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宝戏说当年自己“作”
1982年，他从浙师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在杭州的重点中学学军中学当语文老师，那个时候他叫董慧临。
从做学生时就酷爱朗诵、播音、表演的董慧临，在讲坛上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成为学生们的快乐时光。他被评为教坛新秀、优秀教师。但他实在不能算一名“安分”的教师。年轻气盛的董老师满怀抱负，想把自己在大学里学来的本领统统施展出来。他搬出了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欲对传统刻板的教育模式叫板。
有一天，他把两节语文课和下午的一节班会课三节课调到一起，要带学生走出校门边登山边上课。这样的创新并不是他突发奇想或者一时冲动，这是他“蓄谋”已久精心泡制而成的一个创新课时教案。校长闻讯吓得堵在校门口，硬把和老师一样兴奋的学生与这个“大逆不道”的董老师一起押回了教室。
但这个会“作”的老师并没有因此而又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伙同”其他各科的年轻教师一起参谋划了一场教学改革。那一天，他们把校长请到会议室进行谈判：他们要承包初一年级的教学，他们采用自编的教材以及自创的教学模式施教，他们想对那种不管山村还是都市全国统一的教材和教法进行一次突破，他们的风险抵押是一年不领工资。这种近似《天方夜谭》式的神话，除了能吓人一跳以外，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了。
他们的“野心”大受打击，自此“同谋”者各奔东西作鸟兽散。
董老师移情别恋开始悉心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1986年写就广播剧本《走向三色的世界》，被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还获得当年的“丹桂杯”第一名。那时电台曾经要调他去当编辑，因为学校不肯放而告终。1988年，董慧临调入教育系统的电教馆，在那儿录制了中学语文、音乐、思想品德、历史等学科的磁带。这是他初次“触电”。
董老师变成幽默的阿宝
1992年，董慧临进入浙江电台调频节目做新闻编辑，那时的播出体制刚刚改变，直播时段大幅度增加，台里非常缺少能采编播合一的口播。他毫无疑问就是人才，很快就成为一名出色的体育节目主持人。
1993年，台里新来的一位大学生设计了一档服务类的节目，需要一位固定的主持人，就和董慧临商量借用他充当一下临时的主持人。不知道是因为这档节目是为他度身定做的还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天生的阿宝，反正他这个“临时”主持被听众不由分说地给转正了，阿宝非他莫属！
他极具个性色彩的角色化主持，风趣幽默、寓教于乐的风格一下子抓住了听众的心。从此董慧临隐退了，深入人心的阿宝出线。一到中午12：00，许多听众就孵在收音机旁，听着“要背就要背到家，要碌就要碌到底”的《阿宝系列》片头语，好像是服了一帖兴奋剂，迫不及待地拨通热线，就和阿宝一起轧是轧非地就当时的热点话题讨论起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总是特别快，听众从来没有觉得听过瘾、讲过瘾了，总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不用约定，肯定是明天再来过。
阿宝节目转移到交通之声的《阿宝路路通》后，阿宝觉得在那里找到了一块几乎没有别的媒体竞争的广播天堂。阿宝施展自如地和听众朋友一起“罗罗索索麻烦事，开开心心欢喜过”，他播出的话题，绝大部分都来自生活中交通参与者的真实感受，所以他不仅是听众的代言人，更是听众乐于倾诉的知心朋友。
他常常很投入地把节目的直播点搬到大街上，在现实生活中现采、现编、现播，鲜活、真切、生动地反映群众的呼声，用幽默、调侃的方式探讨问题，娱乐中有机地结合了新闻，笑声中带着思辨和启示。阿宝的节目不仅仅是听过、说过、笑过就算数了，他常常积极联系职能部门，实实在在解决群众在交通方面的问题。
去年10月，有司机反映省内部分收费站还贷期限不明确的问题。阿宝自己驾车在省内几条主干道作体验式采访，并在几个地区组织听众座谈，推出了系列节目《收费站，想说爱你不容易》，共连续播出了7天，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省政协特邀阿宝在政协常委会关于交通医疗收费专题会议上作大会发言，为省政协召开相关的听证会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也刊发了相关报道。
今年初，湖州出租车司机反映当地一个路边停靠黄框太小，以致出租车在此停靠常常遭罚。阿宝经实地勘察后发现，框子是几年前按照当时的小面的出租车设置的，现在面的都改桑塔娜了，车大了，框子却没大，据此处罚不合情理。在直播这个话题时，阿宝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提出：如果把车都停进框的话，车门就打不开了，乘客怎样才能上下车呢？听众参与说：“开天窗，爬！”“后盖箱挖通，钻！”“乘客先减肥再打的。”答案是幽默的，情况是真实的。节目播出第二天，湖州交警就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调整，方便了群众上下车。
今年5月，新的道路交通法开始实施。起初，许多司机对佩带安全带不自觉，特别是对相关的处罚很不理解。《阿宝路路通》推出了《关爱生命关注安全带——直击街头》系列节目，他历时10天，行程1000多公里，在宁波、温州、台州、湖州等地，以街头播报的方式向全省听众如实反映各地司机佩带安全带的情况，形成较强的舆论氛围。节目播出第4天，原本很少佩带安全带的宁波司机都主动系上了安全带。
做节目有时像做交警
阿宝说自己的节目是对广播的一种反动，一般概念上的广播就是主持人在津津乐道地说教，听众就是洗耳恭听的人；即使是热线节目，也是主持人出题考听众，或者是听众有了疑惑请教主持人。而阿宝节目则与众不同，阿宝并不是一成不变把自己放在主持人的位置上，常常他就是那个角色化的有点“碌儿”兮兮的“傻”阿宝，更多的时光他在向听众讨教，虚心聆听听众们出谋划策教训他。
阿宝的高明就在于他在表面上“装傻”由听众说了算，实际上他却一直是节目的舵手，他始终把握着方向盘，就像正在路上指挥交通的民警，他掌控着红绿灯。听众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难免会偏激、冲动，言辞激烈，甚至会有人为了出口气而出口伤人破口大骂。广播毕竟是舆论工具，有导向性，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乱说一气直播出去会造成负面影响。这时，阿宝总会及时出现在“事故现场”，及时作出处置，保证节目顺利进行。
有一次，一位司机打进直播热线反应民警处理事故方法不妥。可能正在气头上，说话很冲动、很过分，听着就要说出一句惊心动魄的话来。有的主持人碰到这样的情况也许会粗暴地打断、或者让导播掐断电话剥夺其发言权，但阿宝只是机智巧妙地暗示那位司机：“师傅你正在开车吧？如果你到了岔路口而正好亮起了红灯，你不会不知道你该做什么吧？”司机当然很明白自己该踩刹车了。
阿宝常常能够这样急中生智，反应快捷地作出应对。他会把一个气急败坏的人引渡到理性、幽默的氛围中，让大家有话慢慢说、好好说，并让听众明白，这样的表达更能达到预期的目标。阿宝说，其实并不是他的思维特别敏捷、反应特别快，而是每次节目前他都经过精心的构思、策划，他对节目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情况都做过设想，就像以前给学生上课前都要认真备课一样，前期的认真准备就是他做节目时的中气，让他面对意外不觉得是意外，能够沉着、从容地应变自如。
作为一名主持人，阿宝是全身心地投入着的，就像有句歌词唱的那样：“投入地笑一次，忘了自己”，阿宝就是投入地做着阿宝而差不多快要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名字叫董慧临。
阿宝自传
广播情缘
我与广播结缘，是从进师大广播站开始的。
其实我的普通话说得并不好，只不过从小喜欢装神弄鬼，读中学的时候喜欢朗诵，考进浙江师大后，就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广播站的播音员。
那时侯，学校广播站设在行政楼三楼最东头，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地板是红色的，因为每周打一次蜡，所以红得特别耀眼。当然，打蜡的活儿也是我们几个播音员干的。自己干的活就特别珍惜，不管天多冷，进屋就得脱鞋，连校领导来了也不例外。
大学里的广播，在当时我们的心目中最大的作用是当闹钟。清晨6点，只要宿舍边操场上的高音喇叭一响，就得起床。那时侯的流行歌曲是《东方红》，每天开播的第一首曲子必定是它，“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都出来了，你还能不起来？大家七七八八地从被窝里钻出来，手脚快的洗了脸，动作慢的揉着眼，从宿舍里冲出来，到操场上排好队，开始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做起了广播体操。因为那时的广播体操是这样开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第一节，伸展运动——”班主任班长都会在操场边清点人头，谁没来，那可是犯大错误了——视同上课迟到。
我们宿舍里曾经设想过：要是早晨停电，喇叭不响，那该多幸福，可以名正言顺地睡懒觉了。其实，不光是我们宿舍，几乎全校同学都有过这样的设想。
遗憾的是，虽然当时经济不发达，但从来不停电。所以懒觉也一直没睡成。
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
广播站的播音工作是每周轮的。轮到你，这一周就得起床特别早，《东方红》要你去放呢。那天是个大冷天，我不知怎的，睡得特别死，过了6点，还在被窝里做梦呢。生物钟特别准的那些班主任们已经站在了操场边，高音喇叭还没响。到了6：40，校团委书记丁老师急冲冲敲开了我们宿舍门：“董慧临，你还没去放广播啊！闯祸啦！”如同晴天霹雳，把我从被窝里炸醒。等到我百米冲刺撞进广播站合上电闸打开机器放上唱片送出《东方红》时，窗外的东方早就不红了，已经一片亮堂了。那天，全体同学都没去做广播体操，而是直接进了食堂。而且，还不算迟到。
我是乖乖地把检讨贴在了广播站的墙壁上。可同学们碰到我（不管是本系还是其他系的）却都由衷地向我微笑点头：谢谢你哦，让我们睡了个合法的懒觉！
想不到大家的懒觉也是建立在一个人的痛苦之上的。
不过，别以为我是牺牲自己为大家谋福利，到头来，最得利的还是我自己。
为了杜绝这样的播出事故，校党委宣传部决定，破例允许做早班的播音员睡在广播站里。学校还为此买来了一张单人床。我出于将功补过，要求永远做早班。哈哈，领导同意了。
同学们都说我是因祸得福住进了豪华房间。是啊，打过蜡的地板即使在宾馆里都很少，绝对豪华。而且，不用出一分钱的房租，大有一种小狗儿落污坑的感觉。真爽！
更爽的还在后头呢。
到了大二，原来担任广播站站长的老兄要毕业了，几个播音员一碰头，看在我以站为家的份上，一致推选我来接任。从此，我这个广播站站长就名正言顺地连站带睡都在广播站里了。从大一第二学期开始一直到毕业，我再也没回过自己寝室睡觉。
既然当了站长，总得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先把名改了吧。不是改自己的名，而是改站名。原来大学里都叫广播站的，而我们模仿的榜样都是称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我们何不也来个台呢？就叫浙江师范学院广播台吧，少了个电字，也算区别于正宗的电台（虽然我们不缺电）。这以后，都一直叫广播台了。
清晨6点，东方还是那个红，广播却成了那个台，挺得意的。
其实真正得意的是广播台拥有几位业务极强的学姐。
77级中文系的桂迎是全校公认的才女，写小说编剧本导演表演舞蹈样样在行。她是我们广播台的台柱。为了丰富广播节目，她拉来自己班上的同学一个通宵录制了好几个广播短剧，全部是原创的。中午开饭时一放，食堂里的同学都听得忘了打饭了，不是因为精彩，而是因为亲切。从她那儿，我学会了用家用四喇叭录音机录制广播剧的手艺。
苏唯谦也是77级的，她的播音是最像正宗播音员的，语速平稳，语调亲切，语音准确。只要轮到她当班，听的人就很难分辨这是转播省电台呢还是产自学校广播台。更令人称奇的是，平时她的说话，虽然也是普通话，但平翘舌音都不分的，一平到底，而一旦拿起了稿子，就字正腔圆了，翘舌音还卷得特别准。绝！我们广播台的人都把她的播音作为典范来模仿。她还教会了我们怎样区别评论、通讯和新闻的不同播法。
广播真是女人的天下。现在不管哪个电台，跑进去一问，肯定女主持人多于男主持人，那时，广播台也是女播多。大概女人生来伶牙利齿吧。
嘴皮子最利索的，莫过于数学系的学姐张晨苏了。她播新闻速度之快令我们赤脚都赶不上。她是北方人，自己抄录了一本厚厚的绕口令。她到了大四因为忙于学业，就不再来广播台播音了，把绕口令本子留给了我们，这个本子也成为广播台第一本业务教材，传了好几届。
那时侯不流行姐弟恋，所以校园里也不会把比自己年龄大的女生叫姐。惟有叶建军是例外，我一直称她为叶姐。当然这跟姐弟恋无关。每次我和她搭档播音时，她都会像照顾弟弟一样地提前帮我买好饭菜，并叫我先吃，她来播音，等我吃好了再换她。终于有一天，我在播新闻时，把一个响亮的饱嗝也肆无忌惮地夹在新闻中播了出去，她才细心关照我：“还是播完再吃吧”。这是我最早知道的广播职业操守。
这几位学姐毕业后都没从事广播工作，似乎有点遗憾，不过，正是这点遗憾成了我的幸运。要是她们在电台工作的话，哪还轮得到我在广播里混呢。而对她们来说，并没有遗憾，因为她们现在都干得很出色。桂迎姐带领浙江大学的话剧社到北京上海演出，都引起极大的轰动。苏唯谦担任过市一级的“长”。叶建军现在作为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在非洲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惟独失去联系的是张晨苏。不知她还在浙江工作吗？真希望她不要听到我在广播电视里的声音，因为我的普通话还不是很标准，愧对那本绕口令。
简介
俞柏鸿，《浙江工人日报》副总编，电视台各类谈话节目的业余嘉宾。
俞柏鸿语录
1?说话就像跑步，跑步锻炼身体，说话锻炼脑子。
2?不学开车，是因为走路可以思考，可以有更多的道听途说。
3?对做嘉宾有瘾头，摄像灯一照，立刻就会兴奋，语言细胞全被激活。
第一印象
他的心中有条河
其实，最初看到他并不是面对面的，应该是隔着一道荧屏的。打开电视机，只要是本省的频道，一不小心就会看到这一张熟悉的脸，就连我这样只玩电脑极少看电视的人都记住了他的名字——俞柏鸿，尤其是在浙江卫视的《人生AB剧》中常常看到任嘉宾的他，也不知道得了多少个“最佳嘉宾”。后来，据该节目的铁杆观众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数据：创下了连续5次现场观众当场评选的“最佳嘉宾”记录，至今无人能破此项“五连冠”（该数据统计到2004年上半年止）。
我曾经以为他如果不是职业的电视人，就一定是电台的，不然就是教授或者就是说相声的演员，反正不会逃得出是“靠嘴皮子吃”的行档。等我后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报社副总编时，发了半天的呆。因为我以前一直认为，笔锋坚挺的人，大都口头不怎么样，我认识的几位文字高手，说话甚至有点结巴。他真的是个例外，况且他的会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长篇大论作报告、打官腔，可以说，听过他在电视里论是非的人，都认为这个伶牙俐齿的人，语言十分机智幽默、谈锋也犀利精妙，且妙趣横生，是个不折不扣的无冕“名嘴”。
后来，有幸采访他，我想，我是不敢和他短兵相接、唇枪舌剑论是非的，但在这样的时光，我应该能够有一点“发言权”了吧？没想到的是，我依旧只能是忠实的听众，他像一位激情的演讲家，他是那样的睿智、敏锐、妙语连珠、出口成章，我开始弄灵清，什么叫“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听他说话，是很享受。
不说话的时光，这个戴着一副框架眼镜的男人像个厚道的呆书生，一开口，立刻觉得他整个人变得灵动了，甚至可以感觉到他四周的空气都开始激动地做起了加速运动。我想，“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样的成语一定是为他度身定做的。而且还不止这些，他的能说会道，不仅仅是因为有一条河挂在他的嘴巴上，他的心中应该有一条流淌不息的大河。
突然就有了一种担心：写俞柏鸿一定是件很难的事，我的意思是说，无论如何地妙笔生花，都不及他本人更生动。
俞柏鸿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