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曾说到蔡元培的一项卓见，即一个地方要有一所好的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起来，承担起提高学术、推行教育、改善世风的重任。用今日的话说，这样的大学就是社会的文化中心，兼具提高和普及的双重责任。一个地方的学风好了，必会促进民众对学术的爱好，世风自亦不差。
这是二十世纪的新观念。此前中国并无所谓大学，也不用思考大学的定位。后来有了京师大学堂，早年多沿袭国子监和翰林院的余绪，来入学者更多是借此养望，以为日后官场的“拼搏”做准备。曾有被聘为教习者，宁自降为学员，一时传为佳话。那场景和心态，倒有些接近今日的党校和行政学院（现在若那里的教师可转为学员，估计提出申请的老师不会少）。
类似的文化延续到了民初，故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首先提出入大学是要从事高深学问，而不是为了做官。正是针对着这样以大学为官场预备所的固定认知，胡适等人才提倡二十年不谈政治，而强调要把注意力侧重到学术思想之上。其实，“学术思想”本身，也是清末民初才出现的新兴词汇，在一定程度上恰隐喻着新时代大学的角色，即学术与思想的载体——学术或偏重校园之内，思想显然已溢出校园，指向了外在的社会责任。
对此，很多读书人一直有些困扰。胡适在留学时曾认为，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中，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可知他本侧重于提高，但在回国之后，忽然暴得大名，扮演起国人导师的角色，渐渐多往普及方面努力。这时候，过去的学生傅斯年提醒他，“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
胡适毕竟心有灵犀，他收信后即在北大演讲，说新文化运动已成“新名词运动”，大家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你递给我，我递给他，自以为是在“普及”。而他则主张提高，盖“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且“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就像桌上的灯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而屋顶的灯又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一样。
对此陈独秀有些不同意，他认为，“一国底学术不提高，固然没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一国底文化成了贵族的而非平民的”。因此，提高和普及两样都不能偏废。这样的见解，可能代表了当年很多人的看法。然而两者都需要人力和资源的“投入”，在人力和资源有限时，实际的情形往往是顾此失彼。
我的看法，在“物质文明”方面，需要扶助的永远是弱势一方，但在标准上不应是通过降高就低，而是让低者能高；在所谓“精神文明”的建设方面，就不能不坚持“提高”与“普及”齐头并进的原则：一个社会永远需要有一部分人在“提高”方面持续努力，并得到全社会充分的支持。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若重“普及”而轻“提高”，最多不过是“可持续存在”而已，恐怕谈不上“发展”。
大学无疑承担着“提高”的责任。但若“普及”不仅是传递和扩散专业知识，而牵涉“民德”的升降，这样的“普及”也不容忽视。假如“文德”不能与民分享，以培养“民德”，则“文德”本身也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提高”也就没了基础。
傅斯年观念的重要性在于，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不见得是资源和人力的分享，即未必在于开放课堂，也不一定要师生走出校园、活跃于社会，而在于树立榜样，以影响社会风气。就此意义言，大学致力于提高，就是最好的普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可以澄清许多人心中的疑团。文德体现着文化的力量（the power of culture），本是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并通过榜样来展现。所以传说中的关公要着戎装而读《春秋》。关键不在从中学到了多少兵法，而是一种“行为正确”的表现，表明认同于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读《春秋》就是修文德，这或许是关羽能从“关公”进为“关圣帝君”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现在常抱怨世风日下，抱怨群众缺乏对学术的爱好，只喜欢不学无术的“戏说”、无中生有的“穿越”。然而，大学中人自身表现出了对学术的爱好吗？我们不是也非常喜好那些“赵孟能贵”的部分、兢兢于争夺校园中的“资源”吗？若校园中人与街上的王阿毛无甚差别，皆思其所思、言其所言（不过换作成套的四言八句，以为文饰），则不仅不能化社会，必反为社会所化，又言何文化的力量！
大学是社会的文化中心，这一角色要通过大学中人来体现。我曾在乡村生活九年，深切感觉到贫下中农对读书人那发自内心的尊重。然而农民是不在乎文凭的，你要能表现出文化的力量，文化才有力量；你若不能使他们佩服，他们也绝不会佩服你。如果大学师生不能体现出对学术的真正爱好，大学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文化中心。这就是严重的失德，必导致文德的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