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下到最后两百码，借着阴影，小心地从一棵树背后闪到另一棵树背后，穿过最后一片陡坡上的松林，桥就在五十码外。近晚的午后阳光爬过褐色山梁，投在空荡荡的深谷峭壁上，将桥映得幽黑。那是座单跨铁桥，两头各有一个岗亭。桥面足以容纳两车并行，以金属坚实优雅的舒展姿态，横跨深谷，远远的谷底里有一道河流，水挺急，白色水花隐现于岩礁卵石之间，奔向山口的主河。
太阳映在罗伯特·乔丹眼里，桥变成了剪影。阳光渐渐减弱，太阳沉到浑圆的褐色山头背后，消失了。
抬眼望去，隔着树梢，不再有刺眼的光，他这才看到，山坡上泛着可人的新绿，山顶上还有片片斑驳的残雪。
他回头再次看桥，微弱的余晖中，桥体突然间真切起来，时间很紧，他细看它的结构。毁掉它不难。他一边看，一边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快速勾勒出好几幅草图。画图时他没考虑炸药量，那个可以晚些再说。现在他关注的是爆破点，把炸药安放在哪里，才能切断桥拱的支撑，让一段桥面掉进峡谷里去。可以从容不迫地来，科学、得体，分六个点，同时引爆，毁掉它的结构；也可以粗暴地来，只放两个大炸药包。得非常大，一边一个，同时爆炸。他飞快画着，很高兴——高兴终于心中有数了，高兴终于开始着手做事了。最后，他合上笔记本，铅笔插进侧面的皮圈里，把笔记本放进口袋，扣上扣子。
罗伯特·乔丹画草图时，安塞尔莫一直盯着公路、桥和岗亭。他觉得这里离桥太近了，不安全，直到看他画完，才松了口气。
罗伯特·乔丹扣上衣服口袋的盖帽，在松树后趴下，开始向外瞭望，安塞尔莫一手搭在他的胳膊肘上，另一只手伸出手指为他指点。
公路上，面对他们的岗亭里，哨兵正坐着，来复枪夹在膝间，上了刺刀。他在抽烟，戴一顶毛线帽，披着毯子似的斗篷。隔着五十码，没法看清他的脸。罗伯特·乔丹举起他的野战望远镜，谨慎地抬起双手遮挡镜片反光，虽说现在根本没有阳光。那是桥栏，清晰得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一样；那是哨兵的脸，那么清楚，连下凹的面颊、烟灰和上了油的刺刀的光亮都看得到。那是张农民的面孔，双颊凹陷，颧骨高耸，有胡茬，眉毛浓重，眼睛藏在眉毛的阴影里，大手握着来复枪，大靴子从毛毡斗篷的褶皱下露出来。岗亭墙上挂着一只皮酒囊，磨得发黑了，还有一些报纸，没有电话。当然，电话可能在看不到的那边，但也没看到有电线接出来。公路边架了一条电话线，越过桥梁上空。岗亭外有个炭盆，用旧汽油桶做的，顶上截掉了，打了几个洞，搁在两块石头上，但没点火。下面的灰烬上有几个烧黑的空马口铁罐子。
安塞尔莫就趴在他旁边，罗伯特·乔丹把望远镜递过去。老人咧嘴一笑，摇摇头，手指轻轻敲一敲眼睛侧面。
“我看得到。”他用西班牙语说，“我看到了。”声音从嘴前部发出来，嘴唇几乎不动，这样说话，比任何耳语更轻。罗伯特·乔丹冲他一笑，他却看着哨兵，伸出一根手指指点着，别的手指掐在自己喉头。罗伯特·乔丹点点头，没有笑。
桥那头的岗亭在公路下段，背对他们，看不到里面。公路修得很好、很宽，铺了柏油路面，在桥那头向左转去，又往右拐了一下，便消失了。眼下这条公路是在老路的基础上加宽的，切进了峡谷对岸坚固的岩石峭壁里。从山口和桥上看下去，公路左侧，或者说西侧，就是陡峭的谷壁，方方正正的石块竖在路边，一字排开，算是防护。这段深谷几乎算得上大峡谷了，小河——桥横跨过的那条——就是在这里汇入山口的主河道。
“另一个岗哨在哪儿？”罗伯特·乔丹问安塞尔莫。
“那个拐弯下去五百米。修路工的小屋里，那屋子是从岩石里掏出来的。”
“有多少人？”罗伯特·乔丹问。
他举起望远镜，再次观察岗哨。那哨兵在岗亭外的木板墙上碾灭香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皮烟草袋，撕开烟头的卷纸，把余下的烟草倒进袋子里。他站起身，把来复枪往岗亭墙上一靠，伸了个懒腰，然后拿起枪，甩到肩上，朝桥走去。安塞尔莫平趴在地上，罗伯特·乔丹把望远镜滑进衬衫口袋，脑袋缩在松树后，藏得严严实实。
“那里有七个人，还有一个下士。”安塞尔莫贴在他耳边说，“我从吉普赛人那儿听来的。”
“等他停下来，我们立刻就走。”罗伯特·乔丹说，“我们离得太近了。”
“你要看的都看到了？”
“是，都看到了。”
太阳落山了，气温很快降下来，他们身后的山头上，最后一抹阳光映出的晚霞渐渐褪色，光线也暗淡下来。
“你怎么看？”安塞尔莫轻声说，他们看着哨兵走过桥，走向另一个岗亭，他的刺刀在最后的晚霞下闪亮，毛毡斗篷下的身影模糊不清。
“非常好。”罗伯特·乔丹说，“非常，非常好。”
“真叫人高兴。”安塞尔莫说，“我们走吗？现在他看不到我们了。”
那哨兵背对他们，站在桥那头。谷底传来溪水拍打石头的声响。接着，另一种声响穿透水声传来，一种连续不断的、嘈杂的嗡嗡声。他们看见哨兵抬起头来，他的毛线帽往后滑去。他们也抬起头，看到傍晚的高空中，三架单翼机突然出现，排成“V”字形，闪着银光——那个高度上还有阳光。它们划过天空，快得不可思议，引擎正发出规律的轰鸣。
“我们的？”安塞尔莫问。
“看起来是。”罗伯特·乔丹说，心里却清楚，在那样的高度上，你不可能确定。它们可能是任何一边的晚间巡逻机。但看到驱逐机，你总会说，那是我们的，因为这能让人感觉好一些。
轰炸机就是另一回事了。
安塞尔莫显然也有同感。“是我们的。”他说，“我认得。是‘苍蝇[1]’。”
“没错。”罗伯特·乔丹说，“我看着也像‘苍蝇’。”
“就是‘苍蝇’。”安塞尔莫说。
罗伯特·乔丹有望远镜，大可以当场确认一下，但他宁愿不这么做。对他来说，今晚这几架飞机究竟是什么，无所谓。既然说“我们的”能让老人高兴，他也不想打破它。现在，它们朝着塞哥维亚方向飞去，看不见了。看起来，它们并没有红绿相间的翼尖，不是西班牙人称为“苍蝇”的那种，那是俄国人改造的波音P32下单翼飞机。颜色看不清，但式样不对。不。那是返航的法西斯巡逻机。
哨兵还站在远处的岗亭旁，背对他们。
“我们走。”罗伯特·乔丹说。他起身往山上走，小心翼翼，尽可能掩藏身影，直到离开哨兵的视线。安塞尔莫跟在他身后，相距一百码。走出桥上的视线范围后，他停下脚步，老人追上来，越过他，到前面带路，沿着小路一直往上走，摸黑爬上陡峭的山坡。
“我们的空军很棒。”老人高兴地说。
“是的。”
“我们会赢的。”
“我们必须赢。”
“是的。等我们赢了以后，你一定要来打猎。”
“打什么？”
“野猪、熊、狼、野山羊……”
“你喜欢打猎？”
“是啊，伙计。比什么都喜欢。我们村里的人都会打猎。你不喜欢打猎？”
“不。”罗伯特·乔丹说，“我不喜欢杀死动物。”
“我就刚好相反，”老人说，“我不喜欢杀人。”
“谁都不喜欢，除了脑子有问题的人。”罗伯特·乔丹说，“但只要有必要，我也完全不反对。只要事出有因。”
“那是另外一回事。”安塞尔莫说，“我家里——我还有家的时候，现在没了——有几根野猪獠牙，是我在下面的林子里打到的。还有我自己打的狼皮。冬天在雪地里打的。有一头非常大，那是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傍晚，回家路上打的，就在村子外面。我家地上铺了四张狼皮，都被踩破了，但到底是狼皮。还有野山羊的角，在高山[2]顶上打的。还有一只鹰的标本，请阿维拉的一个鸟类标本制作师做的，翅膀展开，眼睛是黄的，那眼睛像活的一样。那真是漂亮，看到这些东西我就高兴。”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村子的教堂大门上钉着一只熊掌，是我打的，春天在山脚的雪地里发现的，它那会儿正用那只熊掌推木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六年前。那熊掌像人的手掌一样，只不过长满了长毛，风干了，用钉子从掌心钉在教堂大门上，每次看到我都很高兴。”
“因为骄傲？”
“因为骄傲，会想起在早春的山脚边遇到那只熊的情形。可是杀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就没什么纪念品好保留了。”
“你可不能把他的手掌钉在教堂大门上。”罗伯特·乔丹说。
“不能。这么野蛮的事想都不能想。就算人手跟熊掌看起来差不多。”
“人的胸膛和熊的也差不多。”罗伯特·乔丹说，“剥开皮以后，熊的肌肉和人的也很像。”
“没错。”安塞尔莫说，“吉普赛人相信熊是人类的兄弟。”
“美洲的印第安人也这么想。”罗伯特·乔丹说，“要是杀掉一头熊，他们就要向它道歉，乞求它的原谅。他们会把它的头骨挂在树上，在离开前祈求它原谅他们。”
“吉普赛人相信熊是人的兄弟，是因为它们皮毛下的身体和人一样，因为它们也喝啤酒，因为它们喜欢音乐，还喜欢跳舞。”
“印第安人也这么认为。”
“印第安人也算吉普赛人吗？”
“不。但在对于熊的看法上，他们很像。”
“显然。吉普赛人相信它们是兄弟，还因为它们也会只图高兴就去偷东西。”
“你有吉普赛血统吗？”
“没有。可我见过很多吉普赛人，当然，运动开始以后就更多了。山里就有很多。对他们来说，在部落外面杀人不算犯罪。他们不承认，但那是真的。”
“就像摩尔人。”
“没错。不过吉普赛人有许多他们自己不承认的规则。开战以后，很多吉普赛人又变坏了，就像很久以前那样。”
“他们不理解打仗是为了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战斗。”
“是啊。”安塞尔莫说，“他们只知道，现在在打仗，又可以杀人了，还不用受惩罚，就像很久以前那样。”
“你杀过人吗？”罗伯特·乔丹问。黑暗让人亲近，何况他们白天也在一起。
“杀过，好几次，但不舒服。要我说，杀人是一种罪过。就算是非杀不可的法西斯，也一样。在我看来，熊和人大不一样，我也不相信吉普赛人那种动物兄弟的巫术。不，我绝对反对杀人。”
“可你还是杀了。”
“是啊。而且以后还会杀。可要是能活得久一点儿，我会努力过一种不伤害任何人的生活，那就能得到原谅了。”
“谁来原谅？”
“谁知道呢！我们这里没有了天主，也没有圣子圣灵，今后是谁来原谅？我不知道。”
“你们不再有天主了？”
“没有了，伙计，肯定没了。要是主还在，绝不会允许我双眼看过的那些事情发生。但愿天主保佑他们。”
“他们需要祂。”
“我想念祂，毫无疑问，我们从小就有信仰。可如今，人必须对自己负责。”
“那么，就是要你自己原谅你杀人的行为了。”
“我想是的。”安塞尔莫说，“既然你说得这么坦白，我相信就得这样。但不管有没有天主，我都认为杀人是罪过。要我说，夺取别人的性命是非常严重的事。有必要时我会动手，但我可不是巴勃罗那种人。”
“要想赢得战争，就必须杀死我们的敌人。从来就是这样。”
“当然，打仗时我们必须杀人。但我有些很古怪的念头。”安塞尔莫说。
此时一片黑暗，他们走得很近，他声音很轻，爬坡时，头不时转来转去。“哪怕是主教，我也不杀，什么有钱人都不杀。我就让他们每天干活，就像我们在地里干活，在山上砍树一样，一辈子都得干。那样，他们就会知道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他们要在我们睡觉的地方睡觉。他们要吃我们吃的东西。但首先，他们得干活。这样他们就能学会了。”
“然后他们就会活下来，再来奴役你。”
“杀掉他们就什么都教不了了。”安塞尔莫说，“你没法消灭他们，因为他们骨子里会埋下更多仇恨。监狱也没用，监狱只会制造仇恨。我们所有的敌人都应该学习。”
“可你还是杀了。”
“是啊。”安塞尔莫说，“很多次，而且还会再杀。但并不高兴，而且我认为那是罪过。”
“那个哨兵。你开过玩笑，说要杀掉那个哨兵。”
“那是开玩笑。我会杀掉那个哨兵。是的，当然我很清楚我们的任务，但不感到高兴。”
“咱们把这事留给享受它的人来干。”罗伯特·乔丹说，“八个，外加五个。有十三个人会享受这事。”
“享受这种事的人很多。”黑暗中，安塞尔莫说，“我们里面，这种人很多，比真正为战斗奉献的人多。”
“他们真的打过仗吗？”
“没有。”老人说，“运动刚开始，我们在塞哥维亚战斗，可我们吃了败仗，跑了。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还只有一把配大号铅弹的猎枪，国民警卫队那边用的可是毛瑟枪。隔着一百码我就打不到他们了，可隔着三百码他们也能打到我们，只要他们高兴，好像我们是兔子一样。他们练得多，打得准，在他们面前我们就是绵羊。”他沉默了。过了会儿，他又问：“你觉得炸桥时会要打一场吗？”
“有可能。”
“我从没见过哪次战斗里没人逃跑。”安塞尔莫说，“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对。我是个老家伙了，可我想知道。”
“我会告诉你的。”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你参加过很多战斗吗？”
“好几场。”
“那你觉得桥上这次会怎么样？”
“首先，我会考虑桥的问题。那是我的任务。炸掉那桥并不难。接下来，我们再处理其他问题。做好准备工作，把一切都写下来。”
“这里很少有人识字。”安塞尔莫说。
“得根据大家的理解程度来写，这样人人都能懂，不过还是得解释清楚。”
“交待给我的，我会做好。”安塞尔莫说，“但想想塞哥维亚的枪战，如果有战斗，甚至大规模的交火，我希望能非常清楚，在不同情况下，我该怎么做，免得我忍不住逃跑。我还记得，在塞哥维亚时我非常想逃跑。”
“我俩会在一起。”罗伯特·乔丹告诉他，“我会随时告诉你要做什么。”
“那就没问题了。”安塞尔莫说，“只要有命令，我什么都能做。”
“我们的任务就是炸桥和战斗，如果有战斗的话。”罗伯特·乔丹说。在黑暗中说这话，他觉得有点儿戏剧化，但在西班牙，听起来还不错。
“那该是最要紧的。”安塞尔莫说，听起来，他说得坦白真诚，完全没有装腔作势，没有英国人那种含蓄的装腔作势，也没有拉丁人的虚张声势。罗伯特·乔丹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幸运，有这位老人做伴，桥也看过了，方案有了，问题简化了，只要突袭岗哨，正常引爆，就行了。他讨厌戈尔茨的命令，讨厌这些命令的必然性。讨厌它们，是因为它们可能对他造成的后果，可能对这位老人造成的后果。对于执行命令的人来说，它们当然很糟糕。
“不该这么想，”他告诉自己，“你没法保证一定不出事，谁都不行。你和这老头都算不上什么。你们是工具，就得履行你们的职责。命令一定要执行，这不是你的错。那里有一座桥，那桥可能成为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转折点。这场战争里的一切都可能成为转折点。你只有一件事要做，必须做。”只有一件事，见鬼，他想。如果只是一件事，倒简单了。“别担心了，你这个只会吹牛的王八蛋。”他对自己说。想想其他事。
于是，他开始想那姑娘，玛利亚，想她的皮肤、头发和眼睛，都是同样泛金的茶褐色，头发深一点儿，但只要皮肤再晒黑一点儿，就比头发深了，光滑的皮肤，表面泛着淡金，底下是深色。一定很光滑，全身都很光滑。她行走笨拙，像是在她身上，或关于她，有什么让她困窘的东西，人人都看得见似的，虽然没人看得见，那只在她的脑子里。被他看着时，她会脸红，坐在那里，双手紧扣，环抱膝盖，衬衫领口开着，乳房耸起，顶着衬衫。想到她，他的喉头就像是被堵住了，走路都困难。他和安塞尔莫都没再开口，直到老人说：“现在我们穿过这些石头，下去就到营地了。”
他们摸黑穿行在山石间，突然，有人冲他们喊话：“站住。来的是谁？”他们听到来复枪枪栓的撞击声，像是被向后拉开了，接着又是一声撞在木头上的动静，像是往前一推，上了膛。
“自己人。”安塞尔莫说。
“什么自己人？”
“巴勃罗的自己人。”老人告诉他，“你们不知道我们来了吗？”
“知道。”那声音说，“但这是规矩。你们有口令吗？”
“没有。我们从下面来。”
“我知道。”那男人在黑暗中说，“你们从桥那儿来。我都知道。规矩不是我定的。你们必须有后半段口令才行。”
“那前半段是什么？”罗伯特·乔丹说。
“我忘掉了。”男人在黑暗中大笑着说，“带上你们见不得人的炸药去他妈的营火那边吧。”
“那就是所谓游击队的纪律，”安塞尔莫说，“松开你的扳机。”
“松着呢。”男人在黑暗中说，“我大拇指和食指顶着呢。”
“要是毛瑟枪的话，你可不能这么干，它的枪栓上没棱节，会走火的。”
“这就是毛瑟枪。”男人说，“不过我的大拇指和食指捏得紧得很。我一直这么干。”
“你枪口对着哪？”黑暗中，安塞尔莫说。
“对着你。”男人说，“松开枪栓以后就一直对着你。你们到营地时，记得叫个人来替我，我他妈饿得不行了，口令也忘掉了。”
“你叫什么？”罗伯特·乔丹问。
“奥古斯丁。”男人说道，“我叫奥古斯丁，我守在这里都快无聊死了。”
“我们会把信带到的。”罗伯特·乔丹说。他想着，“无聊”这个西班牙词语，换到任何其他语言里，都不是农民会用的。可在西班牙人的口中，这确实是最常用的词之一，无论贵贱，都一样。
“听我说，”奥古斯丁说着，走上前来，伸手搭上罗伯特·乔丹的肩膀。他把打火石往铁块上一蹭，吹亮软木条一头的火星，借着光亮，看向年轻人的面孔。
“你看着像个什么人，”他说，“但不太一样。听着。”他放下火石，端着来复枪，站着。“告诉我，桥的事，是真的吗？”
“什么桥的事？”
“我们要炸掉一座他妈的桥，然后就他妈的不得不他妈的从这些山里滚出去。”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奥古斯丁说，“真不要脸！那，那些炸药是谁的？”
“我的。”
“可你不知道那是用来干什么的？别给我胡扯了。”
“我知道那是用来干什么的，到时候你们也会知道。”罗伯特·乔丹说，“不过现在，我们要去营地了。”
“去你妈的吧，”奥古斯丁说，“你他妈的。你要听听我的忠告吗？”
“好啊。”罗伯特·乔丹说，“只要别是他妈的。”
他在说刚才对话里充斥的那句脏话。奥古斯丁这人，嘴实在不干净，每个名词前面都要加上一句脏话当形容词，同样的脏话也被用来当动词，罗伯特·乔丹很怀疑，他究竟能不能干干净净说出一句话。听到这个字眼，奥古斯丁在黑暗中大笑起来。“我说话就这样。可能不好听。谁知道呢？每个人都有自己说话的样子。听我说，我不在乎那桥。不管是桥还是别的什么，我也早就烦透了这些山。如果非得走，那我们就走。这些山也不会对我说一个字。我们也该走了。不过，我要说一件事。看好你的炸药。”
“多谢你。”罗伯特·乔丹说，“是要提防你？”
“不。”奥古斯丁说，“提防那些不像我这么他妈的有胆的家伙。”
“所以？”罗伯特·乔丹问。
“你了解西班牙人。”奥古斯丁严肃起来，说，“照看好你那些他妈的炸药。”
“谢谢你。”
“不，不用谢我。看好你的东西。”
“它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要不我才不会浪费时间跟你说这些。”
“还是要谢谢你。我们现在就去营地。”
“很好。”奥古斯丁说，“记得让他们派个知道口令的家伙过来。”
“回头咱们会在营地见吗？”
“会，伙计。很快。”
“走吧。”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
他们正爬下草甸边缘，周遭弥漫着灰蒙蒙的雾。走过树林里铺满松针的地面之后，脚下的草繁茂起来，草叶上的露水浸湿了他们的帆布鞋。前方，透过树林，罗伯特·乔丹能看见一团亮光，他知道，那一定就是洞口。
“奥古斯丁人非常好。”安塞尔莫说，“他说话很脏，老开玩笑，但其实是个非常认真的人。”
“你很了解他？”
“是的，认识很久了，我非常信任他。”
“他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哦，伙计。那个巴勃罗现在变坏了，你也看到了。”
“那最好是？”
“找人看着它，一直看着。”
“找谁？”
“你，我，那个女人和奥古斯丁，反正他也已经看出危险了。”
“你想到过这里的情况会这么糟吗？”
“没有。”安塞尔莫说，“情况恶化得非常快。但来这里还是有必要的。这是巴勃罗和‘聋子’的地盘，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必须应付他们，除非事情是靠咱们自己就可以完成的。”
“‘聋子’怎么样？”
“很好。”安塞尔莫说，“那一个有多坏，他就有多好。”
“你确信他是真的变坏了？”
“从我们听到那些话以后，整个下午我都在琢磨这事。现在想来，是的，的确是。”
“如果现在离开，考虑另一座桥，从其他队伍里找人，情况也不会更好吧？”
“不会。”安塞尔莫说，“这是他的地盘，你不可能瞒着他做事。不过，一定要做足准备才能行动。”
注释
[1]苍蝇，即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初研发的伊-16[玻利卡尔波夫I-16（Polikarpov I-16）]战斗机，二战早期应用广泛。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军为代表的左翼阵营习惯称之为“苍蝇”（Mosca），而国民军等组成的右翼阵营则称之为“老鼠”（Rata）。当时多有人误解其基于波音战斗机设计，因此也会称之为波音飞机。
[2]此处原文大写，应是特指西班牙中部的瓜达拉马山脉，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穿越阿维拉省、马德里大区至塞哥维亚，为中央山脉东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