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指导员的时候，因我军没有实行军衔制，干部与战士的服装布料、裤子相同，只有上衣不同。干部上衣有上下四个兜，战士上衣只有上面两个兜。有的老兵回家探亲时，为了光面子，专门借干部的四个兜上衣穿。官兵祝贺某人提干了，也常说：恭喜你穿上四个兜了。我提干直至当上指导员后，还有两身士兵服没穿烂，我经常穿战士服。那时部队只规定战士不能穿干部服，没规定干部不能穿战士服。我年龄不大，兵龄不长，穿着士兵服，很多不认识我的人，把我当战士看待，我满不在乎。我自以为当指导员的水平和权威，不会因为穿了士兵服而打折缩水。
1978年8月，上级安排我去宣化炮兵指挥学院政治系读书。我仍然穿着士兵服去报到、上课。指挥学院只有团营职干部才有资格上政治系和军事系读书。所以，当我提着书包上课时，经常引来异样的目光：战士怎么能到这里学习？我的心思全用在读书上，根本没考虑穿着打扮，哪怕脸颊冻得像猴子屁股，我也从来没想过买点护肤膏什么的。另外，我是“掺沙子”上学的，整个政治系十五班100名学员中，只有我和耿指导员两个正连，其他全是营团。同学们都知道我是干部中的新兵蛋，还有士兵衣服没换装完，穿也很正常，不是做作。
1978年12月，学院组织真理标准讨论，每个班要推举一个学员代表发言。也许因为我是本班学员中的新兵蛋，也许是同学们要培养我，大家就推荐我到学院参加大会讨论发言。我把发言稿写好后，请班上大多数同学帮忙看了一遍，提出了修改意见，傅荣恩政委和谭建华教导员还亲自帮我做了修改。我为了确保该露脸时不露屁股，不给政治系丢脸，利用两个早晨把稿子背熟了。自己写的、反复修改过的东西好背。在背的过程中，又不断修改完善，自我感觉OK。
学院召开真理标准讨论大会那天早晨，我凌晨3点醒来后，再也无法合眼。脑子像幻灯机一样，用清晰的大字滚动播放着我的发言稿。毕竟是第一次在军级单位大会发言；毕竟是真理标准讨论这种理论和实际高度结合的新课题；毕竟是代表一个单位的水平素质和荣誉，我怎敢掉以轻心？可是，这种滚动播放的次数太多了，不但大脑高度疲劳，连眼球也胀得疼。到凌晨4点多，我实在疲劳至极，自己骂自己：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必这么兴奋？何必这么紧张？何必这么折磨自己？骂也没用，我就有这个毛病，现在还如此，每临大事总失眠。
那天上午8点半，我斗志昂扬地走向讲台左侧备讲席时，被大会工作人员、学院政治部的一个干部拦住了：“你干什么？”我说：“我准备上去发言。”“你发什么言？”这是学员的理论讨论，没安排战士发言。我说：“我是政治系十五班的学员。”他头一扭：“政治系哪有战士学员？”我说：“我都当两年指导员了。”他还想说什么，哲学教研室的崔教员走了过来。他认识我，大手一挥，像交警指挥动作：“让他上去！十五班学员。”
也许因为我这两个口袋，也许我的发言有品位，自从这次大会发言后，哲学教研室开始关注我了。毕业前，学院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要我留校任教，令好些同学特别是大西北的同学羡慕。我答应了，连毕业会餐都没参加。因为留校，我姿态高点，换下了不留校的值班员去吃饭。可是，在离开学院前两天，我经不起广州战区同学的鼓动，放弃了留校的想法。最不高兴的是崔教员。他说：“多少人想留校，学院都不同意，我们见你年轻有为，想办法将你留下，还准备送你去人民大学学习。你却打了退堂鼓。我们学院难道不如你们海南五指山好？”
这是我第一次与学院失缘，后来还有几次。命该没有去军校当老师的缘分。若干年后，西安政治学院请我去给全军师旅政委研究班讲过一次课，我想这是续缘，颇为认真地准备一番。学院认为讲课效果不错，刻成光碟在全军发行。
其实，在我那身士兵服上，还发生过好些故事。1977年，我连有个入伍不久的新战士，从山上伐木回来的路上，扛在肩上的大锯不小心掉下来，锯齿扎在膝盖上，并发感染，造成髌骨坏死。手术后，情绪低落。因我连离治疗单位一六二医院只有两公里，我下班后去找他谈过两次心，讲了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故事，鼓励他正确对待并战胜病残。
谁知，第三次去时，这个战士悄悄对我说，指导员你以后不要来看我了。我问：为啥？他说，我们科的护士长很反感你经常往这里跑，说你这个班长不在连队好好待着，整天往医院跑什么？想来看姑娘、钓妹子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里的护士，不是正连以上干部，别想打她们的主意。他一个小班长，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时候，一方面五指山区军营生活比较单调，想见个美女比现在见明星还难，待在营区三五个月见不到一个姑娘是常事；另一方面到部队当兵、特别是当军官，是中国姑娘最佳的职业选择，部队医院又确实集结了不少美女，也确有个别战士借看病住院之名，去医院看女兵、女护士。可我这个年轻干部，好事才开头，理想高于天，哪有心思去钓姑娘、找对象呢？
我对他说，你为啥不告诉护士长，我不是班长，是你的指导员，只是没穿干部服而已？他说，我说了，她不信。她还说，现在许多战士做梦都想提干，只要穿上四个兜，就跑到我们医院显摆，他都当上指导员了，干吗还穿两个兜，神经啦！你看他那白面书生的样子，嘴上连胡子都没有，哪像个指导员？你骗鬼去吧！说完，他委屈得眼泪直流。
我说，你别气，她糟蹋不了我。我嘴上没说啥，心中很生气。她也太小瞧人了，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路吗？她瞧不起我，我还瞧不起她呢。她就是想嫁给我，我还没有这么高的觉悟笑纳她。
后来，那个战士出院了，我很少去一六二。
再后来，有人给我做媒，说是一六二医院某科的护士长、军区某首长的女儿、姓某。我立马反应过来，就是那个曾经污蔑过我穿两个兜的人。我很不客气地对媒人说，你让她嫁给别人吧，我配不上。不久，她嫁给一个连职干部，随夫转业了。
30多年后，她来海南旅游，我接待过她。桌上，我真想调侃一下她当年污辱我的事。话到嘴边打住了。因为当我说起当年我连有几个战士在她们科治过病，我去医院看望战士见过她时，瞧她那落落大方的神情，估计她早已忘了羞辱我的事。她们这些在部队医院工作的高干子女，过去叽叽喳喳、说三道四惯了，哪能记得这么多。我若说起此事，未免太小气了。只是围绕这两个兜上衣发生的故事，时常提醒我，不要忘记古人的话：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事，又何必在乎是两个袋还是四个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