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 独树一帜的学派
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凯恩斯根据30年代的经济现实，论证需求不足产生经济危机和失业，政府要采取措施刺激需求，才能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和稳定，从而推翻了“新古典学派”的供给能够产生其自身的需求、市场自行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的论点。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取得一定效果。于是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
但是，凯恩斯主义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人为地扩大需求只是使资本主义生产同市场的矛盾暂时掩盖起来，矛盾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最后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生产呆滞、失业严重，同时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见停滞膨胀）局面。于是西方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供给学派该学派的先驱者是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A.芒德尔。70年代初，他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同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论点和主张。1974年，他反对福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芒德尔的论点引起拉弗和J.万尼斯基的注意和赞赏。拉弗进一步研究并发展了芒德尔的论点。当时的美国国会众议员J.F.肯普也很重视芒德尔的主张。他任用P.C.罗伯茨为他拟定减税提案，聘请N.B.图尔进行减税效果的计量研究。
70年代后半期，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等利用《华尔街日报》广泛宣传他们的论点。肯普也在国会内外竭力鼓吹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万尼斯基所著《世界运转方式》（1978）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第一部理论著作，G.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1981）阐述供给学派的资本和分配理论，被誉为是供给经济学的第一流分析。70年代末，供给学派在美国经济学界已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
供给学派还没有建立其理论和政策体系，只是学派的倡导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产生“滞胀”的原因及政策主张有些共同的看法。他们认为，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当时西方各国政府实行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的，萨伊定律完全正确，凯恩斯定律却是错误的。吉尔德坚持说，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拉弗极力强调萨伊定律的重大意义。他指出萨伊定律不仅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确认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供给学派认为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以后，进而确认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生产要素中资本至关紧要。资本积累决定着生产增长速度，应当鼓励储蓄和投资。
供给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统称为经济主体）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报酬或利润。因此，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实际工资的刺激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对储蓄和投资报酬的刺激会影响资本的供给和利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能够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
供给学派指出，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因素，其中财政政策最为重要。在分析经济政策对行为的影响时，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只注意政策对经济主体收入和支出的效果，而是强调政策对生产活动的作用。
供给学派给予西方经济思想以有力冲击，对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
▲激进经济学 以马克思主义为名
激进经济学是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主要在美国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也称为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它提出一些大体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为依据，或与之相接近的论点，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
1969年，美国各大城市爆发了黑人抗暴斗争，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和美国大学中兴起的进步运动，促使美国部分人民的思想趋向革命化。于是，在美国西部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为基地，不少具有激进思想的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等组织起来，成立了激进经济学派，其宗旨是“研究发展和应用激进政治经济学，作为美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
最初，他们与黑人斗争和学生运动相结合，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在大学校园或市区广场上宣讲自己的激进观点或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不久，他们的作品流传到全国，有些成员成为较有影响的大学教师，编写了教材和论著出版，定期出版《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季刊和不定期的附刊。到70年代，该学派有成员2000多人。
激进派认为，对于人的经济行为，不能通过概括普遍性的人的倾向，并在形式上用最优化模式来进行分析，而必须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个人、家庭和企业都不是最主要的决策单位，决定经济成果的关键是形成相互冲突关系的人群或阶级所产生的集体力量；不能从基础结构以及各种经济运动趋于均衡的假设出发，制订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发展的模式，相反，应该在“社会—经济阶级”的相互冲突中考察基础结构的不断变化，并用动态的不均衡模式来探索经济过程发展中的辩证的和矛盾的特点。
激进派的共同立场和基本观点实际上反映了激进经济学家对主流派经济学的不满，有人把激进经济学家评论主流派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概括为五点：
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并用边际生产率、供需模式等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回避了在各阶级间分配收入的基本问题；
用消费者爱好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而消费者爱好又被看作已知的或特定的；
不注意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只重视在数量上分析每个人如何根据自己的爱好对消费品和闲暇的选择所得到的满足，并不考虑劳动群众的劳动条件如何，生活环境是否恶化，以及集体福利的供应是否充分；
重视在经济制度下的边际变动，不注意较大的数量上的变化，更不研究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变动问题；
忽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回避经济中权力分配问题，主流派经济学摒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用的“政治经济学”名称，并自诩采用与政治脱离的较具有“科学性”的“经济学”名称。但激进经济学家坚持把这门经济学科称作“政治经济学”。
激进经济学家认为这门学科应着重研究社会上收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在微观和宏观背景下阶级冲突的机制，当代阶级社会走向危机的趋向，以及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社会—经济体系”的过渡问题。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成员对具体的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些看法和主张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而有所变动。至今，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可以说还没有定型，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自联盟成立后的多年来，激进经济学者已发表了不少论著，对美国当前的一些经济问题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个人看法。
总的看来，美国许多主流派经济学家轻视激进派学说，认为它仅是政治态度的表达，而不是认真追求真理。但也有一些主流派经济学家认为激进派提出的一些论点可以作为传统经济学的补充。
▲新自由主义 层面广泛的意识形态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一词通常也与自由贸易和社会福利改革等立场相连结，但并没有反对凯恩斯主义或环境保护主义。例如，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是知名的新自由主义辩护者，但他也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也支持收入的重新分配，同时他也大力批评布什政府的执政。
在最极端的形式上，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根基于未经管制的贸易和市场的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在冷战结束后、或全球化所提供的商业扩展上，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认为这样将能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这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将政府的开支、税赋最小化，同时也将政府的管制最小化，并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最小化。他们主张自由市场的力量将能自然地在许多领域创造出最高的价值。在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主张福利国家制度应该被撤销或民营化。这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以全球化来运用全世界的资源：廉价的劳工、原料、市场等，尽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运作，并且要让更多的市场开放让发达国家参与。
不过，新自由主义能被套用至相当广泛的层面，包括了撤销政府管制、从企业福利制度转向私营的福利制度、从布雷顿森林协定的低贸易量转移至高贸易量的货币流通环境，利用相对优势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和工资中位数（medianwages）等。新自由主义还主张，开发中国家之所以产生腐败问题的原因正是因为国家对于市场机制的干涉和管制。例如补助价格、设定工资等等。
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策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人民、国家、以及公司的本质是良善的。相反的新现实主义认为人民和国家都只是依照其自身的利益行动，并且认为一国只有在对其自身有利的情况下才会与他国合作。新自由主义坚持绝对增益（absolutegain）的理念也显示他们比新现实主义者更加乐观。相较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比较能接受国与国之间收益不均的合作行为。
柏克莱加州大学的经济历史学教授、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支持者的布拉德福德·德隆认为，新自由主义有两个主要的原则：
第一， 在产业核心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种发展模型是那些贫穷国家在快速迈向繁荣的途中所不可或缺的（因此所有国际贸易的障碍应该尽可能的彻底移除）；
第二， 政府缺乏运作大型产业和商业公司的能力。因此，除了收入的重新分配、公共建设、司法的执行、和一些其他领域之外，政府规模应该被减缩并民营化。
▲第二十四章 送人千金不如授人一本经济学——不可不知的经济学名著
天生的能力好像天然生成的植物，必须通过学习加以修整；然而学习本身如若不由实践去约束，必然方向纷杂而漫无目的。 ——培根
我们可以根据三件事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他已做过什么（包括他留给别人的印象），他“自认为他能做什么，根据他的个性揣度他可能做什么。如果三者不能统一还应审慎地做进一步观察。 ——查尔斯·霍顿·库里
《国富论》——亚当·斯密
1768年，亚当·斯密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3年时，他认为《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但多花了三年时间润饰此书，初版于1776年3月，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
《国富论》共分五卷。它从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
§§§第1卷，共11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劳动力生产能力的原因，分析国民财富分配的原则；
§§§第2卷，共5章，主要内容是讨论资本的性质、积累方式，分析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取决于工作的性质；
§§§第3卷，共4章，主要内容是介绍造成当时比较普遍的重视城市工商业，轻视农业的政策的原因；
§§§第4卷，共9章，主要内容是列举和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各种经济理论；
§§§第5卷，共3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国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为全民还是只为少数人服务，如果为全民服务有多少种开支项目，各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当代政府都有赤字和国债，这些赤字和国债对真实财富的影响等。
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
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
《国富论》的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斯密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李嘉图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被誉为是继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的第二部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它的出版被人们称为“李嘉图革命”。
这本书所处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波及到各个行业。英国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普遍建立，怎样使资本主义经济更上一层楼，成为当时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日益壮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但由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政权实际上落在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手中。长时期来他们维护旧的政策法令，保护甚至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限制工业资本的发展，一度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间的妥协终于破裂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写成的，书中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工业资产阶级与封建残余势力作斗争，以发展生产力和扩大自身利益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