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国家每天都在搞运动，老百姓的肚子里也每天都在闹运动。我们部队所在的五指山区，更是缺吃少穿。出于战备和打仗的需要，国家当然不会饿了我们这些当兵的，每人每天能享受到1斤半大米和4钱猪肉（每人每月0.6公斤）。大米都是从战备粮库换出来的、打过多次除虫药的陈年老米，每当煮熟饭揭开锅盖闻到那股刺鼻的气味时，让人头晕眼花。再瞧瞧那猪肉上的蓝色印章“1964年·中国·湖南·湘潭”，心里怪不是滋味。1964年的猪肉冷藏到1974年甚至1984年，尽管名义上还叫肉，却早已没了肉味。看见这些十足的僵尸肉，让我时常想起古墓里出土的东西。即便残留一丝肉味，4钱肉去了骨头炸了油，还能剩下多少肉末进嘴巴？
人的生理反应总是客观实在的，越缺少什么，越渴望得到什么。因此，那时的中国人特别馋，更何况我们这些年轻士兵，正处在长身体又每天训练施工极为辛苦、特别需要营养的时期。有战士形容我们那时的馋劲说，恨不得把蚊子苍蝇拍死吞进嘴里打牙祭。能逮到一个最能让我们解馋的机会，就是战友探家归队，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贵州、江西籍战士探家归队时。因为这些地方的兵回来，最穷的家中也要为他们准备一些腊肉、腊鱼、腊鸡、腊鸭和皮蛋等带到部队给战友解馋。只是如何把这些东西弄进嘴里，有点困难。
那时，要把从家乡带来的鱼肉煮熟，就得动用锅铲瓢盆。这些东西掌握在炊事班手里。除非你和炊事班班长的关系铁得像锅铲那样硬，否则不会允许你用大锅炒小菜；除非你带的东西特别多，多得够全连兵哥们开次荤，否则无论你炒多少也不够众战友们品尝；除非你在全连威信特别高，高到不想再进步了，否则你到炊事班去炒私菜，搞特殊化，绝对影响进步。最好的办法是偷着做。晚上熄灯前，去连队菜地边各班排存放粪桶、锄头、铁锹等劳动工具的小草房，把粪桶倒扣在地上，桶底朝天当饭桌，用脸盆当锅，小铁锹作铲，把锄头铁耙横在地上当凳子，几个老乡战友围着粪桶举办解馋宴，我戏称为“粪桶宴”。
当然，我们会把粪桶提到鱼塘、水沟将桶底洗干净，将铁锹刷干净，有锈的还用石头磨一磨，尽量去掉屎尿味。烹饪腊肉腊鱼腊鸡腊鸭不用油盐，放进盆中用水煮熟就行了，讲究一点的，在连队菜地拔几根葱蒜做配料。酒是用水壶从军人服务社打的米酒。有次没酒，卫生员拿了半瓶酒精，兑了一壶凉开水给大家喝。有时还有人顺手在自己种的菜地里摘点辣椒、苦瓜，生切后腌在酱油里当小菜。
吃了“粪桶宴”我才知道，许多菜都能生吃，木瓜、韭菜、小葱、苦瓜、辣椒、白菜、鲜鱼等，用盐、酱油，最好加上陈醋腌制后，都可下肚，而且味道十分鲜美。只是我的肠胃不好，每次吃下后，肚子打鼓。只有实在吃不下饭时，我才吃点战友们腌的野生辣椒。
参加“粪桶宴”的，大都是老乡、同学或最铁的战友，在“粪桶宴”上很少有人搞自由主义。反而经常利用“粪桶宴”的机会，对老乡战友进行思想互助。有的战士站岗时睡觉；有的战士溜进炊事班打菜；有的老战士贪新战士的小便宜；有的战友做好事不积极等，都在“粪桶宴”上受到过批评帮助。虽然良药苦口，但有“粪桶宴”的美味调和，大多能够接受。
有个战友与驻地农场某妇女关系暧昧，在“粪桶宴”上受到众老乡批评时，情绪激动，决不认错。我说了几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类的话，想缓和气氛。谁知那战友从地上蹦了起来：“我没错，改个卵子！你少在这里装×！”那餐“粪桶宴”不欢而散。
虽是不欢而散，却也起到了警示作用。以后，该战友再也没找过那女子了。
因为那时太缺吃，在“粪桶宴”上，战友们最喜欢较劲比吃。有的说，能吃15个肉包子；有的说，能吃8斤红薯；有的说，能吃两斤米饭；有的说，能喝两斤白酒。我不作声。因为比吃，我吃过哑巴亏。
有一年春节连队杀了一头黄牛，包牛肉包子。面发多了，多包了几十个包子。那时我经常给炊事班做好事，洗碗洗碟。收洗完毕，炊事班班长对我说：“小徐，这些牛肉包子放了韭菜和葱，留到明天也变味了，你对我们炊事班贡献最大，今天慰劳你一下，给你10个包子能吃完吗？”我看了看，10个二三两重的牛肉包子，足有半脸盆，心里有点畏惧。但一想到我这辈子还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牛肉包子，不吃岂不遗憾！于是鼓足勇气说：行！我保证吃完！可是，吃到第7个，死活都咽不下去了。因我在晚饭时已经吃了3个，加上这7个，10个牛肉包子挤进胃中，撑得我直想呕。晚上我主动要求多站了三班岗，回来还是睡不着。我又起床围着操场走了几公里。不敢走快，怕走快了肚子痛，更怕肠胃穿孔。走得太慢，效果不佳，肚皮到半夜还没凹下去。那牛肉包子太难消化了。3天后，我肚子里还能嗝出牛肉味来。
后来上宣化炮兵学院，班里同学欺侮我是唯一20世纪70年代入伍的兵，赌我喝啤酒。喝到第9瓶时，最后一口酒全喷出来了。虽然没喝醉，可肚子撑得想死的感觉都有。起床拉了20多次尿。到现在谁说能喝9斤啤酒，我信。说能喝10斤以上，我叫他们不要赌了，积点德，别撑死人。
老乡战友见我不吭气，看我瘦得像猴，以为我不能吃。有人就故意逗我，老徐，你还能吃10块腊肉吗？我说，很难讲。有个叫晏正伟的战友瞎起哄，你要能吃10块，我就吃15块。还有个叫刘菊林的战友说，你们要能吃完这些肉，我就喝5斤开水。我终于忍不住站起来：你们都吃饱没有？如果吃饱了，这里还有两斤腊肉吧？有谁愿意，我与他平均分了，别浪费！我见半天无人响应，就把那两斤腊肉吃了一半。从此，再也没谁敢跟我比吃肉了。
有时，在“粪桶宴”后少不了吹一会儿牛皮。最精彩的内容是来自老婆或女朋友的信息，甚至逼着已婚的战友谈和老婆睡觉的体会。我直到当指导员，还没握过女朋友的手，嘴上不说啥，心里也想听。
有段时间，连队为了节省粮食，星期天若不是从事体力劳动，中午不做饭，只煮一大锅稀饭摆在饭堂中间，愿者请便。“粪桶宴”之类的小灶应时而生。那时很多高级干部喜欢把子女送到部队，我们部队有大军区司令的儿子、省长书记的儿子、铁道兵司令的儿子、外贸部副部长的儿子，军师级干部的儿子更是一大堆。他们有点钱，但不会做饭，常买些罐头饼干回来，凑在榕树下交流享受。他们难得享受“粪桶宴”的美味。有两个指导员也是高干子弟，老婆来队后，同样没在连队伙房搞特殊，只是听从知识分子老婆的建议，把罐头敲开，放在石头上，弄点汽油酒精在下面点火烧热了吃。
后来，还有人在红砖上凿出若干回形沟，买来电炉丝安进去，制作成砖电炉，用来热菜煮汤。煮完了把红砖垫在粪桶下，将电炉丝藏在墙缝里，检查内务时，很难找到。只是那玩意儿不安全，自从电打过人后，没人敢用了。
我当指导员后，为了形象，很少参加“粪桶宴”了。有次，我父母请战友刘菊林背来了20多斤腊肉腊鱼腊鸡，我请炊事班加工好，给全连每桌端上一大碟。战士们吃了后，猛喊指导员乌拉。几个老乡战友却说，虽然是有福同享，但没有“粪桶宴”的味道和感觉。
后来，国家经济逐渐好转，连队的伙食标准不断提高，战士的家庭收入不断增加，“粪桶宴”也应时消失。作为舌尖上的故事，我们记住它，为的是爱惜今天的好日子，钱再多，也不要铺张和奢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