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特别较真的导演，当人们夸他构思得好的时候，他总是非常认真地追问：“那么，好在哪儿？”这其实是个很残酷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好在哪儿”而只是盲目叫好，还有些人似乎知道好在哪儿却说不出来。
文章是修改不完的。
这个集子选编了我近五年来似乎比较有意义的八篇政治哲学论文，分别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哲学》、《社会科学论坛》和《吉林大学学报》。这次选编对文章做了许多修改增删，应该有所进步。但文章是改不完的，不仅是文字方面永远需要修改，更重要的是，分析和论证方面也永远需要改进，因此必须找理由停止修改，容忍遗留问题。
思考越多，决不意味着解决了更多问题，相反，思考越多，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和漏洞。尤其是在人文社会问题上，严格地说，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任何完美的解决方案，只见锲而不舍、前仆后继的各种错误理论。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为什么总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责任主要不在理论家，不是因为理论家想错了问题，而是因为人们一直做错了事情。人类一直就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生活，即使万一猜到了，也肯定不知道如何去实现最好的生活，即使碰巧猜到了什么是实现最好生活的条件，也一定做不成。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但确实如此，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人类的好事需要普遍合作，而人性的缺陷总是使任何普遍合作成为泡影。这个集子的所有论文都可以理解为关于合作问题的分析。
为什么科学家能够发现那种无法抗拒的真理而人文理论家就做不到？自然规律总是处于“道法自然”的状态，它本身就是对的，就像德国人喜欢的那样“一切都在秩序中”（alles in ordnung），所以科学家有机会发现真理。人类的生活世界没有完美的秩序，人们见利忘义，人们想入非非，人们贪心不足，很少有人愿意忍痛割爱，很少有人愿意作出牺牲，很少有人愿意让别人也获得幸福。确实有极少数深谋远虑的人试图改变人类命运，人们称之为伟人，但伟人们总是无力回天，只能是悲剧英雄，然后被庸人们“都付笑谈中”。总之，人类生活不可能一切都在秩序中，人类的真实世界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既然人类的事实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关于人类生活的各种理论包含着自相矛盾和漏洞就不足为奇了。毫无疑问，我的理论也包含自相矛盾和漏洞，而且同样不足为奇。有一个故事，未必是真的，但很鼓舞人心。据说丘吉尔曾经抱怨经济学家们一人一个主意，还互相矛盾，令人难以定夺，但这还算好，丘吉尔说，幸亏并非都是凯恩斯，如果是凯恩斯，他自己一个人就至少有两个主意，还互相矛盾。
事实上，以前我一直为理论中的漏洞和自相矛盾感到困惑，总希望能够清除那些矛盾，后来才意识到，这种以逻辑和科学观点为准的想法对于人类生活事实是很不合适的，因为人类生活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事实，假如消除了理论中的矛盾，也许反而失真，类似削足适履。我们不能伪造事实，而只能承认事实，所以我选择了“无立场”思维方式。无立场不是反对任何一种立场，而是看到任何一种立场对于生活事实在某个方面是对的，尽管它们可能互相矛盾。对于生活事实，理论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想象某种“更好的”游戏规则，既能够把生活中自相矛盾的各种因素组织在一种冲突最小化而合作最大化的动态秩序中，同时又能够激活生活的纠错能力、创造力和丰富性，就是说，化矛盾为动态和谐。可以说，如果从绝对意义上去看，或者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从永恒的眼光”去看，理论都是错的，但如果没有理论的反思，人们疯狂的观念就会肆无忌惮地引导生活走向毁灭。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理论有足够的想象力以错误克服错误的话。总之，有想象力的错误好过没有想象力的错误。
有个特别较真的导演，当人们夸他构思得好的时候，他总是非常认真地追问：“那么，好在哪儿？”这其实是个很残酷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好在哪儿”而只是盲目叫好，还有些人似乎知道好在哪儿却说不出来。说“好”是容易的，说出“好在哪儿”就很不容易，因为要回答“好在哪儿”，用空话是糊弄不过去的。如果真的知道“好在哪儿”就等于知道了问题所在以及如何解决问题。这个问题不仅适合美学理解，也适合一切人文社会理解。事实上，人们往往盲从地热烈表扬各种看上去很美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其实根本不知道那些价值和制度到底好在哪儿，同样，人们也轻率地进行各种社会批判，其实也不知道社会到底坏在哪儿。我听说了“好在哪儿”这个问题，记住了这个问题，并且希望能够部分地回答这样有趣的问题。
赵汀阳
2010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