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部队的成长进步，既要感恩那些关心、教育、提携我的人，也要感谢那些批评、指责过我的人，那也是关心关爱，只是表现形式和方法不同。没有军旅生涯中那些刻骨铭心的批评，我后来的路不可能走得那么平稳顺利。其中三次批评，使我受益终身。
来到五指山下某炮兵团一营部新兵排的第一天上午，我们进行新兵入伍训练第一课：队列训练。在紧张艰苦的训练中，我们第一次领略了海南阳光似火的热辣后，大家都渴得不行、饿得难受。休息时，许多新兵跑回宿舍喝水。因为来部队的路上坐了1000多公里的闷罐车、大卡车，到军营后又睡了一晚上用凉席铺在木板上的硬床铺，我的腰实在太疼，想伸展一下懒腰。于是，我趁回宿舍喝水的间隙，顺势躺在自己的床铺板上。
刚躺下不到一分钟，新兵班班长林尤德冲进门来，指着我大吼一声：“徐国良，你干什么！”
我瞧见他两道剑眉下凶光闪烁、怒气冲天，一时不知所措，也不知所错，慌乱回答说：“班长，我没干什么呀。”“没干什么？躺床铺干什么！”班长强化了凶光的亮度。我这才想起可能是不到睡觉时间不许躺床铺，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弹起来。我那动作快捷得也许有点滑稽，班长脸上掠过一丝窃笑，转身走了。
晚上开班务会。班长说，正课时间躺床铺是懒散的表现，有的同志可能在家有白天躺床铺的习惯，在部队，不到休息时间，无论多么辛苦，绝对不允许。今天是第一次，原谅了，第二次再犯就要做检讨！
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真正躺在床上中的枪。我想，才来部队不到一天，哪知道部队有不准躺床铺的规矩？我过去当民办老师，每天上五六节课，一下课就进房间躺下休息一会儿，养成了这个习惯。多大的事呢，用得着生那么大的气吗？部队的纪律真严啊，以后可要多加小心，绝对不能马虎！
40多年过去了，班长剑眉下射出的那两束凶光，至今仍然闪烁在我心中。从此后几十年，除非得病，大白天我再也没躺过床铺。每年新兵来队请我讲纪律课时，我都情不自禁地说起到部队第一天躺床铺挨批的事。
其实，我们班长批评人的语气还很文明，从不爆粗口，不像有的班长，出口就是“你他妈的”。班长的批评不仅纠正了我爱躺床铺的毛病，还时刻提醒我养成力戒懒惰、勤奋工作、严于律己的好习惯。
1977年我当指导员时，向“硬骨头六连”的干部学习，完全与战士“四同”（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劳动）。晚上除了进指导员宿舍备课，我都是与班排战士睡在一起。一个大房间睡十几个兵，放屁的、磨牙的、说梦话的、打梦拳的、打炮后起来换裤衩的、交接岗时叫不起床的、晚上躲在蚊帐里吃馒头的、接到家信偷偷哭鼻子的等诸多信息，每天都能进入我的大脑。我深切感到，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干部与战士“四同”很有必要。用现在的话说，叫作接地气，通“兵气”。
那时，五指山区部队战士每月津贴6.36元，买完牙膏、肥皂、香皂、邮票、卫生纸和学习用品，所剩无几。山沟里部队官兵最奢侈的文化享受是听收音机。但最便宜的海鸥牌收音机也要48块钱一个，战士买不起。他们听说我会组装收音机，于是花16块钱去通什无线电厂买一套散装零件回来，请我给他们装。白天正课时间，绝对不能占用，只能夜晚加班。我时常是一夜不睡装一部收音机，天亮后照样出操训练。
有天吃完早餐，我疲劳到了极点，头晕目眩，想到我在指挥排的床上躺几分钟，缓冲一下。屁股刚挨到床铺，我脑海里立马闪现新兵班班长那两道犀利的目光，像屁股触电般跳起来。于是，我想到了上厕所，蹲在厕所蹲位上闭眼养神。但厕所下面是连通的大粪坑，实在太臭，不能久待。
由于养成了不偷懒、能吃苦的习惯，以后工作中模范起来就没啥困难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战备值班团（亦称作战团）当政委时，是部队官兵思想最复杂时期，怕苦怕累，不安心服役，特别是不安心在我们团干的人比较多。那时我们军区部队有的首长批评战士时说，你不好好干，调你到某某团去。领导机关也确实这么干过。有个从三亚调来我团锻炼的战士，人是七月份来的，供给关系开到十月份了，意味着他7、8、9、10四个月伙食费没有了，津贴费也没有了，来我团只能吃空饷。有个头天晚上我在师礼堂门口亲眼看到打架时被纠察抓了的战士，第二天下午竟出现我团红七连。为此我专门找过军师首长和军务部门，说你们不能把作战团当作劳教所。有的首长和机关领导还算通情达理，军务处符处长就亲自帮我把那个三亚兵又调回去了。还有两次精简整编，因我团扩编，把不少受过处分的、不想在部队干的干部调到我团，使我团管理教育和战斗力生存遇到严峻考验。
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我团党委一班人不敢不模范。训练工作必须当好排头兵。晚上拉练，为了激励官兵的斗志，我不坐车，与他们一起徒步行军，一口气走了80多里，从屯昌走到文昌，脚上还没打泡。当警备区政委时我也从来没缺过早操，没有缺过军事训练考核，始终站在排头兵位置。退休前我还能用26分47秒跑完5公里。
第二次挨批评，是我当兵第一年在广州军区通信兵训练大队无线机务队学习时。一天，袁教员领着我们班的学员上机实习，大家围着他，听他讲授如何判断各型号电台的故障。因为大家都想学点真功夫，十几个脑袋往前拱，腿脚没处放。我一时只想到给战友们腾出放脚的地方，没考虑在教员面前的礼节，就把右腿摞到左腿上去了。袁教员看到，一巴掌把我的腿打下来，说：“像什么话，还懂规矩吗？”由于他用力较重，巴掌与大腿拍击的声音大、频率高，全班战友包括1969年入伍的班长李绍雄都被弄得目瞪口呆，非常尴尬，房子里好久还死一样沉寂。我估计我的脸不只红到脖颈，可能红到肚皮上去了。
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是个有教养的人，平时从来没有大大咧咧过，都向我投来同情的眼光。班长还扭头朝我递过三次眼色，意思是叫我镇静、忍耐、正确对待。下课时他拉住我走在最后，悄悄对我说：“别放心上，他就是那样的人，你们湖南人的性格你也懂。”能不放在心上吗？40多年后，胡索利同学打电话与我聊天时，还说起那天的事。
老实说，当初我又羞又气。我在学校当班长、当老师，回乡当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从来没有这么羞辱过别人。我当队长时，队里30多个人，我的堂舅、叔叔辈的人好几个，女青年一半，演戏的人个个有性格，我不但不能随便骂人，还要想方设法团结他们支持我的工作，最调皮的人也只能摸顺毛。
我不恨教员。我也是湖南人，当过老师的人，晓得学生在老师面前、徒弟在师傅面前跷二郎腿，是极不礼貌的，古今都不行。我气的是怎么自己学习起来就忘了尊师重道、没大没小呢？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小心谨慎，刻苦学习，连上厕所都随身带着折叠式小卡片，背诵公式定律，晚上还摸黑默绘电路图，力争每次考试优秀。毕业时，学校准备把龙义和、刘建德、刘少云、杨从林、莫少波和我6个学员留下来先当技工，后视情况提干当教员。刘培才教员说，你们就不参加毕业考试了，每人优秀，剩下的时间给我当助手，给所有训练用电台设置故障，让同学们来修理，作为毕业成绩。
此时，袁教员即使没为我点赞，也肯定没黑我，见面时还主动跟我打招呼。后来因为政治处也要留我当新闻报道员，与司令部扯皮，两家争来争去，结果哪家也没去成。虽然最后我们6人中只去了两人当教员，但我真佩服当时学校的识才能力，后来我们6人都干到了营以上，其中一个正军、一个副军、一个正师。
回部队后，我心中一直感激袁教员那一巴掌。尽管方法欠妥，他使我更加懂得了在人生路上，只有永远把自己当成学生，才能学到真本事，修到真功夫；老师只是一个职业，并不是学问和本事的象征，学海无涯，过去为师，也许现在是徒；此处为师，可能彼处是徒，学习是永恒的任务。于是我夹紧尾巴，勤奋进取，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后来我上了宣化炮兵指挥学院（一年半），华南师范大学（两年）、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一年）、西安政治学院（四个月）和多次集训队、读书班。无论到哪里，上课时我都夹紧两腿，认真听课，虚心求教，经常受到老师表扬，多次受到学校嘉奖。我又多次遇到留校任教机会，又多次因故没去成。命运就这样让我不停地当学生，永远当学生。有人说我天生是当学生的料，上课从不打瞌睡，从不迟到，从没停止做笔记，从来都是好学生。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从来没忘记大腿上那一巴掌。
第三次挨批评是在1977年我当指导员两个月后，我连参加团里组织的轻武器实弹射击考试时。因我连刚从生产施工连转为全训连，我又是刚上任的全团最年轻的指导员，上任第一考，绝对想考好。全连官兵也想争口气，大家都很给力，白天晚上加班加点强化训练。我们炮兵部队的轻武器比较老旧，考试时的传统做法是全连统一试射校准20支冲锋枪和几支手枪，作为考试用枪。可是，轮到我们连射击时，王副团长走过来对我说，你们每个官兵必须打自己手中的武器，不能用统一校准的枪！
他这么一说，不但我们全连官兵、连在场的营首长都傻眼了。我又气又急，语无伦次地质问王副团长：其他连队都可以打统一校准的枪，为什么偏要求我们连队使用自己手中的枪考试？我们连搞了两年生产施工，本来就麻袋上绣花——底子太差，这样一来，不是存心让我们丢脸吗？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副团长也急了：亏你还是个指导员，好意思问这么多为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来当兵？你靠什么保证你们连队打胜仗？打起仗来，难道你们也只带这20支枪上战场？
他说得没错，可我心里不服，嘴里咕噜着还想说点什么，教导员李果密朝我瞪了一眼：还啰唆什么？按副团长的指示办！
考试结果不言而喻。我脸上无光，心中有气，一肚子苦水没法倒。怪谁呢？错就错在我们的训练有投机思想，战场上能允许我们投机吗？能让我们只用校准了的枪去和敌人较量吗？能让我们在敌人身上校枪吗？连上考场都不敢较真，还怎能上战场去碰硬？战场上的运气只属于有真本事、硬本事的人。
从此，我干啥事都坚决打消投机思想，着眼实效，着眼打仗，真学苦练。但凡训练中遇到苦累和名利考验，我都会想起王副团长那席话。
当指导员时，每次召开训练动员会，我都号召全连官兵坚决克服投机思想、侥幸心理，一切从实战出发，一切为打胜仗施训，切实做到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因我是通信兵出身，对炮兵专业一窍不通。我拜连长周宗凯、副连长卢送弟和战士们为师，从简易法、成果法到精密法，从头学起。连长说，你将来要干大事的，学这玩意儿干啥？我说，当炮兵连的指导员连炮兵射击常识都不懂，还能干什么大事？他们见我真想学，人人实心帮，很快我就入了门。
到作战团当政委时，因为战备训练任务重，训练强度大，我没当过步兵，一切又要从头学。
我报到的第三天，正值盛夏，琼州大地，骄阳似火。团里组织5公里越野考核。第一批连队即将到达终点时，我看到好几个已经晕倒休克、脸色苍白、大汗淋漓的战士，被其他战士抬着向终点冲刺，心里很难过，忍不住问团长赵子导：“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丢一个兵，考核成绩丢一分，哪个连队敢丢呀，所以抬也要抬到目的地！倒下也要往前爬三爬！”他说得很坚决。
这样做不怕把人弄死吗？我忧心忡忡。
他说，一般不会。
那“二般”呢？我反问。
万一死人，也没办法。他说得很轻松。
我听得很沉重：这到底是练为考，还是练为战？
团长斩钉截铁：这还用问，既是为了考，更是为了战！打起仗来，途中丢了兵就是非战斗减员，人都没了还打啥仗？所以，我们团的口号是“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严格训练可能有死人的危险、挨批的风险，但不冒险，部队的战斗力哪能提高，哪能打仗？
那天，赵团长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慈不掌兵，百炼成钢。
第三天，我组织学员干部素质摸底考核。排长谢军从独木桥上掉下来，木头在脖子下刮了一个大口子，顿时鲜血染红前胸。我大喊，停下来，不要跑了！他依然倒回去重新起跑，咬紧牙关跑完全程。我在全团军人大会上表扬了他，并发表感慨说，我们团的官兵，在训练中就是要磨砺这种敢打敢拼的精神，才能在战场上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人民幸福安全奉献牺牲！有些干部不以为然地对我说，排长从独木桥上掉下来，证明军事技术不过硬，带伤重跑，精神可嘉，但战场上不会给他重来的机会。闻此，我更加看到了我对练为战认识的差距。
1990年，上级根据海上作战需要，命令我团组织跨越500米障碍训练。其中有个危险课目：从5米高的软梯往下跳，着地时稍不注意动作平衡，就会受伤。有3个战士摔断摔裂了腰骨。营长请示团长陈启鹏同志，还练不练？团长头也没回：打仗需要，上级有指示，怎能不练？平时伤几个人，总比战时死很多人还完不成任务值得！
这两件事，又给我上了力戒投机思想、瞄准战场苦练精兵的一课。我深感自己军事素质缺乏，为了打仗需要，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掌握全团所有武器的性能和操作使用方法。有天装备股要销毁一批打坦克的四零火箭弹，我说白销毁浪费了，让我去打。他们说，有危险。我说，我按你们最安全的操作要领办，万一出事我自己负责。我一连打了20多发。耳朵虽然塞了东西，几天后还嗡嗡响。但我从此基本掌握了火箭筒打坦克的技能，只盼着战场上见功夫。
广州军区在我团组织军人体育锻炼达标试点时，参谋长见我比较胖，说你就不要参考了，考不及格反而难看。此时，好几个干部因身体较胖，准备探家逃避考核。我说身体太胖怎能打仗？我带头参加考试，谁也不许请假！我清楚，体能要达标，必须身体先掉膘！于是，我每天清早起床跑4公里、做60个俯卧撑、60个立定跳远、60个仰卧起坐、连续拉十几个单杠，一个月体重减掉14斤，考核时各项成绩达标有余。有人不相信，我说，谁不相信，就和我比，当兵的死都不怕，还怕掉十几斤肉？！
军区组织步炮协同快反训练考核，要求我们团长、政委按作战时快速反应的要求，独立操作六零迫击炮实弹射击。我担心我没打过这种步兵小炮，考核时抓瞎，就把训练用的火炮扛回家，按照陈团长的指教，利用早、中、晚休息时间，训练了一周，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将炮筒推出去都是79.5度。考核时，我三发三中，成绩优秀。
由于我在军事训练中没有投机心理，严于律己，苦训精练，基础打得厚实，不仅为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赢得了主动权，还保证了我在担任师团政委期间，所有的军事考核，一次也没缺过，次次优良。也许因为我在多次军事考核中与军事干部难分伯仲，1996年军区还曾经推荐我当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