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叫彻夜不停
棕黑。半透明。翅膀紧闭。连绵不断的叫唤像头顶上方悬浮着一只怪诞的蝉，硕大坚硬，耐力出奇好。蝉叫声铺天盖地彻夜彻日。2010年初春，海红陷入了一片噪声之中。
——春天的蝉本来已够虚无，假如有，也是藏在地底深处。春泱说，蝉根本活不到冬天，深秋就死了，只剩下蛹在土里。女儿春泱，她站在那间有龟背竹的房间，头顶一幅漏孔参差的阔大叶子，脆亮声声：有的蝉蛹能蜇伏十七年，到第十八年的春夏才钻出地面，有很多蝉蛹藏五年，第六年才从土里钻出来，爬上树，它趴在树杆上蜕壳，翅膀在壳里就长好了，壳一脱掉，蝉翼一抖，透着亮光，飞起来……有水泥盖着最不好，谁都钻不出来了。是啊城市建筑像一匹疯狗，一只水泥的大饼，以故宫为中心向四周奔腾，势态迅猛。四环五环六环，水泥连着水泥，钢筋叠着钢筋，地里蜇伏的蝉蛹再也钻不出地面了。
是啊蝉蛹们，它们的灭顶之灾轰然而至，末日就到来了。它们难道是死里逃生才来到这里的？耳边的这种类似蝉鸣的声音有些古怪，带着金属的啸声，连绵不绝地挫在神经上。抑或蝉蛹们死后就是发出这样的鸣叫，在它们黑暗的地下王国，在水泥封闭的深处。
终于，海红意识到是耳鸣。
耳鸣有许多种鸣法，蝉鸣之外，还有蛙鸣——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中，忽然就来了成千上万的青蛙，你是看不见它们的，因为它们早就死了，无论是稻田还是池塘，农药杀死蝌蚪，犹如原子弹杀死无辜的人——我们看不见青蛙，但它们飞翔在天空中，像乌鸦黑压压的，发出呱哇呱哇的巨大轰鸣，许多听见这声音的人，彻夜不眠。
彻夜不眠。
在漫长的夜晚，脑子里有交错而过的火车，呼啸着，穿过黑暗的隧道，信号灯乱晃，乱光四射，时绿时红，而枕木震颤，仿佛抵近她前胸的肋骨。
起身喝一口水，但呼啸的火车仍不停歇，它们运送各种严峻的大问题，一车皮又一车皮，然后咣当一声卸到这里。堆积如山啊像煤一样。她光着脚走在煤堆上，从一团乱麻到另一团。
2012年会不会真是世界末日——像春泱在网上看到的，太阳和地球的磁极会同时逆转；玛雅人的预言；中国的《推背图》“乾坤再造在角亢”，角亢就是指龙年；还有星相，2012年出现大十字，土木相冲，日月相冲。还有，藏僧明言，2010年至2012年，世界会极端化，全球核战争。还有还有，《圣经密码》里说2012年彗星撞地球，世界毁灭……地球上没了人类将会怎样？外星人会不会侵略地球？在那些外星人居住的星球上，他们的资源耗尽了，急需找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哦他们在天空中流浪，如果不登上地球他们就会在太空中死掉……时间的尽头是什么，有人说，时间的尽头就在重力扭曲造成的平衡当中……太深奥了，黑洞蒸发之后去了哪里，它是在撕裂空间的自我损耗中被中和了吗？
如此偏执地沉迷于末世预言是心理有问题的表现吗？
细菌，细菌的问题更恐怖，一种邪说不知怎么让海红半信半疑：世界上最强大的就是细菌，所有的生物都是细菌制造出来的，包括人类，人类不过是细菌文明的生物工厂，我们生产必要的养份来供养细菌，人类虽然可以杀死细菌，但实际上人类是被细菌奴役的，一旦细菌发现人类的威胁，它就会把人类干掉。
大大小小的思虑如同食欲旺盛的蚕，永无休止地啃着海红的白天和黑夜，她被咬得千疮百孔只剩下了筋络。
有时睡是睡着了，却常常是一夜乱梦。
梦见眼睛周围长出了一圈胡子，舌头上长出了几根头发，其中一根特别长，咽东西的时候有扯痛感。梦见在野外遇到了地震，饭桌大的巨石滚滚而下，她跑到哪巨石就滚到哪。只好爬上树，坐在树叉上。树底下是一片大水，水底有一只饭桌大的巨大草筐，里面站满了人，他们奇怪地望着她……这个梦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
梦到一个人用刀把另一个人砍死了，自己是目击者——于是要给她判处死刑，而且一幢楼的十几个人也必须与她同死。执行注射死刑的是一个女医生，海红在梦中被人撩起了衣袖注射致死的针剂，针头刚刚扎进去，她看见自己的身体和女医生的面容都变得灰白，医生一边往海红右边的小臂注射，一边命令旁人道：不要等她咽气就拉出去烧了。果然有两个男人执行命令来抬她，一个人还掐她，她说：等我咽气再抬吧。片刻之后大家都被赦免了，上面发了一只足球，说要开运动会，忽然又说还是要统统杀光，连鸡都要杀光。于是逃到了楼上，这似乎是一处时光楼梯，一上楼她就变成了小女孩，童年伙伴俞明河说，让我们来挖一个洞……
又梦到在青海轧钢厂（不知是否真有这个厂），有很多人，但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见大学同学，不过这同学已经去世了，她还到医院跟他的遗体告了别，海红纳闷，他怎么也来了？工厂极辽阔，超过了首钢、武钢，一个车间有足球场那么大，贴地面的一排排水龙头都生锈了，拧不出水，只有单独的一只水龙头能出水。空地上有三个人形动物在比赛跳橡皮筋，橡皮筋是按长方形的田字形摆的，人形动物穿着女人的衣服，腿极短，很奇怪。海红问旁边围观的一个女孩，她说这是猴子和狒狒杂交的动物。辽阔的空地摆着长长的钢条，像桥一样长，一只十层楼高的机械砸下来，另一根巨长的钢条砸上去，发出巨大的轰响。
还有——梦见死去多年的，父亲柳青林的尸体。
在一个屋子，有一些人，地上有一具尸体，听见旁边的人说：这是你的父亲。害怕着看它，它却炸尸了，不断地僵硬着把头扭到一边，人们不停地把它拧回原处。但尸体却站了起来，在人群中僵硬地行走，它忽然抓住了她的手，怎么甩也甩不掉，最后海红在梦中被这具尸体抱住，面对面地一把抱住！旁边有人说，看，它知道这是它的女儿。一下惊醒过来。
失眠有时变成梦游，她从床上坐起来，她的身体里似乎有一只猫，四足轻盈，走路悄无声息。窗户爬满了文竹的枝蔓，文竹开了花，一种米白色的细细花朵，它们蒙在绿色的叶子上，像一层灰尘。她看见卧室里有两张床，中间隔着屏风，一张睡着她自己，另一张……她穿过屏风，走到另一张床跟前，那上面躺着一个男人，他睡眠深沉，呼吸平稳。史道良，那是她的丈夫，两人早已离婚，却依然住在一起。他比她大二十一岁。
她走到窗口，在半睡半醒中撩开窗帘。北京雾霭沉沉。
时间的悬崖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史道良从大学抽调到一家中央机关，他在东城分到了一套单元房，五十平米，两居室。生活中的新纪元开始了。在八年抗战般的离婚、漫长的难以忍受的单身汉生活之后，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当然，这个家只是房子，尚缺一位女主人。
单身汉的生活干燥而坚硬，——像核桃，一堆核桃在一起磨擦发出嘎嘎的声音，到处都是硬的，干的，没有柔软，没有水。一个男人如果只有三十岁，那你就单身吧，广阔自由，繁花似锦，简直就是一片沃土，不知它能开多少花结多少果呢。
但是道良，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一个五十岁的单身汉，春天就不再是春天，春天是令人讨厌的——风沙太大了，吹得人心里发毛，杨花柳絮，飞得漫天都是，连纱窗那么小的眼它都钻进来了，而且，蚊子和孑虫，成排成排地苏醒过来，聚集在草地上。你看着离离青草，茂盛、旷远、明亮，一走近，“嗡”的一下，仿佛是各个朝代的蚊子都赶了来。下水沟也发出一股子臭气，把人搞得晕头转向；
秋天呢，天是高的，又干净，月亮也被老天爷擦过了。但月亮有什么用，儿子史安童，中秋节的前一天骑车到他的办公室找他，儿子说，家家的月亮都圆，就是我们家的月亮不圆。然后就走了。这样的秋天有什么过头，而且街上的树叶已经黄了，它光彩夺目两天马上就要落下来，杨树的叶子更干脆，连黄它都不黄，季节一到，风一吹它就掉落了。
……万物凋零的冬天，单身汉的日子就更难过，大冷天，刮着西北风，天又阴，你一个人在街上散步，那就不叫散步，而叫无家可归。食堂的饭菜总是凉的，它即使是热的很快就凉了，即使不凉看上去也是凉的，吃到肚子里沉坠坠的难受，就像吃下去的不是饭菜而是石头——这样的石头不但在饭菜里，它还在床上，在被窝里，看不见的石头布满生活的角落。
道良觉得自己条件还是很不错的，虽然已经五十多岁，年纪有点大，但他身体好，看上去最多四十出头，而且，干干净净一个人，唯一的儿子跟了前妻，而且已经上大学了，重要的是，有独立住房。
好生挑挑看吧。
来来往往的女性，大多三十多岁，对择偶而言，并非妙龄——啊都是浪漫气质把她们耽误了。大家纷纷说。这些大龄女青年，多半是，一双脚踩不到地上，她踩在云端上，或者，不是云端，是汽球，五颜六色，圆崩崩的，踩一只，“啪”，破了，又踩一只，“啪”，又破了。一路踩下去，她以为这就是真正的人生呢，眼睛总是看天上的月亮，不看地上。到了三十岁，如梦初醒，低头一看，满脚踩的都是垃圾，看似斑斓，却没有一块破烂能拣得起来的。于是她们，就慌了神，她们外表看起来还算光鲜，脑子也是聪明的，但免不了总有一阵要像没头苍蝇没了主张，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拔剑四顾心茫然。只有过了若干时候（若干年，若干个月）她们才能平静下来，到那时，谁都不会像一只没头苍蝇乱飞了，她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变做一只优美的蚕，安静地吐出丝来织成茧，并且在茧里修炼成精，那时候，如果她们偶尔张望一下她们的苍蝇时期，大概会淡然一笑，像看到一出编剧拙劣的电视连续剧。
道良在冬天里到南方这座城市开会，海红正好被抽来搞会务，两人就认识了。能去北京当然不错。道良一心想要找一个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妻子，他觉得自己不但身体好，而且，他有活力。老馆长说这个男人是单身。
这时候海红已经离过一次婚，她的婚结得古怪，对方是市图书馆的管理员，九月结婚，到十二月又离了，不但没有给单位同事发喜糖，事先连父母亲友都没有告知。事后虽然给母亲写了封信，却始终没有把人带回家，年底，她回圭宁县城过年，竟然是一个人回去的。母亲章慕芳有点怕这个女儿，她不敢问，让海红的姨母慕竹去问，海红说：离都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简直就是目无尊长。自从十岁，海红从陆安老家回到圭宁，母女关系就开始变得别扭，到后来，两人甚至很少说话。对此慕芳惟有仰天长叹。她对亲戚们说，这个女儿生来就是很古怪的，没人同，随她去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大开，狂飙突进，海红探到了一个词：超现实主义，她发现这个词真是太适合她了，现实就是用来超越的。她一心想要成为一名超现实主义诗人（后来又改成了超现实主义小说家），在大学里，诗歌运动风起云涌，海红被裹挟着，在潮流中颠荡，她坚信，只有文学创作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其余一概是臭狗屎。
大学毕业分回了省会南宁，她穿一条红色的裙子，骑着单位公家的自行车，满城狂奔。红色的衣裙是生活灰烬的花朵。一团火焰在飘荡，疯颠，狂放，所谓激情。写诗至半夜，投稿，被退；再次投稿，再次被退。直至无穷。为什么会喜欢红色的裙子，是内心的火焰在乱窜。
同城有几个诗友，人人都是疯子，包括那个图书管理员，他专门模仿舒婷，几近乱真，诗句充满了沙滩、大海、贝壳、帆船和木棉花。
这几个人热衷于谈论诗歌。上着班，听见喇叭里喊道：柳海红，电话！海红就会从楼上的大办公室飞奔而下，冲进放着电话机的财务室。超越现实才能成为艺术家。全单位，仅两部电话机，一部在领导办公室，另一部，放在财务室的一张专门的桌子上。电话是某位诗友打来的，在一个加油站工作，闲着无事，打电话聊天。电话那头神经质，哇哇乱喊，电话这头呢，也是扯着嗓门叫喊，财务室的同志正在核对账目呢，侧目、愠怒、咳嗽。海红却依然昂首高声。诗歌必须在生活中高昂着头。
海红突兀的婚姻也像是这股疯狂气息的一部分。
既像是轻率的，又像是慷慨的。她有一股子蛮劲，说得上是一往无前，她又有试错精神，人生就是用来犯错误的，这时不错，什么时候错！她是一个矛盾体，从十岁开始讨厌家庭，到了二十多岁却又早早结婚。离了呢，也释然。嗯，家庭是个性的敌人和奴役者，对，她不追求幸福，所谓幸福生活是个平庸的玩意，唯一有价值的人生是有创造性的人生。她从书本上汲取精神力量，那些从书上看来的乱七八糟的理论和她混乱的思维搅在一起，她的生活更加缺乏逻辑，更加情绪化了。
海红遇上道良的时候，正是她的废墟期。离婚之后她又谈了一次恋爱，丢盔弃甲，一塌胡涂。
疲惫、颓废、苍老。一个喜欢她的诗的高中男生来看她，他对她说：你变了，没有了朝气。他说你从前是我的理想，现在我的理想破灭了。小男孩感到失落。
生活停滞不前，暗淡，奄奄一息。她的诗歌事业没有丝毫进展，一首都没有发表。每隔几天就有她的退稿信，大信封，厚厚的。退稿退得她在单位里灰头土脸，纵然几个文友互相吹捧，也难免心里发虚。外省生活枯燥沉闷——书店里的书是旧的，摇滚、话剧、像样的画展，一概没有——像一团无从发酵的死面！还有，每天不是鸡蛋西红柿面条就是上小吃店吃米粉，再这样下去，她就要疯了。
一个废墟需要重新长出青草。史道良，这个男人，是从北京来的，不高不矮，不肥不瘦，长得甚至算得上俊朗，气质不错。在大学里教书，几年前就离了婚，仅有的一个儿子跟了他的前妻，他利利索索的一个人，单身。这是群艺馆的老馆长告诉她的，两人是大学同学。你要重新振作。
开会期间，道良请海红陪他到文具店看看文房四宝。道良说，你写不写毛笔字？我给你买一支毛笔吧，他拿起一支栗色笔杆的羊毫，用拇指挤那笔尖，颇在行。他又看中一只红木笔架，有几种款式，他拿起来问海红，这个怎么样？你帮我看看。我一点不懂啊，他怎么问我？
一条道路在道良身上闪耀，从边远的灰暗小城一直铺到首都，文化中心，名家、名刊、大出版社，闪着遥远的亮光飘过来，缀结着澄蓝的天空，无尽回响，犹如隆隆春雷。连根拔起的时候来到了，一棵小树，长在山谷里，再高也高不过山顶，如果种在山顶呢，那它当然，就成了大树。海红身上的蛮劲再次苏醒，雷声隆隆，雨点扭动着扑向大地，街道的雨水哗哗流向两边，连根拔起的时候来到了，海红一只手打着雨伞，单手扶车骑行。她一个人穿过夜晚的民族广场，从会议驻地回到宿舍，心中充满了莫名的豪情。
1988年她曾去过一次北京，自费，一个人去玩。五次特快列车，傍晚六点多从南宁始发，在车上度过两个晚上和一整个白天，在第三天的上午到达北京。那时候你真是生猛，人流滚滚啊陌生的巨大皇都，她倒是不迷茫，挤上公交车，直奔北新桥，她去找发小俞明河的堂姐俞明雪。明雪也是海红在中山大学的学姐，她把海红安排到北航的学生宿舍，一分钱不花，住了七八天。
正是秋天，那时北京的空气还不错，没有雾霾。大街上到处都是金黄的树木，到香山去，枫叶是红的，天真蓝——无限幽远无限明净，一种近似纯金的声音整日缭绕，颐和园和北海，如在梦中，傍晚站到著名的天安门广场上，总算知道什么叫辽阔了，风从四面八方汹涌而华灯初上……一种新奇的音乐在北京的天空回荡，一个嘹亮的名字响彻在青春的嘴唇上，摇滚乐、崔健、《一无所有》，“我总是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在高校饭堂或者公园，从东城的工人体育馆到西城的首都体育馆，这支歌一往无前，在天空中迈着大步。明雪给海红搞到了首体的现场演唱会的票，你像一滴水滴落在熊熊大火中，倾刻化为了烟。巨炉在燃烧，黑色的火焰在旋转，万头攒动，气流一阵又一阵，把人举到空中又摔到地上，缤纷的色彩在旋转，由红而绿而黄，光源无数，从天上，从地下，各各涌出来。人人都忘记了自己是谁，你就是我，我也是你。歌星出场，男的长发披肩长风衣，女的寸头露出半截肚皮。欢呼，尖叫，人声汇成雷声啸叫着冲向屋顶。
明雪还带她去过一次建国门的国际俱乐部，是意大利的文学戏剧作品欣赏晚会。意大利，地中海、罗马假日、西西里柠檬，意味着无尽的浪漫，著名的某某出来了，《日出》里的陈白露。穿着月白色的丝质旗袍。演出结束后还有冷餐会呢，在二楼，一排排晶莹的高脚玻璃杯，各式饮料点心，棕黑、酒红、蛋糕黄。海红也取上一杯可乐小口喝着。
神奇的日子把人弄得醉熏熏的……
还有那些美术馆博物馆剧场，各地的文艺青年穿梭其中，来来去去，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恍惚的梦幻神情，他们像一群，腾空的人——双脚是不沾地的，他们对故乡视而不见，是啊现实不过是一层庸俗的外壳，他们要挣脱的就这层东西，他们要往艺术的空气里飞升，而艺术在哪里呢？当然，就在北京。
到北京去到北京去……海红决定到北京去。有两个问题她是不要想的：一是道良的年龄，二是是否真的和他结婚。世界上的事情都禁不住想。一脚踏出去再说，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就当它们是垃圾。
那是一个远走他乡的年头，几个朋友，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准备去日本，一个马上要去北京进修，一个说想去深圳。关系最好的一个呢，进了监狱。他的孩子刚刚三个月，海红买了一罐奶粉去看望，默坐良久。
小时候的朋友俞明河从老家圭宁给她打电话，说慕芳阿姨到家里找她，哭，让她劝劝海红，一定要找个人结婚，健康，人好就可，别的不要挑剔。“有机会一定要抓住啊”俞明河说。
她在单位宿舍举办了一次告别聚会，请朋友们吃凉拌西红柿和啤酒。他们做了一个游戏，这游戏是一位当编辑的人从北京带回来的，风靡全国，他撕成许多小纸条，每人发三张，在上面分别写上地点、事情、人名（必须是在座的人），再重新抽签，组合成句子。当然这都是没谱的事，纯属助兴。但有一个句子比较诡异：柳海红、在北京、上吊。
大家心里一紧，人人默然。空气吱溜吱溜响了一会，才有人说道：扯蛋！那时候正流传着一个末日预言，据说是一名叫做诺查丹玛斯的人在中世纪发出的，说的是，到1999年，地球毁灭，人类完蛋。不管信不信都像是一个咒语。前程固然迷茫，趁还活着，要做什么还是赶紧的吧。她亢奋迷离，又生机勃勃，连耸人听闻的预言都挡不住她。
她把新买的自行车也托运去了北京，蓝色的，飞鸽牌，用报纸缠了好几道，全部家当装满了一只大箱子，箱子是新买的。你用不着买新箱子啊，道良说。海红却暗自盘算着，一有机会就从道良身边溜走。南宁的少数几件家具，两个书架、一只带镜子的单门立柜，一只椭圆形茶几，或送人，或折价处理。床和书桌是单位公家的，不管了。颇有些破釜沉舟的样子。
此去北京当然不是嫁人，是借调。
她拿着借调公函和工资证明，还领了两百斤全国粮票，到一家行业报纸报到。是史道良帮的忙。在北京，这类报纸估计有上百家吧，中国纺织报、中国环境报、中国教育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政协报、中国电影报、中国工商时报、中国改革报、中国合作报……等等等等，任何报纸到了北京，一律冠以中国，虽说是各部委的行业报纸，听上去也像是一份中央大报。海红到其中的一家，副刊，编辑。
她住在哪里呢？东城，一幢有电梯的高层住宅，史道良的两居室单元房。道良说，你先住在这里吧，若不愿住，慢慢再找地方。先住下，将来一切都会尘埃落定。
道良已有一张木板单人床，因准备结婚，又购了一对单人弹簧床，还置办了一对单人沙发、一张可以打开当床的两用长沙发、衣柜、书桌、茶几、吃饭用的折叠桌，样样都齐全了——这些家具都是道良一样样买回来的，早在住办公室的时候，他星期日没事就去逛家具店，看中一样，就买一样。九十年代初，还不时兴送货上门，他借来一辆脚踏三轮车，自己蹬车到家具店运货。他带上麻绳纸板，又垫又捆的，然后蹬车穿过北京的大街胡同，阳光透过槐树叶子漏在他身上，一跳一跳的。到单位楼下，几个单身同事帮忙，把家具搬进办公室，倚墙靠着。正规的办公室里堆了这些包扎着的物件，有点像杂物间，又像是装修之后未完工的一角，总之有点古怪。史道良同志，你的小日子有眉目了。
分到新房子，道良又蚂蚁搬家地，一样一样搬过来。他怀着憧憬，创造新生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好日子来到了，他站在入住不到一年的单元房里，阳光满屋，照在他光彩熠熠的脸上，他真是显得年轻。环顾四周，他对刚刚来到的海红说：看，什么都有了，就缺窗帘。我是故意不买窗帘的，以后谁跟我结婚谁就买窗帘。
海红不答话。先住进来再说。
最方便的是有一部电话分机，从楼上飞奔到财务室接电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她窝在沙发里，足不出户，打电话。遥遥渺渺的远处角落，手指一按，指落声起。几乎是神仙的日子。
除了给副刊约稿，也跟朋友打电话聊天。北京的朋友暂时只有俞明雪。俞明雪，俞明河的堂姐，生于1957年，父母都是圭宁县城中学老师，比海红大五岁，插过三年队，早海红两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两人本来不熟，后来结伴两次返校，这才混熟了。返校路途颇周折，要从圭宁县城坐车到玉林，从玉林坐火车到贵县，再坐船，才能到广州，明雪一路说笑，照顾晕车的海红。大学毕业，俞明雪分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她是海红在北京联络最多的人。
海红一边住在史道良的单元房里，一边找住处。她求俞明雪帮忙。明雪想来想去，领她到红星胡同的一处四合院，去找圭宁藉的一位退休老部长。事先打了电话，门房问了一声就开了门。一个清亮的女声迎出来，抬头看，一个风韵犹存的妇人站在廊檐下，肤白发黑，深蓝紧身高领毛衣，披一条深紫色披肩。部长夫人。她有多大年龄？来客了——她冲里屋唤道。字正腔圆若话剧演员。老部长出来，胖胖的，眉眼慈和。他哈哈几句，握喧两下，指着夫人说：这是我家的总理，有什么事情就跟她说。
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夫妇二人与周恩来夫妇的合影，黑白照片，背后是一棵树伸出的树杈，还有一角屋檐。话一开头，夫人就纵谈天下事，都说台湾经济腾飞，知道什么呀，他们带到台湾多少吨黄金不提，我们不过是一个烂摊子。部长笑眯眯地望着她，又笑眯眯地望望客人。宛如一个心满意足的孩子。
明雪抓了个空子介绍海红，说部长是老红军，海红可以给老红军写回忆录。谁要写这个，绝对不要写。海红满脑子超现实主义，打死她也不会干这事。但是夫人一句话就把这堵住了。她说，不用别人，我也会写。她又说，我写的文章还发表过呢。明雪只好直说住处的事，夫人想了想，说驻京办事处那边倒是有铺位，长住不行，住个把星期半个月应该没问题，她可以写个条子给她们。两人哦了两声，不说话了。夫人问海红的年龄婚否，她忽然脸上一闪，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地位很高，不过，要比你大很多。鬼才要她的对象。明雪问：大多少呢？夫人笑而不答。片刻方说：总之是大很多。
海红原先认识一个艺术学院画画的，陆姓，这时从外省到中央美院进修版画。那时中央美院仍在王府井，海红去看他，那天正好下雪，陆见她第一句话就说：北京好冷啊！他哈气搓手，身上穿着一件呢外套，脖子裹着条特大的毛线围巾，海红穿了长羽绒服，没围脖子，也觉得冷，她不停地跺脚。陆刚刚下课，领海红到学生饭堂打饭吃，吃完饭身上暖了些，一出门又是冷。海红坚持要跟陆到干面胡同他租的房子看看，说不定会有住处。陆说他租的是一个老太婆的房子，一个套间，老太太住里屋，他外屋。挺不方便的。陆叹了口气说，你看看就看看吧。
两人一路无语。
干面胡同跟北京的其他胡同一样，也是灰扑扑的，院门挨墙根摞着蜂窝煤，用塑料布盖着，门廊下堆着大白菜。院子很乱，曲里拐弯，都是矮矮的小平房，有的伸手就能够着水泥瓦的屋顶，大多数窗台和门口放着大白菜或大葱，院子里有一只水龙头，贴地安装，用一块棉衣裹着。若要上厕所，只能到院子外面，胡同中段的公共厕所。陆的住处在大杂院的最尽头，是原来的厢房，有较宽的廊檐，檐下照例也堆着大白菜。屋子里很静，看来老太太正在午睡。一股尿骚味漫在屋子里，没有暖气，虽然生了一只炉子，仍然冷嗖嗖的。里外间是用木板做的隔断，外间仅五六平米，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书桌没有，角落摞着几只木箱和杂物，隔断上也没有安门，只用布帘子隔开。帘子脏旧，不成样子。只略坐了一时，就听见老太太在里间咳嗽，海红赶紧起身告辞了。
道良也帮海红找住处。
他的一个大学女同学，姓米，在西郊人大图书馆工作，一直没结婚，领养了一个女儿，女儿上大学住校，周六才回家，米同学也有一套两居室，他跟米同学打过电话，人家答应了。他们骑自行车从东城到海淀去，二月底，道良的棉大衣还穿在身上，海红也穿着她的长羽绒服，两人骑车从东往西去，逆着风，道良车骑得呼呼的，身上冒着热汽，海红骑得慢，他不时停下来等海红。骑了两个多小时车才到了人大校内的教职工宿舍楼，海红累得喘了半天气才上楼。
米同学朴素平和，她笑吟吟地望着海红说，这些年多亏史道良关照她，只要是他的朋友，她都欢迎。她真不像老姑娘。唔新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很好使，吃饭呢，愿意到学校饭堂吃也行，跟她搭伙也行。平时可以住养女的房间，星期六，就凑合睡客厅里的长沙发。这天正好养女在家，这女孩一看就不是盏省油的灯，读书不好，只考上了人大分校，每周都把脏衣服拿回家给母亲洗，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她对母亲的客人冷着脸，连招呼都不打就钻进自己的屋子关上了门。都是宠坏的。
应付不了。再者呢，路远，从海淀到单位，挤公交车还要倒车，骑车要两个小时。她就仍住在道良的单元房里。
四月份，槐花开了，米白色的花朵一串串垂着，远近都有些淡香。北京不冷了，却刮起了沙尘。海红到王府井买了一付墨镜，一条丝绸大方巾，还买了一件上海产的长风衣，宝蓝色，阔下摆，束腰。她像北京的女子一样，用丝巾包着用头发，只露出前额的一络卷曲的留海，看上去有一点妩媚，然后，她穿上风衣，扎好腰带，出门之后戴上大大的墨镜，这使她有了些时髦的气息。边远省份的人到了北京总是很快就变的，京城有一种气象，这气象浸入到海红身上，改变了她的气质。她已经颇像一个京城的文化人了。
俞明雪给她介绍了一个朋友，也是中大毕业，在天津的文化单位，三十七八岁，离了婚。明雪说，认识一下也没什么坏处。两人去了景山公园，爬上最高的万春亭，俯瞰故宫全景，天气灰蒙蒙的似有浮尘，故宫大大小小一片黄色琉璃瓦，屋顶也积了一层尘土，病秧秧的，精神减了一半。下了山，两人绕景山走了一圈，互相问了问情况，没有话说。中大的校友脸上一直挂着一种奇怪的笑容，既像苦笑，又像讥讽。但这种讥讽或苦笑并不是针对海红的，倒像是针对世界，又像是针对天空，或者是针对园中的古树，因为他时常仰着头。所以海红觉得他是不在场的，他奇怪的笑容单独悬浮在景山，你无法和这样一种悬浮物说话。
直到这个时候，海红还没打算真的跟道良结婚。当然，两个人的关系已经不同了，有了肉体。这一点，海红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两个身子揉在一起，并没有想象中的巨大反差，那种根植于年龄的悬殊带来的不适感。在黑暗中，他轻声唤叫她的名字，充满了激情，也间杂着软弱。肌肤相贴，有肉体的温润和抚慰。他在黑暗中晃动，按海红的意思，不开灯。她有时沉入其中，有时也游离。她把肉体留在床上，留在这个男人的身下，眼睛却去看墙上镜框的阴影。他们不开灯，但把窗帘开着，楼外微弱的灯光使室内物品具有了浅灰、深灰、浅黑浓黑的不同层次。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窗帘是临时的普通花布，白天看上去简直没有格调，在夜晚的微光中，它变得有几分神秘。有些日子月亮正好走到窗口，月光流泻，似闻水声。细腻而华美。窗台的文竹枝条繁茂，月光透过文竹，对面的白墙和家具上有一些奇怪而散乱的阴影。墙上的镜框中的百合花瓣变成浅灰，质地更加细腻厚实。月光也改变了窗帘，远处的灯光使它神秘，月光却使它虚无，遗世独立，更具纯粹的美感。
无论是沉浸还是游离，海红都不讨厌。在这件事上海红对道良有好感，认为他有绅士风度，不急。是她所接触过的男子中最有耐心的。比起那个在白龙潭的第一次，那个人她现在连名字都记不起来了；比起她先前的恋爱对象。无论如何也不要，即使住在他这里。她一开始就是这样想的。在他的单元房住了半个多月之后，有一天，道良伸出他的双臂，略带腼腆地说：让我来拥抱你一下吧。海红曾打算，无论如何也不要跟他有什么身体上的纠葛，倒不是出于什么陈腐的贞操观念，而是某种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复杂意识。但是日积月累，有什么改变了，半夜里刮起了大风，风声呼啸，动物需要互相取暖。道良光着脚走到她的床前（她为什么不插上门销呢），让我搂着你吧搂着你……他嚅嚅低语，像一匹鹿。
夏天的时候，部长夫人打来电话，她请海红陪她去参加一个小型聚会。朱仲丽，你知道吗？王稼穑的夫人，当年延安的十大美人之一，据说毛还追求过她呢。她要给一个朋友办一个生日晚会，就在她家，只请很少的人。你去吧，先到红星胡同我家，再一起去，你自己去连门都进不了哦。
她的声音非常悦耳柔和，仿佛绸缎，滑如水面闪闪。许多年过去，海红还记得那特有的声音从电话线传来，“你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听我的”，有一种魅惑，像是某种召唤。黑暗中珠玉叮叮，看不见，听得见，你不知那后面有什么。一个上层社会，海红好奇，她决定去。穿了一条白色带细格子的连衣裙，头发扎在脑后，只涂了口红，没有别的装饰。太素了，部长夫人说。她一笑又说，像个在校大学生，也不错。高墙深院，门口有士兵站岗，夫人的车直接开进院子里，院落阔大，让海红吃惊，院中有一棵高大气派的树木，至今海红已不记得那是银杏还是杨树，或是古槐，但它威风凛凛。
一幢楼在空阔中放着光。
它是两层还是三层？海红也已经记不清，它在夜晚放着光。上台阶，很宽的门厅，灯光明亮而柔和。一位老夫人微笑着坐在小圆桌跟前迎客。她果真是美丽的，但她的往昔更加令人惊艳，小圆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她年轻时（有的也不那么年轻）的照片，黑白的老照片，卷曲的头发，眉毛细而弯，明眸皓齿，有一种老上海电影明星的气息，令人想起胡蝶、阮玲玉。在同等的美艳中又多了某种知性，她曾是一名医生呢。部长夫人向朱仲丽介绍海红，朱亲切点头，请她随意，吃点水果和点心吧。她缓缓说道。
寿星来了，是一位现职的女部长（也许是副的），短发、大嗓门、风风火火，她们拥抱，气氛热烈。其间部长夫人去接过一个电话。她跟海红说，真可惜，我想让你认识一个人，他说了来，临时有事没来成。海红松了一口气，她来看看热闹可不是为了认识那个潜在的对象的，对于官员，她会极度不适应。
海红跟京城的文化新闻界有了一些接触过往，她有时会收到请柬，一个颁奖活动，在国宾馆钓鱼台；一个产品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某某厅。钓鱼台这种神秘的地方（国家的无数重大事件跟它有关）这么容易就进去了，里面真是阔大，大片的草坪、假山、水域、楼台，高大的白皮松生来就像是这里的绝配，大群大群的灰喜鹊飞起又落下，它们不怕人，只只肥硕光鲜。忽然听见嘎嘎的鸣叫声，循声而望，一只大大的铁丝网笼里关着两只孔雀，羽毛艳蓝闪光。
还有，黑天鹅。海红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传说中的动物。白天鹅于她已是罕见，黑天鹅几乎是天外之物，只存在于书本或者，遥远的欧洲。她从会场溜出来，徜徉在这处幽闭的园林中，此处就是这样地既是公园又是禁地，风光无限却又空无一人。她暗叹着沿水岸缓缓而行，忽然，一道黑色的闪电惊到了她：一只黑色的天鹅出现在眼前，简直不像是真的！她奔到离黑天鹅最近处，心中狂跳。天啊天啊，她坐在岸边，目不转睛地盯了好半晌。
比起八十年代，这时的北京，有趣的文化活动骤减，但各种发布会、评奖颁奖活动、影视剧舞台剧的研讨会仍是不断档。各路记者前去，没有红包，但有礼物，一只磁化杯、一个电吹风、一床亚麻床单、一个可以连拍的傻瓜相机……海红把这些东西拿回来，堆在角落里。她虽是副刊编辑，但报纸不那么分工严明，也能采编合一，她在副刊的一角设一个文化简讯栏目，一两百字一条，她去的那些会、那些活动，就都能交差了。
她还得到过一张票，去人民大会堂听费城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天安门广场四面来风，鼓荡着她的衣襟和头发，华灯灿灿，宛若全中国的光都涌到了这里。她穿着一条黑色细格的呢裙子，一件半长的米白色短风衣，本报摄影记者给她拍了一幅照片，仰拍，她身后是巨大的大理石圆柱，擎着天空，她笑着，露出一排牙齿。她耐心接受安检，存包，在辽阔而森然的会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啊大幕拉开，有高层领导致词，大幕再次拉开，黑色西服的演奏家们，来自美国，庄严、肃穆、高贵，但在肃穆中又有些闪烁，一片小提琴像一群棕色的母鸡，来自外婆家的地坪。海红会心一笑，她是一个乐盲。于懵懂中自启。
遥远的边城啊，她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一块忘记的，还有，结婚的事。
秋天已到，街上的洋白蜡树叶黄了，叶间透亮，天也仿佛高起来。道良说，你给我买一条裤子吧，买了咱们就结婚。海红不置可否，她的目光有些飘，或者说，迷离。她在想什么呢，不知道，瞳孔里盈盈满着，是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词。刀刃，珍珠，火焰，汁液，橄榄，尖叫。她在盘算着这些词放在哪里更好，诗里还是小说里。她打算有所作为，在她的文学事业里干出点名堂来。
道良又说：不买裤子，或者买窗帘也行。总得有点你的东西。他殷殷说道：买了我们就结婚吧。海红仍然飘着她的目光，唔，珍珠和刀刃，汁液与火焰，这样的组合她很是喜欢。她望望道良，竟不回答他的重要问题。
道良的脸沉了下来。
他要跟她严肃地谈一谈。他说，你住在这里有大半年了，如果不结婚，就不能再留你了。他说的是寻常道理，海红却不明白似的，她瞪着眼，有些茫然，茫茫的水面上，起了雾，四围蒙蒙一片，有什么露出来了，是芦苇，不过，她认为是礁石。
报社那边，也不知能不能接着借调你，还得回到你原来的单位去。这才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回去？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支箭，携带着时间的能量，嗖嗖地飞驶，它从圭宁县城出发，越过了高山大河，无尽的风雨尘埃沙石，它还要继续往前冲，电光火石，发出亮来。它是不能折返的。
那好吧。
有了前一次的短暂婚姻，海红更加不把结婚看成是一件庄重的事情。结就结吧，谁说结了就不能再离。
在这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城市，左的右的阵营分明，海红于左右没有兴趣，非左也非右。有时暗自揣摸，她的那些玩意儿，超现实啦先锋啦自由啦，大概是右边比较包容。但是道良显见得属于左边阵营，在文化界，那是让人咬牙切齿的呢，与他结婚，会被屏蔽，被误解，被孤立，被……迷蒙的水面上，浪滔滔，晃得海红一惊一惊的。
结了再离，实在是轻率，却又含了无畏，甚至，对某种曲折命运的祈盼。其余的，一概，就不再思虑了。
她的心，就这样落到了实处。
想清楚了。顿时轻松。把一切罗嗦麻烦事交给命运吧。她看了看道良，觉得他还是不错的。十一到了，三天假期，海红心情不错，她要照相。圆明园，横七竖八的巨石间，留下了二人的合影。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结婚的消息，把二人的合影挑出两张，一并寄回圭宁给母亲，让她看看这个跟她年龄相仿的未来女婿。
慕芳收到信，没什么可说的，按照海红的脾气，事先告知就算她把母亲放在眼里了，已经比第一次进步。而且，慕芳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荒唐，她嫁给比自己大十多岁的柳青林，竟是婚后快半年才告诉自己的母亲陈碧薇。陈碧薇在天上（或者在地下）看见这一幕，她会说什么呢？对于一个出生于20世纪初大家族的人，一个1921年的新女性，一个车站站长的太太，一个经历了土改的地主的妻子，一个四个儿子终身末娶的母亲，她在世事的风烟中洞彻了，她会一言不发，或者，淡然一句：是的么？也好啊。
依自已的生活经历，慕芳还是告诫海红，年纪相差太大还是不合适。但是啊但是，一匹野马在飞奔，一支盲箭在乱窜，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嗖的一声，海红被套进了婚姻里。
要过多久，她才能意识到那些不适呢？
他们没有共同的朋友。道良的那些同志朋友，海红嫌他们老，观念陈旧，说不来，海红交往的一些人，觉得她莫名其妙，也不太联系了。两个人结婚没有请客，连糖都没发，别人也就无从送上贺礼。婚结得低调，倒是海红希望的。
两个人在家里，像是困在沙漠或者孤岛上，各自断了活水的源头似的。俞明雪准备出国，海红没人玩，她想写她的东西，也没了情绪。道良看她愁眉，说：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关在了笼子里？时间在局促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海红很快觉得，时间这种东西就像一头猛兽，蹲伏在她和道良中间，年龄相差一岁它就窜出一大截距离，二十年……相当于一个人待在谷底，另一个，站到了云端。底下那个和上头那个，一个抬头望，一个低头看——万丈悬崖，深不见底——无论要跳下去还是攀上来，都非人力所能及。说实在的，这道悬崖在他们相遇之前就长成了，崖高万仞。
她坐在唯一的一张藤椅上，眼神像深海中的水母，弥散飘忽。海水漫在她周围，上下左右都是暗的，隔着一层又一层别的什么物质。坐在那里，道良说话，她似乎在听，问她呢，她总是受了惊吓似的一凛。
能跟某一个人私奔就好了，远走天涯！这念头使她精神一振。
火车站，是啊火车站，两个人将秘密约定一个时间，然后，分头从家里逃走——她将给道良写一封告别信藏在某个地方，将只带上很少的随身物品，在临出门前她会内疚地看上道良一眼，然后，一转身，她就出了门。那个人（假如有这个人的话）在火车站的候车室等着她，但他们必须装作互不认识，然后在不同的车厢上车。然后，钢铁的巨轮缓缓启动，汽笛长鸣，车顶上喷出一片白色的蒸汽（多么古老的火车，还有蒸汽）。
她期待爱情，准备时来运转。被烈火烧成灰烬。设若遇上一个情场老手，毫无疑问，这个海红，她会晕头胀脑地冲着陷阱跳下去，咚的一声，粉身碎骨。
人生的好戏也许就要开始，不料，海红怀孕了。
婴儿与生活
这一年，章慕芳等来了与女儿和解的时刻。古怪的母女关系，拗牙诘齿，结节重重，像一团陈年的乱麻无法理清。她结婚了，你不知道，她忽然又离了，你也不知道。这样不把生活当回事，迟早要头破血流。她让堂姐慕竹劝海红，人生最好是少走弯路。海红说：弯路有什么了不起！一句话顶了回去。这个女儿，她定是不要生孩子的，等她老了，伶仃孤苦，定是连个端碗水的人都没有。是的啊是的啊，是的，世事总是难料，一封信摇摇晃晃寄到了，铁树开花。
铁树开花。她怀孕了，要生了。无论多忙都要去，这个时候不去就永远没有机会了。生孩子是女人的鬼门关啊慕芳见过多少难产的女人，生完孩子坐月子，月子里千煎万熬是女人的烂泥坑，海红啊海红，一辈子最最要紧就是坐月子。铁树开花真是好啊，妈妈这回来帮你了。
慕芳满心欢喜要到北京看望女儿。正是龙眼结果的季节，亚热带镇子的周围，有无数古老的龙眼树，这种在北方叫做桂圆的水果是有些古怪的，剥开土黄色的外壳，就会露出龙的眼睛，半透明，圆圆的，剥肉晒干成为元肉，补血补气，产后最宜。亚热带的丘陵上结满了龙眼，果肉聚集了密密糖份，实实沉垂。大街上随处可见龙眼担子，做元肉生意的人则到乡下收购，装在箩筐里运回镇上。要雇人剥龙眼肉。县城的所有空地都放满了扁扁的簸箩，老人和孩子，以及闲散人，各各执一矮凳，逐簸而来。哪里有一片簸箩，哪里就是工场。到工头那里称五斤桂圆，低头猛剥，也可以往嘴里塞，谁又能吃几只呢，吃多了饭茶不思，这可不是寻常水果。剥完一簸，交货，领钱，从前是五分钱一簸，后来涨了，涨到三角、五角。不少人以此补贴家用。
慕芳从大街上走过，空气中甜丝丝的，有蜜蜂的嗡嗡声，真像是，全城的檐头都长满了龙眼，满天满地，晒着满满的簸箩，甜到了人的五脏六腑。她买了五斤桂元肉，上好的。她要带到北京去。
这一年，慕芳五十五岁，刚刚退休。办完手续只三个月，又被返聘。计划生育，任务繁重，有数不清的手术要做。返聘五年（后来又加了五年），百分之百的薪水，外加奖金，工资八十元，奖金两三百。在县城她算是专家了，坐在门诊，吸引病人。她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煮面条，放一只鸡蛋，吃完就骑车去上班。十一点多回来，下午两点再去。天真热，她戴上一顶大草帽，穿一件棉质长袖衫，身手矫健，穿街而过。全城的人都认识她，有人跟她打招呼：章医生，上班啦啊？
悠闲的日子可不多，那两年，手术无数。输卵管结扎，一天就有上百个。一车一车运来，有的是抓来的，关在公社，出动民兵守着，守不牢的就扒墙跑了，躲起来。大结扎，切开腹直肌，剪开腹膜，用拉钩拉输卵管，顺着子宫，凭感觉，熟手一捞就捞着了，不熟的要捞十几下。助手捞不到，主刀就出马。打麻醉，在0.5cm的输卵管上注射。拔牙的麻药就行了，普鲁卡因，局麻。要试针，过敏呢就换另一种，利多加因。有人放水，仅结扎输卵管，不剪断。有那身强力壮特级精子，它会千方百计穿越封锁线，到达水草丰美之地。结扎手术二十分钟结束，五天拆线。
引产则要用一种叫做雷氟奴尔的针剂，又名离云偌，一百毫克，这可是胎儿的夺命针。在母体的混沌中结成的一团肉，它有了气息，它拱动着，要到一个新世界去，啊天下之大人生百年，这个肉团还不知要成为一个什么人物呢。当头遭一闷棒，重坠虚无。一针扎下去，往羊水最多的地方扎，回抽，抽到羊水就注射下去。二十四小时孕妇就阵痛了，一阵又一阵的力量，不知从何而来，它冷冷地使着它的力气，推着拽着脱离母体。生拉硬剥刀割似的疼啊而针剂们不动声色。慕芳们有时也下乡做引产，驻扎在公社卫生院，民兵们押来了成队的大肚子女人，她们怀孕五六个月、七八个月了，不能人工流产。所以，引产。雷氟奴尔，慕芳一天打过三四十针。
这还不算阴功的事（阴功：指缺大德，到阴间要有报应），最阴功的是注射碘酒。月份大的胎儿，引产出来它就活了，会哭。不能让它活，准备一付注射器，抽一筒230毫升3%的碘酒，婴儿总是头先露出产道的，头一露，一针扎进前卤上，卤门，头部凹陷处，不让哭出声。待婴儿全身挽出，“卟”的一下，放进水桶浸死。这么阴功的事情，多少世都赎不回来。慕竹说，好在慕芳没挨做这阴功事。千祈千祈。
下乡做引产的死婴要自己负责埋，谁值夜班谁埋。埋在木菠萝的树底下，挖一个深坑，用草纸裹着。菠萝树吃了人的血肉，枝繁叶茂。在县城，则由清洁工挑到山上埋。一担又一担。山上的野稔果长得遍山都是，丛丛茂密，果大汁多。
经常要开会端正思想，口号是，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反面的例子也有，要教育群众，多育损害妇女的身体，一气生上四五个孩子，牙齿全脱光，头发也掉光了。有人生了十二胎，藏在山上，没有吃的。超生罚款，家徒四壁。
有弃婴，时常有。被亲人抱到医院门口放着。健康的婴儿，曝晒、雨淋、不吃不喝，气息七日不绝。
慕芳每天路过，心惊肉跳。
在遥远的北京，海红开始了她的妊娠反应期。恶心。头晕。尿频。无法控制的干呕。不分场合，随时冲到有马桶的地方。雾状的灰尘粘附在毛孔上，进入内脏。它们眉目不清，鼓荡着在身体里。四处发胀，从乳房到达全身。面容憔悴。
俞明雪来看海红，还陪海红去医院做了一次B超。她又不出国了，准备要个孩子。六年不孕，惟试管婴儿一途。现代人，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活环境，无一不是祸端。“为什么现在畸形儿比例上升？那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已受到污染”“为什么不育症人数越来越多？跟电视辐射和工作紧张有直接关系！”催卵针，国产的300元一针，进口的1600元，共要打五针。然后等着排卵，排出了五个卵泡，授精，培养，再评估出一个ABC等级，俞明雪，她的受精卵只培养出一个B级卵，不够好，不过，仍然手术植入。躺在床上两天不动，她一咳嗽，丈夫就紧张，三代单传呢。气都不敢喘，等着这粒B级受精卵着床成活——它却不活，自绝于世界。检查一出来，“卟”的一下，泡汤了。
不容易啊，明雪叹道。她托关系给海红在医院建立了孕检病历，海红没有北京户口和准生证，不托熟人医院是不收的。
道良说，难受就不要吧。海红说：要。很是断然。
她之前有过人流史，三十岁，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了。一个声音冒出来：那还离不离婚呢？离。但有什么把这个声音压住了，压在泥土下封住，还加上了一块石头。它暂且不能钻出来。母性开始苏醒，像一朵洁白的莲花，含苞初放，隐隐浮动发出微光。反应期过去，胃口大开，脸上重新有了光泽，身子一天天发沉，她穿上宽大的衣服，脖子上围一条印有水墨荷花的长丝巾，骑车上班。起劲给自己做吃的，红烧肉，炖排骨，炒菠菜。那是一个菠菜的季节，郁郁葱葱的菠菜列队来到菜市场，条长径肥，一捏，脆脆冒汁。啊她把菠菜买回家，水淋淋的，宛如这个时期的生活。用砂锅做红烧肉，用红烧肉里的油和肉汁拌在菠菜里，亮汪汪的。一个人能吃光一盘。砸核桃，门扇嘎嘎响。听说吃核桃能使孩子聪明。她暂时忘记了她的超现实主义。现实是不可以超越的。胎儿像一株植物，把她精神的养料也吸走了。
正是计划生育最严峻的年头，怀孕六七个月，显怀了，各方的电话就打了来：道良的单位说，没有准生证就怀孕，孩子生下来属计划外生育，按照国家的基本国策，要开除党籍和公职。所以呢，要做好引产的准备。
海红的原单位也从遥远的广西来了电话，计划外生育要算在单位的头上，单位每个人都不能拿到奖金，还要罚款，除了罚单位，个人要罚五千元（道良说，罚完就倾家荡产了），单位说，这样害人害已，最好打一针，把孩子弄死。
有一天下午，来了三个气势汹汹的人，是街道的计生干部。为首的是个大块头女人，非常凶，仿佛前来捉拿罪恶滔天的犯人，她逼视着海红凛然说道：在北京生，孩子决不能活着出来，在生出之前就要打一针，不能哭出声。如果生出来了，要重罚，罚十万。孩子不能上户口，没有户口不能打预防针，不能上幼儿园，不能上学，是一辈子的黑人，将来也没有单位敢要他，只能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你自己决定吧。她冷冷地盯着海红的肚子，似乎要把孩子从那里挖出来。“我就不信，我攻不下你这个碉堡！”她手握拳头，高声喊道。
海红站在自家门厅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天罗地网，网网有尖刀，嗖嗖地飞向她的心肝五脏，她眼前阵阵发黑，她知道这一关她挺不过去了，他们会把她拖去做引产的，不然来三个人干什么。她的孩子必不能保住，她自己也将被巨大的机器碾成肉泥。那个人手上的东西圆长发亮，也许正是，某种致命之物。她完了。她闭上眼睛，等着最后的时刻到来。过了一时，她听见木门发出一声巨响，脚步杂乱，咚咚远去。楼道安静下来。三个人撤了。
傍晚道良回到家听说此事，说：幸亏我没在家，不然非跟他们拼命，拼完了上山打游击！
他们申诉，得到答复，不算超生，只算计划外生育。需要补一个指标，罚款。最后孩子生了下来，罚两千元，钱不够，先交八百元，写一欠条，上户口，好让孩子打上预防针。他们半年才把钱存够交齐罚款。这是后话。
风浪平息，慕芳来了。她带来了一盒消毒过的医用纱布；两筒棉签，长长的竹柄，比超市的好用；碘酒、红汞、紫药水，各一小瓶。还有高猛酸钾，一小包，消毒用的。一只医用镊子。还有几个注射用针头，这用来扎奶嘴，可比缝衣针好使。拉拉杂杂，慕芳把它们塞满了一只铝制饭盒。她还带来了一条崭新的毛巾被，这是开会发的，她当上了县政协委员，顺风顺水。忽然她摸出一只木听筒，啊这是听胎心音的听诊器，自她十七岁参加妇幼保健初级班开始，四十年来成为了她身上延长的器官，她说：让妈来听一听。她侧耳，凝神。一切正常，她胸有成竹。预产期是在半个月之后，但她宣布说，看着吧，很可能今天晚上就生了！积四十年的经验，生产的事情断不会看走眼。种种征兆，犹如窃窃私语的密报，只传进她一个人的耳朵里。
海红不信，她甚至抬了一下书桌，因为要给母亲腾一处地方支一张床。慕芳微笑，她心里更有数了。在这件事上，她多年都是料事如神的，半夜里，果然果然，破水了。没有宫缩和阵痛，不是正常分娩。需要躺下送医院，不能站位或坐位，否则羊水漏光，胎儿窒息死亡。慕芳精神抖擞，目光如鹰。她跟到医院，不顾火车上三十八小时的旅途劳顿，她和道良在产房外面的长椅上熬着，一直等到清晨剖腹产手术结束，海红被推回病房躺到床上。她叮嘱道：注意，一定要尽快排出第一次小便。之后才放心回家睡觉。
她是能干的，又是开朗的。每天熬好鱼汤装在保温壶里，乘上公交车送到医院去。她第一次来北京，但不怵，各种乘车线路她都要试一遍。有时不是探视时间，住院部不让进，她就要跟人周旋理论，医院这种地方她是最熟门熟路的了，她总能想出办法进来。一周过去，拆线了，她和道良来接人。天上下着蒙蒙小雨，她抱着婴儿史春泱。
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她对婴儿说：哝呃蛆，哝呃蛆。是对婴儿的呢称。犹如喃喃细语撑起一道膜，挡住巨大而陌生的新世界。洗澡了，艺高人胆大，她一只手托着婴儿的后脖子，运转自如。每天煮奶瓶，早晚各一次。揭开锅盖，蒸汽腾腾，用一只镊子把玻璃奶瓶一只只捞上来，排成一排，宛如幼儿园小班。她问，有干净的纸么？用海红的稿纸折成圆锥形的小纸帽，一一戴在奶瓶的橡胶嘴上，纵然是苍蝇、虫子或灰尘，都不能落到奶嘴上。她晚上带婴儿睡觉，让月子里的人睡眠充足。年轻时她的母性没有落到海红身上，现在她补回来了，补得满满实实。那时候，从前的那些时候，谁又能挡得住呢，政治运动的惊雷闪电，工作的暴风骤雨，哪一样不是损害母性的！过去了过去了，慕芳脸上柔和而明亮。
道良带她到天坛和故宫。这一对年龄相仿的男女，一个管另一个叫妈，殷勤，周到。听到一个年龄比自己大的男人管自己叫妈，慕芳一时愣住了。多么别扭，难堪，但不这样叫又怎样叫呢？女儿有了着落，总是好事。慕芳微微紧着的脸又松开了，她点点头，说服了自己。来自边远县城的慕芳站在旧时皇帝的地盘上，很是有点兴冲冲的。蓝色琉璃瓦的圆顶，层层堆起的汉白玉围栏，红墙古柏长廊，白上衣，黑裤子，齐耳短发，慕芳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将老未老，仍有生机。“妈，站这试试”道良给她拍照，仰拍。人、祈年殿的一角、白色的围栏，统统收进了镜头。
海红呢，鬼使神差，又惦记起了她的文学事业。局部麻醉。麻药，后背。你体重多少。痛吗？切腹。像拽肠子。婴儿的哭声是拐弯的。钟。女孩。屁股。够呛吧？道良的声音。病房。要尽快把第一次尿排出来。买一只吸奶器。
一觉睡醒海红觉得轻松多了。
她平躺着。在怀孕后期，有很长时间她不能平躺。身子有十几斤重的东西压着，不是压肚子，倒像是压在胸口上。一平躺就喘不过气来，左侧卧亦不顺畅，只有右侧卧尚好，这睡姿却又压迫心脏。夜夜不能安睡。现在好了，她一摸自己的肚子，的确塌了下去。身体变轻了，伤口也不算太痛。她解放了。
孩子呢，没见着。抱到婴儿室去了，只让看了一眼屁股。母婴分离，整整一个星期。初乳用吸奶器吸出，淡黄的，浓得像豆腐脑，营养丰富且含大量抗体，眼睁睁的，要倒掉。慕芳连连叹道：啧啧，真可惜啊！婴儿却在婴儿室喝奶粉。
海红把孩子忘记了。
她没有喜悦，也不惦记，她躺在病床上，脑子里想着她的文字。真是世所罕见。任何一个哺乳期的动物都不会如此。她重新想起了她的超现实主义么？这个古怪的人。
她脑子里有一队又一队的文字在穿梭，或奔跑，或缓行，或者翻山越岭吭哧吭哧地，卟嗵一下跌倒了，她就要急急忙忙扶它起来。这些虚无的字精，侵入了一个母亲的身体，它们把一个新生的婴儿赶到了一边。
那条鱼……红褐色的皮肤，窗上的玻璃有一只菊花形状的洞……那条鱼一笑，就露出了牙齿，像珍珠……菊花的气味腥甜腥甜的，女孩听见吱丝吱丝玻璃裂开的声音，接着她感到有一只像豆腐一样很软的手摸她的脸凉凉的有点滑腻……
脑子里的文字漫过来又漫过去，海红的母性也是一阵一阵的时有时无。有时她闻到孩子身上的婴儿香，身体深处的天性骤然苏醒，“肉肉，肉肉”她冲婴儿叫道，一声又一声，充满了激情。母亲回圭宁了，她给婴儿洗澡。烧一壶水，在房间里放一只脸盆，关上门窗，哗哗倒热水，再小心兑冷水。蒸汽弥漫，穿衣镜上蒙上了一层水汽，坐在矮凳上。婴儿的和尚衫使海红感到有趣，带子绕过小身子，在肚子上一系。唔洗澡带有娱乐的性质，脱掉婴儿的衣服，露出粉嫩的四肢，像哪咤出世。肉体的奶香漫上来，让人沉醉。先洗头，胎发柔软，卤门跳动，卤门啊那是婴儿的命门千万不能碰。撩起温水拍拍胸脯和后背，洗澡啦洗澡啦，让水发出欢呼声。孩子泡进脸盆里，肚子像青蛙一样。掰开脖子和大腿的皱折，一股襁褓的味道落到水里，洗好了！大毛巾一裹，扑过爽身粉，穿上小小的和尚服，一个洗完澡的婴儿如同刚刚蒸好的馒头，新鲜出锅，沁人肺腑。
她也像一头母兽那样嗅自己的孩子，哝呃蛆，哝呃蛆，她用圭宁的土话叫唤道。真好闻啊她掰开她的嘴，粉红色的花，琥珀般的甜酒，熟透的番石榴。海红用手探进孩子的口腔，一阵湿滑温热连同热气从她的指尖直到心肝五脏，有一点惊心动魄。是否应该有一粒牙蕾，从牙床上诞生？牙的花蕾，坚硬，锐利，闪着初露的光。是白色中的白色。星星。钻石。
乳汁在她身上奔跑，但它们忽然停住了。
它们来自母亲身体的最深处，从血中滋生。它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胸前，你在睡眠中听见了它们细碎的步子，成群结队，于血液中跋涉，并发出咕咕的声音，宛如歌唱。但它们在奔向乳房的途中停了下来，一股不知来自何处的力量扭转了它们的方向，通向乳房的道路暗淡了，鲜血向着大脑激荡，那里细胞活跃，一些文字扭动、舞蹈、腾跳，文字削弱了乳汁，它们垂头丧气：蔫了。
海红头脑里成队的文字如同栅栏。
……到处飘满了沥青的气味，黑色发粘的泡沫满河都是，宛如黑色的毒蘑菇……小姑娘的手开始长出又硬又皱的老皮，从指甲根开始，已经蔓延到了手腕，像蜥蝎……久不下雨，空气中又多了硫磺的气味。惨黄的颜色在空中滞积着，锣声当当响了起来，敲锣的人喊道：天上要下沥青了——在昏黄的天光中他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跟前，猛然看到一个脸色惨黄、不人不鬼的家伙，手里还拿着一只锣……
十二月份，有一个到云南出差的机会。是啊苍山洱海，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来梳妆，这些东西撩拔了海红，她要去玩，她厌倦了北京灰扑扑的冬天，孩子只有四个月，就让她四个月吧。她毫不心疼，仿佛不是她身上掉下的肉。海红把四个月大的孩子扔给保姆，自己玩去了。
她不想当一名哺乳期的妇女，那像什么？袋鼠。是的袋鼠，脑袋小小的，牙齿尖利，难看地突出，耳朵呢，竖起来听动静，草原的灌木丛中有一匹狮子正在潜伏。成为一名母袋鼠多么难看，胸前长着一只袋子，毛乎乎的里面装着小袋鼠，无论何时何地，胸前都是一嘟囊一嘟囊的，母子一体觅食奔逃眺望远方，想要站得久一点，胸前的袋子却不依，它沉沉地坠着，叭嗒一下，全身跌落。幼鼠随时随地吃奶，奶渍沾在皮毛上，哦是沾在衣服上，哺乳期女性去上班，谁的前襟没有过奶渍——在鼓起的地方，洇湿一小块，身上散发出奶腥味，脸上一付抱歉的神情。不想邋遢现眼的女人，想一点办法吧。早上上班前，往胸罩里垫一点棉花，或者卫生纸，软布也好。奶水渗出，让卫生纸先吸着，外面的衣服虽未湿，但你感到贴身的地方又湿又粘，有点凉贴在胸口上。背负一个腥而湿的秘密，你快步走向卫生间。
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乳汁自己就会往回缩。办公室的气味和卫生纸的气味混在一起，令乳汁们昏头胀脑，气味不对，短兵相接，在挣扎中它们改变了自己，它们返身回折，落荒而逃，纷纷缩回到你的五脏六腑。在那里，它们褪去乳白的甜香，化为汗珠升上你的额头。
生活拥挤着——婴儿：粉色。职业：枣红。家务：棕色。写作：湖蓝。它们互相冲撞纠缠，搅成一团。六点半！闹钟设置在这个节点上，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有一支利箭悬在头顶，寒光闪闪对着你的眉心。在睡梦中忽然听见铃声，如同一只硕大的鱼钩，把你从睡眠的河水中猛然钓起，在黑暗中你坐起来，啊是做梦，那床头的指针尚未到达，头顶的利箭尚未落下。六点半，一根皮辫在空中挥舞，血肉之躯成为了机器人，水壶，马桶，杯子，毛巾，饼干，牙刷，护肤霜，奶粉，梳子，书包，钥匙，孩子的哭声，这一切，像苍蝇在狭窄的屋子里乱飞，嗡嗡嗡嗡。伴随着嗡嗡声你推车出门，锅垢似的人流滚动在锅垢似的天空下，轰隆隆，铁灰色的大楼降落在眼前，单位到了。稿子、版面、照排、校对，核红，定额、创收、会议……桌上一堆乱糟糟的来稿从毛孔进入她的身体，那些平庸的句子和词组如同被虫蛀的羽毛，在她体内漂来漂去，也像一些甘蔗渣，淡而无味却壅塞着，她要处理它们真是冤枉，一只冤枉的蚂蚁在单位里穿梭，从这头到那头。她嘴唇干涩目光暗淡，所到之处，仿佛落满了灰尘。
呼啦啦春天到了丁香花已盛开，你要笑啊同事说，女人皱眉很难看的。她不笑。
能不做饭就不做，锅碗盆瓢都扔给保姆，油腻的灶台，转起来轰隆隆噪音的抽油烟机，还有冰箱，冰箱里的稻草，买菜的钱，那些脏兮兮的毛票，连同永远不擦的玻璃窗和衣柜镜，忘记换洗的床单和枕头套，永远扫不干净的水泥地板，长着蜘蛛的墙角。
自从生了春泱，家里一直用人，道良每年往返于北京和湖北浠川老家，他一趟趟接来老家人，他的大姐，他的哥嫂，他的外甥女、侄女。海红把整个家甩给了这些刚刚从乡下来的亲戚。她们未经世面，不合一个城市家庭的卫生标准，姓米的同学来家里探望，一开冰箱，里面横竖躺着好几根稻草，哎呀怎么搞得像个垃圾箱似的她说。
脏乱差。
不把日子当日子过，也不把家当成家。她跨过厨房地上的碎屑，拧开了油腻的水龙头，她怎么不清洗一下？镜子蒙上了一层灰，也不顺手擦干净。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油瓶倒了都不扶。
内心在枯萎。目光是飘的，不知飘到哪里去了。她认为喜悦的源泉在她的写作中，湖蓝色的，来自远处的水，带她离开琐繁庸常的日常生活。她对一个又脏又乱的家视而不见，仿佛她并没有置身其中。
那些支离破碎的文字没有获得成功，偶有发表，从未得到重视。但她仍然沉浸着，那是一处地洞，避难所。她钻进去，像一只地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