息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早期，直到我坐进大学的课堂，这种气息才逐渐消失。
我的几个哥哥每次从外婆家回来，都向我大吹特吹外婆家如何如何。吃得好，玩得好，一路上如何有趣，买车票啊，上馆子啊，住旅店啊，坐船啊，等等。外婆的家在江汉平原深处的潜江，那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河渠密布，岸树成行。而我们家则在鄂中偏西南的丘陵地带，二者相隔近四百里路，一路上人吃马嚼，乘车住店，即使用最低标准来计算，两个人一趟来回，没有十五块钱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家一向是家大口阔，每年除了口粮外，还要倒欠生产队几十块钱，为此父母常常在饭桌上长吁短叹。父亲虽然是生产队的队长，能指挥百余个社员在生产队劳动，但这并不能给家庭带来些微的好处。倒是贫农的身份，让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活得理直气壮无忧无虑。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兄弟上小学期间，每学期三块钱的学杂费是全免的。每年开学时我们手里拿的不是学费，而是父亲从大队会计那里开据的证明：兹证明赖大强同志贫农出身，由于家大口阔，生活困难，请学校酌情免除其儿子赖四元本学期的学杂费为盼。下书赖茅大队革命委员会，某年某月某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兄弟要像别人一样随意到外婆家走亲戚，就成了一种奢望。
说是到外婆家，其实那时我的外婆已经不在了。我到外婆家走亲戚，其实是到舅舅家走亲戚。我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外婆，但我见过她的画像，一个慈祥清瘦的农村老太婆。我有三个亲舅舅：大舅、二舅和小舅；还有若干个堂舅。堂舅与我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大概是母亲的堂兄弟。我究竟有几个堂舅，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母亲让我怎么叫我就怎么叫。后来我总结出，碰到男性叫舅舅，碰到女性叫舅妈或者姨妈总不会错。至于外公，他死得更早，不仅我没见到过他，连年长我十多岁的大哥也没见到过，母亲极少向我们提及这个人。后来我才从母亲隐隐约约的话中知道，我的外公是一个湖匪，在隔壁的洪湖水域中干了大半辈子打家劫舍的勾当，也娶了几个老婆，却并没有积下半点家当。虽然如此，人民政府并没有因此放过他，在解放初期就请他吃了“花生米”。对此，母亲讲起来并无悲伤。至于我们就更无不满情绪了，谁会对从未谋面的亲人的横死真正悲伤呢？何况他还是一个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