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蒸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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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过了十多年的退休生活，史道良的家更加不同流俗了，即便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也难以猜透这个家的古怪名堂。
一股子莫名其妙的气味，令人不安，似乎是，醋和铁锈两相混杂，它浓一阵又淡一阵，裹着热蒸汽涌过来。走到厨房，一看，一只奶锅正坐在炉子上，里面小半锅醋，泡着几枚锈迹斑斑的古钱币，醋咕嘟咕嘟沸腾着升起小气泡，钱币呢，当然，在锅底沉着，纹丝不动——这是道良新淘来的古钱币，他要用醋煮一煮，以辩别真伪。
第二，门厅的墙上有一只大铁夹子，上面别了一摞黄兮兮的草纸，每页纸上都用毛笔写着两个大字“中风”，简直就像咒语或者巫术。如此恶毒的字眼，谁会挂在自家门厅？
第三，屋子里有一株奇长奇壮的龟背竹，气根密集，阔叶层叠，藤蔓缠绕得不成样子，把一个家搞得像一个密林里的洞穴——这株龟背从北墙和东墙之间的墙角出发，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越过了钢琴、衣架、沙发、茶几，越过整面东墙，一直漫延到南墙的窗口，它粗大的主径被主人用绳子扎着固定在墙壁上端的挂镜线上。龟背竹，它每一个节都长出长长的气根，气根们从天花板越过辽阔的墙壁一直长到地板，又从地板上堆着的几摞杂志底下钻出来，深褐色，粗壮，顶端有一个尖头，猛一看，就像一条活蛇！这株龟背养了不知有多少年，它根部只有一盆土，叶子却层层叠叠，大的足足有脸盆那么大，重得坠到了半空中，坐在沙发上，一仰头就撩到了眼睫毛。如此茁壮的龟背奇观，除非在原始森林或者暖房，有谁在家常住宅里见过？
第四，在门厅里用木板隔出了一小间，猛一看，活像是这家的一个巨大的废纸篓，里面虽然也有一桌一椅，靠墙还有一个书柜，贴着书柜还挤了一张极窄的单人沙发，但不细看是绝对看不见它们的。无论是椅桌还是沙发，统统堆上了各种书报杂志，不同的开本、新新旧旧、灰的白的黄的，站在门口看，只能望见三大堆纸堆——
书桌上层层叠叠有两三尺，鲁迅全集中的某一本，鲁迅的年谱、索引、研究资料，毛泽东的文选，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以及与之相关的报刊。报纸杂志，都是经年累月积下来的，有用，要细看，用红笔醒目地标出，留着细读之后剪下来，贴在不同的本子上。这类东西太多了，解密，揭密，正反不同的角度，报摊上的“旧闻”“旧文汇”等等，层出不穷，三两天就有要留下的，常常是前一天的还搁在那里未处理，新的又来了，一日一日的积下来，越积越高，要理清根本不可能。沙发呢，堆的都是字帖，王羲之、张旭、怀素、米芾，欧颜柳赵，黄庭坚，宋徽宗，大多是从旧书摊上低价淘来的，原价三十元，这时十元就买到了，碰上张旭狂草，那就要买两本，一本放在案头，另一本拆开，选上一页配一只玻璃框挂在墙上。除了字帖和杂志，这几堆灰扑扑的纸堆里还散摆着不知从哪里淘回的古钱币，它们从秦朝、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一路翻越了千年百年来到这里，锈迹斑斑……
2
道良成日里焦虑不堪，一焦虑就绝望，就厌世，就声称要上五台山当和尚（大多数时候没到上山打游击的地步）。
他的念头一时清晰一时模糊，清晰的时候，在这间长着茁壮龟背竹的屋子里，就会出现一处白墙黑瓦的寺院，寺院内外，长着无数苍劲的大松树，比颐和园的古松更粗拙，风一吹，声如暗泉飒飒走石濑；稍大，则如奏雅乐；其大风至，则如扬波涛，又如振鼓，隐隐有节奏。明朝的散文涌上来，唐朝的诗歌也涌上来“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小时候背诵的古诗使他想起父亲史永年，铺天盖地的金黄色的油菜花也就妩媚地在他北京的斗室里汹涌起来，松动跨斜的书桌也仿佛抖擞了精神，骤然变得明亮。于是他无限向往地，跟随着油菜花和古松树，飘飘忽忽地去到一处不知是不是五台山的古寺院，长长的台阶，念经、打坐，灰色的和尚服，黑布鞋，小腿上打着绑带……
有时候，到潘家园或报国寺淘到了几枚古币，他就把乡野的油菜花和古寺院忘记了，从早到晚，坐在他的斗室里，反复玩赏。几年前偶然买了一本《中国古钱币史》，迅速迷上了古钱，每周出门淘宝，按图索骥，在书桌乱纷纷的纸堆中，积攒了越来越多的陈铜旧铁。
春秋战国的刀币，秦半两、三孔布、空首耸肩尖足布，唐朝的开元通宝，辽代的天显通宝，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估计大多是假的，但他坚信是真的。无论是谁，提一个“假”字，他的脸立即就会拉下来。他热爱古币上的文字、图案、锈斑、手感、气味，大观通宝、崇宁通宝，上面宋徽宗亲书的瘦金体真是漂亮，他又摹又捻地叹着；那个皇宋通宝，是九叠篆，宋字和宝字，叠成九道横，繁复得气派；清咸丰年宝福局铸的咸丰重宝，红铜的，有茶杯口那么大！沉手甸甸的；王莽的“一刀平五千”，就是张衡的“美人赠我金错刀”里的金错刀呢，一字和刀字，镶了真金，一刀等于五千枚五铢钱。道良用一只长方小木匣，小心放好。
书桌上，青铜币、黄铜币、红铜币，保护钱币的塑料膜、硬纸壳、专放钱币的“钱币收藏册”，看得散了页的《钱币鉴赏》、订书机、墨水瓶、胶水瓶、笔筒、笔架，随处放着的钢笔、铅笔、红笔，放大镜有两三个，一大两小，还有一只像大圆规那样的显微镜，能放大八十倍，两支架一掰开，灯就亮了，古钱币上泛着浮渣的绿锈斑斑，在显微镜下是一层密密的绿松石，闪着润泽的蓝绿色光芒，每颗都圆圆光光的，大大小小密密铺了一层，真是无限神奇，无限美妙！挪开显微镜，它又还原成绿锈渣，你再也想不明白，刚才那宝石般的光芒，那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珠圆玉润，它们到底从何而来？此刻它又到哪里去了？
绿色的锈斑，那是碱式碳酸铜；若灰白色的锈斑，那就是氯化铜，在显微镜下是茫茫盐碱地——苍茫中仿佛有芦苇，有大雁飞过。也像月球的表面，荒凉灰白中有近似的环形山，地貌天成与地球不同，寂寂神秘；红色的锈，则是氧化亚铜，在显微镜下犹如火星的地表——铁红色的荒凉辽远寂寞；火山喷涌的岩浆，岩浆死后的黑色，这种黑锈的氧化铜，犹如某处大火烧焦的现场。
最震人眼目的是蓝色锈斑，放大了八十倍才有半个指甲盖那么大，它隐藏在庸常的钱币上，忽然意想不到地跳出来——那种蓝色，妖娆而神秘，而高贵，如同极其遥远的星空，只能仰望，不能捉摸；一刀平五千，那把金错刀，黄金被两旁的锈斑掩埋了，或者，被历代过手的人挖剩了星星点点，啊，“美人赠我金错刀”，放大八十倍，沙漠岩石间闪出黄金的屋顶，宛如宫殿掩映。
经由光学的隧道，平淡的古币改变了容颜，漠漠千里，广阔、渺远、幽深，间杂神秘和鬼魅，道良沉浸在这堆东西中，日甚一日。
3
但他终于又要抬起头来。
他要看字帖，对字的特殊敏感和兴趣来自父亲史永年，自幼年始，他就能从一个字的字形中看到人形，正楷的五字，他一看总是马上联想到孙中山坐像，那种端正、威严、有力；六字呢，是一个人甩开胳臂大步走，这个字要写得好不容易，三点和一横的关系最微妙；桃字，它的木旁，像一个人叉着腰；子，如同一个嘻笑驼背者；足，大头娃娃憨憨地走路。道良把毛泽东手书的“中国电子报”压在在玻璃板下，那一个中字，中间一竖长且直且坚，像一个高个的人迎风直立。
我们的史道良，他的各种字帖从沙发堆到书桌，他抄起一本，翻开一页就看起来，一个字，端详半天。米芾的大字行书那一个风字，真像一个人的衣服飘洒开了，于是他从这个风字上看到自己年轻时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的身影，站在地头，手里拿着镰刀，一阵风吹过，衣袂翻起。颜真卿的正楷他不喜，个个都像罗圈腿，字字都像驼着背，但颜的草书又要另说。道良捧着《祭侄帖》，宛若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其实颜真卿其时五十岁，远没有道良现在这么老）抖抖擞擞地拎着毛笔，一边泪流满面。他多处涂抹，随意迸溅，悲泣、苍凉、无力，无心书写，那个“命”字，悲伤得肩膀都搭拉下来了。道良就看见他的侄子史大社，1979年在对越战争中阵亡年仅十九岁，看见了父亲史永年，同样的白发人哭黑发人，同样的颤抖毛笔泪流满面。史大社，史永年的长孙，道良哥哥仁良的长子，银禾美禾的大哥，史家全家的光荣和骄傲，珍贵的玉石，庭院的兰花，阶庭兰玉，光华芬芳。他化作《祭侄帖》里的一片泪迹斑斑。
老泪纵横之后，笔触流动飘飞——彼侄虽非此侄，但魂魄隐隐如千年之前，一样飘荡。末了，细细的墨迹飞成一缕烟，呜呼哀哉——干笔飞白，飞到天尽头。
古钱币上也有字，简直是一部中国书法史！篆、隶、楷、行，每种又有多少庄严法度，多少古朴飘逸险绝。高空坠石隆隆落下的那个点，它就落在这枚古旧的钱币上呢；一刀平五千那个“一”，千里阵云，在天边滚动伸展，在滚动中镶上了金边，映了落日的余晖；那个“戈”，在“咸三重宝”的咸字里，弓弩将发力千钧；走之旁，布满了所有的通宝，雷声远远奔来，水浪远远奔来，层层堆叠，犹如站在故乡的长江边，水声阵阵拍岸。
4
就这样，就这样道良沉入在书桌的字帖和古钱币中，你站在门口，简直看不见他，拳头大的斗室，只能望见三堆纸山，两大一小，书桌一堆，沙发一堆，椅子上也横七竖八地堆着好些。两座大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灰扑扑、锈兮兮的，空山不见人，不闻人语声，如果你仔细看，会看见纸里爬出一只虫子，扁扁的，头上两根须，尾部三根刺，春泱知道，它的名字叫“衣鱼”。也是有一点像鱼呢，只不过没有鳞，也不在水中，或者说，它的水就是陈旧的纸页，灰尘就是它的空气。
看不见道良——
他是变成了衣鱼呢？抑或是，他本来就是衣鱼变的？或者，他应该成为愚公移山中的那个愚公，每天挖山不止，海红和春泱，这些不懂书法的人，读《祭侄帖》只看到一片乱七八糟，字不像字，卷面不洁。她们是智叟，讽刺愚公挖山的人，她们说他的古钱币统统是假的。变成衣鱼，心向往之，在那个扁扁的壳里，也不必上五台山。
5
三堆灰扑扑斑驳兮兮的纸动起来，其中的一堆，它抖动着像一匹野兽被关在纸笼子里，纸页抖掉了，出现了他脏兮兮衬衣的脊背，衣领和袖口都是脏的，如果是春秋季，他会穿一件西服，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体面的服装，代表着思想解放的新气象，二三十年过去，西服早已变得陈旧过时，现在年长男性最时髦的衣服是中式服装，就连到中国指挥交响乐的国际著名指挥家，都会在演奏会上特意穿上订做的中式服装。
道良的西服不但陈旧，而且日益古怪，他每到换季就送到路边的小洗衣店干洗，取回家里再一穿，后面翘了起来，简直像一只秃尾巴公鸡。显然是小洗衣店为了省钱，根本不干洗，而是直接下了水，之后烫平了事。道良骂了奸商之后照穿不误，后面翘与不翘，他很快就忘记了。
人衣俱老。
他从纸堆里探出头，听见电钻的声音从隔壁啸啸锐叫，犹如一把尖刀穿过坚硬的墙壁，戳着了他的金错刀和瘦金体衣袂飘飘沉在其中的空气。头顶的天花板，有小孩奔跑的咚咚声和拖重物的嘎嘎声，就像千钧之重从他的神经拖过。
一点噪声他就会失控，到底是焦虑使耳边的声音放大了，还是老年听力退化，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嗡嗡声。
他忽然跳起来，奔到阳台，从角落里挖出一根撑衣竿，他举着撑衣竿冲进房间，在愤怒中使出全力往天花板上猛捅，“嘿哎！”他嘴里使着劲，竹竿那头却落了空，没捅着，显然还差了两三公分。他被激怒了，不由分说，原地就跳起来，一个七十岁多的人，举着一根竹竿，没命地往上跳。“咚咚咚”，鼓点似的节奏消解了他的焦虑，天花板上的白粉噗噗掉下来，落到他的头脑发和肩膀上——宛如雪花，在不合时宜的季节落到他身上，又如一夜白了头，啊，是一瞬间，内心的风暴把头发刮白了。
到了晚上，楼上的男人来敲门，人站在门口，像一座铁塔，黑而壮，而高，而眼露凶光。凶光发出了恶声：是谁敲的天花板，是谁？！把我孩子吓得直哭。道良蔫蔫的，不说话。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不能硬碰。壮汉又继续他的恶声：下次再敲，我决饶不了你们！
——脚步声远去，道良陷在椅子说：知识分子有什么用，最没用！就看谁的力气大，大炮和诗……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
左边的邻居，养了一只兔子，兔笼放在过道里，粪便和尿液混杂积淤，恶臭冲天，招来了一批又一批苍蝇，叮叮铛铛，蝇蝇嗡嗡，过道成了苍蝇的盛大集市。是谁又雪上加霜地喷了一气廉价香水（或者是所谓空气清新剂），反倒是给这恶臭施了肥料，这恶臭因而更加凶险茁壮，它臭得更怪异了。不但兔子，这家人还贪便宜，占用公共过道堆放大量废品，纸箱壳、旧报纸、饮料瓶，把本来就狭窄不堪的过道挤得更窄了。
楼下809的招数更加恶毒，他往道良家门口泼脏水，因为他认为墙壁和天花板渗水是楼上的道良家干的，809端着一盆脏水上来，“哗啦”一下，大红福字顿时水迹淋淋，洇了水的墨汁一道道落下来，是黑的，洇了红纸的水也沿着门面流淌，一道道红色的水痕，看上去就像一道道血迹。
“不是人，他们简直就不是人！”道良对着自家墙壁叫道，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法待了。
因为你是银禾
1
道良一家都记得银禾刚来的时候，她身上奇怪的气味。
火车上的咸鱼味油漆味木头味铁锈味大蒜味扑克味口水味，互相缠绕像雾一样——十八个钟头挤在火车里，车窗关得那么紧，空气稠密，浓得像一塘死水。邻座有人做油漆工，他一身油漆味过完年也不褪掉；做木工的人是一身木头味；做缝纫的人她在一家羽绒服厂上班，身上穿着自家产的羽绒服，羽绒从针眼里钻出来，满身都是白丝丝的。每个人，饿了就都啃咸鱼，咸气腾腾。有个人十几小时不吃东西但他不停打嗝，嘴里喷出的腐臭味一阵又一阵。
杂味缠绕。
那时候银禾的头发和棉衣沾着白丝丝的羽绒，带了寒气，宛若尚未融化的雪花。旅行袋的拉链坏了，裂开了一半，露出里面的一条印着红花的新毛巾。咸鱼的气味不知何处涌出。
那时候，她站在门厅里——北京的叔叔，他住得这样局促实在超出了她的想象，跟她乡下的厨房加柴屋差不多。而且，他老了，不再是她从前见到过的年富力强的叔叔。
她裂着嘴，又欢喜又吃惊。
想说句什么，忸怩着没说出来。忽然，她返身脱鞋拎在了手上。鞋搁在哪里好呢？人造革皮鞋冒着腾腾热气。她把头侧起，仿佛在听什么动静，又忽然，弯腰出门，小心翼翼把鞋放到了门外的墙角。这时她重新欢喜起来，她真是有主意呢，算是讲文明，没有把臭烘烘地沤了十八个小时的鞋放在叔叔的门厅里。
脚臭，她说。半是欣慰半是惭愧。
那一年，她自作主张又兼自告奋勇。那一年，在叔叔道良家帮忙做家务的妹妹美禾嫁人去了，叔叔家正需要一个保姆，而且呢，既然村里的人都进城打工去了，打麻将都已经凑不够人，村子就像散了戏的空场不再好玩。于是，她就，自说自话给叔叔打电话，她说：细父，美禾出嫁了，我去帮你做饭洗衣服吧？
她就来了，从遥远的乡下，到达北京。
这一年，她的女儿雨喜十一岁，正上小学四年级。叔叔的女儿春泱十岁，也上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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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是银禾，所以干活慢，东摸西摸，上捏捏下捏捏。走路也拖沓，鞋后跟吧嗒吧嗒响。她送春泱上学，春泱在前面跑得像兔子，她在后面走得像一只鹅。兔子一溜烟不见了影，鹅呢，伸长脖子没了方向。道良不放心，他像一头老牛跟在后面，走走又停停。
她炒的菜，每盘都有头发。后来戴了一只旧军帽炒菜，嫌碍事，把帽檐摆到脑后，看上去像一个兵痞。
喜欢把脏兮兮的零钱压在枕头底下，把鞋晾在窗台上。
地扫过了比不扫还脏，只扫中间不扫四边，她说在乡下就是不能扫太干净，又干又净不好要把福气扫掉的。碗柜总是不关严，任何时候都半开着；洗的碗沾着菜叶而且总是有半碗水；刚刚切过生肉的砧板就切凉拌黄瓜。
细菌？谁要生病那是撞了鬼。乡下人都是喝生水的。
擦桌子，一撸就好，饭桌上的油渍亮着她也决不再擦了，春泱的作业本和课本，每本都点点油斑，仿佛家里是卖肉的，或者开了一家油饼铺。
见到新鲜东西总是要伸手摸一摸的。头三个月，每次乘电梯她都要摸一摸电梯壁。这玩意儿，这烧电的梯子没听见动静就上了九层楼，稀罕。她把手心贴到梯壁上，铁的，硬的，光溜的——像拖拉机的机壳。她还要把鼻子凑近，仿佛要闻一闻这电的梯子是何种味道。楼道门，镶嵌着大玻璃，也要摸，一摸，手上沾了灰尘，她就在玻璃上划道道，划了一个菱形，又划一个菱形——像她纳的鞋垫。划完道道后还不尽兴，她在旁边写下了“史银禾”三个字，不过，她很快又笑眯眯的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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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总有一到两次，要昏倒在街上。
白露，或者大寒，白露或者大寒过后一两天，真是奇怪农历里的节气难道长在银禾的身上吗？野地里生生远远的风刮过城里的钢筋水泥刮到她身上，她忽然就昏倒了。
低血糖——她很有把握说。你问她验过血糖没有她会不高兴，她认为是低血糖就是低血糖不容置疑她见多识广，啊谁怀疑她不是低血糖就是怀疑她的见识。
北京人挺好的，她说。
她在公共汽车上晕过一次，有人让司机停车，有人陪她下车，有人替她打电话，有人给她一颗糖。
北京人挺好的她平安回到了家。
第二年的白露前一天她又昏倒了，第三年的白露后一天她又昏倒了。为什么她的低血糖跟节气有关？
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
她牙疼，半边脸都肿了，叔叔带她去牙科诊所，本来想先问问，结果不由分说被摁在诊椅上作了处理，七百五十元！那人说。叔叔和银禾都吓了一跳，不服。于是降到五百元。
从此银禾再牙疼，死活不愿去医院了，她不愿乱花叔叔的钱，因为叔叔早就退休了，退休工资没多少。她用食指和拇指揪着她的半边脸在厨房走来走去，嘴里发出嘶嘶声。她还用牙签使劲戳病牙的牙缝，“戳出血就不疼了”。
如果在乡下，她们是这样治牙痛的——用尿煮鸡蛋，什么尿都行，自家屋里夜里尿的尿，郐一杓，鸡蛋呢，一定要是单数，一只、三只、五只，都行，煮熟了，把尿倒回尿桶，只吃鸡蛋。或者，找一只夜壶，尿壶里不是结了厚厚的一层尿碱吗，把夜壶举到腮帮子上，用火烧，尿碱的蒸汽熏到病牙，就好了。又或者，到山上找一兜茶树根，挖来煮水喝，也管用。
吃止疼的芬必得，服消炎的甲硝矬，都不行。夜壶没有，茶树根呢更是没有，银禾就只有拧着揪着她的半边脸，嘶嘶地走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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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是银禾啊她又喜欢算命，没事的时候她就用一付扑克牌通关——
她坐一张小矮凳面对长沙发，手指哗哗的翻着花洗牌，她打牌是高手，简直就是牌圣，闭着眼睛都能知道是什么牌，没人跟她玩牌，她就自己通关算命。一张一张的摆，品字形，再一张张揭开，如果通了，好！不通呢，不好！
米涨不涨价，早市上有没有便宜的毛线，妹妹美禾，女儿雨喜、儿子长喜，无一不是她算命的内容。
若是碰到大事，病，丢东西，儿女的前程，离婚，那就要找专门的人来算。老家有一个人叫百六九他是走阴界的他能看见生魂呢，他算命算得准但他不在北京，他在湖北浠川的湾口镇那么远怎么办？
打电话回乡下，托大姐代问。回话说，不要紧百六九说不要紧，没事，她这个病没事。所谓没事，就是不会死，既不会死，银禾就放心了。她得了盆腔炎，每天服桂枝伏苓丸，好了。百六九说没事就是没事，死不了。她更信百六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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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是银禾所以，她相信有鬼如同相信真理，她说：打死我我都要说这世上有鬼。
谁要是不信，那简直是太可笑太缺乏常识了，如果，你不但不信世界上有鬼，居然还嘲笑她，她就会感到受到了莫大的冒犯，一整天都会忿忿然。
如果她在厨房，她就会把锅碗盆瓢弄得叮哩当啷响成一气，好像是这只不锈钢的锅和锅盖不同意世上有鬼说，如果是擦桌子，她摒出一股子邪劲，把桌子腿晃得摇摇欲散。
她忿忿然：什么觉得有人（指鬼）站在跟前，根本不是觉得，就是真的站在那里！
这是指她的大舅看见鬼的事情——据银禾说，有两个鬼站在她大舅的床跟前，这两个鬼一个是小孩，这孩子有天从楼上掉下来，大舅想伸手去接，却又没有接，结果在他面前活生生摔死了；另一个鬼是一个老头，老头犯病，大舅送他去医院，送晚了，没抢救过来，死了。
大舅是科学界人士，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住在阜成门一带，二环以里，几乎就是北京城的中心，本来银禾对北京是否有鬼感到困惑，这下大舅遇见了鬼，银禾感到欢欣鼓舞，她的底气更足了。
哦连北京都有鬼呢北京也有鬼她真是备感欣慰！
两个鬼一老一小站在大舅的床跟前，让他们走开，大舅要睡觉了，但他们死活就是站着不动，眼睛直直勾勾地看着大舅，害得大舅没法睡觉。后来，只好让大舅妈和表妹朱小绳围着床站着，好隔开那两个鬼。
银禾深深沉浸在她讲述的情境中，道良插嘴问：那你大舅妈她们，也看见那两个鬼了吗？
银禾生气道：她们怎么能看得见呢！她觉得叔叔简直没有基本的常识，鬼只能由单个的人看见。据银禾说，那两个缠了大舅好几夜的鬼是这样走掉的，她妈妈朱尔让大舅想着外公，外公生前是道士，长年吃斋，总是上山采草药给人治病，积了很好的德。于是大舅就想着外公，晚上外公给他托了一个梦，说那两个鬼都托生去了，没事了。结果，当然，那两个鬼就再也没在床跟前站着了。
道良是唯物主义者，决不相信世上有鬼。
他问银禾的大舅，大舅说的跟银禾描述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大舅说，不是有鬼站在他床跟前，而是他晚上一闭眼，就看见那小孩摔得血肉模糊的样子。道良一想，大舅的事情银禾怎么知道，她又没到阜成门去，一问，原来都是听她妈妈朱尔在电话里说的——朱尔的鬼神观根深蒂固，她知道鬼在什么地方，她还知道，在当今世界，鬼也会坐上火车和汽车，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
6
海红后来疑心自己要得抑郁症，她听从劝告，找一个人聊天——她就让银禾讲鬼的事情。有鬼神比没有要更有趣。
鬼吃什么呢？她问。
鬼吃松针。银禾说。
银禾与海红相处得不错，她认为叔叔的这位后妻是个头脑简单的女人，有时候有点神经，说话呢，有时不着四六，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时却又硬梆梆的，不过总是说完就完了。“她的肠子是直的”银禾跟她村里的人说。
人都怕鬼那鬼又怕什么呢？海红问。
凡是鬼，都怕铁的东西，还有鞭炮，还有土铳，“磅”的一声响火光散开，鬼就吓跑了。
鬼也怕桃木，把桃树枝折下来放在窗栏上，鬼就进不来了。在窗口放一只桃木梳也行，如果鬼从别的什么地方进来了，用桃树枝四处打一打，鬼就赶跑了。
把锯条放在窗台上也可以。做馒头或者做豆腐，要记得在旁边放一样铁做的物件，不然，鬼一摸馒头，馒头就发不起来，像铁一样硬。若鬼摸了豆腐，豆腐就没了，它不凝结，变成了一滩水。
如果怕一个鬼，就偷偷地在他坟头上插一枝桃树枝，这个鬼他就出不来了，但你不能让他家里的人发现。
生孩子死的女鬼最凶，所以要放铳。夜里走过坟山，一定要背上一把土铳，边走边放，才能把她吓住。要不准她进村，就要使牛犁一道沟，绕着村子犁上三道深深的沟。
鬼在什么时候出来呢？春泱也问她。
它中午十二点出来，白天就到山凹里，晚上到家里来，天快亮时鸡一叫鬼就跑了。麦子黄了鬼也要出来，叫“麦黄鬼”，鬼它也知道要收麦子了，它从墙上伸出手来要吃的。
关于鬼的事情银禾总是知道的，谁也问不倒她。
但你不能问她怎么知道鬼十二点钟就出来，她会很生气——因为自古以来就如此，哪里需要求证！
有家的鬼呢一般都是在家里看家的，它能看见你你看不见它，它是飘着的，如果你碰了它，那就是撞着鬼了，撞着鬼要生病，或者发烧，或者浑身疼。
小孩最容易被鬼摸了，祖人的鬼魂都在屋里，它喜欢小孩，忍不住就要摸一下，它一摸，小孩子就病了，哭闹不停，不是肚子痛就是脚痛，你就要烧点纸钱，跟祖人说，你喜欢他看看就行了，别摸，一摸他就生病了。
鬼会不会死呢？鬼也会死的，鬼死后变成贱，这个字笔画很多的，上面是渐渐的渐，下面一个耳字——连这银禾都知道。
最重的鬼有多重？
如此玄虚的问题也难不倒她，因为她是银禾啊，“在乡下时有一次我中午睡觉被鬼压了，怎么用力都睁不开眼睛，醒来的时候正好百六九路过，我问他，这鬼怎么那么重？他就说，世界上最最重的鬼也只有三十六斤重。”
7
春泱会忽然问道：姐姐，我听见喜鹊叫，好还是不好？
银禾就说：早上叫是喜，中午叫是忧，晚上叫是大祸要临头。如果春泱说她晚上听见喜鹊叫了，银禾就会断然否定，她截然说道：胡说！晚上哪会有喜鹊，喜鹊都进窝睡觉了！
春泱又问：姐姐，晚上梳头好不好？
银禾就答：清门儿梳头花大姐，夜些梳头鬼果扯。之后解释道，清门儿就是白天，夜些就是晚上，鬼果扯呢，就是鬼会找你的麻烦。
道良觉得荒唐——他告诫海红，不能夸银禾，越夸她越得意。又告诫春泱，不要凡事问姐姐，这样下去，她就该成这个家的精神领袖了。
他说，农民啊农民，我是知道的。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8
银禾仇富，大陆的游客去台湾旅游，在苏花公路上碰到了泥石流，连人带车冲到太平洋去了，电视天天播。银禾看了很是快意，她每次看了都说：去吧，有钱吧，玩吧，这下玩完了吧——在她看来，去旅游的人都是富人，而富人死了是活该。
常有报道电话诈骗案，一个电话就骗掉几十万，或者上百万，银禾是毫不同情的——她说，骗的都是有钱的。每次她都这样说，但叔叔从不吱声，她就邀春泱呼应：春泱是吧，骗的都是有钱人。春泱翻着眼睛，她的脑子已经被搅糊涂了，是否人一有钱，就应该被骗掉一点？
她也民族主义，日本地震，她就说：怎么不多震死几个？震死几个才好呢！谁让他侵略中国。美国龙卷风，她也说：美国那么坏，最好天天发龙卷风，发完龙卷风就发大水，发完大水就发地震。春泱提醒她，哥哥也在美国呢。海红说：美国也有很多穷人啊，他们怎么办？
银禾不说话了——她可没想到这个。
但是到了3.11，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加上核泄露，银禾就不幸灾乐祸了，她改成了亚洲本位，她说，怎么不震震英国法国那边，离我们远一点——那时候她已经回老家，却仍然关心时事。北约轰炸利比亚，银禾就冲电视上的飞机说：欺负人！斯负人！她是站在弱者一边的，每天晚上，电视一报导利比亚局势，她都要说：怎么这么没用，不打它一架飞机下来。
——她恨铁不成钢，支持卡扎非。
银禾还知道一则孙中山的野史，言之凿凿。说的是，汤化龙要与孙中山争天下，孙中山就派一个剃头的去杀汤化龙，剃头的给汤化龙刮头，一刮二刮的，就用剃刀，把他的脖子抹掉了。剃头的也活不成了，孙中山就养他的全家。
瞎说什么样！道良喝道。就是真的就是真的，银禾不服，因是爷爷亲口说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爷爷说的。爷爷还说，当年他们家盖房子，上梁那日，汤家送来了一担银元，整整一担啊，装在两只箩筐里。这是他们家族最最激动人心的传说，汤家少爷跟爷爷有交情，一担银元的事全村人人都知道，道良也听到过无数次，这是真的，但是孙中山和汤化龙的故事他没听说过。
道良找出《辞海》翻给海红看，汤化龙，光绪进士，君主立宪派，1918年在加拿大被刺死。梁启超用杜甫句子写了一副挽联：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走向共和的历史就是这样曲折地在乡野流传。银禾坚信，这是真的。
9
她还逞能。她能着呢，她样样都是要学会的，没有一样，能难得倒她。
抽水马桶坏了，一按把手，是松的，不出水，不得了！
书斋里的人都是没有用的，道良只管他的古钱币，他把头埋在那只八十倍的显微镜里，“一刀平五千”里那粒金正在沙漠里闪耀着宫殿的光芒呢，他头都不抬。
海红说，怎么办怎么办呢，找人来修吧。但她害怕打电话。
这时候，我们的史银禾她就站出来了，读书写字的人，越读越跟百事隔。一个马桶都搞不定。这个马桶，银禾看它也是生的，但她不怕生，又拍又摸，嘀嘀咕咕，她说：你当我怕你，我不怕。她又说：我就不信。
她搬开水箱盖，手探进去，摸到了那只吸在下水口的胶皮堵，哈，是连接皮堵的细铁棍松动了，她套上螺丝口，一拧，好了。
到了下一次，马桶成了她的熟人，又冲不出水了，没等海红叫，她笑眯眯就进了厕所，熟门熟路，搬开盖，一看，是连接把手和细铁棍的线断了，她从针线篮里找一根粗线，两头一系，接上。
油烟机那个大家伙，她也立志要把它搞定。
来了一个清洗油烟机的安徽人，这人一来就把烟机的电线扽断了，然后他试机，机器自然不转，他就说是里面的马达坏了，须换一台新的，接着，是两边的页片坏了，都要换，还有两截烟道，早裂了，也要换，加上灯和按钮，统统换上了这个人自己带来的零件，价格也是他定的，加在一起，将近五百元！
这个人站在厨房里，冷冷地问：有创可贴吗？拿来给我。他又问：有板兰根吗？又问：有康泰克吗？每样都尽可能找来给他，他似乎嫌少，目光仍是冷冷的凛然一股杀气。他又说话了，他像一名法官，傲然问道：你们都是有工资领的吧？这个人拿着五百元钱连同创可贴板兰根康泰克走了。
他眼睛里那股子杀气让人无法动弹，根本就忘了试机，人走远了才想起来，一按开关，不动，再一按，还是不动。刚刚换上了新零件的油烟机，难道就坏了？或者，他把坏掉的马达换到了我们的烟机里，把好的那只换走了。
人真有这么坏么？抬头问苍天。
再也不敢找人来了——他上门，无故呵斥你，要你给他药，把你的好机器折腾坏，再超出十倍地收你的钱，他简直就是，愚弄加上抢劫。你只好再花大几百元买一台新的。
按照道良的说法，是社会一转型，人心就变坏了，挖空心思骗钱，这个社会，几乎也烂透了——从此更加防备了这个世界，本来厕所厨房都要装修，现在就不敢装了，因为装修更容易上当，花了钱找气来受，甚至比不装修还糟糕。
银禾不生气，她笑眯眯地总结出经验：
再有洗油烟机的人来，第一是要紧紧盯着他的手，不让他一上来就把电线扽断，第二是要开机给他看，我们的机器是转的，不转就是你弄坏了。还有，应该让他把身份证拿出，把号码记下来。然后呢，她将要站在旁边看着，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眨都不眨，看他是怎样拆的，拆下有几样东西，又是怎样装的。银禾对油烟机有把握着呢，她拍胸脯说：等她看熟了，就不用请外人来了，她来干！
10
春泱练习的东西，银禾也要跟着学——因为她是银禾啊，世界上的事情样样她都爱玩的。
有个暑假春泱决定学拉二胡，她认为二胡只有两根弦，一定好学，二来呢，全班都没人会，如果她学会了多牛！第三，家里就有一把现成的二胡，爸爸还会拉《二泉映月》。
春泱一来劲，银禾也跟着来劲。二胡她更加胸有成竹了，她家也有呢，她伯也会拉呢，她认为她必然比春泱学得快，因为她银禾是个手巧的人。
她笑眯眯的声明：我也拉。
殷勤地帮细父把二胡从书架顶上取下来，看着细父调弦擦松香。道良让春泱拿二胡，运弓，银禾在旁边也帮忙指点，“不对，是这样”她在王榨村里就是有些好为人师的——二胡么，她知道得很。等到春泱放了二胡，银禾立即就接了过来。她一拉，可不好听，拉锯杀猪似的，1嘎——5嘎——，她再拉，仍是5嘎——2嘎——，于是银禾断言：这个二胡不够滑溜。
道良让春泱写毛笔字，用宣纸订了一个大本子，每天一页。
银禾颇欣喜，赶紧说：我也要练字——她打算要练到能写对联的地步，“等过年回村我就给人写对联！”她说着就捉起了毛笔。毛笔这东西她是比二胡更稔熟，说起来，她娘家算是书香人家，爷爷史永年，每年年根给人写门对春联，哪次不是她帮着裁纸晾纸的？
——这个家庭有着毛笔字的传统，谁要练字都会得到极大的鼓励。银禾开始落笔了，她要把纸转上45度角斜着放，她的字是要斜着写的，每个字都朝一头歪着——就像大风刮过庄稼地，玉米们、水稻们、棉花们，倒伏在地里。因为她是银禾啊她把纸斜着放置，写完之后再正着看，玉米们才能直过腰来。
银禾写字就像一项特技，道良又笑又叹说：把字写躺倒，真是算本事。
每天写字，不好玩。她跟春泱一样，没长性，拉二胡和练毛笔，都是三分钟热度。两个人的身上都没有坚持的素质，二胡，光运弓就要练一年呢，毛笔字，一个点，不要说写成“高空坠石”，就是稍稍像样些，也得成年累月不懈追求。她是不为难自己的，一不好玩，立即扔了。
她又画画。下午两三点，阳光照到衣柜上，做饭还早，她就用一支圆珠笔，在春泱用废的作业本上画画。她找出一本有插图的书，照着描。一个女人，坐着纺线，有点像二妈，二妈下巴有一大块黑痣，于是她在女人的下巴上也画了一块痣。好了，她对着光，举起来，“画得挺好的”她自己称赞道，满意地咧开了嘴。她又照着书描画了两只鸟，又描了一只白兔。画过之后心满意足，她把它们小心放在装针线的铁盒子里，打算留给女儿雨喜看。
11
她会打架！因为她是银禾，她英勇无畏，帮叔叔跟楼下的男人打了一架。晾衣裳的撑竿都打断了，现在这撑竿还放在厕所的角落里。谁看见这根撑竿不念她的好？她是这家的功臣！
功臣是这样做成的：
道良家是909，楼下那家是809，这幢楼的防水性能不好，常常是，十楼往九楼漏，九楼往八楼漏，八楼继续往七楼漏，但八楼的809不干，他要到道良家砸门，他说，你们家漏水，为什么不修？你们必须修！道良说，不是我们的问题，我这里也一样漏水，是楼上漏下来的，你来看看，漏得比你家还厉害。809说，我不管，你们就是要修，漏到我家就是不行。道良说，我修了不管用啊，修了还会照样漏，水是从十楼上面漏下来的。
809是钢厂工人，下岗了，心里有一股火，他身高一米八几，走起路来咚咚有声，砸起门来呢，是隆隆地轰响，道良全家听得心惊胆颤的。
道良躲在门背后，不愿开门，听见动静消失才开始长叹：知识分子最没用啊，对付流氓没办法。他感到自己很受欺负。
鸵鸟政策却激怒了809，他端了一盆洗过衣服的脏水上到九楼，“哗”的一下，全泼到了道良家的门扇上，那里贴着道良手书的大红“福”字，脏水流过红纸和墨汁，染成一道道红黑水痕淌在门上，宛如深深浅浅的血迹淋淋，简直触目惊心。
又悲愤又绝望道良又骂流氓又声称要上五台山出家，然后他在家里闷坐。但是809又来敲门了——
银禾在家，银禾开门，银禾怒目而视。
忽然两人就打了起来，银禾返身抄起撑衣竿，如同一个准备拼刺刀的士兵，她膝盖半弯站成了马步，撑衣竿斜斜地端在胸前，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民兵，她喝道：你恶！我不怕你恶，你来试试！809捞过撑衣竿一把折断了。
此事最后以道良打110报警而告终。
12
银禾对这座城市很是有些她的见解，在她看来，这里可笑的事情太多了，管磁粑叫年糕，管腌菜叫梅干菜，东洋笋呢，叫茭白，明明是莴苣，却要叫莴笋，真是可笑；还老要锁门，小孩上学要接送，也可笑；城里人竟不信有鬼，那就不但可笑而且可气；地上要搞那么干净，更可笑，干净有什么好呢，一个干，一个净，都是不祥的，要留一点才有福气；还不能拖椅子，说是影响楼下人家，就是胆小——为什么胆小，因为家里没个儿子，所以她有些可怜她的叔叔。
银禾本来特别敬畏她叔叔，小时候叔叔回乡下看爷爷，银禾总是磨磨蹭蹭的往跟前凑，叔叔一叫她，她撒腿就跑。乡下全家，她伯、她爷爷、她大哥，都以叔叔在北京中央（乡下认为，凡在北京工作就是在中央工作。）做事为荣。
自从帮叔叔打过架后她就认为叔叔不太有用，而她自己较有用。
于是叔叔的意见她就不大听得进去，她用她那一套对付生活——厨房的下水道堵塞了，一盆水倒下去，忽然脚底下湿了，原来是脏水从厨柜下面冒了出来。叔叔让她打电话找人来捅下水道，她不找，叔叔再催，她还是不找，置若罔闻。她还跟海红说，下水道堵塞是叔叔不会倒水，她会倒水就不会堵住，她是怎么倒的呢，一盆水，决不哗的一下倒下去，而是慢慢倒，倒成细细的一线，这样就不堵了。再说，花一百元钱捅下水道，捅完不久照样堵，急着捅它干嘛。这事使道良十分生气，他冲银禾说：你怎么这么能凑合？不想过了？他崩着脸，自己去找人上门。他跟海红说：农民，农民就是农民，一辈子都教育不好！
银禾喜欢和叔叔一家三口谈论自己的女儿王雨喜。她认为，她的雨喜比春泱能干多了。
雨喜聪明，初中只读了两年，就自己不读了，自己找工，北到南，南到北，广州东莞深圳，那么远的新疆，她也去干了活。
一个人走南闯北，太有本事了！果扣（方言：聪明），好伢！
雨喜会用电脑视频聊天。银禾到顺义大山子看同乡，有人有电脑，她在电脑视频看到了远在深圳的雨喜，就像看电视一样，她简直欢喜得要哭出来。
细父鄂东方言，指父亲的弟弟，即叔叔。
伯，儿女称呼父亲。
锅里的屎
1
浠川县城离北京有十八个小时的火车路程。
从浠川县城往南，下一个长长的坡再上一个坡，就是王雨喜的湾口中学。
湾口中学的学生是这样吃饭的，他们每星期从家里背一个米袋到学校，在总务处交米，每天再由总务处把米称给饭堂，学生们把自己的铁饭盒放在食堂，由食堂放米加水蒸饭。
孩子总是吃不饱，即使每周交上的米加到六升仍不饱。
有一天学校门前有一辆拖拉机熄了火，老师让孩子们帮忙推车，孩子们都去了，他们不知道，这拖拉机上满满的一车米就是从学生的米里克扣下来的，学校要运去卖。
学生们真是冤啊，把自己的米运去卖还帮着推车！而且，教师饭堂里的剩饭每次都放到学生的饭里重新蒸，怪不得饭里总是有馊味。
真相大白之后就改由学生自己蒸饭，自己放米放水，再放进食堂的大蒸锅一起蒸。
好了，每周最多带三升米，足够了。
雨喜早上和张笑盈去锅炉房打开水，然后把暖壶放到饭堂墙根的一溜水泥地上，密密麻麻的暖壶挤在饭堂的四面边沿和台阶上密密麻麻看上去层层叠叠。
然后她们把从家里带来的米倒入饭盒加水再码进学校的大蒸笼。
然后去上课，一百三十八个人挤在小教室里，一张条凳要挤五个人密密麻麻的，坐在后面根本听不清。
一下课就要去抢饭，一百多个人逃难似的挤出教室奔跑在去往食堂的路上。
如果你抢不到你的饭盒就被别人抢走了，那个大蒸笼，各人的饭盒紧挤着一片杂乱，圆的方的深的浅的大大小小一片挤着。饭盒里的米都是自家种的它跟自己的孩子亲呢，一路跟孩子来到了学校，但紧张的时刻来到了——
它刚变成米饭紧张的时刻就来到了，一片手一片手指，人也叫，米也喊，但它们互相听不见就像战乱中失散的亲人。就像亲人失散在一片硝烟中，白色的蒸汽中人挤人逃难似的混乱和慌张，大呼小喊头皮发紧，但你没有力气哭也没有用，有些人就是横行霸道的，有几个根本不是学生，校外的混混们他们专抢别人的饭吃。
力气小的女生到最后没有饭吃——抢不过别人连饭盒都要不回来，站在那里，哭，她说她饭盒都买了五次了，五次，她妈妈说再也不给她买饭盒了，她再也没饭吃了，她妈妈说她怎么这么没有用，连饭都抢不到吃，现在就抢不到，将来更抢不到了。
雨喜还好啊她个子那么小像玉米地里的一棵花生，但是她鬼精灵每次总能抢到饭吃，甚至还有人帮她抢呢，她的好朋友那个大高个女生张笑盈左冲右突攻进人群里，又披头散发突围出来，她胸前抱着两盒饭，连连大呼烫死了烫死了。圆的那盒是雨喜的，方的那盒是她的，她们又庆幸又骄傲头挨头肩并肩一路穿过饭堂和橱窗走到操场。
学校的操场真是大上面有一片一片的草，许多蜻蜒一上一下闪闪发光，有一个土台子远看很小走近却很大，每学期开学上面就摆一个书桌和一张椅子，校长讲话，“金风送爽……行为方式……要起早床不睡懒觉……叠好被子……洗脸要拧干毛巾”校长的声音被高音喇叭传到田野外。她们喜欢在操场上吃饭，樟树底下没有蠓虫，有两块石头正好可以坐。
玻璃瓶总是用来装霉干菜——萝卜缨或者芥菜或者白菜，从地里收回来晒到半干放上一袋盐，又蒸熟又晒干了再放进瓦缸里存着，经久不坏。吃的时候把干菜泡软加上猪油或者油渣，煮，煮，煮，霉干菜在锅镬里升起香气……张笑盈的霉干菜里经常有肉而雨喜没有，五花肉在霉干菜里一层肥一层瘦还有肉皮，她会把肉挑出来给雨喜吃。
抢过了晚上的饭之后她们回到挤着三十二个人的宿舍，三十二个人睡八张架床春泱你八辈子都想不到！（这句话银禾是潜在的叙述者）一张单人床要睡四个人，两人睡床头两人睡床尾互相闻着对方的臭脚。
有人这样睡觉春泱你难以置信。（这句话海红是潜在的叙述者）
有一天雨喜去得早，她看见了蒸锅里的一坨屎。
是人拉的一坨屎——他不拉在饭堂的地上，也不拉在灶沿，他偏就要拉在蒸锅里，偏就要拉在蒸锅的正中央。
蒸锅里的屎臭气跟随着雨喜从饭堂到教室到宿舍，又从宿舍到饭堂再到教室。终日不散。
屎的气味终日不散
在终日不散的臭气中她跟张笑盈说，她不想读书了，她不想再挤在一百三十八个人的教室，也不想再四个人睡在同一张架床上，三十二个人睡同一间屋，也不想每天都要拼命去抢两顿饭了。
2
雨喜的小名叫六饼——银禾日夜打麻将昏了头，两个孩子在桌边蹭着她的腿说饿，她低头一看，眼前白花花一片麻将图案，两个孩子的圆脸，一个脸上是五饼，另一个脸是六饼，她鬼迷心窍喝道：五饼六饼，滚开！
在东莞和深圳，雨喜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她是一个工号——3019。线长、班长叫她的工号，工友呢，山东来的管她叫“湖北”，同省份的管她叫“浠川”，因为她是从浠川县来的，正如她管别人叫“红安”“英山”或者“蕲春”，同是浠川县的呢，则管她叫“湾口”，有两个是从大岭乡来的，青台乡的则有三个，她们就分别叫“大岭”和“青台”。
互相都不熟，分在不同的班组，虽在同一个大车间里，却也不知道谁是谁。上班就粘牢在各自的操作台上，面无表情。埋头焊接电子零件，一天要焊一千三百件，谁有功夫东张西望，稍不留神就会烫伤自己的手，即使抬头片刻，看到的也只是别人的后背，连脸都见不到！
一些人上白班，一些人上夜班，或者统统加班，看谁都是生的，即使面熟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月工资是八百元，但每个月拿不到，要到年底才发。食宿由工厂包，在这个厂，一个月都吃不着一次肉。不过每个月又能支二百元生活费，这够她去网吧玩的了。
网吧很近，走路五分钟就到了。正规网吧三元钱能玩一小时，黑网吧呢两块钱。如果玩通宵，更便宜，从半夜一点到早上七点，十块！
那时候，她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叫劲舞，选一个歌，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全部动作，雨喜的反应像闪电一样快，她玩得最好，她真是自豪，网吧里没人能玩得过她。
她却又是有精神追求的呢，她不玩游戏了，知道玩游戏毁人。她开博客，给自己取了一个网名叫“逆风飞扬”。坐在电脑前，她看见自己的头发染成稻穗一样的金黄色，长长短短地碎着，多么时髦！她抿着嘴目光坚定，还不止，简直是犀利！
她写一些文字放到上头，一行一行的，看着很不错。她当然不是王榨村的六饼了，也不是只念过一年初中的王雨喜，更不是3019，“湖北”“浠川”“湾口”，她是逆风飞扬，有大专文化，起初她想冒充高中，太低了，怎么交得到有档次的朋友？她一咬牙，说她大专在读。
她的自我简介很是像回事，在爱好和特长一栏她填道：钢琴、旅游、摄影、阅读、写作。这些虚拟的事情有何不妥？本来网络就是一个虚拟世界，有多少男的把自己说成是女的。难道一个乡下女孩就不能爱好钢琴吗？
雨喜她每周去网吧两个通宵。她走出厂大门往右拐，紧挨着，就是一家叫做“蓝光”的网吧，门厅是黑的，没有一个人，这种像洞穴一样的地方真是对她的胃口。她往里走，一台台电脑闪着荧光，那都是光明的通道，引领她飞离日常的土豆白菜和每天重复一千三百次的动作。
她扑到一片荧光跟前，鼠标一点，她感到自己如同一股青烟，经由光缆变成了那个时尚高雅、光采灼灼的“逆风飞扬”。
3
逆风飞扬，雨喜一路飞，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她在每一处干活都不超过半年，有时在试工的一周内她就走掉，电子厂、玩具厂、拖鞋厂、袜厂，从东莞到深圳，还曾坐过两天两夜的火车，去到遥远的新疆奎屯。
她用手机把QQ号24小时挂在网上，免费的窍门有很多，她知道用一个上网软件就可以使用手机上网不要钱。她走在陌生而繁华的城市里一点都不害怕，她确信她是不会迷路的，随时用手机上网一搜，从北京的东城到海淀的杨庄可以乘几路公交车，她在深圳都可以告诉她妈妈。她什么都知道，小姨美禾家要买一台新电视，她知道网上团购可以省三分之一费用。武汉光谷的抗日大游行，新疆的暴动，拆迁钉子户的自焚，罗彩霞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她无所不知。
她手里的QQ号有不少，同村考上大学的，网上结识的，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表姐妹，舅舅家的女儿、小姨的儿子，都是同龄人。只有叔公家的春泱，没有给她QQ号。
打工太辛苦了，在一家拖鞋厂，天寒地冻，车间里没有暖气，她一边吸着清鼻涕一边干活，手和脚都长满了冻疮；在东莞的电子厂，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生病都不能请假……
所有工作她都不够满意，太累，工资太低，吃得太差。
她见多识广，幻想不断生长又不断破灭。刚辍学的时候她发誓，将来要在学校对面盖一幢三层楼，那上面要贴满亮闪闪的瓷砖白晃晃的谁路过都能看见，要开一辆桑塔纳，从深圳开回湾口中学让班主任罗大嘴看一看，一辆红色的桑塔纳在湾口中学的操场上闪闪发光。肥皂泡闪闪发光。
她心高着呢，跟张笑盈说她将来要开工厂，肥皂泡五颜六色生生灭灭跟随雨喜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它们缭绕在王雨喜、湖北、浠川、逆风飞扬的身上，如同蝴蝶纷飞。
宝贝
1
春泱养得精细，银禾觉得是笑话——以前在乡下，孩子都是一串一串的，每家都是一串蛤蟆，大蛤蟆牵着中蛤蟆，中蛤蟆牵着小蛤蟆。到了夏天，个个光着屁股，全身上下光溜溜的，要拉屎呢，就随地一蹲，狗在旁边等着，拉完了，狗把屁股舔干净，再吃地上的屎；洗澡呢，用木桶打一桶河水放在太阳底下晒。娘家村有个伯娘，生了十一个儿子，她给孩子洗澡，旁边放一个大晒腔（一种农具，竹编，有床那么大，用来晒粮食、菜、红苕等），有床那么大，她直接用一只大木盆晒水，水晒热了，就坐到矮凳上，十一个孩子围一圈，洗完一个就往晒腔扔一个，跟洗萝卜似的。
是啊假如有十一个春泱，当然一切都会不同，只有一个春泱，就只能是一个宝贝。
道良五十多岁得了女儿，宛如上天往他怀里落了一枚嫩嫩的月牙尖。
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回述：“……我在产房门口等着，天亮了，产房的大门忽然出来一个护士，她抱着一个婴儿大声喊：柳海红——谁是柳海红的家属，我赶紧说我是我是，她把婴儿抱到我跟前说：看一眼啊是个女孩。我一看，嗬，刚从娘胎出来就睁大眼睛，眼珠子又大又黑，还滴溜滴溜转，一头头发挺密。”道良还要补充道，从前见到的婴儿都是皱皱巴巴的，眼睛要三四天才睁得开。
海红也喜欢跟春泱说：“……妈妈听见啊啊哭了两声就不哭了，哭得细声细气的，一个护士把泱泱抱来，屁股露着，说，看一眼啊，是个女孩！”
用银禾的话说，春泱是个贵果子。
贵果子不愿长大，喜欢往父母怀里拱，十二十三岁、十六十七岁，仍如此。海红说：越长越小了不成？孩子气壮壮声脆脆答道：是，我刚满月呢！一点也不含糊。甚至更加极端：我还是胎，还没生出来呢！
一个孩子就是无穷无尽的担心，担心带来焦虑，焦虑又爆炸般产生担心。道良和海红，两个都是焦虑型人格，两人像一对镲，都有金属的质地，大小相当，重量相等，明晃晃的正面相对，一重焦虑带来两重，两重变成四重，互相影响，雪上加霜——“嚓”的一声，屋里立即弥漫了焦虑的烟雾。
万一兔唇，万一无肛，万一预防针剂过期……啊无尽的灾祸悬在头顶上。发烧会损害智力……牙齿指甲头发，电插座的小孔（她拿根小铁丝一捅，完了），剪刀、筷子和棍子，都有危险，扣子硬币，甚至果冻，都有可能卡着气管憋死人。所有带角的地方，都被道良包上了布，家里大大小小的门插销，都用纸塞得紧紧的，啊一旦孩子从里面把门插上那可就完了。
上街，不得了，每逢节日必有成百儿童走失，会撞倒、踩着，或者，总之……
无妄之灾的幻影像飞蛾，总是掠过道良的眼前，他说：无论如何，管它什么情况，我都要紧紧捏着孩子的手，死也不撒手。
对银禾，道良是一万个不放心，她每天早晚接送春泱上学，据道良的观察，这个银禾，实在是太粗心了——出门总是忘记关门。她说：乡下都是不关门的，城里怎么老要关门？她走在大街上就像走在田里，完全不具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面前有一坑水，她看也不看，一脚就踩上去了，水花四溅，落到春泱的头发上。横冲直撞的车她也不知躲避的，她让春泱走外道她走里道，春泱往前走了，她还在看树上的一只喜鹊呢。
所以，道良早上要跟在两人身后走出很远，傍晚则要远迎到半道上。所以，春泱上学，小学、初中、高中，每天几乎总是有两个人在接送！
这样的天下奇观，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了。
道良说：说下一个大天来，我也绝不会改变。报纸上的消息，总是让天下的父母饱受惊吓——一个母亲，女儿被拐卖了，母亲就疯了。道良说，先疯比后疯好，宁可先疯也不要后疯，出了事再疯就来不及了。青天白日，乾坤朗朗，小学生戴着小黄帽列队回家，每队小黄帽都有路队长，还举着墨绿色的三角旗呢，街上车辆见了戴黄帽子的孩子，个个小心，教委规定，一律就近入学。小黄帽走着走着就到家了，胡同里、马路牙子上，常年累月坐着一些佩戴着红袖箍的老太太，叫做“治安协管”——坏人她们虽然抓不了，却人人有一双警惕的眼睛，任何陌生人出现，她们都会盯着，凛然盘问：找谁？干什么？
纵然如此，还是挡不住世风日下。
道良坚信，这是一个最混乱的时代，好人差不多都变坏了，坏人变得更坏。总是有一个对社会不满的人，他失意，或者失恋了，或者失业了，他头脑里的一根支柱“嘣”的断了，于是他就去买一把锋利的刀，守在一个小学校的门口，大门开了，孩子唱着叫着像鸟一样涌出，这个歹徒，他逮住孩子一刀一个。福建南平，一次就捅死了八个孩子，什么精神分裂，是社会出了问题。
道德沦丧天地摇摇欲坠，真让人寝食不宁——就在北京的市中心，小学门口，孩子就被拐卖了。那个小姑娘十二岁，她清晨上学，穿着校服，戴着红领巾，边走边背着英语单词，第一节课就是英语，要测验呢，忽然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在她旁边停下来，一个年轻女人探出头来问她：请问到亚运村怎么走？女孩子想亚远村还远着呢，那女人就把孩子拽上了车，“上车再说吧”她说，然后让孩子喝下了一杯牛奶，然后孩子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了八年，孩子被警方救出，回到父母身边，她已经二十岁，身上穿的还是被拐卖那天穿的校服，都认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她被卖到遥远山沟给一个男人当老婆，生了两个孩子，她小学的同班同学，都已经上大学了。
海红发着抖看完了这版报纸，要知道，这不是地摊上耸人听闻的法制类小报，而是知识分子大报《南方周末》，她让道良看，道良说他不看，这玩意儿太刺激神经。
不看也知道这世道坏，“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鲁迅早就说过。
刺激实在太多。但有时，道良却又要反复讲述报上的负面新闻：一个男孩被车撞了，车又来回再碾一次，把男孩碾死了；一个女生被绑架，父母给了五万块钱赎金，之后还是被杀掉了。道良有时要把一个负面新闻连着说上四五遍，这时候，海红就被拽进惊恐中，失眠，没有食欲，感到灾难即将降临。
连接不断的轰隆声，把世界炸得七零八落，到处都是窟窿眼，大的大小的小，谁也修补不过来。
小学、初中和高中，春泱在两个大人日复一日的护送下上下学。银禾觉得实在好笑，她过年回家跟王榨村的人说，才屁那么点路都要接送，怕她丢了，我家雨喜一个人走南闯北，要丢还不得丢上一百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