蛹虫时代
1
在海红看来，她异峰突起的婚姻、兀促的爱情、她高低起伏的易变情绪，以及节节败退的生活，无一不与她的幼年有关。
九岁之前，海红被频繁辗转托养：圭宁县城、外婆家乡下，以及父亲的老家陆安县乡下。一个地方少则三两月，最多半年。常常是，刚刚把一张陌生的床睡踏实，把一个地方的饭菜吃惯，把周围小伙伴的脾气摸清楚，母亲就托人来接她了——把她送到又一个陌生的地方。
人在深井里，沿着井壁一点点往上爬，湿滑、黑暗、没有依靠。好不容易见到了井口的亮光，不知从哪来的一只手，毫不讲理，捉住她，“咚”的一声，把她扔进另一个井。
即使是在圭宁县城，居所也是不停变换的。
周岁前寄养在一个姓潘的婶婶家，吃不着奶，只能吃米糊和黄豆粉；潘婶出门就把她锁在家里，屎尿拉在床上，人呢，泡在屎尿中。
两岁多，送进镇办托儿所日托，和许多大哭大叫大闹的孩子们关在一起，没有游戏和唱歌，也没有滑梯。到了饭点，阿姨用一只大木盆端来一大盆白粥，她把木盆架在腰上，另一只手端了一只粗瓷碗，满满一碗炒咸菜，用猪油炒得亮汪汪的。饥饿的孩子们高兴坏了——抢得稀里哗啦。海红人弱，抢不过，常常半饥饱。
母亲的单位不停变动，合并，分散，再合并，再分散——公家的宿舍散落在县城的东南西北，人也随之颠荡。灯笼桥、俞家舍、沙街、水浸舍、旧车站，以及火烧桥，当年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太多了。
陌生的地方令人不安。
灯笼桥没有灯笼，是一条青石板的小巷子。一个房间，没有窗，屋里是暗的。一张大床隐没在微薄的光线中。孩子自已吃饭，在食堂里开半碟菜，五分钱，半份。亲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永远不在。父亲柳青林，他在柳州；母亲章慕芳，她到一个边远的公社出差工作。弟弟海豆呢？他刚满月，就送到了外婆家。
孩子自己打水洗澡。木柴在灶里熊熊燃烧，大铁镬里热水蒸汽腾腾，炊事员——一个退伍的小伙子，他帮海红舀上两大杓沸水，哗哗两下倒进桶里，海红摇摇晃晃，拎着小半桶沸水进洗澡房，她用一只木杓接凉水，一趟趟运送，兑进沸水里。然后洗澡。衣服呢——她五岁就会自己洗。
沙街在河边。大河流淌，码头热闹。船只从远方到远方。卸下盐和松木，装上粗瓷瓦缸和大米。木头堆在码头上，老人和孩子，赶集一般奔来。一堆蚂蚁，围住一根骨头，兴高采烈。他们叮叮当当，把原木的树皮剥下来做柴。一只蚂蚁站在近处，她不动手，不吭声，我们的海红，她家不开火，她吃食堂。而且她也没有家，她孤零一人，回到一所幽深寂静、空无一人的房子里。
这所房子是旧时代的盐仓，底层是盐仓，楼上是客栈。1949年后收归国有。这个时候，母亲的单位是一个小单位，小如细胞，一共只有五个人，全部是妇女。她们常年下乡，计划生育、妇幼卫生。房子幽深窄长，像一根细细的肠子，三进天井，一重又一重。天井用来采光和晾衣。
阳光照进天井几乎要到正午。到下午两三点又没了。屋子里常年是潮的，有时有一层细细的水珠。空气中总有一股咸味，低头一看，墙皮剥落的旧砖上，渗出盐一样的白硝。
青苔长满了天井的四周，惟有中央一小块是白的，其余皆是暗绿。青苔的潮气在夜晚里浮动，阴影隐隐。细碎的声音是鬼在说话么？鬼的传说在新时代里难以泯灭，它们像泡沫也像石头，生长在小镇的日常生活中。
若隐若现的阴暗影子，在阴气浓重的青苔上浮动，一路飘到空无一人的阁楼上，楼上没有安电灯，是厚厚的灰尘和浓重的黑。那上面的鬼和天井的鬼是不是同一个？海红想像它身穿宽大的黑色衣裳，在上面走来走去。因为她真切地听到了阁楼上的窃窃私语。
孩子独自一人到外单位搭伙吃饭，再独自回来。独自生病，做恶梦。她无师自通，自我抚摸，安慰自已饥饿的皮肤。一寸又一寸的身体，寸寸都是饥饿的，她一点都没想起来，母亲什么时候抱过她。
在黑暗中，她紧紧抱住自己。她把自己小小的乳房抓得紧紧的，仿佛那就是她至亲的亲人。
街上还有农业局和林业局，很大的院子，新盖的砖房间有枇杷树杨桃树，还有扶桑树和甲壳虫。有孩子，是她的同学，于是她有了玩伴。玩白毛女跳下娘娘庙的供台，台子有一米多高，女孩子们把辫子散开，一个个往下跳，气流把她们的头发冲起，她们大笑，大叫。
孩子们玩“农业学大寨”，在院子里用瓦片挖土，然后种上草，啊没有水浇灌，于是要修水利，从水龙头那里划一道线，众人用棍子或者瓦片，挖的挖，戳的戳，开出了一条两指宽的浅沟。水龙头一开，水从中间泛滥了，流了一地，人人踩一脚烂泥。
刚刚玩上兴致，又搬了。
搬到了旧车站，谁又知道外公就在这里当过站长呢？这里门廊是方的，有两尊青石的方蹲，颜色青黑润泽，年深日久。四十年之后，海红才知道，这是外公让石匠做的。
窗外就是公路，卡车隆隆，震得窗玻璃嘎嘎响，而屋子里常年一层灰尘。这是省会南宁至广州的必经之路，在繁忙的季节，运货的卡车川流不息，昼夜不已。
俞家舍，是父母亲共住的短暂时光，那时候海红尚未出生。
父亲犯了右倾错误之后搬出了俞家舍，他们开始各住各的，各吃各的。自海红出生，就再也没有过一个像样的家。
2
外婆陈碧薇，她永远穿一件黑色的大襟衫。在地坪上，站起来是喂鸡，坐下去是做女红：勾枕头套、缝衣服。她不甚说话，看上去，一半是安详，另一半，谁知道呢，也许是隐忍。
外婆家在一个叫竹冲的村子里。从圭宁县城坐汽车三个小时，之后步行两小时。1950年土改，陈碧薇躲过一劫，没有被打成地主分子。在旧政权当车站站长的丈夫1949年春天病亡——适时而逝，恰到好处，否则，有两种情况他定然是逃不掉的：陪绑，再打成地主分子。从此祸及妻儿后代，永不得翻身。丈夫的长兄是旧政权的县长，1950年被镇压。就在圭宁县城北的松石坡大印地，枪毙了。大印地后来成为县体育场，海红中学时到那里练自行车，她对历史一无所知。
六十年代的那些日子，四岁的海红来到外婆家。
外婆陈碧薇坐在地坪上，穿一件黑布大襟衫，身上沾着鸡毛和柴草。
地坪上晒着的柴草铺满了一地，简直无边无际。海红从柴缝间走进地坪的中央，四面看过去，就像是在海上，一浪一浪，房屋远着哪，太阳在头顶，气浪从柴草上热烘烘地升起，令人眩晕。
地坪上整日晒着柴草，最多的是狼蕨草和松毛。松毛棕黄色亮着油光，散发出松脂好闻的气味；狼蕨草从山上挑回来的时候叶子是张开的，晒一两天，细长的叶尖卷起来，像菊花的长花瓣。茎杆最奇妙，折断它，把中间的那根芯扽出来，茎杆就成了一根细长的吸管。
海红用它来吹泡泡。
不是用肥皂水——肥皂在六十年代的乡下是珍贵的东西。用皂角吧，皂角树就在后山上，枝繁叶茂，满树的豆荚在树上摇晃，随便捣烂泡在一只竹筒里，那皂角水就能吹泡泡。阳光下鲜艳晶亮的皂泡升起在头顶，又落在泥地、水塘、草丛中。落在五色花上的时候，泡泡也像一朵大大的五色花，黄紫金红明灼灼的；泡泡落到母鸡的冠子上，母鸡警惕地一摔头，泡泡破了。
母鸡喜欢在地坪晒着的柴草里爬梳，扒着扒着就会咕咕咕唱起来，它还会脸红呢，眼睛眨着也是双眼皮。有一只鸡懒洋洋趴在窝里不爱动，羽毛耸着，看上去头不梳脸不洗。这种懒惰的抱窝鸡舅舅们是不容的！于是，懒鸡的鼻孔里，被插上了一根羽毛。
有时候，舅舅会把不下蛋的母鸡扔进水塘里。他一把抓起鸡翅膀，几步走到塘边，手臂一挥，只见空中掠过一道黑线（这是只黑花鸡），母鸡像一发猛烈的炮弹，从塘岸飞到塘中央，“嘭”的一下，它从空中掉了下来，水塘击起一道水柱。不过谁也想不到，这只鸡不愿沉塘，它奋力扑腾，在这片冰冷陌生的水里，母鸡英勇顽强死命扑腾，谁听说过鸡会游泳呢？但它真聪明，在茫茫的水塘里知道往家的方向使劲。母鸡在塘里游了十几米，它竟上了岸，全身湿淋淋滴着水，羽毛紧贴，体积骤然缩小一半。
外婆把这只母鸡抱在怀里，胸前湿了一片，宛如一名哺乳期妇女。
海红学会了用竹壳做鞋垫。竹壳满地都是，拣几张大的厚的，泡在洗澡用的大木盆里，用几块砖头压着，压一整夜，压平了，在阴处晾干，比着鞋底，一剪，就成了。
她还会染袜子，小小的人儿，在柴草里捡到了一只黄罂果，她用一只石臼把它捣烂，再放进外婆熬药的瓦罐里，加上水和自己的一只袜子，放在灶头上煮。是真的，白袜子就染成了姜一样的黄色！一只袜子黄一只袜子白，海红就这样穿着。红色的木薯杆，小舅舅编成了一顶小小的红轿子；竹篾呢，编成一只蚂蚱。小舅手巧得很，玩耍的东西简直无穷无尽。
还有蚕，生产队在祠堂里养了蚕。地上摆满了圆圆的簸箕，簸箕上蠕动着一些像针那么细的蚕蛆，绿油油新鲜的木薯叶摘来了，铺到簸箕上，这些蚕不是吃桑叶的，它们吃木薯叶！叫木薯蚕。但它们跟桑蚕并没有什么两样，叶子啃得沙沙响，日生夜长，也变肥，也吐丝，也结茧。祠堂屋顶的亮瓦漏下两束光，一束正照在一只蚕的身上，啊，它是半透明的，刚吃下去的叶子变成了汁液在它身体里微绿着。
年轻人唱歌，《英雄儿女》，“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有大海的海字。蚕结茧了，回乡的女知青，把蚕蛹弄出来用油炸，焦黄的一盘，她招呼大家到她家尝新鲜，人人吃得一嘴油。歌呢，“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已经唱得烂熟，他们开始唱一首新歌，《珊瑚颂》，不知谁搞来的歌词歌谱，各人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大家就唱起来了：“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
但是海红被舅舅抱起来放进了箩筐里。原来是要送她回县城交给母亲。外婆往箩筐拍了一巴掌，她感到箩筐一升，身子晃荡起来，不一会儿，地坪变远了，在地坪边站着的外婆越来越小。一下坡，外婆不见了。再一拐弯，水塘也不见了。
4
1971年海红九岁，八月底，眼看就要开学，家里却来了柳海燕。这个生于1949年的大姐，比海红大十三岁，是柳青林在陆安老家的前妻所生，同父异母。海燕在乡下长大，却是一个读书的材料，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全地区八个县最好的高中：玉林高中。玉高是天空中明晃晃的一面大锣，威振八方，它的升学率是百分之百！整个家族都坚信，海燕定会考上清华，或者北大。
文革改变了一切。1968年，柳海燕和同学们串连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她激情澎湃，一路从北京回到玉林，又从玉林到圭安县城看望她的后母和弟弟妹妹。
一个胸怀世界的人就是这样宽广的——海燕一见章慕芳就叫妈妈，那时候，她的生母还在，但她叫慕芳叫得亲，仿佛这也是她的生身母亲。
在走廊，她拦住了慕芳单位的领导，劈头就问：这里的运动搞得怎么样？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红卫兵小将……领导被这样严肃的问题噎住了。海燕呢，进一步问道：我想问问我妈在运动中的表现，她没有什么问题吧？领导再一次愣住了，谁是“我妈”？
一个中学生，就这样和后母慕芳的领导交谈了十多分钟。之后她对慕芳说，她跟领导谈了，妈在运动中表现不错，问题是要彻底划清地主家庭的阶级界限。
那时候，海红终日坐在角落里啃手背，海燕拿出一枚毛主席像章别到海红的前襟。像章是从北京带回来的，全圭安县都没人见过。拇指大，小而圆，亮闪闪的红色底子上金色浮雕的主席侧面头像。
海燕捏捏海红的耳垂说：咱俩都长得像爸爸。
爸爸？谁的爸爸？这显然是一个令海红困惑的问题。
海燕笑起来：我的爸爸就是你的爸爸，你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咱俩同一个爸爸啊！
那我妈妈也是你的妈妈吗？
海燕笑而不答。海红想起来问：那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海燕大笑。
她教海红念语录，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也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而是：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她的声音清脆、激越，朗朗响彻在幽暗潮湿的青苔上，带着青春的亮光，仿佛老旧的庭院里猛然长出一株木棉树，而树上木棉花艳红灼灼。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滂礴走泥丸。”她又教海红唱毛主席诗词。她的嗓音是高亢的，犹如对着山川大河；头呢，昂着，又仿佛是对天而唱。
她把自己在北京天安门照的相拿出来，是黑白两寸，遥远的天安门，地上用粉笔划了一个圆圈，她就站在圆圈里，穿一件格子上衣，戴了袖章，胸前握着语录红宝书。风把她的留海吹起来了，更显意气风发。她跟慕芳说，她要组一支长征战斗队，重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路。
然后她就消失了。如同一只海燕，冲进了雾蒙蒙的灰色雨幕中。
1971年，父亲柳青林去世已经两年，海燕再次出现在海红家，她这时已经是回乡知识青年，在老家陆安县乡下当了三年农民。在海红看来，她完全是个大人了，稳重、沉静；也黑，稍胖。她收到慕芳的信，让她来圭宁县城接她的妹妹弟弟回陆安乡下老家。
陆安县离圭宁县二百公里，需要先坐车到玉林，再从玉林转车到陆安县城，到了县城还要再坐两小时汽车到公社，之后还要步行一小时才能到老家。
海红把自己刷牙用的小搪瓷杯和牙刷带上，再加上一支铅笔和一个算术本。旅行袋由海燕拎着，姐弟三人就上路了。
5
1971年，海红第一次出远门。她坐在班车上，头有一点晕，窗外的树木在倒退，时快时慢，阳光照在刚插秧的水田上，晃得眼睛发痛。忽然海燕拍拍她，让她看前方的鬼门关。这是古代流放犯人的必经之地，山两边一边一块巨石，石壁上凹进去的大大三个字“鬼门关”。
相比圭宁，玉林是一个大地方，有两个圭宁县城大，通火车，是地区政府所在地。
路边有两幢三层的楼房，颇气派，路也宽，人也多。但海红听见了玉林人说话，虽然这里和圭宁只隔了三十公里，话却完全不同。玉林话的语调是凶狠的，没来由的恶狠狠，短促、生硬、忽高忽低，圭宁话是多好听啊，简直是绵长和柔软的。她听到，他们把“我”说成“我人”，“你”呢，则是“你人”。
多么奇怪！
但这时，海燕也说起了这种难听的玉林话，海红深感不适，她昂起头看海燕，眉毛皱成了一堆。
海燕带着两个小的进了一家食品店，她们要到海燕的中学同学家里去，海燕准备买一包饼干作为上门的礼物。但是一掏衣袋，钱不见了！
五块钱，用手绢包得好好的，是妈妈给的路费。海燕掏遍了所有的口袋，终于不得不确认，钱是被小偷摸走了。海燕愣了一小会儿，立即叮嘱海红和海豆，丢钱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妈妈，妈妈会非常心疼的。好在去陆安县城的车票在出站的时候已经买好了。
海燕的女同学闲居在家。文革一来，再也没有学上。但她也没有下乡插队，街道的人来动员，她病了，脸色苍白，贫血。女同学看到海燕，立即两眼泪汪汪的，啊她深感前途无望，悲观、厌世，生活毫无目标。她家是玉林的老居民，也有两进天井，屋子里虽然暗，却比较阔大，能放得下一台织布机。
大屋里就放着一台织布机，庞大的家伙，它正在工作。
经线一排排，密密绷直，叉开。
一个妇人，把一只缠满棉线的梭子从这头穿到那头，她用脚一踩，咯嚓，织机上的木条压上去，纬线紧紧地织进了布里。真是新奇。妇人白白的圆脸，稀疏的头发挽在脑后，插了一根长长的银簮。她专注在织机上，连头都没抬。
女同学，虽然贫血，人却漂亮。眼皮里含着一包眼泪，更是楚楚动人。她穿着一条灰色的宽腿裤，白色的半袖上衣，看上去既像囚徒，又像落难的公主。她跟海燕站在一边，叽叽咕咕，又说又叹气，刺耳的玉林话从她嘴里出来，似乎也变了个样子。
那个沉默的织布妇人，是寄居在家中的亲戚。女同学的父母都热情，很把海燕当回事。他们招待这姐弟三人吃饭，是别致好吃的炒米粉，有肥瘦肉、豆芽、香葱，香喷喷的，把海红都吃撑了。
到了汽车站，上了班车，坐到了位置上，司机也上来了，一看，海豆不见了。海燕惊出了一身汗，她连忙给司机讲好话，让海红千万别动，自己下车找海豆。还好，不到五分钟，就把他押了回来。六岁的海豆看见另一辆车里有个小孩牵着一只红汽球，他眼睛追着汽球，自己不知怎么就下了车。
汽油味特别浓，它带着重量，浊浊闷闷地从四处压上来，一直压进五脏六腑。车一动，海红就想吐，却吐不出来。油腻腻的汽油和刚刚吃下去的炒米粉缠在一团，这团东西乱糟糟的顶到了喉咙眼，它们堵着海红的咽喉，使她呼吸不畅，四肢发软。
有人在吃一只芒果，酸甜的果味也使她恶心。她强忍着恶心看了那芒果一眼，它正被剥开，露出金黄色的果肉。像屎一样。屎！这时候她喉咙里顶着的那团东西仿佛获得了动力，它往上奔涌。海红握紧了双拳，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也没能挡住那个。“昂”的一声，哗啦一下，腿上一阵湿热，一股黏乎乎灰扑扑的东西就喷了出来。
车座跟前、自己腿上，溅得到处都是，还溅了几点到旁边人的鞋上，那人还算好，自己找了张废纸擦掉了。
轻快了一时。远方的山峦是灰蓝的，近处的稻田、池塘、树木、房屋，也开始明亮起来。但没一会儿，头晕又开始了，稻田和池塘，人、树木、房屋、牛……无不变得古怪丑陋。胃里的炒米粉再次奔涌到胸口，直顶喉咙。
一次次，五脏六腑翻腾，它们像一匹怪兽，在身子里东冲西撞，把胆汁搅起来，并发出嗷嗷的叫声。嘴里又酸又苦，吃下去的炒米粉完全变了模样，紧一阵，慢一阵，阵阵都从胃里涌到胸口。永无休止。最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通往老家的路上，一切都是那样令人厌恶。
到达陆安县城的时候她眼窝深陷，脸色发青。跌跌撞撞下了汽车，连拖带拽被海燕拖到亲戚家，吃了一碗粥，总算又活了过来。第二天，还要接着走，因路费被偷走了，没钱坐班车，好在海燕在陆安县城的朋友帮忙，让这姐弟三人上了一辆到西河公社运生猪的大卡车。
卡车车厢里铺着一层干稻草，车顶盖了一大幅油布，算是挡住了太阳，海燕连连说，不错不错，她笑着向朋友道谢，眼睛忽闪忽闪的，朋友也笑起来。但海红却咳嗽开了，一声跟一声咳着，直到开车，车一开，她又开始晕车，稍有不同的是，她比先前更加肆无忌惮，整个卡车车厢没别的人，想吐就吐，吐在稻草上，再扔掉。
乡道的坑到处都是，像是刚刚遭了空袭。他们坐在铺着稻草的底板上，每过一道坑，屁股都要“咚”的一下砸在底板上。天又热，油布不透气……故乡的面目真是狰狞。
海红连海燕都讨厌起来，因为她拍她的背。姐姐尽可能地照顾她，摸索着，拍她的后背，摸她的头，用自己的手绢擦她的嘴角，让她躺在她的腿上，“舒服些么？”她总问她。
摇晃、颠荡，卡车上的一切都在变形，连海燕和海豆的脸都是变形的，连好闻的稻草也陡然变了样，奇怪地散发出一股六六粉的气味。
6
陆安县老家是客家人地区，客家话海红一句都听不懂，不像玉林话，虽凶悍，还是能听个七八成。客家话语调婉转柔顺，甚至是好听的——海燕说的时候就是动听的。但它一句都不让你听懂，它飞快地缭绕在每一个人的嘴唇上，像鸟一样吱吱咕咕的，你瞪着眼睛看它，它也瞪着眼睛看你，哪怕你把眼睛瞪出了眼眶，你照样听不懂这鸟语。
姐弟二人住在父亲最小的弟弟五叔家，因海燕也住五叔家。五叔已经有了从一岁到六岁的三个孩子，个个都是稀里哗啦的脏——拖着鼻涕、头上沾着草泥、衣服不是长得拖地就是短得露出肚脐眼。
不能指望海红帮忙带孩子，她都九岁了，一点用都没有，见了脏兮兮的小孩她就讨厌，躲得远远的。有一次她壮着胆，给最小的那个揩鼻涕，手指碰到的东西黏乎乎滑溜溜冰凉凉的，真是恶心，她强忍着，把这摊鼻涕从孩子脸上揩下来，再擦到草堆上。五婶冷冷地看着她，一句话都不说。
这里吃的也跟圭宁大不同，咸干萝卜，在圭宁是最常见的下饭菜，洗一洗，斜刀切成菱形的小长片，用猪油炒。在陆安乡下却一次都没见过。他们吃萝卜腩——用一大镬水，萝卜整根放下去，再放上几大杓粗盐，烧一个树根蔸子熬它，熬个三天三夜，熬到一镬清水变成半镬黑水，萝卜呢，成了烂烂的棕黑色，捞起来放进瓦缸里，吃饭时用筷子夹上半截直接上桌。熬出的黑水呢，用来当酱油，炒菜的时候放上一点，菜有了咸味，却没有酱香。
有天下雨，家里没有人，五叔去大队了，五婶带着孩子串门缝衣服。海燕说，走，看看去。她带着海红走进一间储物屋子，里面大大小小坛坛罐罐，她逐个揭开看，一边说着：这是花生，这是黄豆，这是红薯……忽然，一股咸萝卜干的香味从一只小瓦罐里奔出，仿佛是圭宁藏在咸萝卜里，伺机与海红重逢，海红愣着，不停地吸鼻子。海燕说，知道你想吃这个，就掏出了两根，海红一看，跟圭宁的咸萝卜干完全一样，也是金黄色的，散发着醇香。她们折到灶间，舀了半杓水缸水洗过，海燕见海红不动，问她怎么不吃，海红说家里都要炒过才吃的。海燕说：这里才是你真正的家呢！意味深长。
一天吃两顿，中午那顿是很稀的粥，天天都是黑糊糊的萝卜腩，咸萝卜干是用来待客的。晚饭倒是有米饭吃，但那米饭跟圭宁的饭也不同，叫捞饭，连水带米一大锅煮开，再用一只竹筲把半熟的米捞到一只小木盆里盖上盖，把饭闷熟。米汤呢，喂猪。用慕芳的话说，就是，太不科学了，营养可都全在米汤里！
晚饭的菜经常是葱，葱这时不是配料，它是自己炒成一大盘，也是一人一筷子就没有了。有两个傍晚，海燕收工回来兴冲冲地跟海红说，收木薯了，生产队给每户都分一点，她告诉海红，新鲜的木薯剥皮切成片，用猪油炒，再放一点葱，特别好吃，特别特别好吃，她一定要让五婶炒来吃。木薯外婆家也有，不过是整根煮来吃的，并不炒。于是海红就盼着，盼了一个星期，木薯放在外面晒干又收了回来，还是没有看见炒木薯片。海燕只好又告诉海红，五婶说木薯不炒，要晒干放着。
他们让海红海豆姐弟俩到山坡打柴，两人合一只畚箕，一只竹筢，这个山坡不像圭宁有许多松树，是光秃的，只有稀疏的草。一筢下去，收回来不过几根烂草尖。海红毫无责任心，她并不认为自己应该好好打柴，她领着海豆在坡上东逛逛西走走，走烦了才蹲下身拔一两把草。她的畚箕大半是空的，空就空吧，无论多少，五婶从不跟她说话的。她站在山坡上看远处，连绵的丘陵，没有看见大路，也没有河，这个地方真是贫瘠啊，她往各个方向看，不知从哪里可以回到她的圭宁。
天凉了，学校早已经开学，翻过一面山坡就是一所小学校，海红掮着空畚箕走过去，学校传来了当当的钟声，上课了，海红迎着钟声奔跑，然后她站在学校外面，又羡慕又委屈——她一点都不想打柴，她想上学啊。
她想圭宁，到陆安老家的第二天她就给母亲写信，她问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再晚回去功课就赶不上了。之后她就开始等回信，信都是寄到大队的，海燕常常在收工之后拐去看信。经不起海红天天问，海燕只好说，别等了，你妈不会来信了，等也是白等。海红奇怪：那我不回家啦？海燕说：圭宁怎么是你家？这里才是你真正的家。
海燕知道的内情是：慕芳打算再婚，她让海燕把两个孩子带回老家，并没有明确表示还让他们再回圭宁。这事很是微妙，将来会怎样海燕心里也没底，但慕芳肯定不会给海红回信，所以她得让海红死心，不再天天苦等。
不但想妈妈，海红也想圭宁小学的同班同学，她每天掮着一只空畚箕到坡上的小学校外面站着看，钟原来不是钟，是一截挂着的厚铁片，她仰着脸，入迷地看这截铁片。铁片用一根麻绳挂在屋檐下，在风中兀自晃荡转动，圭宁小学同学的脸也一张张地从这铁片上转出来……她想念她们每一个人，不但要好的，连叫过她外号的、平日里最讨厌的也想。她们吵架的声音、不堪入耳的粗口话，这时全都像钟声一样灿烂，如同鸟群，吱吱鸣叫着，飞往湛蓝悠远的天空。她给她们写信。然后，收到了回信，同学比妈妈还要把她当回事呢。这封信鼓着，塞进了七八页纸，是作文本或算术本上撕下的纸，每人都给她写了回信，人人的信开头都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海红把信压在枕头底下，每天睡前拿出来看一次，这一看，当当的钟声就在枕头上响了起来，她问海燕：我什么时候上学呢？海燕叹口气，她也不知道啊。她自己更是前路茫茫，回乡知青的出路取决于家族在村子里的势力，没有势力的，参军、招工、上学，一概没指望。二十多岁，在乡下已经是老姑娘了。海燕被生产队分派管理一片菠萝地，她站在一片刀戟般坚硬尖利的菠萝叶中唱道“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千村僻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她的裤腿上湿滞滞的沾满了露水，湿滞滞地，她把毛主席诗词唱得越来越凄清。
十岁生日到了，海红向来认真自己的生日，她心生幻想，觉得会在这天收到母亲的信，让她回圭宁上学……啊也说不定，母亲说不定亲自到陆安接她回去……空想的巨大狂喜使海红透不过气来，她仔细编好自己的辫子，一个人走到大队去看信。傍晚海燕收工回来，海红跟她嘟哝，她又委屈又生气，眼睛里噙了泪。海燕惊讶道：呀，今天是你的出世日啊？你怎么不早说呢，十岁是大生日啊，你早说我一定让五婶给你做一只荷包蛋！多么古怪，这里把生日说成是出世日。海燕拍拍她的头，说：一定一定，让五婶明天一定给你补上。
说完海燕就开始收拾行李，她已经报名参加三线修铁路，那是一条国家的战略性铁路，动员民工无数。海燕将要成为一支青年突击队的队员，苦战数年，落下各种病根，然后，得以被推荐到玉林师范学校上学，说来荒谬，这家学校正是文革前她就读的省级重点高中改制而成。这是后话。
第二天一早，海红还没起床，海燕就带上行李走了，她要赶到大队集合，之后去公社集中，再到陆安县城，再到玉林，从玉林到柳州，那条铁路，叫枝柳线。
海红没有吃到鸡蛋。
海燕一走，天更加暗了，也更加冷了。海红当天就发起了烧，没有吃晚饭，全身都是软的，头昏，嗓子和胸口都像着了火，辣辣地痛，却又感到冷。她梦到母亲，慕芳围着那条枣红色的围巾坐在圭宁县文化馆门口的石狮子上，这只石狮子是海红三岁时迷路的地方，在梦中它变得有些古怪，仿佛瞪着眼睛。她喊妈妈，却喊不应，再大声喊，慕芳站起身，走了，连头都没回。海红在梦中半明白，半糊涂。她眼泪滚下来，冒着烟，她觉得连头发都在疼。海豆叫来了五叔，他让五婶捣烂葱姜做了一碗热粥，海红喝下去，哇的又全吐了出来。
冬天到来了，海红姐弟带的是夏天的单衣，两人把所有衣服全部穿在身上，又找出两件海燕没带走的旧衣服，拖沓着穿。海红不再打柴，她出门就空着手，她到坡上的小学校，站在教室外听学生们唱歌和朗读，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唱过歌了，这里跟外婆家的竹冲村大大不同，没有人唱歌看书演节目，没有蚕，也没有河，连水塘都没有。人人都像有仇，邻近有人娶媳妇，五叔警告姐弟俩，不让去看热闹。有半年没看过电影了——大队从来没有电影放映队来过，公社呢，要翻过好几座大山。
从家里带来的一根铅笔，省着用也用完了，一分钱都没有，再也不能有铅笔了。
她沉浸在她的绝望中，对一切视而不见。她整天不说话，见到五叔五婶也像见到陌生人。她不学陆安的客家话，因为客家话于她不亲。她也不帮叔婶干活，到了吃饭时间，她就站到灶间门口，一碟葱，或者一碗包菜放到饭桌上了，她就自己盛饭，然后夹一筷子菜，端到睡觉的屋子里自己吃。
天冷，她不洗头，头发结成了饼，梳也梳不通。她也不洗澡，衣服呢，有两个月没换过了。天下起了雨，又冷又湿，真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如果死了就好了。这样的念头从脑子里滚出来，像石头一样砸着她的胸口。但她不甘心啊，她要长大，如果能长大，她将永远不理章慕芳。
过年的时候海燕从三线请假回来，见到叫花子般的海红海豆，她连夜给慕芳写了一封长信。她是写文章的好手，洋洋洒洒写了五页纸，她满怀深情写道：妈妈，请您一定让我把海红海豆送回到您身边，我向您保证，海红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您无论如何要让她继续上学，她将来定会有出息……
海燕的信改变了海红的命运，慕芳寄来了路费。半年寄人篱下的日子之后，海红姐弟俩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7
海红和母亲成了陌生人。
她不再开口叫妈，有时甚至，冷冷看慕芳一眼，像一个成年人。遇到这样的眼神，慕芳心中一凛。她想讨好海红，把她值夜班的宵夜省下来，带给女儿吃，猪肉粥、鸡蛋米汤粉，有时还有一只菜包，海红看了看，说，你吃吧。慕芳只要有时间做饭，也总做海红爱吃的，番茄烧豆腐，蒸塘角鱼，炒酸菜，用猪油，还加酱油和糖，再搁上香蒜。海红吃得高兴，但她不说话。
她讨厌所有的亲戚。
慕芳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同辈人散得到处都是，海红有无数姓陈的表姨表舅，还有同样多的章姓同宗的姨和舅。亲戚们来到圭宁县城，会来看看，但基本上不留宿，也不留饭。亲戚有从乡下来的，也有从大连、新疆、广州来。从新疆来的某姨穿着一身军装，长得身材匀称皮肤白，一看就是跟慕芳同一血脉，她见了海红就说：呀，你女儿啊，怎么不像你。
无论是体面，还是不体面的亲戚，家里来了人海红就溜出门。她不爱说话。慕芳就对客人说，这个女儿很古怪的，不理她。
她与母亲更生分了。甚至不能忍受跟母亲在同一个屋顶下。她在屋子里待得好好的，母亲进来了，空气陡然长出了刺似的，别扭着、难受着，一眨眼，她就溜了出去。她若从外面回来，母亲正在家里呢，她磨蹭着，不怎么乐意进去。母亲的话，她是连一句都听不进去的，她也不顶嘴，她只是不应话。到了初中，海红住校，两顿饭仍旧回家吃，吃完就走，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慕芳说：你把自己家当成客栈啊？
这个孩子，我们的海红，她从别扭中来，到别扭中去。她从来都不知道，一个正常的家庭是怎样的。她的问题就大了。
根须
1
1971年是慕芳最累的一年，她在县医院上班，助产士兼护士。这个时候，医院下放了一些员工到乡下去，剩下的还分出将近一半人组成几支医疗小分队，到边远山区搞巡回医疗，叫做“六二六”小分队，是为执行伟大领袖的“六二六”指示。医院只剩下了七十几个员工，一共有二百多病床，光产科就有五间病房，两间大的，三间小的，一共24张床。外科呢，是和产科在一起的，也有28张床，两个科加在一起共52张床，只有四名护士。真是忙得天昏地暗，接生、洗婴儿、输液、护理外科病人。供应室不给整理手套，要自己洗好手套，翻过来，叠好，放上滑石粉，装在饭盒里，再拿到供应室消毒。
上夜班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整手套、接生包、手术包，手术室只有一个专门护士，有时也抽调慕芳上手术台，当器械护士，帮着穿针缝针。碰到生孩子的，就更忙乱，最多的一次，一个夜班接了九个生。
上半夜的班一点半交班，到三点半才能睡觉，到六点半又得帮忙干活，不帮根本做不通，按道理，值出的人应该不用帮忙，但实在不行，又生孩子又做手术，经常要忙到十点多才能回家，下午本来可以补觉了，却又要开会，每天都要开会，只得边开会边睡觉。四个人轮流，一个星期要值上两次夜班。碰到医生出诊了，就顶上，干医生的活，医生是不教你的，要自己观察，插管插几个，手法如何。好了，她学会了刮宫术，做得比医生还好。
如果不是慕芳业务精湛人缘好，她定然是要有大麻烦的。
2
生在旧时代地主家庭的人，谁不是惊弓之鸟。何况慕芳的亲伯父和叔父，都是被新政权镇压枪毙的，想起来都心惊肉跳。
慕芳的根系实在太庞大了，那些枝枝杈杈，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就说她的母系吧，陈碧薇，她的母亲，海红的外婆。她们陈家可是当地的一大望族，清朝的时候出过一个进士，当了官，家势就不可阻挡地发了起来。大地主，大乡绅，祠堂就有三进，十六根柱子立在厅堂里，有一个很大的庄园，里面有花园。后来家族又有人到梧州搞起了实业，更富了。很早就有留学史，庚子赔款的时候就有人去了美国，还出过一个大学校长。陈碧薇的一个堂兄弟，当过梧州市政府的秘书长，一个堂兄，医院院长，一个表兄，留学日本，后来回国办纸厂。
陈碧薇嫁到章家，算是下嫁。章家的规模远逊于陈家，不过呢，公公章修柏，也是一个乡绅地主，有一妻二妾，一共四儿四女。正房长子是抽大烟的，没出息，二儿子章绍甫是个人物，在民国政权中当了县长，后来又到全州做官。陈碧薇嫁的是三儿子章绍振，是二房生的，模样周正，温文尔雅，二哥给他谋了个车站站长的位置，陈碧薇当上了站长太太，家里有一个男工和一个女佣，她一个接一个生孩子，五男二女，到底也没出去做事。公公章修柏五十多岁的时候又讨了一个二十岁的小老婆，生了一个小儿子。
县长章绍甫有一妻二妾，正妻抽水烟，两姨太一胖一瘦，花枝招展。幼年的章慕芳跟大人去过二伯家，是一个大庄园，里面有两层楼高的火砖楼房，花园很大，慕芳第一次见到了鸡冠花、玫瑰花、牡丹花和茉莉花，家里佣人有十几个，有人专门浇花，有人专门炒菜。吃的东西令慕芳眼花缭乱，应有尽有，烧鸡烧鹅烤乳猪，还有蛋糕水果，慕芳在这里第一次吃到了苹果，这种红色坚硬来自北方的水果在她们本地的荔枝龙眼番石榴中像皇后一样夺目，她还吃到了一种叫做西贡蕉的香蕉，其香无比，本地也产香蕉，叫芭蕉，个大，甜中微酸，蕉心略涩，不香。西贡蕉小小的，慕芳吃了一只又一只。二伯的女儿慕梅走过来，问她要不要喝咖啡，慕梅生得美貌，慕芳见了她只知道咧着大嘴傻笑。
还有两条大狗，毛色光亮，半人高，威风凛凛。
这样的人，新政权不镇压他又镇压谁呢？所以枪就响了，枪声响在体育场，那时候还没有体育场，叫大印地，是圭宁县处决犯人之处。慕芳的二伯章绍甫，他从来都是穿西装的，身材修长，白衬衣，打领带。临刑前他请求让他穿西装打领带，军政委员会的军代表没答应，他说：地主阶级死到临头了，还想向人民示威吗？铁的子弹头呼啸着扑向前县长的头部，在他的脸上炸开了花。
大伯父逃到了香港，他的房产收归国有。三十多年后返还时，他已不在人世。这是后话。三叔父章绍兴1949年刚刚高中毕业，血气方刚，他上山当了土匪。山高林密，有众多藏身的洞穴，土匪们都是失去了天堂的富家子弟，他们负隅顽抗，袭击土改工作队。这些人，气焰真是嚣张，人人都是亡命之徒，把一个土改工作队一锅端，活埋、挖眼、剁手，手段凶残，令人发指。解放军可不是吃干饭的，来了一个团剿匪，秋风扫落叶，土匪死的死，伤的伤，章绍兴被打中了腿，活捉。于是他被拖到了大印地，与另外八个土匪一道，五花大绑，面朝圭江。枪一响，他们一头栽倒在野地上。
陈碧薇算是侥幸的，丈夫1949年春正好病亡。同年秋天，农历十月初九夜，解放军进城，旧政权灰飞烟灭，圭宁中学门口十几辆国民党军车熊熊燃烧，军车上的弹药发出连绵不绝的爆炸声，火光映红了整个圭宁县城的天空。解放军一来，陈碧薇就带着小女儿慕芳逃到娘家，躲在一个庙里。土改的时候有好心人劝她们赶紧回去，不然被戴上漏网地主的帽子麻烦更大。
她们回到竹冲村，正赶上退租退押，形势混乱，农会根本不讲政策，谁有点钱就把谁当成地主斗，把钱交出去就不斗了。陈碧薇没被定为地主分子，慕芳的姐姐慕兰这时候却被清退回乡，她在旧医院里做过药剂士，农会不分清红皂白，给她的名目是“反动职员”，给她戴了一只纸糊的高帽站在地坪上，围了一圈人。
慕兰不想活了，她喝来苏水自杀。来苏水一口喝下去，口腔、喉咙、食道，烧得一塌糊涂，人没死，救了过来。
亲戚们星散，飞鸟各投林。同辈中，男丁们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大多终身未娶。女孩子略好，有个堂姐，初中毕业就离家出走参加了地下党，跟家里几十年没有联系，所谓跟剥削阶级家庭彻底划清界限，几十年后才知道她其实就在柳州。有两个去参军，落在新疆和广州。命运最好的算堂姐章慕梅，她也参了军，嫁给一个师长，落在大连。
3
1950年慕芳十五岁，她也要参军。那时候正招女兵，史实是这样的：从战场上下来的解放军官兵开拔到新疆屯垦戍兵，官兵们年纪大了，要成家，于是，从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征来的女兵一批又一批远赴新疆的荒漠，长途跋涉，冰天雪地的地窝子，难以下咽的高梁米，年轻的女孩子们始料未及，继而她们被组织要求与比她们年龄大十几二十岁的男人结婚，他们都是为新中国的成立作过贡献的，谁敢不服从。根本就没有别的可能性。
谁又知道这些？
参军已经成了唯一的出路，也是最好的出路。部队就是一所大学校，旧时代的污泥浊水，旧家庭的印记，全都要靠它来荡涤。竹冲交通不便，山高路远，消息走走停停，传到慕芳耳里已经半个月过去了，招兵都要截止了。不过，截止的消息还没传到，慕芳只当是征兵刚刚开始。希望擦亮了她的双眼，她的心砰砰跳动，仿佛已经穿上了神气的军服。
消息是傍晚时分带到的，灶火呼的一下映红了她的脸，她像喝多了糯米酒，走着走着就跳腾一步，旁人的话她答不到准点上，只一味傻笑。晚上闭了一会儿眼，睡不着，睁眼一看，天大亮了，赶紧起床，走下台阶，只见天井里满满一地月光，白花花的，有点稠，仿佛用手一捧就能捧起来。月亮光，照地堂，阿妈叫我睇龙船。她想起小时候唱过的童谣，有一点不舍。不过她手一挥，这点不舍就像一只蚊子，被她捉住扔掉了。
招兵的人住在香坪。
香坪离竹冲二十多华里，步行，乡间小路，跨过一些土坎，涉过几道溪流，路两边是稻田，也有坟地，是用白灰拍得很整齐的，立了碑；也有老高的芒草，要倒着走。她走得急，石头踢疼了脚趾，路过村边还有狗追，她倒不怕，手里拿了一根打狗棍。到了香坪的乡公所，兴冲冲闯入门，却撞上一个女孩子，她抹着眼泪从屋里出来。
前一日刚刚截止报名，名额都满了。慕芳不甘心，她当机立断决定到县城撞运气，她是敢闯的，比哥哥们大胆，四个哥全都窝在了竹冲家里，低头干活，一辈子没有娶亲。从香坪到圭宁县城有六十华里，她走了一段，之后搭上了一辆进城运棺材的牛车。她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过县城呢，不过，想到要参军她就有了无限的勇气，她默念着“沙街口沙街口”，那是香坪征兵的人告诉她的地名，啊沙街口，这是她的灯塔，她迎着光亮走过去。马车停在了城边的棺材铺。棺材铺，简直就像一个隐喻。沙街口的军人正在吃晚饭，他们人人手执一只搪瓷缸，面上是热汽腾腾的豆腐白菜。那个军人，他吸着鼻子告诉慕芳，确确实实，报名已经截止。丫头，没办法，等到明年吧。北方口音，普通话，像一阵沙尘，灰扑扑罩住了她，仿佛也是一口棺材。
新政权成立了人民医院，大姐慕兰又回去当药剂士，她把慕芳带到县城，住在河边的高禾街，陈家的行馆，这行馆是陈氏祠堂出钱盖的，对河一面不知怎么没有封口，大水一来就淹进屋，刚刚收好地上的锅碗盆瓢，河水就呼呼涨到了桌子高。
慕芳穿上姐姐的衣服，到隔壁的利生纺织厂织布。这是一家民办纺织厂，要自带织机，慕兰慷慨出资购买。还好，有一个行业组织叫织布会，集中去买织机，由行会请师傅教。
织布刚刚熟练，转机就来了，慕兰所在的县医院办了一个妇幼保健初级班，十个名额，三个公费，七个自费。学期半年，五元学费。这时候慕兰已经结婚，生了孩子，付不出学费，另一个堂姐慕竹也在医院当医士，她亦慷慨，代付学费。慕芳总是这样运气好，关键时刻就有人出来帮她。她住在姐姐家的阁楼上，床上没有垫被，冷得根本没法脱衣服睡觉，裤子也是单的，上身只有一件卫生衣（即绒衣）。那个冬天实在是冷，但慕芳生机勃勃，她不怕冷，她年轻呢，十六岁，青春的热血在她身体里窜来窜去，像屋前的圭江，一浪跟着一浪。她的脸白里透红，扎着两根粗黑的大辫子。注册要交照片，她到西门口的照相馆照了一张正面的一寸像，她穿着姐姐的列宁装，庄严地抿着嘴唇。
每天早早起床，做家务，送姐姐的孩子上托儿所，然后小跑着赶到先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堂有十几级台阶，两边还摆着花草，她跑上台阶，喘着气，开始她的课程——生理卫生、药物学、护理学、新法接生、外科常见疾病。
也有课本，纸很黄，开本小，比巴掌大不了多少。谁来教呢？医院派来了章慕竹，长她十几岁的堂姐。慕竹生于1917年，1940年毕业于梧州医专，曾在苍梧县医院工作八年，学问和临床都扎实。另有一个吴医生，分头、眼镜、长白脸，眉毛边有一颗痣，他不年轻了，有四十多岁。
开始实习了，就在本院跟护士们做护理，打针、整理病床，病人有一大半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也有零星群众。在几间病房之间有一处宽敞的过道，刚好摆上一张乒乓球桌。真是新鲜时髦！白色的小小球在桌上轻盈跳荡，发出清脆的得得声，慕竹常常和吴医生两人打乒乓球，一去一来，一来一去，两个人不说话，只打球，吴医生把球喂到慕竹跟前，她手一挥，球打到了对面那个人的脸上，真奇怪，两个人都脸红了。慕竹那年三十四岁，是不折不扣的老姑娘，她本来打算献身医学，永不嫁人。但吴医生丧偶，慕竹便跟他结了婚，给他前妻生的两个女儿当了后母。陈碧薇管这叫做填房。
慕芳呢，她奋力练习打针，她给萝卜注射，还专门缝了一只布娃娃，布里塞满棉花。她还给自己打，肌肉注射、静脉注射，定位、推液，可不能把针弄断了留在肌肉里。打什么药水呢，氯化钙、葡萄糖酸钙。氯化钙有腐蚀性，针头偏了，药液渗出，胳膊上皮肤烂了一块，留下了五分钱硬币大的一块疤。
慕芳是自费生，毕业后不包分配，不过她学习勤勉，每课必记笔记，年轻，未婚，没有家庭拖累，医院把她留下来，给农村接生员培训，讲授科学新法接生。一个月办一次班，她不再住姐姐的高禾街陈行馆了，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都是各乡选来的，均是结过婚的媳妇，慕芳呢，十七岁，她是小先生。她把生殖系统的挂图和模型摆出来，媳妇们嘶嘶笑着捂嘴，慕芳板起脸，讲生理解剖。她给学员看标准的接生箱：止血钳、酒精、红药水、龙胆紫、针、来苏水、手套、围裙、婴儿巾、木听筒。教她们消毒和孕检，用一只木听筒贴在孕妇肚子上，听胎心音。
她带学员外出接生，有一次是在圭江河的木船上，那个胎儿是臀位，他的脚先出来了，还好，顺产，新生的婴儿哇哇大哭，他的肺活量真是大啊，哭声震得一河江水都亮了似的，旭日初升，河面满是欲飞的金箔。她真欢喜真欢喜啊。
每月领到五块钱工资，可以做新衣服了！西门口的百货店，那时候还没有公有制改造，是私人的，也不像后来那样要布票，她手一指，那，蓝色的布，宽幅的，像天一样蓝，真的就是蓝得像天一样。自竹冲村出来，她就有了自己的天，虽出身不好，也是要求进步的青年。蓝天无限，她裁上一截，做成了裤子。她从西门口走到东门口，再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裤腿互相磨擦，发出猎猎的风声。
终于有了编制。一帮人统统放到乡下面，慕芳分到了石定区，一个距县城有五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石定卫生所只有四五个人，发药、打针、出诊接生……慕芳在这里学会了自行车，并且，遇到了后来的丈夫柳青林。
4
文革到来，飓风降临。慕芳刚刚来得及生下一儿一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来到了。眼见得世道混乱，巨大的力量，不由分说把人连根拔起，周围的人七零八落，谁也不知道自己遇到什么，人人面上撑着镇定，其实心里都是慌的。
大姐慕兰又被斗了，她挂的牌是反动伪职员，还加上了三青团，她还被剃了一次阴阳头，是外来的红卫兵干的。她1950年死过一次，这次她不死了，但她精神恍惚，说话也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姐夫早就成了右派，下放到公社中学当会计，这时候慕芳已经调回圭宁县城，倒是堂姐慕竹夫妇，1957年之后调到了最边远的石定公社卫生院。1967年，吴医生被造反派斗了一整天，吊着斗，又放下，颗粒未进。年龄大了，当天深夜断了气。慕竹想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会如此仇恨。
县城里，医院的大小当权者，有历史问题的人、出身不好的人，几乎无一幸免。有一个女护士，她并不是当权者，但她出身地主，还自视甚高，谁看得舒服呢。于是她也被揪斗了。她怀孕在身，挺着六个月的肚子，但她就是刚强，她挺着头呢，简直像一名革命者。她问造反派，我有什么错？有什么错？她生下孩子，是个女儿，取名“从容”。
慕芳真是幸运，几乎人人都被斗，她没有。斗了之后就是被打倒了，要劳动改造。那阵子，饭堂里烧火的、洗衣房里洗衣的、扫厕所的、用自行车驮一只竹箩筐买米的，都是这些人。革命群众放慕芳一马，让她照样上班，一个人当三个人使。她业务越来越精进，1960年去桂林上了一个“难产培训班”，学期半年，之后又到地区级的大医院实习半年，整个地区只有三个名额。慕芳成为了全圭宁县首屈一指的助产士。
旁边人跟她说，幸亏你人缘好啊，幸亏你业务硬，不然……她也跟着唱语录歌，跳表忠舞，背老三篇——人人如此。但她没有去大串连，开会是每会必到，但从不发言。
好在柳青林在1965年就被送往柳州的精神病院，否则定是在劫难逃。1971年，形势没那么乱了，街上没有了武斗，地上的砖头、高音喇叭和西门口纷纷扬扬的传单已经少见，大字报也像一件穿旧了的衣服，不再让人一惊一乍，字迹旧了，浆糊脱落，风一吹，越发没了精神。柳青林1969年死在柳州，慕芳没有去，单位派去了一个人料理后事，就地埋葬。多年来，柳青林活着和死去没什么两样，即使他没住进远在柳州的病院，两个人也少在一个屋顶下面过日子。
世上就是有这样奇怪的夫妻，明明同在一个县城，却是吃住都分开——慕芳常年在姐姐家搭伙，柳青林，呢，吃住都在单位。他那时在县食品公司当副经理，住在猪仓旁边的平房里。这两个人，连周末都不在一起，几年间，仅一同去看过一次电影。有一次，柳青林去看电影，在街上遇到慕芳，只有一张票，好吧，两人都不看。
翻阅柳青林的日记，其中有一篇，他深情款款写到慕芳：
我和芳妹走出俞家舍，看见街中央的一棵木棉树开了满树灼红的花朵，芳妹欢呼着奔过去，在树根下拾起了一朵，她说要带回家养在水杯里。我们走到街尽头，看见十二仓方向有一片大水，像是凭空出现了一个湖泊，我仔细看，原来是一片农田，今年雨水好，灌满了的田水盖过连绵的阡陌，连成一片水光。
但这一切都过去了。生活的正反纹理也如同水田的阡陌，被时间的大水盖过，1966年、67年、68年、69年……洪水呼啸，滚滚而过，1971年，柳青林死了两年了，海红九岁，海豆六岁，这柳青林留下的一儿一女也是有些古怪的，一个老爱瞪着眼睛望天，另一个，垂眼，低头，地上有什么可看的？
慕芳以最省力的方式带孩子。有时候，把两个都塞给乡下母亲家，另一些时候，一个塞到香坪竹冲村，另一个，放到县城的某一个角落，寄养在保姆家，吃穿住，一概不再操心，只有生病，才抱来找她。海红五岁的时候进了县幼儿园，真不错，全托，粉红的墙壁，秋千滑梯积木，图画舞蹈风琴。老师是专业的。环境好，就在县委会里面，与人民武装部同一个大院，里面真是辽阔啊，高大的杨梅树在树林深处闪烁，层层叠叠的绿色中星星一般的红色杨梅，“噗”的掉下一只。她们还种玉米呢，劳动课，一人五粒玉米种子，在幼儿园的后门，泥土黝黑松软，小小的手，把一粒种子按到泥土里。玉米的种籽逶迤而去。
完全不用操心了，连星期六也不去接孩子，让她留校。周六傍晚，全园的小朋友都回家了，鬼魂们等到了这一刻，它们从县委会大院深处的杨梅树颠荡而来，树顶忽高忽低，门缝里吹进一股风，晒衣场的床单鼓荡起来，空教室的桌椅咯吱响个不停，厨房里，有什么在跳。宿舍最是可疑，海红需要把每张小床的床底下亲眼看一下，确认下面没有藏着鬼怪才肯上床。留下来值班的是一位老姑娘，姓黄，她近四十岁了，白色的上衣胸口绣着一朵黄色菊花，孔雀蓝的百折裙。她喜欢打扮却面容严峻。虽严峻，却又最是慈爱。她在海红额头上亲一口，说：不怕，老师就睡在门口。
海红真爱她啊，她说：老师老师，让我当你的孩子吧。
慕芳这时正忙着接生。前置胎盘，大出血，她专注地使用止血钳，额头上也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或者，葡萄胎，像缀满葡萄的胎体肉红肉红的，凶险狰狞。
还有一个无脑儿，有脸，眼、鼻、口俱全，能吮吸，却没有后脑。慕芳惊叫了一声，护士长瞪了她一眼。
她完全忘记了海红和海豆。
两个孩子真是够拖累的，每月三十二元工资，几乎都花在了他们身上，连母亲都供养不了。对得起你柳青林了，他疯掉后，她以一已之力，养了两个孩子六年。在陆安县老家，柳青林还有三个兄弟，两个姐妹，他的姐姐还在农业局当副局长呢。当然应该，让柳家的人，把海红姐弟接过去，就在陆安读书吧。她还要有自己的生活。
海燕：你在老家还好吧？慕芳用了好几个晚上才写完了给海燕的信，她在信中说，圭宁局面动荡，海红在学校里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她本人上班要一个人顶三个人使，实在顾不上两个孩子了。你把海红和海豆带回陆安老家吧。她写道。
5
有人陆续给慕芳介绍对象。
第一个是复员军人，在武装部工作，死了老婆。这人身体好，政治上是靠山，但是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第二个，姓杨，离婚，从城市下放到县文化馆，父亲在北京中科院，他有一个女儿，跟前妻在北京。这个人温和有趣，平头，戴眼镜，他给海红买了一套玩具，是粉色的塑料桌椅，小小的，摆在床上，小桌子在中央，四周摆上四张小椅子，他拿了四粒黄豆，一粒一粒放进椅子上，说，这是海红，这是海豆，这是妈妈，这是叔叔。一个粉红的、小小的天堂，出现在沙街的旧盐仓里，散发出温暖的气息。
他让海红叫他“眼镜叔叔”。
但是他出身不好，家庭成份地主，慕芳受够了。慧剑斩情丝。又有人介绍了一名粮食局干部，唐元茂。他成分还好，中农。政治没有污点，是从空军部队转业的，身体好。就是他吧。慕芳和唐元茂到街上的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两人胸前各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神情严肃。慕芳没有笑，唐元茂有一边嘴角是上翘的，似乎是摄影师喊道，笑一笑、笑一笑——但他没笑到位，倒像是讥讽。慕芳后来生下了唐晚实，与海红同母异父。
1971年秋天，林彪出逃，三叉戟飞机摔断在蒙古温都尔汗，天下雨，娘嫁人，举世震惊。
入冬的时候，林彪事件传达到党外基层。最早是传达到党员干部，此事非同寻常，严格保密，整个圭宁中学初中部和高中部一共二十四个班，全校一千六百多师生临时迁到县城边缘的十二仓上课，把学校腾空，让听传达的三级干部住进去听传达。学生出校后，门口站上了身着军装的卫兵。气氛紧张，犹如战时。
学生们扛着书桌和条凳，浩浩荡荡走在大街上。他们从东门口到公园路，经过电影院水浸舍火烧桥，一路去往十二仓。走了一会儿，累了，把书桌条凳当街一放，人坐上去歇着，如同洪流中忽然冒出了一截礁石。
慕芳见到学生，想起了她的海红和海豆，他们还在陆安的山里呢。她站在人流边，心乱如麻。算起来，她有半年没有见到她的孩子了，而且也没有写信过问。她忽然想到，天冷了，海红和海豆都没有带冬天的衣服。她看见一个个子矮小的女生流着鼻涕，两手拖着条凳慢慢挪动……海红、海豆，啊她的孩子还在陆安的山里。慕芳的心一点点痛了起来。风灌进她的衣领，一阵又一阵。
你若喜欢我的孩子我就嫁给你。粮食局的唐元茂，这时候刚刚和慕芳见了一面。老唐也有一个前妻生的儿子，他也要找能容得下儿子的女人。天冷了，家里空荡荡的，你若喜欢我的孩子我就嫁给你。慕芳正打算写信让海燕把海红姐弟送回圭宁过年，海燕的信就到了。妈妈您好，我参加三线建设，离家有半年了，一直没空给您写信……海红海豆的衣服不够，陆安山区太冷了……海红想上学，老家这边没办法……妈妈，海红是个聪明的孩子，长大一定会有出息……爸爸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谢您的。
墙上不知哪里有一处缝隙，风吹着发出咝咝的声音，仿佛柳青林的在天之灵从那里进了屋，他站在了慕芳的跟前。
野猫……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海红有四条红色裙子：两条连衣裙，两条半截裙，各是同样的款式。幼时缺吃少穿，没有安全感，这使她落下了这一毛病——自己喜欢的东西，尽可能保有双份。一切都要有备份，一旦丢失，它的影子立即浮上来取代它，以免她心爱之物永坠黑暗。
我看见她走在那个亚热带城市的大街上，全身火红的颜色，长头发。她骑着自行车，越过宽阔的广场，从这头到那头。或者，骑行在棕榈树或羊蹄甲的树荫下，像一团跳荡的火焰。她奔赴各个院校的诗歌朗诵会，写诗、投稿、准备成为一名诗人，或者，小说家。
比海燕幸运多了，海红八十年代初一举考上中山大学，到广州念书。繁华的都市，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明晃晃闪耀在圭宁的头顶。慕芳高兴之极，她连续三天从班上带回胎盘，这种中药里称之为紫河车的东西，十全大补。她要在海红去广州读书之前，给她补身子，把营养搞上去。
慕芳从自行车跳下来，兴冲冲把藤筐拎到厨房，她把公家的器皿拿回家，腰子形状的白色搪瓷，扁平，边缘是深浓的蓝紫色。胎盘就在器皿里，浸泡着血水。她在班上就把它处理过了，她穿着白大褂，戴着乳胶医用手套，手握医用剪刀。她把胎盘剪成一块一块，脐带呢，剪成一小节一小节，像花生米那样长短。她走到厨房，哗啦一下把胎盘和脐带倒进砂锅里，放进生姜和白酒，像炖骨头一样，大火烧开，煮五到十分钟，再小火慢炖。
如果陈碧薇还活着，定会喜出望外，她1925年春曾在广州照过一张相，穿着大襟衫黑长裙，服饰简直就像当年的宋庆龄。这个旧时代的新女性，她头发短直别在耳后，风华正茂，差点就跟学医的表兄私奔去了日本。另一个表兄那时在黄埔军校，她和妹妹去看他。一念之差，陈碧薇回了圭宁，她的妹妹陈碧英留在广州加入了国民党，日后成为了民国的国大代表。梦一样的广州，陈碧薇当年魂牵梦绕，她再也没有去过一次。好了，中山大学，陈碧薇若知道这个消息，定然是，泪飞顿作倾盆雨。海红上的是中文系，没有考医学院，是慕芳的最大遗憾，她们家族以医学为贵，出过一个院长和一个副院长，三个医生两个药剂士四个护士。文科算什么呢？什么都不是。
外婆在地下（或者在天上）是否会痛心疾首？这个外孙女，她早就斩断了家族的根须，这一刀，始于1971年。她将看到，海红越走越远，她渐渐扭曲，人淡漠，心如铁。
慕芳早已习惯了女儿的怪毛病，不和家里人说话。但她还是在海红喝胎盘汤的时候，坐在饭桌的另一面。“今天这个产妇是头胎呢，乡下人就是健康，脸红扑扑的。又新鲜，凌晨三点才生的”半是自豪，半是讨好。海红不搭母亲的话，她埋头喝汤，胎盘肉不好吃，类似猪肺，松而疲，是脬的。脐带脆滑，口感不错，她夹起一粒送进嘴里，再夹起一粒。啊汤不错，鲜美，甜，比鸡汤尤甚。母亲坐在她的对面，说，把家里那条提花的新床单给你带去上学吧。她唔了一声。
收拾行装，母亲把新床单塞进帆布行李袋之后，又拿来一本崭新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要往行李里塞。她心有余悸，担心女儿政治落后。海红说，带这个干什么！她夺过来，扔到一边。
海红出发了，先坐汽车到玉林，再转火车。慕芳送到玉林火车站，她有些慌张，有点想哭，她挤在人群中不知怎么办才好。而火车开了，在一片招手中她也笨拙地招手，这个古怪的女儿总算找到了她的去处，热泪涌出，百感交集。海红呢，她往车窗瞥了一眼，有人探出头去，不舍。而她无所依恋。她解放了。火车加速，风从车窗灌进，浩浩长风啊，她咬破了她的茧，乘着钢铁的翅膀，隆隆远去。
在贵县下火车，直奔码头，坐上客轮，一夜江河直抵广州。夜里坐在板舱上，圆月碎在江里，满江满河的碎银，闪闪荡荡，无尽流淌。
本系学生来接站，是女生，热情。帮海红铺床，床单一抖，滚出一本簇新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众人皆诧异。是慕芳趁女儿不备，重新又塞进她的行李袋。这样一种亮相，真是丢人。
她竟然不回来过春节，真是扭曲。四年大学，每年都是在学校里过年。广州的冬天跟圭宁差不多，春节十几天总是又冷又下雨。被窝发潮，空气蒙蒙的永远不透。独自一人。寝室和走廊都是空的。厕所、澡堂、开水房，鼎沸的人气消散了，打开水不再用排队，盥洗房简直空旷，水槽是干的，隔着的冲凉房似乎有些鬼祟。害怕的时候可以唱歌，一开口，出来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她想起了海燕，那个用一封信把她从陆安乡下救出来的人，她在哪呢？她几乎在原地，在她十七岁上高中时所在的地方：玉林。回乡务农又三线铁路。颠沛。流离。二十七岁回到母校读中专，命运真是荒唐。她三十多岁了，终于结了婚，过上柴米油盐的日子。
永逝不返。清亮激越的声音早已嘶哑。
海红与海燕不再有联系，她不喜欢海燕现在的形象，发胖、邋遢、胸前洇着乳渍。海红是这样的不懂得人生，书读得越多，心越是没有温度。
暑假倒是回来，慕芳把她供着，家务杂活一点不沾手。这时候，慕芳已经不用上夜班，科室里新分来不少年轻人。她每天买菜下厨房，吃什么呢？她问海红，又问海豆。没有政治顾虑了，她加入了致公党，成了县政协委员。她跟厨房的关系亲密起来，艽头烧排骨、黄豆炆猪脚，豆腐肉末蕃茄。她买来一种叫狗豆的菜，豆荚是厚厚的肉，用水煮熟，捞起来斜刀切成长菱形，用猪油炒，加大蒜和香葱，放一点酱油，好吃得很。海红一个人就吃了大半盘。慕芳又买一种名叫“死老鼠”的腌萝卜，带须腌的，切成片，用肥瘦肉炒，脆而香。吃完饭海红要洗碗，从小就如此，必须洗碗、抹桌、扫地。这时慕芳不让她干，她说，你去看书吧。海红就去看书了。
这时候，海红知道了一种叫做超现实主义的诗歌。超现实！简直就像一尾响尾蛇，这个词啸叫着咬着了她的精神，她中了毒，病态地热爱。现实都是庸俗的，日常生活是臭大粪。她要超越现实！一条蛇咝咝叫着，卓越，美丽。她眼睛瞪得老大，朝向混乱拗口的语词，人间烟火，视而不见。
她与正常的人生渐行渐远。大学毕业分回了省会城市，一团火焰在飘荡，疯颠，狂放，所谓激情。写诗至半夜，投稿，被退；再次投稿，再次被退。直至无穷。为什么会喜欢红色的裙子，是内心的火焰在乱窜。
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她忽然结了婚。
这是海红第一件不靠谱的事情。人人诧异。一个不喜欢人间烟火的人，那么疯颠，她套上一个枷锁做什么。诗友们也深感意外，显然，他们不认为海红结婚是出于爱情。这位夫婿是市图书馆管理员，毕业于电大，学历比海红差一大截，又黑又瘦，看上去人老实，木讷。这两个人站在一起，一个像大学生，一个像清洁工。正应了海红所追求的：超现实。
在街道办事处登了记，把结婚证塞进抽屉里，轻描淡写告诉同事，她结婚了，却又迟迟不见她拿出喜糖来派发，婚礼更是没有。单位工会、热心的同事们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商量来商量去，最终还是凑钱给她买了一口锅。
这件事对于慕芳，相当于晴天霹雳。海红大学毕业还不到一年，她心想，这个行事古怪，毕业于好大学的女儿不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呢。却接到了海红的信，说她已经登记结婚了。
圭宁县城跟省会南宁隔着七个小时的火车路程，母亲在圭宁，自己在南宁，海红认为，这七个小时的隔离带，很好。按规定，单身职工，父母不在身边的，每年可以享受十二天带薪探亲假，用来回乡探望父母。海红的假期只用在自己身上，她要去旅行。比母亲重要的东西有很多：名山大川；或者虽不著名，却比较遥远的地方；陌生的、写诗的人，因为他们像一根火柴，能把她点着。她对母亲真是漠然啊，慕芳通常是每半年才收到她的一封信。这一次，却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告知，女儿已经结婚了。
慕芳的眼泪在产科办公室就冒了出来。
一个产妇胎盘前置，有人来告急，这事及时擦干了慕芳的眼泪。她戴上橡胶手套走进产房，她打算，海红的事过一会再接着想。啊这时候如果陈碧薇地下有知（或者在天上），定会放下她手上的针线活，向着遥远的过去舒上一口气，她会说：报应。陈碧薇不是一个尖刻的人，这样的话是命运通过她的口说出的，二十多年前，慕芳也是如此。预先没有商量，事前也没有通知，她自说自话就嫁给了柳青林，等陈碧薇知道，事情都过去了三个月。柳青林，大慕芳十一岁。后来又知道，他在老家还有一个妻子，而且，有了一个女儿。真是混乱，真是让人胸口痛。
柳青林啊他身材修长，他知道自己年纪大有妻女，不是他主动追求慕芳的，但是柳青林啊俊朗沉稳，他会打篮球，吹哨子，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沿着石定乡间弯延的小路曲折向前，它一跳一跳的到达小河边，在那里，遇上了正外出接生的章慕芳，年轻的慕芳见到副区长，英俊、年轻，虽然比她大十岁，但看起来最多大三到五岁。她的脸一下红了，她把自行车扛上肩，光脚探进溪水中的大石头，河水清洌石头光滑，那朵歌里的红莓花变成了浑厚的男音，他说，我来帮你吧。
慕芳愿意自己只记住这些，以及，区政府山脚下那个简陋至极的篮球场，他投篮的姿势、哨子声，以及，有一个月夜两个人在球场转圈，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她不要自己记得柳青林从来没到区卫生所找过她，结婚都没给她买新衣服。她有一条漂亮的头巾，枣红色、半透明、有美丽的暗花，那是另一个男人送给她的。
她相信他会把她调回圭宁县城，果然不假，他自己先调回了县城，然后慕芳也调回了。但是两个人很快就不同住。她在县商业局最具盛名的宿舍生下头生女海红，俞家舍，那是一所富人的大宅子，1949年之后收归国有，宽大的骑楼，大大的木门前有一个推笼，多进的天井，内有拱门、楼阁、回廊、廊椅、廊柱，还有一处流线状的隔断，上有两道镶边。海红三个月的时候他们搬离此处，再也没有回来。直到2011年那次回圭宁，她才第一次知道，她婴儿时期曾经住在这幢房子里，在那里留下自己的童尿骚和奶酸味，年轻的母亲拎着白铁桶，把她的尿片晾在回廊的铁线上。
慕芳没有等到海红带着新婚的夫婿拜见父母大人。这一年的春节，海红倒是回圭宁过年，但她是一个人回来的。年三十，南宁开往湛江的火车没那么拥挤了，有座位，海红仍留着她的披肩长发，她在额头上别了一只市面上新出现的白发卡，冬天不能穿她的红裙子，她买了一件亮黄色的布夹克，那是当年最时髦的衣服，潇洒得要命，像一团正旺的火，或者像一捅刚刚倾倒的颜料，还没来得及沾上尘土，唯独不像一个已婚妇女。而已婚者的身份正是海红所要抛弃的。
火车一路开着，车厢里都是回家过年的人，人人大包小包，瓜子皮糖果皮，红红绿绿的碎屑满地都是，一圈圈打扑克的人高声叫嚷，兴奋、热烈，一列开往春节的火车就是这样喜庆的。海红的旅行包却只放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本瓦莱里的《海滨墓园》，她没有给母亲和弟弟带礼物，本来不打算回家过年，忽然又要回，其实也来得及买点东西，却怕麻烦。
有一段话是怎样说的：“艺术和生活必须互相负责，还应该互相承担罪谴。诗人必须记着：生活的鄙俗平庸，是他的诗之罪过；日常生活之人则必须知道，艺术的徒劳无功，是由于他不愿意对生活认真和有所要求。”啊海红对生活这样不认真，就让她熬着吧。就让她漂浮在乱七八糟的诗歌中，让她皱着眉头坐在开往玉林的火车上，熬着。
在玉林火车站下车，开往圭宁的班车、面包车统统挤爆了，多一只蚂蚁都塞不进去，站前空地乱得像逃难，谁要想不成为亡命之徒是不行的，因为天就要塌了。有守株待兔的摩托车，气定神闲，料定会有兔子一头撞上。兔子果然来了。兔子果然问道：圭宁去吗？太远了，不去！兔子泄了气，摩托车才说道，去就去，十块，不愿就算了。天正在暗，天本来就是阴的，不远处有人放鞭炮，听上去像是有一伙人齐声叫道：除夕除夕除夕……
三十里路，玉林到圭宁，海红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她斜挎着挎包，像一个卖菜的，而她的长发不要命地往后吹，看上去倒像一个文学青年回家过年。细细的雨丝飘到脸上，到家了。一路风雨，吹得人变了形。慕芳说：回来就好。但她马上发现不对头，因为只有海红，一个人。
女儿和女婿，一次都没有见过父母，就离了。慕芳不敢问，让海红的姨母慕竹代问，海红答：没什么好说的，离都离了。又说，离婚的人多着呢，有什么稀奇。
忽然结婚，又忽然离了。整个事情像一团浓雾。慕芳最终只能把事情归结为：古怪。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终究还是要追寻的。让我们，像一只野猫，跳进那个亚热带城市遥远的公园里。
某个遥远的，弥漫着薄雾的春夜，你从公园的侧门进入，门口白色的球状路灯把水泥地洒了一圈暗白的亮光，你越过这圈水泥地，没入到阴影中。路灯全部灭掉了，夜已深。羊蹄甲重重叠叠的叶子把微弱的天光挡住，这种植物长着屁股形状的叶子，开一种紫色的大花，散发一种特殊的气味，如果你心情好，气味趋香，反之则趋臭。
越过黑夜潮湿的雾气你看到了那张长椅，在夹竹桃的环绕中，两个身影四肢缠绕，发出奇怪的声音。
海红第一次性经历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好奇和慌乱。
那个年头，时兴交谊舞，是啊这种男男女女勾肩搭腰的舞蹈，在灯光音乐中荷尔蒙的气味混杂中，它就象征了改革开放。经过了一个禁欲的清肃年代，欲望隐隐浮动，篷嚓嚓，它迈开步子跳了起来。
这个亚热带城市的公园里有一个白龙潭，白龙潭上有一个白龙餐厅，是一处架在水上的水榭，你穿过浓密的羊蹄甲树荫，穿过扶桑花的夹道，到达一座九曲桥边，九曲桥，白色的石头建成，不折不扣曲九个曲。走完九曲桥你就到白龙餐厅了，那里的廊柱绕着几圈小灯泡，灯泡太小了，又太少，势单力薄，在公园广大的黑暗中像秋天的虫子，气息微弱——那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灯火辉煌。团市委的舞会，白龙餐厅不要租金。大喇叭传出的舞曲一团团的滚动到大门外，颇有些气氛。水泥地板有些返潮，瓜子壳沾在上头显得不洁，但是没人在意，有汽水！淡黄色，是一种时髦的饮料。海红穿着她的红裙子也来到了这个舞会上。她会舞蹈，中学时代的学校文艺队里她是跳群舞的，交谊舞她不会，但只要带的人会她就能跟上。这些舞也都简单，慢的，三步或者四步。节奏明快，宛若春天。她像一片红色的落叶，飘过来，又飘过去。忽然有个平头的青年男子来请她，他一把揽起她就快速走起了舞步，这是一个高手，他娴熟地拔弄女伴，他的手在她的腰上使劲，左一会，右一会，步子飞快，眼看就要绊倒了，却不倒，海红感到他托着腰的手似乎升起一股浮力，让她绕开了危险。他们转得真快啊，在浪里颠，冲上浪头又跌入谷底。她不再像落叶，而是像，一只电风扇。舞曲终，他们正好绕场一周回到原地。
两人不知怎么来到舞厅外面。湖水黑而静，忽然也有一条鱼呼哧一下跃出水面，吓人一跳。夹竹桃的气味越来越浓郁，海红喝了汽水，微醺着，走在这个人身边，不知道这样的局面意味着什么，她恍惚着觉得舒服，唔春江花月夜，没有月亮，有一层薄雾。会发生点什么她也不怕。她不要做一个四平八稳的人。事情总是要发生的，那个高手，很快进入了她的身体，阻力，疼痛，一条鱼，一次又一次，奋力跃出水面，来回穿插，冲撞，湿而滑，烧灼感……呻吟声被封存在饱含夹竹桃气息的浓雾中，一头巨兽吞下了两个人。身体下的木头长椅是湿的，脚底下的草也是。她躺在那个人的怀里，他拿出一支烟，打火机。火光照亮了他的脸。他说你到柳州来玩吧，我陪你去都乐岩。他是柳州共青团市委的，到南宁出差。
这是一个一夜情，她连对手的面容都没有看清。
怀孕了真是倒霉。但是还有另一个倒霉鬼来了，图书管理员处在爱情的狂热之中，那是一个，时代养育的文学青年，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爱，他在爱情的高烧之中每天给海红写一封信或一首诗，诗有的是抄的，选得不错。
除了对诗歌狂热，他还是一个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类似圣徒，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或者说，他本人就是一枚稀有金属。海红后来在北京遇到被一些女人称之为圣人的陈青铜，陈自嘲道：圣人，就是剩下来的人。是啊你大概前世修行不错，总是那么幸运，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于千万人中，遇到不只一个稀有金属。
稀有金属在浑蒙中发出煜煜光芒——他发现了海红的变化和焦燥，对她说，他愿意为她做一切事情。我们结婚吧，他说，他会把孩子视同已出，他来带孩子，而且，为她做饭洗衣服，让她用全部的时间来写诗。我们结婚吧！稀有金属坚定地望向海红。铮铮有声。
海红在一团乱麻中接受了这个建议。她为什么不去找那个人呢？怕麻烦，有一个现成的求婚者还是比较省事；她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呢？她认为反正是要生一次的，生完就完了。她的母性也有少许苏醒，生一个孩子，让别人养着，从此她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此就可以，浪迹天涯。这个在成长中有缺陷的人，在人生的大事上也是如此缺乏理性。
她对人工流产不耐烦，却用自私的方式解决了这件麻烦。简直像一个玩笑。连老天爷都觉得太可笑了，他笑过之后也开了个玩笑：胎儿自动流产了。
海红对结婚几个月的丈夫说，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于是，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