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坛元勋”和“一千零一人”
我坐在飞驰的汽车上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她，不回家吃饭了。嘻嘻哈哈地说：“百家讲坛的‘黑社会老大’来了。”
女儿是“易粉”，一听这话，条件反射似的问：“易中天来了？”听到否定又猜“于丹来啦？”仍不是。她犹犹豫豫地说：“难道……是阎崇年？”
我笑了，说：“没想到吧？”
其实我很想对女儿说句她平时调侃我的话：“恭喜你答对了。”但故意忍住没说，因为身边有位我认为不苟言笑的长者。
坐我身边的阎崇年听到这段母女对话，却开朗地笑了。
清史专家阎崇年当然不可能是“黑社会老大”，但他在近三年百家讲坛专家中的“老大”身份却不可动摇。
百家讲坛拍宣传照片，有一张拍的是所谓“四巨头”合影：身穿黑色对襟褂的阎崇年坐在太师椅上，一副“老太爷”神情，身后雁翅儿排开，易中天、于丹、王立群。我开玩笑说，这照片不伦不类。易中天进拍摄场地前穿件白色对襟褂，往阎崇年身边一站，百家讲坛小幺们调侃：“易中天活像阎崇年的厨子！”拍照片前易中天罩上中山装，拿上把扇子，再把皮鞋优雅地伸出来，面部做哲学家深沉思索状，“厨子”突然摇身一变成方鸿渐式“老海归”洋亲戚；王立群像个账目永远扯罗不清的账房先生；于丹呢？一身红艳旗袍，一脸娇美笑容，像出嫁三日的小姐回门。洋亲戚、账房、小姐跟老太爷合影？这叫什么一套哇？
阎崇年此行有点儿像被我“绑票”。2006年年初，山东省图书馆“大众讲堂”开堂不久，求我请人讲课。那时，百家讲坛里，易中天正在崛起，于丹“藏在深闺人未识”，阎崇年是最红的明星。我对省图书馆的人说：“我帮你们请阎崇年！”他们认为不可能请到。我说：我才不信我请不到咧！我打电话给阎老师，此前我未见过他，但曾介绍山东一家大报的记者采访过他，从那一版文章，我知道阎崇年是山东蓬莱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打通电话，我就祭出“家乡”之旗“胁请”，阎先生极随和，欣然答应，但他如实说，马上要到欧洲去。大概怕我对他有“吹吹乎乎”的印象，没等我问，阎先生赶紧声明，他不是去讲学，是单位安排的旅游活动。回来又得持续录制“明亡清兴六十年”。他很愿意到家乡来，但眼下安排不开，等时机吧。
时机过了八九个月才到来。春节电话拜年，我知道阎先生刚拍完北京电视台关于清宫疑案的节目，有一段休整时间，就说：“您得先兑现跟家乡人见面的承诺啊。”放下电话，我马上通知省图书馆，他们就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新华书店“搂草打兔子”，在讲座的下午安排在济南最大的书店签名售书。打出一面大旗，“百家讲坛·开坛元勋”阎崇年签名售书。标语下是阎崇年笑容满面的大幅照片和《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袁崇焕传》几本书影。签售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没到中午，读者已排起长龙。若干年来，济南人第一次为一位历史学家如此闹腾。
签售前记者们采访，这样的活动按说得有个主持人，但没有。山东人实诚，搞这类面子上的片儿汤总是慢半板。幸亏阎崇年也是山东人，更实诚，干脆东道主和嘉宾一肩挑，往那儿一站，跟记者一一握手，就自己主持起来，先介绍“马瑞芳教授来了”，带领大家鼓掌，说了一大堆对我大加鼓励的话。然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坐在记者们身后，捂着嘴直乐，想：现在百家讲坛这帮专家面对镜头都成“老油条”啦！
我很想看阎崇年面对记者刁钻问题时如何应对？遗憾的是山东记者太老实本分，跑文化的记者一点儿“狗仔气”没有，不像某些南方记者，提问时挖个坑叫专家掉进去，然后再大骂专家，自己出名。
有个记者向阎崇年提出他是不是“开坛元勋”的问题。
阎崇年回答：“我不是百家讲坛‘开坛元勋’，在我之前上过讲坛的，大概有一千人。”
我跟阎崇年夫人解立红远远地坐在记者身后喝茶。一听到这话，我笑道：“何不干脆说‘我是一千零一人’，多有趣？”
解立红说：“他不会这样说。他得考察清楚才能说，他是不是第一千零一人。”
我哑然失笑。是啊，如果阎崇年是百家讲坛第999人或1002人，他说他是“1001人”岂不就讲错了？历史学家和搞文学的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不过我也怀疑，如果阎崇年听到“白发三千丈”，他难道要说：“我得拿把皮尺量一量，可不要是3001或2999丈！”
阎崇年不承认是“开坛元勋”，但使百家讲坛在影视观众竞争战中起死回生，他是首功之人。
其实，我和阎崇年、解立红都记错了，百家讲坛到现在为止，不过有四百多位专家登过台，绝对不可能在阎崇年之前就有一千人。
百家讲坛初创时基本是“大家讲坛”，以片头人物为代表：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时间简史》作者霍金、欧元之父蒙代尔、古典诗词研究名家叶嘉莹。
有意思的是，“含金量”非常高的大家，组成个“铁锡节目”。
所谓“铁锡”，开始指播出时间“铁锡”，是最不合适的中午。后来收视率也“铁锡”，几乎在科教栏目垫底。我说“几乎垫底”，是百家讲坛后边还有个真正垫底的“读书时间”。电视观众才不管你主讲人有没有世界性学术地位，才不管你有没有名气或有多大名气。你讲的不对我心思，我就打台，我一打台，收视率就掉下来。而中央电视台对栏目实施收视率“末位淘汰”。“读书时间”已被淘汰出局，马上轮到“百家讲坛”了。
这时，清史专家阎崇年姗姗而来。有个传得很广的说法是：“能把学问当评书讲的，能把历史当故事讲的，阎崇年老师是第一人。”
榜样的力量无穷。此后登上百家讲坛的各路神将，虽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用“学问”酿“评书”，拿“故事”说“历史”、说“名著”，在百家讲坛几乎成了“潜规则”。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专家，都得把自己的学问讲到广大观众能听懂，能接受。
阎崇年走上百家讲坛，百家讲坛开始走下神坛。
百家讲坛收视率渐渐蹿红，雪藏书斋五十年的阎崇年一举成名。
公路铁路饭店通票
山西师范大学，位于相对偏僻的临汾。学校居然能把阎崇年请来，成了全校的盛大节日。装千把人的礼堂爆满，走廊上站满人，走道上站满人，门窗挤裂，窗台塞满人，讲台上坐满人，只留一个空位，阎崇年的。
阎崇年讲演两小时，然后，被学生团团围住，要求签名，要求合影。校方缺乏经验，不知道控制，或者干脆就是乐意不控制。凡要求签名的都得到了签名，凡要求合影的，都能够合影。阎崇年老先生如此“好说话”，一点儿明星架子没有，反而被看成必须“捉”到自己相集里、放到人生记忆里的大明星！
原定两小时讲演，变成了六个多小时的活动，阎崇年居然没散架儿，稍事休息，他还得赶到太原去。没有合适的火车，只有高速公路这“华山一条路”。
没想到，大雾茫茫，临汾到太原的高速公路封了。
不知是临汾送行者还是太原接待者，找到高速公路把关者，东说西说，左求右求，回答永远不变：大雾封路，天王老子来了，免谈！
求情者忽然灵机一动，说：“车上是阎崇年！”
把关者忙问：“真的？”
求情者慌忙回答：“这还能造吗？”
“不行，我得看看。”把关者怕给忽悠了，决定“验明正身”，一边说，一边走出“岗楼”，打开车门，又惊又喜地叫起来，“哎呀，真是阎老师啊！您怎么来了？”
高速公路闸门立即打开，把关者对司机小声叮咛：“大雾，一定开慢点儿啊。这可是咱阎老师在车上啊。”
大雾迷蒙，几百里高速公路，只有一辆车，小心翼翼前行……
阎崇年还必须从太原赶到河北某县，县宣传部长已守在太原。县委书记下了死命令：必须请到阎崇年！阎先生说：北京还有什么急事。宣传部长磨破嘴皮，最后干脆上纲上线：“我们是贫困县，我们县的老百姓就想见见阎老师，难道您还会瞧不起咱贫困县吗？”
这样的“罪名”阎崇年如何担待得起，连忙推掉北京的活动，“就是下刀子，也先到那个县去！”
天没下刀子，仍然下雾。这次，铁路成了“华山一条路”。
太原火车站人山人海，卧铺、硬座、站票，任何票都一票难求，买站台票进站硬闯上车补票？这个通常可用的办法也没法用，不卖站台票！宣传部长跟阎崇年一起坐在候车室，愁眉苦脸，一点儿辙没有。
有个人突然站到阎崇年面前，问：“您不是阎崇年老师吗？”
阎崇年慌忙站起来跟那个穿铁路制服的人握手。
“我是太原火车站站长。”那人自我介绍。问明阎崇年一行是怎么回事，站长二话不说，立即带阎崇年和县宣传部长进站，守候在通常是列车长所在车厢停靠的位置。
一会儿，一列火车“吭哧吭哧”停下，列车长下车，一眼瞅见站台上的人，顾不上跟火车站站长打招呼，直冲着阎崇年，一边喊着一边跑过来：“哎呀，这不是咱阎老师吗？什么？您没票？您还用票！直接上软卧！”
阎崇年这会儿可真散了架了！简直是侦探小说的情节！他累极了，但不敢睡，万一睡过了站，可就对不起贫困县的乡里乡亲了。但是，他太累了。宣传部长职责所在，应该能提醒下车吧……
有人轻轻推阎崇年，阎崇年奋力睁开眼睛，噢，列车长！
阎崇年耳边传来县宣传部长甜蜜的鼾声。
“阎老师，还有十五分钟到站。”列车长说。
原来，列车长一直坐在包厢外头，成了阎崇年的“卫兵+闹钟”。
……
沈阳有家大饭店，老总对员工搞文化培训，教材是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从门童到厨师，人手一本；从饭店大堂到洗衣房，早就认识“阎崇年”。
阎崇年真到沈阳来讲学了，下榻这家饭店。饭店从上到下都认为豪华客房常主顾来也。一切服务“总统套房”级，到结账时，接待阎崇年者喜出望外：饭店老总埋单。
阎崇年多次遇到这类极不寻常的“寻常故事”。有一次，他到南亚一个国家讲演，相邻国家的观众闻讯坐飞机赶来，住在五星级宾馆里，为什么？只是为了要个阎先生签名！北京有位著名的医学专家，喜欢阎崇年的节目，进而喜欢阎崇年这个专家，关心阎崇年的健康。一定要拉阎老师去查体，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警惕的事儿？需要不需要用点儿保健方法，让老先生更加青春焕发？
多年枯坐书斋的书生阎崇年成了“腕儿”，成了“明星”。
“我很高兴做学术明星”
近来人们对“明星”学者多有微词。似乎学者成了明星就是不务正业，而明星就不该有学问。这算什么逻辑？难道堂堂大中华提倡“漂亮脸蛋+文盲”和“魔鬼身材+弱智”？
“明星”学者应对这类话语时也躲躲闪闪，似乎一跟“明星”沾上边，就不大光彩，回答记者们提问时，经常说“我主要还是在大学教学啊。”诸如此类。
想不到阎崇年面对“明星”问题，慷慨陈词！
济南签售前的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问：“阎老师，您怎么看待被称作‘学术明星’？”
阎崇年笑吟吟地回答：“我很感谢大家称我是‘学术明星’。我认为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褒奖，是对我多年研究工作的肯定。体育有明星，唱歌有明星，我们研究几十年学问，做个星还不行吗？老百姓追捧学术明星，总比追麻将强！”
好厉害的老爷子！
阎崇年还有句名言：“我藏在书斋五十年，出来晒两年太阳，不行吗？”
理直气壮！
阎崇年研究清史五十余年，真是皓首穷经！老了老了，突然红了，成星了，不行吗？几岁娃娃演电视剧能成星，十几岁娃娃当神童作家能成星，七十岁老历史学家凭什么不能成星？
阎崇年老师签售时，我一直跟阎崇年夫人解志红坐在一边，乐呵呵地边看边聊。阎老师既然是我请来的，我全程地陪理所应当。而阎老师好几次很不过意地过来要求我离开，我说：我就乐意在这儿呆着！
山东记者跟我熟，见我来了，跑来采访：“马老师，您怎么来了？”
我回答：“我也是阎老师的粉丝啊。”
阎崇年的粉丝有个特殊称呼叫“年糕”。
这是百家讲坛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就像著名的歌星一样，好多主讲人都有“粉丝”。易中天的粉丝叫“易粉”或“乙醚”；于丹的粉丝叫“鱼丸”；王立群的粉丝叫“群众”。粉丝们还在网上建立以主讲人命名的“吧”。
阎崇年在北京签名售书，排队的读者，最年长的八十岁，最年幼的九岁。男女几乎各占一半儿。阎崇年自己解释是：“男士喜欢看清宫的政权斗争；女士喜欢看清宫的后宫故事。”其实，我觉得，不管男女，都是在铺天盖地的“戏说”之后，想听听“正说”。在图书市场上，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卖得很火，还出现各种盗版。
阎老师为人太谦和了，一点儿“明星”架子没有。凡是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写到书上的读者，他从不拒绝；凡是要求跟他合影的，他也从不拒绝，而且一定得站起来照。
我观察着涌动的人群。有好几个小朋友排在队伍里边。我看到一个跟我孙女阿牛差不多的小女孩，抱了好几本，我把她叫了过来。
“小朋友，你为什么买书？”
“我替我爸爸买。”
“你不看这书吗？”
“不看。我看电视。和爸爸一起看。”
“你知道袁崇焕吗？”
“知道。”
“他是什么人？”
“好人。”
“怎么是好人？”
“他很聪明。”
听了小孩的回答，我想，袁崇焕聪明！这算什么评价？这孩子还是看热闹啊。我继续问：“袁崇焕只是聪明吗？”
小女孩想了想，说：“他做了很多好事。”
有门儿！
我又问：“他做好事为什么被杀了呀？”
小女孩用大惑不解的眼光看我，好像在疑惑：这点儿您都不知道吗？然后，小女孩说：“冤枉啊！”
到位！
我问女孩：“你上几年级了？”
“三年级。”
跟我们家阿牛同岁：九岁。
“两大好处”和“一个观众”
“文革”后，刚开始拨乱反正，工作组到阎崇年所在单位，让大家讲“文革”的坏处。阎崇年却说：“‘文革’有两大好处。”
工作组警觉起来：怎么，竟然有人敢顶风而上唱反调？难道这文质彬彬老先生居然是“三种人”？
阎崇年说：我在“文革”中有两大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那时，有人造反，有人保皇，我什么也不是，逍遥。十年时间，外边不管怎么打，怎么闹，我躲在图书馆看书。后来百家讲坛讲经典，阎先生讲《大学》时，还把这件事作为“己和”的例子来讲。
第二个收获是：那时，没人好好上班，没人管打卡，没人管我到哪儿去。我一直想好好琢磨琢磨大运河这条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可我不是“红卫兵”，不能坐免费火车，就骑个自行车，沿着大运河，从北京一直骑到杭州！一路上考察风土人情，骑自行车反而考察得更细。多少年想考察大运河的愿望，没想到“文革”给成全了。
工作组的人一听，放心了，原来不是什么“三种人”，只不过是老书呆子的两件小事。
这两件小事对阎崇年却绝对不是小事。
别人荒废十年光阴，他白捡十年光阴！
别人文斗武斗互相斗，他和文史资料斗！
“文革”一结束，阎崇年把《袁崇焕传》拿出来。
辛辛苦苦写十年，卖出二百本！
二十年后，百家讲坛找上门。
一直跟阎崇年合作的，是百家讲坛一对俊男靓女：马琳和那尔苏。那尔苏文字阳刚而漂亮；马琳善于配优美的画面和音乐，阎崇年跟这对青年人的合作珠联璧合。
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时百家讲坛还没有自己专属的录制场地，录制节目是在现代文学馆。现场观众，经常需要“特邀”：哪一场由哪一家高校组织学生听。观众自动前来捧场的很少。
有一次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导演高虹到了，马琳和那尔苏到了，主持人到了，阎崇年到了，原定录制时间也到了。
现场观众呢？一个也没有！
怎么回事？那尔苏打电话问组织者，对方“哎呀”一声：“太抱歉了，我把这事给忘了！”
那么，让组织者立即下通知，马上组织学生，抓紧从郊区赶到现代文学馆？黄花菜都凉了！要不然，今天不录换明天？总导演高虹说：不行。咱们是按商定的录制时间交场地费呀！
阎崇年说：“没事儿！就这么录吧。”
有个人打开门往里瞅。马琳赶快跑过去问：“您做什么？”
来人回答，他来找什么人，没找到，看看他在不在这儿？
马琳灵机一动，说：“您给我们当观众吧！”
那人倒也好说话，当观众就当观众呗！
就这样，阎崇年给一个观众讲了一场“清十二帝”。
结果，这一集收视率很高，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对这集“咸丰（下）”大叫其好。
同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我听到“一个观众”的故事，对阎老先生特别钦佩。主讲人跟观众“互动”有时候特别重要。你讲得精彩，观众就情绪高昂；你讲得乏味，观众就没精打采。主讲人可以根据观众反应随时调整讲课的内容。只有一个观众，主讲人可真得“凭他场内空空，自己淡定自如”！
我想，阎老师面对一个观众时，心里肯定装了亿万观众！
于丹“酷评”和“捧哏”
百家讲坛渐渐热闹起来时，“说聊斋”也忝列其中。北京开个主讲人和影视研究者的联席会，因为我是外地的，没参加。正是那次会后“说聊斋”从六集扩充成二十四集。当时大家研讨的内容固然有我等这些讲六集八集的“散兵游勇”，但一讲就是三十八集《正说清朝十二帝》的阎崇年，是主要研讨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第一个发言，说要给阎崇年老师提个批评意见。
人们愕然。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电视台领导和许多前辈，年轻的于丹第一个发言已算勇气不小，偏偏还要提“批评”意见？
于丹说：“阎崇年老师害苦了我妈！她老人家本来天天要午睡，自从播‘正说清朝十二帝’，她再也不肯睡午觉了，非得从头到尾看下来不可！”
更有甚者，不仅于丹的母亲，于丹邻居家的老太太们，全都不睡午觉了，都看清十二帝！而且经常聚到一起“讨论”。
于丹的“批评”说完，人们大笑起来。
其实，于丹是包括百家讲坛在内的科学与教育频道总顾问，第一个发言没什么稀奇。而以“批评”形式“褒扬”，不能不说是巧妙“酷评”了。
人生相处不何逢？时隔一年多，《于丹〈论语〉心得》紧随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之后通过中华书局，声势浩大地推向图书市场。2007年初，中华书局决定在北京春季图书订货会期间召开重点客户联谊会，请阎崇年在会上讲讲。
阎崇年说：“我和于丹老师一起讲吧。”
于丹说：“我给阎老师‘捧哏’吧！”
阎崇年、于丹并排往讲台上一站，阎崇年说：“中华书局花费大量心血出版我们的书，我们表示感谢！”
此语刚完，于丹一个九十度鞠躬！众人大乐。
阎崇年继续说：“中华书局各方面为出好我们的书，辛苦了！”
话语未落地，于丹又是个大鞠躬，超过九十度。再猛一点儿，那美丽的小脑袋就磕地上了。众人又是大乐！
阎崇年接着说感谢的话，于丹不干了：“阎老师，您能不能一总儿把感谢的话说完，我也好快一点儿完成三叩九拜呀？”
众人哄堂大乐！
在济南，阎崇年告诉我，有人把《于丹＜论语＞心得》和美国畅销书《心灵鸡汤》类比，拿来问他，他这样回答：“我最近有点儿累，有位相当有资质的朋友告诉我：买两只鸡煮了，不喝肉，只喝汤，身体很快就会复原。”
这是不正面回答的巧妙回答。
阎崇年学会于丹的“酷评”了。
阎崇年先生此次到济南，我担任了“捧哏”角色，不过我只能算B角。那么，给阎崇年“捧哏”的A角于丹此时哪儿去了？
我从短信上知道，于丹刚刚转悠完长春——上海——北京，又跑到新加坡了。我发条短信：“小妮子满世界跑，不怕跑折腿？”于丹回道：“小妮子的腿功能和女足有一拼，不是任重道远练出来的，生是逛商店练出来的。”
在饭桌上，我一边跟阎崇年老师聊着王立群讲《史记》时，图书市场出现“王立群好友论《史记》”的咄咄怪事，一边给王立群发短信核实情况。顺手给于丹发了一条，告诉她：阎崇年在济南，我成了给老爷子跑街的，他一个劲夸你哪。
于丹回道：“感动啊感动啊，替我抱抱亲爱的阎老师，你是替身，算我抱的。”
好个精豆儿小妮子，你满世界乱逛，倒从千里外抓个“捧哏”的“替身”？
而且，一分钱出场费不付。
似乎无关的引子
十年前，王扶林导演到山东大学拍摄根据我的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山东大学提供的最大方便是：几位已故教授的家可作拍摄场景，唐诗研究权威萧涤非教授的家是其中之一。山东大学索引派口耳相传认为，萧涤非是小说中名教授叶云朗的原型。我估计，王扶林可能采用萧府作叶府，没想到王扶林“踩点”后敲定的拍摄场地是：萧涤非的家作小说中副教授刘树人的家。而刘树人在小说里，是被我用“穷困”和“劳累”双刃剑杀死的！
山东大学最著名教授的家，成了我小说里最寒酸的教师的家！这不可思议的跌宕超出了我的最大想像。我“责问”王扶林导演为什么这样“乱点鸳鸯谱”。王导演说：“你这个做学生的，被你对老师的崇敬蒙住眼睛了，难道你看不出萧家怎样寒酸吗？他连套像样的书都没有！可是在他一个书架上，有七个墨水瓶！”
王扶林导演对七个墨水瓶的观察深深印在我心上。从此，我到学术界朋友家，总喜欢看看，他到底有多少书架？都摆在什么地方？上边都有些什么书？怎么摆的？更重要的，他用这些书做出了什么。
我和阎崇年老师因为同为百家讲坛主讲人，成了好朋友。我这次到北京前，约定到他家看看。我还在火车上，我们共同的责任编辑宋志军就打电话，说北京电视台正在举行阎崇年的新作《清宫疑案正解》新闻发布会。阎老师让他把我接到会上。会开得很热闹，会后中华书局的老总李岩要请客，我说：我得先到阎府瞧一眼。
小宋和我跟阎崇年先生一起坐李总的车回家。李总呢？打的。
包容财富框架和书橱迎门
阎崇年的宿舍位置非常好，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办公室后边，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房子。设备倒也还齐全，大门要用住户自己的卡才能打开。阎崇年还没把自己的卡凑到门锁上，门已哑然打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伸出脑袋来，高兴地说：“阎爷爷回来了！”
众人走进有吱吱嘎嘎响动声的电梯。一出电梯，阎崇年一边掏钥匙，一边兴致勃勃地说：有位懂风水的人来看过他的房子，说：这房子好啊，楼房两头伸出去，阎家房子两侧又有两个电梯间突出去，阎府正对着下边小花园中心，这样的框架，把财都包住了！
我听了直想笑，风水先生顺竿儿爬的本领不小。他知道阎崇年老师这几年拿了几笔版税，就顺水推舟，把财源跟房子的框架联系了起来。试想，阎先生在这套房子住了至少十几年了吧？怎么前几年没包住财富，这两年忽然大包特包了？不是上百家讲坛，一个历史学家能“包”住多大财富？风水先生蒙谁啊？
阎先生乐呵呵地说着，拿钥匙开防盗门。
那是什么样的防盗门啊？通常号称不锈钢的铁门，锈迹斑斑，油漆剥落。眼下在济南，不要说白领阶层，就是一般工薪阶层，哪个还用这么陈旧、这么破烂的防盗门？
阎崇年先生一再声明“不用换鞋”，我们还是坚持换了。因为我看到阎府的地面是垒屋架床式的：在并不名贵的地板上铺了化纤地毯。如果直接踩到上边，外边的泥土岂不就在清史专家的脚下长时期“安家落户”？我们还是与人为善吧。
我一只手扶住高大书橱换鞋。抬起头对室内瞥一眼，发现阎家是彻底开放结构，家庭内部所有的门，卧室、书房、卫生间、厨房的门、通阳台的门都敞着。客人进入阎府，不必一一进入这些房间，里边的“内涵”一览无余。我忍不住想笑：像我这样粗心的人，有客人来时，我会预先关起卧室门。客人只能看到我客厅有什么，顶多能看到书房有什么，绝对不会看到卧室啥布局。所有门四敞大开，就把客人带进门，阎家夫妇如果不是大大咧咧，那就可能最近忙昏了头啦！
我顺着手扶的书橱望上去，惊叹：阎家对空间的利用登峰造极！
阎府一进门处是宽约一米、长约四米的走廊，走廊左边是小小的卫生间和同样小小的厨房，右边是阎崇年幼子的卧室。阎公子的卧室门和进户门之间，大约三十公分宽的书橱顶天立地，书橱上历史书密密麻麻。书橱的势力范围：一边紧接阎公子卧室门，一边恰好跟进户门打开时保持不到十公分的距离。这样的设计，真叫“寸土必争”啊。这么窄的书架上居然还装着玻璃门，既然有了门，书架就升级为书橱了，非常狭窄的书橱。里边的书既一目了然，又可以阻挡灰尘进入。阎老先生使用书、爱护书很有一套啊。
我突然伤感地想起刘白羽来。刘老到底是什么级干部，我一直没弄明白，好像他比大军区司令还高，按他的级别他该住哪儿哪儿的将军楼。可这位建国初就挂上将军衔的老作家却不肯搬家，就是为了他那无处不在的书。刘老的许多书就像阎崇年的书，也放在贴墙的狭窄书架上，而且没有玻璃门。但我不管什么时候到刘白羽家，都看到书架和书干干净净，显然书架经常得到擦拭，书籍经常得到使用。白羽老人自豪地向我夸藏书的情景，还如在目前。现在，白羽已经到马克思那儿去了，而他价值连城的藏书和字画都到现代文学馆去了。
不管是大学问家还是大作家必须腹有诗书啊。
而阎崇年正因为腹有诗书，才因一次特殊机会财富盈门。
乱得极其精彩的书斋
阎府有个突出特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当时就对同来的小宋说了不止一次：“阎老师家，太有意思了，乱得极其精彩。”
小宋诧异地问：“乱得……极其精彩？”
宋志军，编辑嘛，最讲究遣词用字、咬文嚼字，他当然认为“乱”是不能和“精彩”联系到一起的。
那么，“乱”能和“精彩”联系到一起不？能。在阎家。
先看阎府“乱”的根源是什么？是书。
阎府根本没有“书房”和“非书房”概念。书房者，专门放书的房间也。阎崇年家里，哪个地方都放书。书满为患，书满为乱。
第一乱：客厅是大书房。
按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盖房的规矩，阎崇年的客厅不算小，方方正正，大约二十多个平方米。人们习惯把客厅当作招待客人、家庭起居的地方，阎府客厅也兼这作用。
我说“兼这作用”，是因为，这个客厅虽然也招待客人，也供家人看电视用，其主要功能，实际是阎崇年的大书房。
摆在“大书房”的书看来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既是实用的，又带有“场面”性，也就是说，这些书都比较气派。一般几十本一套，硬壳精装，基本是清史方面的书，比如有一层摆的是《清实录》、《清稗传全集》，一本厚厚的《新满汉大词典》隔在两套书中间。书橱是黑色的，似乎质量不错。书橱顶上也放书，也是成套的。
阎崇年用自我表彰的语气介绍，他的这组书橱是用了多便宜的价钱掏到手的；放在橱顶上的那套大型类书又是用多便宜的价格拿到的，“几乎等于白捡！”眉飞色舞，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客厅书橱的前边有个跟书橱颜色差不多的大圆桌，上边也堆满了书，还摆着砚台、墨水和几卷宣纸。看来这桌子是阎先生有时写东西的地方，特别是写毛笔字的地方，他的“专用”书房里，只有一台台式电脑，没有写字台。
阎崇年坐在皮沙发上从手提电脑里给我找文件和照片，然后用U盘复制到我的手提电脑里。这类电脑使用的现代科技，七十岁的阎崇年居然得心应手！
阎崇年的背后窗台上，是书；脚下，电视机柜前边，是书，还有盒卡片。
阎崇年真是坐拥书城啊。
第二乱：阳台成资料库。
阎崇年注意到我在研究他的卡片，就说：我的卡片主要不在这个地方，在哪儿？阳台上。
我好奇地跑到阳台上看，有个极其破旧的五斗柜，五个抽屉，我拉开其中一个看，里边的卡片满满当当。我长叹一声：“这么多啊？”
当年没有电脑时，我为了研究蒲松龄做过上万张卡片。阎崇年的卡片比我的卡片还要多。这是因为他比我多读近十年书啊。我是做过卡片的人，深知这五个抽屉的卡片意味着多少不眠的夜晚，意味着多少次抄卡片抄得手腕得肌腱炎！
而现在，本来应该养花养草的阳台，居然兼任起资料库来。
阳台上还有些箱子，里边是不是些陈年旧笔记呢？我自己有许多陈年笔记，我相信，阎崇年这儿，更多。
第三乱：专用书房不“专用”。
阎崇年的书房应该是这位清史专家“专用”的，但我发现，这个书房反而不属他专用。
我们来到阎家时，有个年轻女孩在阎崇年的书房打字。阎崇年解释说：这是他请的助手，女孩替他把他挑好的资料打到电脑里边，他自己需要用的时候，挑选、剪裁，贴到需要贴的地方。
阎老师很聪明，知道用点儿劳务费，减轻繁琐的资料重担。
女孩看到我们来，关上电脑离去。
我走进阎崇年的专用书房，大约十平方米左右的小书房四壁都是书架。是书架，不是书橱。我惊奇地发现，阎崇年这位清史专家其实并没有把眼光仅仅盯住清代，而是把历史和现实、历史和人生结合起来。为什么这么说？我发现，书架上的书种类繁多，很“杂”，还相当有现代性。比如说：书架上居然有这样的书：《对话》、《交流》、《超越校园》、《吴健雄》，这似乎不该是年过古稀的历史学家读的东西。小书房的资料也并非清一色的清代历史，比如《袁崇焕传》、《清朝皇帝资料》就和《两会资料》、《师友资料》放在同一个书架上。看来，阎崇年先生虽然研究清史，但他的眼界并没被清史拘泥住。对历史学家来说，研究历史而不拘泥历史，非常重要。
阎崇年是务实而关心现实的人。
第四乱：儿子房间成老子“侧书房”。
阎崇年的长子定居美国，幼子现在北大读博。阎公子的房间一进门的地方也是几个旧书架。房间的门敞着，我进去瞄了一眼，发现，儿子的卧室已成了老子的“殖民地”。几个书架上，全部是清史的书！有《清史方舆记要》、《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图说北京史》、《清人笔记随录》，还有几十个资料夹，上边写：“皇太极”、“济尔哈朗”、“马光远”、“李栖凤”、“孔有德”、“佟养性”……一人一夹，厚厚实实的几十个夹子挨挨挤挤。
我突然明白：阎崇年家之所以所有的门都开着，原来是为了主人研究工作的需要。阎崇年知道，自己哪种资料在哪个“书房”可以找到。在我命名的“大书房”、“专用书房”、“侧书房”里，有阎崇年做研究时分门别类的资料，这些图书和资料，外人看起来，极其紊乱，但在阎崇年看来，很有章法。它们固定地待在一个地方等待主人召唤，阎崇年什么时候需要，一抬手就可以拿下！
于是，一切本来死气沉沉的书籍、资料因为主人经常的眷顾变得鲜活起来，灵动起来，有用起来。
这就是阎府的乱而精彩，乱得精彩。
从这个乱得精彩的书斋走出中国一位特殊会长和他的特殊理论。
满学和“四合”理论
阎崇年做过北京市社科院满学所所长，是满学会长。
其实说起来，阎崇年涉足满学，还和山东大学学者的指点有点儿关联。他就是曾在山东大学任教的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
阎崇年本是研究先秦史的。“文革”前，他把一篇先秦论文寄给杨向奎教授求教，杨先生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知名专家。老先生居然给二十多岁的阎崇年回封信，大意是：一方面表扬阎崇年文章写得好，是研究历史的料。另一方面建议阎崇年改变研究方向，转攻清史。杨向奎说：先秦史要依靠关中地下发掘资料，你身在北京哪有这样的方便？而没有资源上的优势，历史研究很难成功。如果你搞清史研究，身居北京就有别处无法比的优势，清朝的宫廷建筑和清宫档案都集中在北京。为什么不扬长避短呢？
收到信后阎崇年认真思考一个月，决定改换门庭，研究清史。
阎崇年由此走上半个世纪的清史研究之路。
清史包括满族贵族入关并入主中原的历史，满学是不可或缺的方面，但中国一直没有满学。真正打出“满学”旗帜，是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末。阎崇年提出：我国有藏学、蒙古学，也该有满学。1989年，阎崇年建议成立满学研究所，两年后满学研究所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挂牌，全世界第一个把满族历史、语言、文化整合成一个学科的研究机构横空出世。1993年满学会成立。通过阎崇年奔走呼号、率先垂范，满学研究所学人披荆斩棘，众擎群举，满学研究渐成气候，迄今满学国际研讨会已举办五届。满学研究中心在北京，阎崇年是满学研究大家，被国内外公认。
历史学家讲究“秉笔直书”，前辈历史学家对清史最喜欢秉笔直书的，是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是，崛起于游牧民族的满清贵族能统治中国二百多年，总有成功奥秘吧？封建时代著名的“康乾盛世”总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吧？
阎崇年研究这些经验，在论著中发表，在百家讲坛陈述，结果这位满学大家，居然被百家讲坛某些观众在网上指责，有些话还说得很不好听。
阎崇年在沈阳签名售书，签售前有一小时讲座，有位观众向他发难：“阎老师，您该知道扬州十日吧？”
阎崇年知道来者不善，平静地回答：“知道。”
“您知道扬州被杀多少人？”
阎崇年反问：“您说多少人？”
那位观众说：“80万人。”
“我去过扬州。现在的扬州总共有78万人。就是把经过几百年繁衍后的扬州人全杀了，也凑不起80万。”阎崇年平静地说。他接着说，研究历史，讲第一手资料，请问您这80万数目从何而来？从哪儿来的第一手资料？即便是第一手资料，还要经过考证。想确定某一历史事实，不仅要有“孤证”，还要有旁证，有二证，三证。
那位观众继续说：反正清兵在扬州杀人了，在嘉定屠城了，您为什么不讲？
阎崇年说：我从没否定过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我的讲座是按清朝十二帝的线索讲，每个皇帝有固定的集数，一集四十多分钟，总不能在哪一集三言两语说这么重要的事吧？
阎崇年面对批评，不是强词夺理而是坦诚说理。这真正是学者的态度。
阎崇年认为，勇敢的品格对学者来说，比勤奋、刻苦、执著、创新更重要。学者遇到困难时没胆量不行。
汉族的阎崇年“歌颂”满清先驱，需要相当勇气。阎崇年为什么这样做？并非出于标新立异的需要。而是出于一个坚定信念：他认为清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巨大贡献。他认为，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的文化都中断了，中国没断。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段少数民族做主的时期，南北朝和蒙古人建的元朝，因为年限短而传统文化没断。清朝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近三个世纪，传统文化仍没断，就难能可贵了。如果清朝廷要求汉人说满语，学满族文化，用满文科考，那历史就是另一回事了。清朝皇帝没有强制推行满族文化，自己还积极地学习汉语，修《四库全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功。尽管有文字狱，有“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但过不掩功。
不过，阎崇年认为满清贵族“过不掩功”的理论，某些观众接受起来有点难度，比如说，我就觉得，扬州十日的“过”是清兵入关的过；修《四库全书》的“功”是百年后的功。“过”就是过，“功”就是功。功要大讲，过也得大讲，才公道公平。不能因为“过不掩功”就对“过”轻描淡写或略而不谈。
我有这样的感想，可能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多年看《聊斋志异》，里边对满清贵族入关时的“过”写得太深刻了。我在百家讲坛“说聊斋”中有“刺贪刺虐”部分，举到《公孙九娘》的例子，说清兵入关，杀人如麻，碧血满地，白骨撑天，鬼火狐鸣，骇人心目。今年国际台重播“说聊斋”，马上有观众在网上对这一集大加称赞，说“敢说真话”。
其实，阎先生跟我完全不同的说法，完全不同的侧重，都是真话。只是根深蒂固的民族感情影响了对同样是“真话”的对等理解。阎先生后来讲惨烈之至的袁崇焕，可能已把沈阳那位观众的质疑堵上了。
讲袁崇焕同样体现了阎崇年的勇气。过去对袁崇焕强调“忠孝”，阎崇年则说袁崇焕最闪光的是“爱国”和“爱民”，做文官不爱财，做武官不惜死。现在仍应该学习袁崇焕爱国精神，勇敢精神，求新精神，清廉精神。
讲史不单纯讲史，而为现实所用，是阎崇年的一贯态度。他总结出的“四合”理论，产生很大影响。阎崇年把努尔哈赤的成功归结为“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其中尤以“己合”为最重要，他说现在很多人能够面对成功，无法面对失败，心理不平衡、生理不平衡，这都是“己合”没有处理好的原因。努尔哈赤胸怀开阔、心境豁达，事大心静，兵不满万，却能取得建州大胜利；相反，皇太极爱妃故去，不吃不喝，悲戚成疾，抱憾而终。这说明“己和”非常重要。
有位观众听了“四合”之后，特地写个“四合”匾额送给阎崇年。这“四合”，现在就挂在阎崇年并不专用的专用书房门额上。
从书斋到讲坛
阎崇年从他乱得精彩的书斋走上满学所长位置，走上满学会长的位置，又走上百家讲坛。
刚介入百家讲坛时，阎崇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最初接到的任务是讲努尔哈赤，他专门研究几十年的努尔哈赤，是国内外第一个给努尔哈赤写传的人。讲努尔哈赤得心应手，闭着眼也能讲。但是，如果把苦心孤诣的研究，高深周密的研究，条分缕析地照搬讲坛，观众又不是历史系古代史研究生，哪有心思看那些枯燥考证？央视实行收视率末位淘汰，如果他阎崇年把观众讲跑了，岂不成了栏目罪人？经和编导沟通，阎崇年选择了从来没人做过的创新之举：以学问说评书，以故事说历史。客观真实+好听好看。
“努尔哈赤”一炮打响，百家讲坛的马琳和那尔苏加快频率往阎家跑，马琳摇着阎崇年的胳膊，“阎老师再讲讲顺治吧。”讲完顺治再摇胳膊，“阎老师您接着讲康熙吧。”讲完康熙讲雍正，讲完雍正讲乾隆……阎崇年把清朝十二帝全部讲了下来。
《正说清朝十二帝》紧张制作的2004年，阎崇年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坐拥书城，一天到晚写稿。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早上四点就起来写。从周一到周四，每天写五千字，周五把这两万字串起来，挑最精彩的部分用简练的语言讲给夫人听。夫人边听边提意见。周六，阎老师根据“家庭试讲”体验，对讲稿修改调整，晚上一边遛弯儿一边把第二天演讲的内容在脑子里“过筛”、“定格”。第二天，百家讲坛开讲。
于是，多年来尘封土埋的遥远历史，那些普通民众一辈子也不会去看的、埋在各种各样历史书、地理书、笔记小说、类书里的“历史碎片”，那些摆在阎府各种“书房”林林总总的书，通过阎崇年深思熟虑的整合，编织成明白晓畅、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灵动鲜活的人物。
同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我对阎先生讲清朝十二帝非常佩服。最主要是两点：其一，一位年近古稀的历史学家，在准备讲稿时，居然每天写到五千字！实在不可想像。须知，这是写上中央电视台的讲稿，不是写小说。当年我写长篇小说，构思顺利时，一天可敲出七八千字。那是形象思维，天马行空，任我往来。我写讲稿，哪怕写非常熟悉的《聊斋志异》，一天顶多写两三千字。阎先生能写到五千字，说明他对资料的把握到了烂熟于胸的程度，也说明他的“劳动强度”很大，写作时间长。其二，阎先生在讲坛上很少看讲稿，却又条理清晰、观点鲜明，极少有废话。他真是记忆力和思维能力超常。
阎崇年到各地演讲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印象最深的，居然是一位市委书记提出来的历史学问题。那是在深圳。阎崇年给各区县第一把手讲清史，深圳市委书记李洪钟在会后说：“阎先生，请教个问题。您提到清初满文老档案。请问，原版本和抄本有什么区别？它们的流传如何？”
阎崇年吃一惊，市委书记竟然问出这么专业、这么有深度的历史学专业问题！他稍作思考，侃侃而谈：“关于满文档案，我写过四篇学术论文，总共十二万字……”然后，他一一讲述，满文老档案是什么时候修的，经过什么样流传过程，现在保存台湾故宫地库；乾隆时满文档案修了六种抄本，它们有什么特点……足足回答了十五分钟。
原来，这位深圳市委书记是吉林大学历史学硕士，曾经在沈阳市委宣传部工作过，一直对满学感兴趣。阎崇年倘若不是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研究，洋相可就出大了。
这，就是坐拥书城的好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