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政东北
1928年前，张学良和蒋介石还处于敌对状态。蒋介石是国民党新军阀的代表，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支持下，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建立起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政权。奉系军阀当时除控制东北、华北外，其势力范围一度扩展到江浙一带。1928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主要是剑指当时势力最强的奉系军阀。
豪门出身的张学良，辽宁海城人，1901年出生，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他从小接受封建传统思想熏陶，成年后又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1919年7月东北讲武堂毕业后，任奉天督军署营长，不久升任卫队旅团长，后又升任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旅长。不到一年时间，军阶由少校升至上校。1920年11月，晋升陆军少将。1922年3月，张作霖派兵入关，挑起第一次直奉战争。张学良在这次战争中开始崭露头角。他担任奉军东路第二梯队司令，在讲武堂读书时的战术教官郭松龄任副司令，指挥三、八旅及第四混成旅作战。当奉军败退时，他们率部退至山海关，顽强阻击追击的直军，遏止了直军的攻势，迫使双方停战议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学良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在郭松龄辅佐下整军经武。他们着力培养中下级军官，提高其军事素质；人事任免，坚持以学术能力、战功为准，逐步清除托人情、钻门路的恶习；实行军需独立，完善后勤制度；废除打骂士兵陋习；对士兵严格训练，强调实用。在东北地区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下，经过两年整顿，奉军统一了编制，统一了制度，开始走向正规化，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此时，奉军号称拥兵30万，其中步兵旅27个，骑兵旅5个，还有成团建制的炮兵。此外，奉军还组建了国内堪称一流的空军和海军部队，1924年从国外购买了120架新式飞机。
1924年9月，张作霖为争夺北京政权，再次派兵入关，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作为奉军第三军军长的张学良，指挥一、三联军共6万人，从正面进攻山海关直军主力部队。正当直奉激烈交战时，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吴佩孚率少数部队回援北京，奉军乘机经热河、冷口，占领滦州，切断直军退路，促使直军动摇。吴佩孚见败局已定，遂由天津乘船南逃。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入主北京。张学良被任命为京榆驻军司令，所部驻北京至山海关一线。1925年4月，张任升陆军中将；同年10月，被任命为第三军团长，辖3个军，7万余人，是奉军的主力。
1926年7月，蒋介石统帅的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迅速攻占湖南、江西两省，击溃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奉系军阀张作霖纠集和联合其他各派军阀抵抗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11月，张作霖任安国军总司令，发表“讨赤”宣言，与北伐军作战。1927年2月，张学良等率奉军6个军进入河南，伺机进攻武汉。4月12日蒋介石“清党”反共，背叛革命，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仍举着革命旗帜，继续北伐。在豫南地区，北伐军与奉军交火，结果北伐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奉军撤退至黄河以北。
冯玉祥、阎锡山投蒋后，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张作霖派张宗昌、褚玉璞守护津浦路，抵御蒋介石的进攻；派张学良、杨宇霆负责西线，展开对冯玉祥、阎锡山的进攻。5月1日，蒋介石占领济南。5月3日，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5000人，阻止蒋介石北伐。
济南惨案前后，南北双方密使往还，讨论奉方和平退回关外，蒋军和平接收京津地区。开始，张作霖不愿和平交出京津地区，在张学良、杨宇霆的劝说、促进下，张作霖终于同意退出关内。1928年6月3日他乘火车离开北平，当次日火车行至沈阳郊区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药炸死。日本之所以要把张作霖置于死地，是因为他对日本并不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日本炸死张作霖，想换一个完全听从他们摆布的新傀儡。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京处理撤军等善后事宜。惊悉其父张作霖在皇姑屯遭遇日军谋害后，力持镇静，5日赶到滦州，将军务交给杨宇霆。为避免其父亲的悲剧重演，他化装成普通士兵，随同卫队营于17日回到奉天。
对张作霖的逝世，东北当局一开始采取严格保密措施，直到张学良返回奉天，才公开宣布这一消息。7月2日，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议会联合召开大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27岁的张学良继承父业，开始主政东北。
二 东北易帜
张学良在以张作相为首的奉系元老的鼎力扶持下，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子承父业，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但他的“仕途”并不平坦。如何处理同南京和日本的关系，是归顺南京，实现国家统一，依靠全国之力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还是投靠日本，卖国求荣？摆在张学良面前的这两条道路必须由他做出选择，可以说这是对他政治生涯的第一个考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极欲扩张在东北的权益，甚至要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使它像朝鲜一样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张学良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将军，不愿做日本的傀儡。如今又结下杀父之仇，他对日本人更加不满。家仇国难集于一身的张学良清楚，对外单靠奉军力量无法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也没有实力与南京对抗，奉军只有40万人，而南京军队号称百万，且得到英美等国支持。权衡利弊，面对现实，张学良极力主张国家统一，把东北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1928年6月，奉军退出华北后，蒋介石和平接收了京津地区。不久，新疆宣告易帜。此时，除东北还在挂象征着北洋军阀统治的五色旗外，全国都已挂起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7月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表示他愿顺从民意，不妨碍国家的统一，表示可派代表去北平谈判。
南京方面接受京津地区后，有人主张立即派兵出关，用武力统一中国；但大多数人不同意动武，主张用和平方法促使东北易帜。蒋介石先是派何成濬去沈阳和滦州，会见张学良和杨宇霆，劝说东北易帜。7月初，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入关，与蒋讨论统一条件。蒋介石7月10日在北平会见张的代表时表示，东北升起中华民国国旗，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和平统一的基本前提。张的代表提出的主要条件是：南京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政治机构的领袖，南京不在东北驻军，不干预张学良在东北的人事任免，热河特区并入东北。邢士廉等表示，南京如接受上述条件，东北可以易帜。经过多次讨论，南京决定接受东北方面的条件，用和平方法解决东北问题。
正当张学良准备宣布东北易帜时，日本站出来极力加以反对和阻挠。一直把东北视为自己“生命线”、想吞并满蒙地区的日本，自然不希望中国统一，不希望东北统辖于南京政府之下。7月19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力劝张学良不要与南京联合，并表示如南京军队进攻东北，日本将不惜一切代价，对他全力相助。接着，日本政府又任命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为特使，8月4日赶到沈阳，名为参加张作霖的葬礼，实为阻挠东北易帜。他在几次会见张学良时，态度骄横，气焰嚣张，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他向张转达田中首相的意见，强调日本在满蒙有特殊权益，暗示张学良不要与南京联合。张学良向他解释了自己的处境和准备易帜的意愿，并说自己固然尊重日本方面的劝告，但不能因此违背东北的民意。强调统一与否，是中国内政。林权助听到这里，勃然大怒，歇斯底里地狂叫：就是不许你“易帜”！日本已下定决心，即使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也在所不惜！他威胁张说：现在不是评论孰是孰非的时候，你如违背田中首相的意愿，日本将不惜在东北使用武力。林权助又表示，如果张学良专心维持东北地区的安全和秩序，日本将鼎力相助，答应向张提供顾问和其他援助。张学良在答复林权助时再次申明，在事关国家统一问题上，他不能做违反国人意愿的事，同时又表示他已意识到在东北保护日本权益的必要性。
日本的干涉和阻挠只是拖长了东北与南京谈判的时间，却没有动摇张学良与南京谋求统一的决心。10月3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南京政府为实现和平统一，决定对东北实行优惠政策，同意东北方面提出的意见：原东北三省的高级官员易帜后职位不变；将热河省划归张学良管辖；由东北派人到南京学习党务，回去后在东北各地建立国民党地方党部。张学良10月12日宣布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10月16日，派胡若愚去南京安排处理有关易帜的最后事宜。南京政府再次决定，有关东北的内政事务，南京概不过问，但外交权原则上收归中央。12月29日，张学良正式宣布易帜，在东北各地降下了五色旗，挂上了青天白日旗。12月31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随后，张又就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东北易帜，实现了全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这使日本觊觎东北版图的企图受挫，但它仍不甘心，坚持扩张在满蒙的权益，妄图解决“满蒙悬案”，获得新建五条铁路的权力。林久治郎在向张学良祝贺荣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时，提出铁路交涉问题。张袭其父张作霖的故技，继续拖延。并说：地方当局已无权过问外交，请日本直接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1929年1月，日本又派曾担任张作霖顾问的町野武马见张，企图解决铁路权益问题，张以同样说法予以拒绝。
蒋介石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其地位很不稳固。他直接控制的地方只有长江下游几省，其他广大地区则由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1929年1月，蒋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企图裁减其他派系军队，扩大自己的实力。为集权于“中央”，他决定取消各地以军事长官为主席的政治分会，还一手包办召开国民党“三大”，排斥反对派。所有这些“削藩”的举措，遭到各地方实力派的抵制和反对。各个派系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与蒋发生武装冲突。1929年，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等都曾起兵反蒋，但都被蒋用政治或军事手段予以瓦解。1930年初，阎锡山首先举起反蒋旗帜，他于2月10日致电蒋介石，要求他下野。蒋2月12日复电阎锡山，拒绝引退。于是，反蒋各派及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的代表纷纷前往太原，表示拥戴阎锡山为反蒋领袖。3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集团军的57名将领联名通电反蒋。“通电”历数蒋的罪行，促蒋下野，并一致拥戴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副总司令。4月1日，反蒋联盟把军队改编成八个方面军，开赴前线。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免去阎锡山的本兼各职，并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伐阎、冯。一场规模空前的蒋、阎、冯军阀大混战，即将在中原地区展开。
原驻陕西的冯玉祥部队，5月17日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前进，接连占领开封、商丘，逼近徐州。蒋军5月12日从徐州西进，迎击冯军，双方在许昌、临颍一带激战。与此同时，李宗仁、张发奎的军队，在白崇禧指挥下由广西北上，攻占衡阳、长沙、岳阳，威逼武汉。蒋介石腹背受敌，陷于困境。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湖北和粤北的蒋军夹击白崇禧部队，夺回岳阳、长沙，危局才开始扭转。北方的晋军从山东青城附近渡过黄河，攻克济南，蒋军在山东处于守势。国民党新军阀们为争权夺地，互相厮杀，遭殃的是黎民百姓。他们生命遭涂炭，农田和房屋遭毁坏，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面对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局面，雄踞东北、拥兵自重的张学良成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双方都千方百计地争取张站在自己一边来。阎、冯发表言论，举荐张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派多名代表到沈阳游说，希望他参加反蒋联盟，至少也要在关外严守中立。蒋介石先后派方本仁、吴铁城去东北见张，后又派张群把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送到沈阳。蒋还允诺，只要张站在南京一边，黄河以北可由张节制，东北方面可派4名代表到南京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蒋、阎双方都明白，东北军以其雄厚的实力和所处的战略地位，是决定双方力量对比和战争胜负的重要筹码。可以说，当时谁赢得了张学良，谁就赢得了这场战争。
张学良对中原大战的态度，起初是犹豫不决，中立观望。对南北双方的奉承、拉拢，都表面敷衍，虚与委蛇。对各方要求，不置可否，不作任何承诺。经过几个月认真观察和慎重思考，到8、9月间，他才最后确定站在蒋介石一边。张学良之所以做出如此抉择，主要是考虑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御外侮，必须保持国内统一，方能聚集各方力量，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同时他也看到，反蒋联盟虽人多势众，但其中派系林立，各怀异心，联合难以持久。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向全国发表“巧电”，表示：“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并表示“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处置”。[2]这就是要各方均听命于南京的蒋介石。第二天，张便命于学忠和王树常率10万精锐部队开入河北省。张学良用“武力调停”中原大战，这是继东北易帜后，他政治生涯上的又一次重要抉择。他不仅帮助蒋从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还在危难时刻助蒋击败了反对派，维护和巩固了蒋的地位。
张学良率部入关，反蒋联盟败局已定。阎、冯会同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等9月初在北平拼凑起来的反蒋政府和国民党扩大会议顷刻土崩瓦解。阎锡山立刻宣布辞去这个政府主席职务，其他官员和代表纷纷逃离北平，退避太原。东北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9月21日率部抵达天津，26日进入北平。10月10日，阎锡山、冯玉祥等致电张学良，宣布停战。至此，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宣告结束。这次内战，双方参战军队达百余万，死伤官兵约30万人，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更难以计数。
为酬答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功劳，南京允许入关的10万东北军占据河北省的各个战略要地，中央军则驻扎外围地区。南京当局还决定，所有华北善后事宜，统由张学良负责处理。为兑现东北军入关前南京政府允诺的条件，10月3日，于学忠就任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就任河北省主席，并把河北省省会移到第二军驻地天津。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正式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张群代表南京政府专程到沈阳参加典礼。11月，张在北平筹设副司令行营。南京政府又于1931年1月1日明令北平副司令行营节制东北、华北各省军事。于是，张学良的势力范围由东北扩展到华北，冀察两省及平、津、青岛三市均由他控制，晋绥也归他节制。
11月12日，张学良以国民政府委员名义偕夫人于凤至应蒋之邀到达南京。蒋派张群、贺耀袓专程到济南迎接。张在南京逗留20多天，与蒋多次接触，磋商东北、华北有关事宜。张还由蒋介石介绍参加了国民党。翌年5月，张学良第二次去南京出席国民会议。张在浦口过江时，江上的军舰和南岸狮子山的炮台礼炮齐鸣，南京军政大员齐集下关迎接，金陵城内到处张贴欢迎标语。张被推举为国民会议主席团成员，曾主持两次会议，与会者摄影时张与蒋并列前排中央。张俨然成为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第二号人物。
张学良竭诚拥戴蒋介石，为表示诚心诚意地与蒋合作，他倾囊相助。张把东北海军20多艘舰船全部送给蒋介石，其中包括当时国内吨位最大的“海圻”号和“海琛”号。南京没有独立的炮兵部队，张送给蒋一个炮兵队，把炮兵司令邹作华也送了过去。张还把最好的空军教官送给蒋的航空学校。张学良对蒋介石如此忠贞不贰、信赖无疑，九一八时他不折不扣地仿照蒋介石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就毫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