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二〇一一年广东省的高考作文试题是“回到原点”，其立意如何不得而知。我若还有写高考作文的机会，多半会向“迷途知返”那一成语靠拢。如果迷了路，最好回到原点，这就是我们的古训。
在本无明路的树林中，转来转去回到原点，似乎没什么积极意义。但在有路的世界里，迷路后能回到原点，却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境况。现在开车的人多了，走错了路，想省事者总欲凭着自己的方向感找回正路，往往事倍功半，甚或徒劳。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回到原点，重看地图，认清此前何处走错，找到正确的方向，直奔目的而去。
当年陶渊明自称因家贫而“耕植不足以自给”，所以为官（从他后来的描述看，其家境实不至冻饿）。做官后又发现为五斗米折腰太不舒服，等于“心为形役”，遂在“迷途其未远”之时，效“鸟倦飞而知还”，辞官归田。这虽不是迷途知返成语的出处，却是常为人提及的故事。很多时候，什么适合于自己，要试了才知道。但真感觉不合适，则不妨返回出发点重新思考。个人如此，体制亦然。
现在对于教育，几乎人人不满。其中有些问题是所谓积重难返，有些却不过是自设藩篱。例如，凡事先奠定基础，再言提高，本是常规的途径。故办大学应先办好本科，再到研究生。同理，则应先办好小学，然后中学，再说大学。如果这样，在今日各级教育都不令人满意的情形下，似乎重心应放在小学层级。然而，教育与学术直接相关，学术不仅需要普及，同样需要提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自下而上，等逐级教育都办好之后，再言提高呢？
此非新问题，民初就有人提出，“没有好的小学，就没有好的中学生；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生”。故应先办好小学，然后才是中学、大学。而大教育家蔡元培以为，从学生方面看，这固然有理由；若从老师方面看，“大学教育不好，就没有办中等教育的人才；中等教育不好，就没有办初等教育的人才，不也是有理由的吗？”
早年的教育，师资是个大问题。晚清开始办新教育时，从数理化到音体美，咸感师资不足。于是一面从外国请老师，一面先办师范，甚至所谓速成师范，同时派人出国留学。到民国初年，这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所以有上面的讨论。但蔡元培所提示的，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教育的发展应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蔡先生自己倾向于自上而下，他主张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区内的教育事业，从中小学教育到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成年教育等，都由大学办理。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关系的事务，教育部不得干涉。后来北伐成功，曾在蔡元培主持下试行此制度，连教育部也改成了大学院。但因当年各地未必都有足以承担此责任的大学，这个方式推行未久就取消了。
不过，蔡元培这种自上而下的办学思路，仍给人以启示。任何规则，既要让事务有序，更应有利于相关事业的发展。既然整体的教育可以大中小学齐头并进，办大学也不妨本科和研究生同时发展。大学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仅要传播知识，还要发展知识。前者多在本科，后者则靠研究生阶段。若新办一所大学，先侧重研究生部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最主要的，是看怎样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准。
且大学的作用不仅在高端的教育和学术。在蔡元培看来，“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这是一个真正高瞻远瞩的见解。学问与社会，本关联互动；文德与民德，更相辅相成。
如傅斯年所说，群众对于学术的爱好程度，不仅关系学术本身的兴衰，更牵涉“民德”的升降。而大学的责任，不仅要提高学术本身，也要促进民众对学术的爱好。当年吴宓在清华办国学院，就希望通过“讲明国学”，以“造成正直高明之士，转移风俗，培养民德”。
讲明“国学”是否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别一问题。文德与民德的相互关联，却是昔年不少人的共识。文德者，文化的力量也。而文化的核心，正是学术。教育本承担着普及和提高的双重责任，学术若不能提高，其普及的效用，恐怕终有所限。一个地方是否有一所以上像样的大学，与当地的学风和世风，确实有着重要的关系。
凡是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一度被弃置的却未必就是不佳的。当此举国都对教育不满又似乎找不到什么出路的时候，或不妨借鉴迷途知返的古训，回到近代新教育体制开创的初期，检讨一下当年怎样形成这样的体制，并回顾一下有些已经想到、提出甚至尝试过的选项何以未被采纳，或许是有益的。
蔡元培是近代身历新旧两种教育体制的人，作为一个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又曾肩负推进新教育体制的重责，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新旧教育体制的利弊。他的很多想法和主张，仍值得我们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