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从几内亚传到塞拉利昂的第一例埃博拉病毒患者是2014年5月26日这一天。
感染者是一位刚流产并发着高烧的年轻女性，她被送到塞拉利昂东部的凯内马（Kenema）政府医院。当时医生怀疑她感染了当地一种流行的拉沙热（Lassa fever）病。由于之前邻国几内亚在几个月里一直吵吵着流行埃博拉病毒，所以这个医院的医生也给这位女性患者测试了一下她是否携带埃博拉病毒，结果呈阳性。由此，这位女患者成为了塞拉利昂有医疗记载的第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确诊病例。专家们后来对这位女患者发病史进行了追索。调查发现，她病发前在家乡出席了一位治疗埃博拉患者的医师的葬礼，与她一起出席葬礼的人中竟然先后有13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专家断定：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是从这支“根”上引发的，而且它一发而不止，差点把这个弱小的国家给灭了。
“这里的热带传染病太多了，所以如果不是形成疯狂的后果，一般不太会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埃博拉最初袭击塞拉利昂时，他们确实也没有在意。”中国驻塞大使赵彦博虽然是位老外交官，但到塞拉利昂履职才几个月，几内亚就爆发了埃博拉疫情。“老实说，开始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因为在2010年，这个国家还爆发过一次霍乱，死了300多人。谁也没有料到邻国的埃博拉能比三年多前的那场霍乱更可怕。”
赵彦博大使在5月份与塞国卫生部长见面时曾经提醒过对方，应当注意加强针对几内亚疫情的边境管控。那位女部长友好地回应他：中国朋友的善意，我们一定放在心上。但事实上，整个塞拉利昂对邻国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最初基本上没有重视起来。“我们的人民处在非常饥饿之中，解决他们明天的吃饭问题，是我们政府官员每天最要紧的头等大事……”当地的官员有句口头禅。
也许正是谁也没有在意或认识埃博拉的绝杀人类的超强能力，所以最初在塞拉利昂东部爆发的疫区，有时还被认为仅仅是一些看不起病的贫民的呻吟，“无须放在眼里”。更可怕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便是塞拉利昂为何成为几内亚之后传播埃博拉最严重的国家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一些医生认为自己可以治疗埃博拉。
这个护士叫穆巴鲁·方妮（Mbal Fonnie），她是塞拉利昂东部城市凯内马城医院首席护士。方妮确实是位非常出色的护士，她照顾过出血热病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要多，因为这个城市是有名的沙拉热病多发地，而方妮护士过去就在这方面比谁都要强。但这一次她失败了，彻底的失败了，不仅连自己的生命一起搭上，还害了的几千条生命。其实，方妮本人并没有不道德的地方，她也是一位无辜者和埃博拉的受害者、牺牲品。她的错，在于她过于自信，以为送进医院来的发热者还是以前的沙拉热病患者，因此当那位怀孕的妇女住进医院后，方妮带领护士们来到病房，按照以前护理沙拉热患者一样的方法照顾患者，结果方妮传染上了埃博拉，她很快死了。死后，方妮的葬礼很隆重，她的护士同事仍然不知道方妮患的埃博拉病毒感染。她们几乎全体出席了方妮的葬礼，并按照传统习惯，在方妮的尸体上不停地抚摸，这是葬礼的一种必要仪式，结果整个医院、整个护士队伍的多半人死掉了。7月29日，当首都第一例埃博拉感染者出现在中塞友好医院的前一天，爆发埃博拉病毒的塞拉利昂东部城市的凯内马医院德高望重的塞拉利昂首席埃博拉专家舍克·汗医生，在拯救一百多位埃博拉感染者后，他自己不幸也被感染而身亡……消息传出，凯内马举城恐慌。因为人们发现：埃博拉病毒才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你是官员还是平民，只要是人类，只要有机会，它都会毫不留情地追杀你，直至消灭。
接近七月底的一天，凯内马城里又一位年轻的女子感染上了。她是当地的富家子女，感觉连续发烧不对劲的她，立即意识到可能染上了传说中极其可怕的埃博拉时，吓出一身冷汗：“身体坏了”，“要死了”——所有比她早一两天发热的人都死了，于是这个女子感觉情况不妙，便极度紧张。“再被送进当地的医院也是死路一条。”怎么办？找最好的医院去！塞拉利昂最好的医院在哪？肯定是首都弗里敦。弗里敦的医院哪家最好？塞中友好医院最好！那里有中国医生。中国医生顶好！那个女患者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刻，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打听到了上面这一切。
“到了！上帝保佑我……”2014年7月底的一天。这位患者在无任何防御的情况下，自己闯进了首都，闯进了首都最好的医院，闯进了中国医生与塞拉利昂医生并肩战斗与工作的中塞友好医院（塞方称“塞中友好医院”）。
这一天，我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彦博原计划回国休假，前一两天已经同夫人一起订票打包准备出发了。31日当晚，他在官邸宴请塞国外交部长，作临别时的一次小聚。突然使馆来电话让赵彦博大使接。
“什么？埃博拉来啦？多少人与患者接触？”听电话的赵彦博大使大吃一惊，忙问。
“共17人，我们中国医疗队的有7人，其中一位22岁的山东护士，她是新来的，是她最初接收那个患者的，而且她……”
“你不要再说了！”赵彦博大使一听情况万分危急，立即打断对方的话，命令道：“你马上通知医院，所有与那位患者接触的人，全部隔离，立即隔离！”
“那……塞方还有10人接触的怎么办？”
“当然一起隔离嘛！”
“是。我们马上去执行大使的命令。”
“怎么回事大使先生？”塞国的外交部长一看大使的脸色不对劲，问。
“可恶的埃博拉进入你们的首都了！而且已经极可能传染到我们的中塞医院，现在初步了解了一下，共有十几个人接触了患者，怎个了得啊！”赵彦博大使搓手不停，心急如焚。
“啊，我立即回去向总统报告！”塞国外交部长说着，转身就出了使馆。
在这之前，塞拉利昂已经有几十例埃博拉感染患者，但因为都在几内亚的交界接壤处。加之自5月份后，疫情爆发地几内亚有断传来疫情稳定和平息的消息，所以邻国的塞拉利昂政府就没有在意埃博拉对他们国家的影响。如今首都突然冒出疫情，且在一夜之间，连续从中塞友好医院传出十几名疑似患者外，又有几十名发热疑似者。总统府这回紧张了，总统科罗马当晚就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同时，他通过总统政府网站发布了告塞拉利昂全国人民书，要求所有人民“采取更积极的手段来对付埃博拉病毒的爆发”。原打算到华盛顿出席“美国——非洲首脑会议”的科罗马总统同时改变行程，专程飞往埃博拉病毒爆发地、邻国的几内亚，与几内亚的总统孔塞商讨阻止病毒扩散的进一步措施。总统告全国人民书中特别强调了他将部署部队前去支持卫生部门和专业人员，“对所有发病中心”及“发现有患者的地点和家庭都将采取隔离措施。”同时还宣布，“所有的公开集会都将受到限制，将搜查住房以发现被感染者。议员将被召回，高级官员将被要求取消所有海外旅行，除非是必需的”，而且这些措施最初的实施时期为60天-90天。
“那是因为就在我们的中塞友好医院出现埃博拉患者的最初时间里，首都甚至是总统的卫队里也都出现了感染的患者。总统着急了，措施才这么严厉！”赵彦博大使说。据他了解，这是塞拉利昂政府过去十年中从来没有采取过如此严厉的“国家行动”。
从弗里敦中塞友好医院出现的第一例患者到她传染一批医务人员的那一刻起，其实就是塞拉利昂甚至整个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的转折点。随后的埃博拉病毒传染速度与局面大有势不可挡、全球危急之态势！
几天时间内，塞拉利昂迅速成为全球埃博拉最严重的国家。
塞拉利昂弗里敦，卫生工作者正从街头一具疑似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死亡的尸体上收集样本。塞拉利昂的埋尸队本周进行了罢工，将尸体抛在该国首都的街头。又一名塞拉利昂医生因埃博拉病逝，成为第5个死于埃博拉的塞拉利昂医生。医疗援助团体“无国界医生组织”高级协调员表示，埃博拉在塞拉利昂肆虐，多个村落惨遭灭村，全球埃博拉死亡人数恐高过官方数字。
光看看当时非洲和世界各大媒体上有关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报导，也会令人毛骨悚然。而我们的中国医疗队却身处疫情的最中心，其情其境，确实“怎个了得！”
赵彦博大使的一封封“特急”电报通过大使馆直发北京的中国外交部。而这些重要的埃博拉疫情报告，也即时到了中南海、国防部、卫生计生委、公安部等。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我国防控和治疗埃博拉方案》也迅速被发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时间：2014年7月31日。
一天也没有耽误。半天也不敢耽误。全世界都在密切和紧张地关注着西非国家特别是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那里的疫情似乎已经完全失控，传染和死亡的数量每天都在以成百上千人的数量上升，且丝毫没有减速的趋势。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今每年1亿多人次出入境，尤其到非洲务工和做生意的人，足足有千万人次吧！这千万人中能保证没有一两例带着西非的埃博拉病毒？2003年害得中国人差点全国皆哭的“非典”疫情，我等谁不记忆犹新？那也是香港的一位老兄将病毒传染到了广州，然而再有人把它带到了北京，由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疫情……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不会让这样的瘟神进入国境，害我国民。但可恶的埃博拉病毒，远比“非典”厉害，死亡率和传播途径皆超级，它的任性非一般措施能抵御。
苍天有眼，此疫走向让全世界各国都在惊慌失措中关注其变化。
“要想一切可能，确保我医疗队员的生命安全！确保我在非的所有公民的生命安全！同时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当地防治埃博拉。”赵彦博大使接到国内的指令是两个“确保”，一个“力所能及地帮助”。
“那些日子里，我们的使馆简直忙翻了天。”赵彦博大使说，自己内心是最喜欢搞经济和金融，阴差阳错当了外交官。2014年年初才到了西非的塞拉利昂。“刚去赴任时，下飞机后就是摆渡，天黑，又加上是黑人兄弟帮忙摆渡，折腾了几个小时才从机场到了大使馆，就像逃难似的，哪有半点赴任的大使样！我妻子一路上不敢吱一声，到了使馆她哭着对我说：亏你个大使呢，还不如邻居拉犁的老伯！这就是塞拉利昂。但它又是我们中国的好伙伴，在国际舞台上，跟我们从来说一不二。从1971年建交几十年来，两国的友谊是全天候的。对这样的非洲兄弟，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我国都是责无旁贷。面对埃博拉疫情，我们同样如此。”
赵彦博大使是个颜值不低且有激情的外交官，但初闻埃博拉就在中国医疗队的身边爆发时，他的脸色倏然大变……
“弗里敦遇到的埃博拉袭击和爆发疫情，几乎是在完全不设防的同一时间内，更何况就发生在中国医疗队工作的地方，而且接收首例埃博拉的医务人员就是我们的一位才来非洲几天的新队员。那女医生22岁，啥都不太懂。患者来了，她也不知道啥是埃博拉，看对方又发烧，又呕吐的，就照着发热普通患者去照顾、帮助办理入院手续，测量体温等等。那患者呕吐时，我们的那位医生就在患者旁边，还帮助去处理污秽物，这不等于跟埃博拉病魔打交道了好一段时间嘛！医生自己又不知道接收的患者是埃博拉患者，她干完活又回到中国医疗队员中间、回到医院的医务人员中间，如此一个又一个交叉接触，你说不是要命吗？”赵彦博大使说，当初有人向他汇报这种情况后，“我的头一下嗡的要炸了！怎个了得嘛！”
可不是。那只有在高倍度的显微镜里才能见到的埃博拉病毒，其形就怪怪的，像一团拖着长尾巴的毛线。然而它的本领则巨大无比，可以在进入血液初期就会从根本上关闭一个人的人体警报系统，从而使你的免疫系统门户大开，摧毁所有的抵抗能力。就在这时，埃博拉病毒则在疯狂地进行自我复制，进入你的血液中开始群魔乱舞，最终使你全身的细胞开始死亡及爆裂，最后导致你全身出血、多器官并发衰竭而亡。整个时间也就几小时或几天时间。无任何现成的药物可以阻止其进攻和袭击人体，故凡属埃博拉进入到的人的生命体内，等待的基本就是死亡。
“怎个了得！”赵彦博大使的惊叹绝非故作。中塞友好医院当时的情况确实令人深度担忧。
22岁的山东女医生前一天才到医院。人生地不熟，在对埃博拉毫无设防的情况下，便与患者“亲密接触”。有人帮她回忆：患者来后，这位山东女医生只穿着一般的工作服，连口罩都没认真戴好，而患者在诊断现场突然又吐又呕，弄得满地污秽。勤快的女医生则赶紧弓腰低身，去帮助患者清理脏物，其时间和接触程度无法深想……
埃博拉在当时的塞拉利昂首都，其实也是个陌生的病，“遥远的传说”而已。所以这位从东部城市逃到中塞友好医院的女患者来到医院时，一起与我山东籍医疗队出诊的还有几位塞方医生和护士。他们对患者的初诊结果是“肠梗阻”，之后便为患者办了入院手续。但在凌晨两三点时，这位女患者突然死亡。
一个生命如此无声无息地消失，这落后的非洲太习以为常了。所以，当时在中塞友好医院值班的人员也并没有当回事。可第二天上午，医院里突然来了一帮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人，说那个已经死去的女患者是逃离而来的埃博拉患者。这一下把全医院的人吓坏了：天啊！恶魔到咱首都啦！
医院立即一片混乱，有人想跑，有人在哭。“所有人必须留在医院，一个都不能离开这儿！”持枪警察和军人堵住所有出入口，不许任何人再随便进出。不一会儿，又有一批全副武装的“收尸队”人员赶来，他们粗鲁而小心谨慎将那个已经变成“魔鬼”的女患者尸体装入白色尸包内，扔进封闭的专车，随后车子拖着一声尖厉的喇叭声，消失在旷野上。
“我们怎么办？啊，我们这些人都跟患者接触过呀！”收尸车走后，被禁闭在医院里的人顿时像困兽一样不知所措，紧张而慌乱。
“保持秩序！万不可乱！”
“所有与患者接触过的人全部隔离！立即执行！”
赵彦博大使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在这突发危急事件出来后，第一反应就是尽快想办法“切断”与病毒源接触过的人群。他的命令在第一时间传达到了中塞友好医疗的中方人员中间，同时又通过中方医疗队取得塞方医院负责人的一致意见。
此刻的医院门墙紧闭，不得随便进出。
“隔离！”“与埃博拉患者接触过的所有人员全部隔离！”
“一、二、三……，共十七人哪！”一数，中塞方医务人员共有十七人需要立即隔离。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埃博拉病毒传染预防措施建议中的要求，凡是与病毒传染者有过接触的人，一般需要三周的隔离观察期，也就是说，必须经过21天的观察检测结果未见异常时方可解除传染危险。
“21天？”“天天等着上帝的判决是死是活？”有人一听就恶心呕吐，甚至出现虚脱。
“必须保证隔离的人有个健康的身体，否则最先击倒他们的并不一定是埃博拉，而是自己的心理因素……”那时刻，驻塞大使馆就是我援非前线的指挥部，大使赵彦博则是指挥部里的最高指挥官，他的话就是命令。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复杂了。”赵彦博大使说：
“隔离后的当天，我就到医院去看，那一幕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充满惊险感：我们的七个人连同十个塞方人员，共十七人，每人一间房子，像关禁闭似的，与外面隔着门。我跟自己的医疗队员说话只能隔着铁门，远远的对话。老实说当时都不知道说啥好，我能做的就是把使馆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告诉他们随时可以与我和使馆联系。那个时候我感觉虽然我们的医疗队员们没有当着我的面哭泣，但在离开的那一刻，他们的眼神告诉我，其实他们心里都十分紧张。这不是坚强不坚强的问题，谁遇到了这种要命的事，谁都会异常紧张。要知道，就在这个当口，塞拉利昂的总统卫队里也有人感染上了埃博拉。你想想看：当时的塞拉利昂是个什么样？谈虎色变！谁要是染上了埃博拉，谁等于就被宣布很快就会‘死亡’，你说怕不怕？”
塞拉利昂的总统也开始害怕，整个塞拉利昂都处在害怕之中。中国驻这个国家的大使馆不可能独享其静。
“我们在塞拉利昂的中国人平时有四五千人，几十家企业。这些同胞一旦染上了埃博拉便是大事，他们说不准会有谁把病毒带回到了祖国就那麻烦就更大了。我们使馆的责任就是要确保这些同胞同样一个不能染上埃博拉。但谁能保证做得到这些？”赵彦博大使摇了摇头，紧皱眉头，说：“当时我们遇到的最大麻烦是通往外面的航线都断航了，就是这些想回国的同胞根本搭不上飞机。最后我们打听到比利时的航空公司还有进出塞拉利昂的，于是就赶紧帮助同胞买票或联系包机，结果都失败了。那时一张机票就是一条命，命能买得到吗？所以当时可谓‘一票百人求’。既然在当地买不到票，我们就请国内帮着订票，还真成了！最后150多名同胞就是这样回到了祖国……”
赵彦博大使告诉我：他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里，2014年埃博拉在塞拉利昂爆发的日子里，是他一生中最紧张、最心惊肉跳的“要命日子”：“光向国内发的电报就达300多份，尽是疫情报告和建议。”
我知道这些“电报”多半进了中南海，为中央决策布署将埃博拉疫情阻击在我国境外和帮助非洲兄弟抗击疫情起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感谢苍天！我们的那几个隔离的医疗队员在21天后全部安全地回到了大伙中间，还有塞方隔离人员，都从死神那儿走了回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8月21日那天，赵彦博大使带着使馆的一大帮人，买了鲜花和许多营养品，专程到医院将中方的七名隔离人员和塞方的十人一并接了出来。
“那场景实在难忘，我们彼此都流下了热泪。”赵彦博大使动情地说着。
在埃博拉大爆发的那些日子里，首都第一批集体与病毒感染者“亲密接触”的十七人无一被病毒纠缠上而重新健康地回到人们中间，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难怪后来许多塞拉利昂人常常会这么说：“有中国人在，就能有好运。”
这话确实后来被一次次证实。不过，在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医疗队正式到来之前的塞拉利昂并没有那么好运，这个弱小的穷国，差不多继7月底、8月初在中塞友好医院连续出现数例外死亡和感染病例后，整个首都弗里敦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国家境域内，所受的埃博拉侵袭与危害，席卷每一个城市与乡村，人们谈虎色变，甚至出现了个别村庄集体追杀埃博拉患者和城市街头乱扔、乱烧埃博拉尸体的情形。总统卫队里出现埃博拉感染者后，总统府内部也曾几度惊慌与不安，据说总统亲自下令从全国调十名最好的医生进驻，结果只有三名。
“至8月底，塞拉利昂近一半治疗埃博拉的专业医生在战斗的第一线死亡，三分之二的医务人员受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9月底的报告上这样说。
“乞求你、乞求你们了，如果再得不到援助，我的国家就要彻底完蛋了！”身材高大魁梧的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先生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东方女性陈冯富珍时这样说。
“总统先生真的这么信任我？”那一刻，陈冯富珍很是感动。
“当然，总干事是世界有名的流行性疾病的防控专业人士，你来帮助我们，我的国家就有救！你知道，我的国家一直被内战所困扰，加上流行性疾病不断，百姓生灵涂炭，苦不堪言……如今这埃博拉又无忌惮，上帝对塞拉利昂不公啊！”科罗马是位社会保险学专业出身的总统，他的期待更多的是国家民生安全和社会发展，在会见陈冯富珍之前，已对这位世卫组织的总干事的背景作了详细了解。当他得知在2003年香港“非典”大流行时，就是这位看上去不怎么起眼的东方女性执掌帅印，稳定和抵御了“非典”袭击香港的战斗，顿时满怀敬意。
陈冯富珍受感动的是像科罗马这位如此热爱自己国家和人民的非洲国家的总统。她重重地点点头：“义不容辞！尽力而为！”
数日前，也就是2014年8月1日这一天，陈冯富珍总干事携世卫组织数十位官员飞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与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4国首脑举行了紧急会谈，并在会上当即启动了1亿美元的实施埃博拉病疫强化响应方案。她在当日的会上声称，在爆发现埃博拉病毒近40年的历史中，当前西非埃博拉疫情在感染病例数量和死亡人数及受影响地区范围三方面衡量均为历史最大规模。陈冯富珍警告说，如果疫情继续恶化，其造成的死亡、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等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她继而说，伴着前所未有的疫情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如缺乏对疫情准确详尽的评估、医护人员严重不足、部分医疗设施甚至缺乏基本水电供应等。“而最可怕的是，随着全球人口的流动频繁，疫情很难固定在西非一个地区……那是最可怕的后果。”她的这一警告让全世界感到紧张。
美国随即派了三四千人的全副武装的军人开赴几内亚，以确保他们在那里的医务人员的安全；法国和英国等派出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与人员再度进驻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地方；在日本，连一些邪教组织都在声称要“以求天意”，到西非那里“豪取”“最高级人体生化武器”……云云百态，足见埃博拉病毒的厉害和它的除病毒疫情之外的其他国际性危害之险情。而这，仅仅是普通世界公民所不能见的，人们所见的是自己的生命会不会受到侵袭与危险。
身处疫情中心的塞拉利昂人，当时他们的感受是：你不知道何人何时会突然倒下，倒下后只有两种选择：上医院是死，强制性的打针与隔离而死；逃离人群躲起来自然死，因为一旦被人知道你患上了埃博拉就有可能在群魔乱舞的棍棒中死去。开始时，政府动员所有的疑似患者上医院治疗，后来医院并不真正欢迎患者了，因为他们的医生几乎都被感染上埃博拉病毒并多数死亡，而且被感染的医生再感染患者和亲友与家人，再去感染与他们接触的其他社会上的人，整个塞拉利昂的疫情爆发链就是这样联结起来的，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直至失控……
阴沉的云笼着星期天，
每时每刻都是我捱的无眠。
最亲爱的人啊，包裹着我的重重阴影，
已是无际无边。
纵是那雪般洁白的点点香花，
也再难唤醒你。
在那个地方，
黑色的死亡之车已经带走了你。
天使们也不会有意为我还回你……
2014年的夏季，在非洲，在塞拉利昂，无论是首都弗里敦的酒吧里，还是乡村斯里本的草棚内，人们都在哼唱着这首匈牙利犹太钢琴家查理斯于1933年创作的《黑色星期天》。这首被称为“世界最悲歌曲”和“自杀之歌”，后来经黑人女歌唱家Billie Holiday演唱后风靡世界，甚至创造过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因人们唱它而出现了百人以上的连续自杀现象。一度，这首歌在欧洲被禁止演唱。直到作曲者鲁兰斯·查理斯自杀后才算给这首歌的命运画了个句号。现在——2014年的7-9月，这首歌在Billie Holiday祖先居住的塞拉利昂又一次成为牵动万众人心的悲情之源。据说在弗里敦街头，就有过一对青年恋人因为惧怕彼此患上埃博拉而唱着《黑色星期天》之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双双割腕自尽于家中。在他们的葬礼之后，又有几位年轻人相继自杀。
“黑色星期天”的忧郁旋律，如魔鬼般的声音回荡在西非大地上，让很多村庄与街道变成了葬礼的场所。这种情形在塞拉利昂尤为严重和触目惊心。
2014年9月16日的早晨，一轮红日刚刚露出大西洋海岸线，便被厚厚的一片乌云所笼罩，并且严严实实地锁在天际之上。而乌云之下的塞拉利昂则在疫魔的折磨下迎来又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与纪录：
整个西非已超过两万人感染艾博拉，其中塞拉利昂独占7749人；共有4663死亡，塞拉利昂约占2000之多，“而实际的死亡人数将超过这个数字。”世卫组织的人说。
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疫情本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西非记者张威伟报导：在这场与“死神较量”的战场上，一些愚蠢的人认为，埃博拉是西方人制造的阴谋，因此在一些村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埃博拉医疗宣讲团队竟然被当地的村民绑架后用刀子割喉而死，其中三名是记者。“他们的尸体是在厕所里被发现的。”张记者还透露：埃博拉痊愈者的血液目前在黑市上疯狂交易，“因为它具有抗疫能力”。
“痊愈者又被杀害的事也已出现……”总统科罗马听说这样的事后，哭了。那些日子，哭的何止是科罗马总统，整个塞拉利昂都在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