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文化市，是40年前的夏天。在路边一栋船形茅屋前下车后，问一个穿筒裙的黎族小姑娘：“去文化市往哪里走？”她抬手向下画了一个圆：“你到了文化市还问文化市呀，嘻嘻……”我把身前身后扫视了半天，除了漫山遍野的橡胶树和飞霞喷火的凤凰树丛中点缀着几栋茅屋和平房，不见半栋高楼，哪有“市”影？
真见鬼了，城市藏在哪里呢？我欲回头再问，小姑娘早已嘻嘻哈哈隐入胶林。我正怀疑自己是听错了话还是搭错了车，幸好碰到一位同车来的战友，一聊，果真“只缘身在此市中”。
文化市不是市，它只是海南通什市（现五指山市）南圣镇的一个黎族小村，三面环山，一面背靠南圣河。解放前，村里没有人家。傍山而居的黎家祖祖辈辈刀耕火种，结绳记数。也许这里的先祖们根本不知何为文化何为市，甚至把市当成了村、寨级单位，于是就给这个地方取了个很文化的地名；也许是黎族同胞们企盼这里能生长文化生长城市，便将这个美好的梦想凝聚成了美丽的村名。20世纪60年代初，村里驻进了一支北战南征的部队，营房也羊拉屎般因地制宜地散落在村旁半坡的树林中。看到大军到来，隐居深山的黎族同胞逐渐搬进村里，至今也是军人居多，管它叫“兵市”倒还妥帖一些。但这“市衔”仍乃村级级别罢了。
文化市的美名，时常意外地给我们军人的爱情生活击打出一串串涟漪。官兵们无论给热恋中的对象还是新婚燕尔的妻子写信时，落款一律是：海南通什文化市。恋人或军嫂们来信询问文化市有多大、多热闹，回信大都诡秘得很——“不入市内，焉知市貌，要得详情，速来此市一游，绝保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四季如春……”
五湖四海的姑娘嫂子们千里迢迢来文化市探亲时，尽管她们被五指山区的盘旋公路折腾得翻肠倒肚，黄水尽倾，痛苦不堪，但想到能去中国唯一叫文化市的城市瞧瞧，能见到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天大的苦楚也会忍着耐着。当她们精疲力竭地拖着一路烟尘，从阿它岭那108个弯道腾云驾雾般飘到文化市时，满肚子的泪水冲破了往日的羞涩和憋屈，扑进男人怀里又打又闹又撒娇。许多人临走前还咬牙切齿扔下一句话：“这辈子再来文化市的不是人！”
赌气归赌气，再来者大有人在，因为这里有她们日思夜想的亲人。
1980年春节刚过，我从宣化炮兵指挥学院毕业直接调到驻文化市的师政治部工作。“市”里既没有市场，也没有集日。偶尔有小贩到山外倒些鱼肉蔬菜摆卖，也因长途颠簸很不新鲜，还贵得要命。部队吃菜，主要靠自力更生。随军家属每家都在山坡上开出一小块菜地，连富贵娇嫩的城市姑娘，来文化市做了军嫂，都学会了开荒种菜。我当医生的妻子踏进文化市后，很快入“市”随俗，每天傍晚下班后急匆匆赶回家，挑着粪桶，提着锄头铁锹往菜地跑。先挖地种菜，后摘了晚上和第二天吃的菜，再浇完水，才回家做饭。我种菜是外行，但有力气，不偷懒，节假日也去帮一把。妻子内心很矛盾，她既不忍心我把宝贵的业余时间消耗在菜地里，又想让我去陪她吃点苦。有时她累得腰驼背弓，忍不住发几句牢骚：“嫁给你好滑稽，人家以为我真到了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文化市里享福呢，谁知我在五指山的南泥湾开荒种菜喂鸡鸭。”当她看到篱笆那边两位来自大城市的师首长夫人浑身热汗淋漓，裤子粘在屁股上，挑着粪水嘎吱嘎吱、风风火火走过时，牢骚顿消，自愧弗如。
文化市的傍晚很是静谧、安详。家家户户把勤劳的收获端出来，合家围坐在自做的小木桌旁推杯把盏，欢声笑语。虽然桌上除了自产的瓜菜、花生之外，最好的菜肴也莫过于咸鱼、鸭蛋之类，但吃得开心，喝得舒坦。吃完晚饭，还得去干活。为了让鸭子多下蛋，我和妻子穿着高靿水鞋，打着手电筒去菜地、草丛、厕所后、猪圈旁、垃圾堆拾捡蜗牛，回来敲碎喂鸭。鸭子吃了蜗牛，特能下蛋，常下双黄蛋。
人们说文化市出“酒仙”“酒神”，半点不假。节假日没有别的去处，战友、同乡、同学来串门，炒一盘花生米摆上茶几，权把酒水当茶水，海阔天空，海侃神聊。文化市人待客，全是自产的地瓜酒、木薯酒、甘蔗酒，最高级的是山坡旱地生长的一种叫山兰稻的稻谷酿造的山兰酒，清甜、醇香、养人，即便喝饱也难醉。只要醉了，也难醒。文化市的酒令也土得豪气。什么“感情深，打吊针”“喝出血，感情铁”“宁愿肠胃穿洞洞，不让感情裂缝缝”等等，在这种酒令驱动下，不论职务高低，一概并肩海战。喝得热血沸腾之时，浓醇的酒气熏醉了山，熏醉了雾，熏醉了村后那条南圣河，熏走了深山的寂寞、孤独与乡愁。
文化市的夜生活，单调得如同一把独弦琴，弹不出太多的欢乐和激情。每周除了一场电影，难得有别样的文化生活。外地的文艺团体一到文化市，热情的军民宁愿将手掌拍烂，也要把演员能演的节目抠得一干二净才过瘾。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过文化市的艺术家马季、唐杰忠、姜昆、李双江等，没有几个不是哑着嗓子流着眼泪走出文化市的。倒是后来的20多年里，文化市里绝了“星”影，文艺为钱服务去了。
文化市里单调的业余生活，也孕育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因为偏远、闭塞，没啥好玩的，文化市人可把大量的业余时间用在学习文化上。于是，文化市里生长了不少文化，诞生了不少自己的文化之星。我们师政治部就生长了不少“星”级“范”级人才。早在20世纪60年代，师政治部领导的五指山业余演出队，曾去北京为朱德、贺龙、叶剑英等老帅们演出过，还在全军和广州军区文艺会演中多次获过大奖。
我第一次进文化市看马季、唐杰忠的演出时，主持晚会的文化科刘魁文干事居然不拿稿子，绘声绘色、滴水不漏地演说了一段精彩的开场白，加上他那标准的普通话和男高音，激动得战士们戏没开场就掌声沸腾了。紧接着代表师首长上台讲话的政治部副主任石冠军，表现得更加精彩。他生长着一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脑袋和一张宽大的、写满文化的、始终洋溢着微笑的脸庞。他讲话特通俗幽默，特有文化底蕴，还很贴近官兵的心坎。他俩讲完话，马季上台就说，你们文化市真是太有文化了，还看啥演出呢，刚才这两位首长的讲话就是一台戏，就是最好的相声。
文化科里还有一个叫吴石海的科长，讲话不多，写的散文小说多次上过《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文化科有个老科长叫谢耀庭，他画的国画中外闻名，特别是他画的凤凰花大气磅礴、美壮山河。宣传科的干事，有的当过解放军画报社社长、地方报社社长、新华社记者，有的成了军旅作家。连续两任政治部主任刘仕楚和丁玉才，都是德才兼备，能说能写能干，实实在在，风风火火，一身正气，善于带兵的优秀指挥员，后来都进京当了正军级首长。
文化市的军民关系比酒还醇。我妻子是文化市医院的医生，和老乡的关系更加密切。乡亲们常提些山兰酒、野猪肉到家里做客。黎家兄弟姐妹心直性耿，喝酒特实在，每敬必喝，不醉不休，正合我的心意。每年“八一”、春节，方圆百里的乡亲们牵猪赶羊到文化市慰问子弟兵。进了文化市的父老乡亲，即便不喝酒，也醉得热烈。那份双拥情愫，不存在丝毫功利。文化市的部队拉练走到哪里，群众就把柴米猪牛送到哪里，把路修到哪里。你要是路过家门而不入，他们决不会饶过你，先在肩上擂一拳，然后拖进家里亲昵地骂上几句，拉你坐下来抽支烟，喝杯茶，呷口酒，情如手足。
文化市的生活确实苦，但文化市的人说：“苦得够味、够劲、够爽。”多少年来，文化市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每个人都有一串吃苦的故事。有位叫赖木荣的上校，入伍去了罗浮山，戍边到了法卡山，驻守过十万大山，20世纪70年代末调到了五指山，一熬又是14年。妻子指着他的脊梁逗乐：“我嫁给你十多年，总是从这山蹦到那山，都快成猴母娘娘了，你啥时候让我有个出山之日呢？”他两肩一耸：“军人自有爱山情，献了青春献终生。”妻子气得朝他背上一巴掌：“你当初就该和山结婚去！”
文化市的军人也真怪，明知山沟里条件艰苦，可越苦的地方情意越深。大校叶伯享和上校徐敏华夫妇，分别来自武汉市和广州市。到五指山一猫就是30多年，谁也没拔走他俩。他们不是没有出山的机会，可他们说：“只要这山沟里有军营，你不来蹲，他就得来蹲，总得有人奉献下去。”前些年，他们又把儿子送进了山沟军营，说这叫做“献了父母献儿孙”。远在广州、武汉的弟妹不明白这五指山中的文化市到底有多大的魅力，竟使兄姐迷恋了半辈子，硬要来文化市探“秘”。到了文化市下车时，一抬腿鼻子险些碰到山崖上。他们拍屁股要走人时，一场台风刮来，暴雨山洪把进出文化市的唯一一条羊肠子公路撕成了两截，硬把他们挽留了三天。临走时，他们仍然觉得不可理喻：兄姐境界再高，也不至于在这里心安理得干几十年啊！望着兄姐坦然的笑容，他们不再说什么。
这些年，文化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变。村里建起了育才楼、卫星电视接收塔、苗苗舞厅、战士溜冰场，办起了军乐队、业余演出队，修筑了柏油路，开辟了两个菜市场，海虾螃蟹也挑上山来……
文化市正逐渐改变山的偏僻，走出穷的命运，打造文化的骄傲。从广州市调进文化市当过师长的周炳坤将军说：可别小瞧我们这山旮旯，出了11个将军、10个作家、9个画家，还有数不清的企业家、金融家、艺术家……一代新的军营文化正在文化市崛起。
我离开文化市好多年了，那些文化市岁月的印象，像被一条结实的缆绳系牢在我的梦中。写下这篇文章，把它送给千千万万没有到过文化市的朋友，希望你们有机会去文化市看看，看看那山、那水、那人、那里的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