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而道家又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哲學中，與儒家學派雙峰並峙、雙流競注和半分天下的重要思想文化資源。在佛教傳入中國以前，中國人的理論思維、生存智慧和思想觀念及行為方式等，基本上都是從儒道兩家的思想中汲取營養和得到訓練的，並由此形成了潜在於中國人的精神成長史中的文化胚胎或文化基因。因此，在當今人類面對生態、社會、道德、人性、價值等多方面嚴重危機的時代，重讀《老子》及儒道兩家的經典，會對我們今天的世界、社會及人生有所警示和啓迪。
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說，“地球這顆宇宙行星，被四個既相關聯又不受控制的動力所推動：科學、技術、工業與資本主義（利潤）”。這四大動力在經過自工業文明以來不到三百年的時間裏，其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的總和，已大大超過了人類自產生以來到工業文明誕生的近三百萬年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的總和。在歷史的演進中，這四大動力在為人類創造了無限福祉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人類迄今為止最大的“產品”——欲望。
近三百年的工業文明，在“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權力”、“天人二分”以及“人定勝天”的堪天思想和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等理論和口號的指導下，工具理性急劇膨脹，“利益最大化”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並堂而皇之地成為人們公開吹捧的基本理論和基本信條，它甚至超越了經濟領域，一躍而為社會人生的價值追求和實現各種欲望滿足的基本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工業文明實質上就是一架創造欲望的發動機”。而欲望沒有止境，人類的欲望永遠沒有辦法完全滿足，它所導致的祇能是當下的人的人欲横流。這種幾近失控的創造欲望工具，排除了人類自身精神文明的需要，不但無法使人感受到幸福，反而却在更大程度上，把人類真正的生活空間及合理的欲望滿足和合理的物質需求，壓縮到與“利益最大化”完全相反的方向，遂使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越來越多地受制於算計，受制於攫取利益的技巧”。而老子及其創立的道家學派，不正是看到了人類文明發展中的貪婪、擴張、巧偽、機詐、算計和浮華所帶來的所有弊端對人類自身發展的戕害。
老子著書立說的最大動機和目的，就在於糾正人類文明發展中的異化現象，使人冷静、清醒、收斂和柔和。他所建立的道論或形而上學，卽是以“道”為最高範疇，從世界本原或本體的高度，重新厘定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及人自身的靈與肉等關係的平衡和協調。可以說，老子對中國哲學的最大貢獻，卽是他的道論。他以“道”取代或置换了“帝令”、“天命”及一切妖魔鬼怪的權威，消解了這些曾統治人間頭腦的人格神的彼岸性、神秘性和絕對性，從而實現並完成了人類文明軸心期的“哲學突破”，使人們對構成人類處境的宇宙、社會、人生產生了新的理解、新的認識，這是中國早期哲學和思想的一次具有革命性的變革和昇華。用胡適的話說：“老子是中國哲學之祖”，“中國哲學到了老子的時候，才可當得起哲學兩個字”。然而，兩千多年來，世之解老、註老或評老、論老者，對老子却多有成見或誤解。其中誤解最深者，莫過於“道”和“無為”兩個概念。而老子哲學最具創見者也莫過於“道”和“無為”。
老子是哲學家、是智者，他以超越歷史與時代的哲學智慧，提出了“道”的學說，建立了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具有形而上學性質的哲學體系，故對老子思想的理解，關鍵於對“道”的把握。因為老子思想在自然、社會、人生等多個層面上，都是圍繞“道”這一最高範疇展開的，如果不能正確理解和把握老子“道”這一範疇的理論特點和精神實質，便無法真正進入老子的形上世界和思想奥堂。
老子認為，“道”是一切存在的總根源。“萬物之宗”、“玄牝之門”、“天地根”、“天地母”、“道生萬物”等都是對道的指稱。在老子看來，無論從時間上說，還是從空間上說，道都是天地萬物統一共存的基礎。萬物的性能也依賴道而有正常的發揮。此卽“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凡屬道家學派者，不論黄老學派或莊子學派，都共同認為道是萬物的本根，是世界統一性的根源，由此引發出中國哲學的宇宙生成論及本體論。
老子認為道是萬物的本根，但並不意謂着道卽是像帝令、天命那樣的主宰者，道體是自然的。老子講“道法自然”，又講“道生之，德畜之，……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又講“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等。這是講道的自然性，表明道是以自己的樣子為法。道的性質是自己而然，自然而然，非有使然者。非指在道之外，還有一個比道更根本的物質實體或萬能的神靈。總之，道的自然性，表明道不是神靈，也不是人格神的上帝。它沒有意志，沒有命令，生成萬物而不私有，成就萬物而不恃己功，衣養萬物而不宰割，皆為自然化生而已，為中國早期哲學從宗教神學中解放出來奠定了理論基礎。
道的另一個特點是其超越性或曰形畢體論。《老子》第一章、第十四章都是講這個問題。老子一再申言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道無稱等，意在強調道不是某物，道是超形名、超言說的形上本體。一但說它是什麽，就必然有了規定性。有規定性的東西就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也就不具備“本體”的條件。這反映老子抽象思維水平的提高。本體論與生成論不同，本體論是對事物作邏輯的分析，它不講發生的問題，其所關註或探討的是事物存在的根據和本質。盡管在老子哲學中，仍留有生成論的痕跡，但其道論的主要傾向，還是對本體論的揭示。從本體論的角度看，道是一個無所不備的大全，通常的名不能表達其豐富性和普遍性。道無所不備，故不可遍舉，說“溫”而失“凉”，說“圓”而失“方”，說“大”而失“小”，說“短”而失“長”。因此用通常的名來稱說道是不可能的，一旦稱說，便失去周遍性，此之謂“超越”或稱“言不盡意”。
如果祇強調了道的超越性，便可能忽視或否定道的實存性，這樣也就會使“道”成為人類頭腦中自生的東西或精神性的東西。這也是歷來對老子批評最激烈的地方。在老子的道論中，道既不是絕對觀念，也不是相當於“零”的空無。形上之道，雖恍惚無形，但在其深邃遼遠和闇昧中，確是“有象”、“有物”、“有精”、“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盡管歷史上註老者對象、物、精、信有不同的解釋，但不可否認它們都是“有”。這應看做是老子對道的實存性的描述。道雖然超言絕象，但並非無有，它祇是在於說明道的形上性質。對於道，人們看不見、聽不到、摸不着、說不出，但並不是頭腦中的絕對精神，而是從萬物中抽象出來的、實存的、實有的，不能脱離萬物而存在的總根源、總規律，後來莊子把它發展為“道惡乎在？無所不在。”
此外，在老子的道論中，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概括：“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反者道之動”。這是老子對宇宙變化規律的認識。宇宙間的萬物無一不在運動變化之中，“道卽變之所以，由道乃有逝，既逝而愈遠，遠乃終於反。反是由道而有之動，道亦卽反之所以。一切變化莫不反”（張岱年語）。此卽由老子開創的對事物運動變化法則的總概括。這一概括的基本涵義是“事物在一方向上演變，達到極度，無可再進，則必一變而為其反面，如是不已。事物由無有而發生，既發生乃漸充盈，進展以進於極盛，乃衰萎墮退而終於消亡；而終則有始，又有新事物發生。凡事物由成長而剥落，謂之反；而剥落之極，終而又始，則謂之復。……一反一復，是事物變化的規律。”（張岱年語）老子的“遠曰返”、“反者道之動”、“吾以觀復”、“各復歸其根”等，均構成老子道論的重要内容。
老子思想的第二大要點，卽是無為論。如果說道論所體現的是老子的哲學智慧，那麽無為論體現的則是老子的政治智慧。“無為”二字在《老子》書中出現的頻率僅次於“道”字。在老子思想中，“道”、“無為”、“自然”這三個概念可謂是三位一體的關係，故常稱“道常無為”、“自然無為”或“天道自然無為”等。從這些稱謂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個概念在内涵上的高度一致性：“自然”是“道”的根本屬性。“無為”則是“道”的表現形態或表現形式。既然道的常態是無為，人道也就要效法天地，以符合天道的性質，所以人道也要無為。人道的基本要求卽在於順乎萬物之自然或天道自然，卽是遵從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必然規律。這個順任自然的無為之道，從形上的道落實到社會層面或政治層面，卽構成老子政治哲學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其與《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原理也基本契合。
無為論所以可歸為老子的政治哲學，是因為老子講無為，多是針對統治者或聖人、侯王而發的。如“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將自定”；“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等。至於“有為”一詞，《老子》書僅一見，卽“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老子的“無為”也正是正對“上之有為”。因此什麽是“無為”，什麽是“有為”，以及與無為、有為相聯繫的“無事”、“有事”、“無治”、“無不治”等概念最為難解，這也是歷來老學研究中衆說紛紜乃至嚴重誤解的地方，同時它也正是老子政治哲學的精髓所在，故不能不辨。
從《老子》書中涉及“無為”的材料看，老子提倡無為的動機，正是針對“有為”的情事。故老子所謂的“有為”，非指正面意義上的有為，而是指統治者肆意伸張主觀意欲，強制妄為，甚至以權謀、法術乃至國家利器收刮聚斂、巧取豪奪、宰割民生。老子看到當時的統治者“有為”之政的禍害已經是非常嚴重了。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這裏的“我”，顯然是指國家的統治者；這裏的“無事”，並不是什麽事都不做，而是指不要多事，不要妄為。老子看到統治者不足以真正做到有為，而是以有為、政績等冠冕堂皇的口號為幌子，強制妄為，兜售私貨，以達到個人的目的。這樣的“為”祇是虛假的“有為”，是一種巧智詐偽的“有為”，這樣的“為”越多，國家的危害越大，甚至給國家和百姓帶來灾難。此卽老子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由此看來，老子的“無為”恰是針對這種“有為”而發，於是也就說出一段頗能驚世駭俗的話：
不尚賢，使民不争；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老子的這些話，是《老子》書中最具爭議的一章，能不能正確理解這句話，可以看做是否能讀懂老子無為思想的重要標誌。歷代註老者，多因學派立場不同而有完全相反的註解，這並不奇怪，問題在於對《老子》文本的解釋，不能拘泥於字面的表述，而應深入到對老子思想體係整體意義的把握，尤其應注意老子“正言若反”的方法預設。據此，我們可以對“虛心”、“弱志”和“無知無欲”作出更符合老子本義的解釋：卽保持心靈的清明寧静，减損張揚奔競的心志，消解心智的巧偽和貪慾的擴張。如果把這一章的思想歸納為老子的愚民政策，便是誤讀了老子。在老子看來，不一味地標榜賢才異能，人們便不會競相奪取功名；不寶貴難得的貨品，人們便不會做盜賊；不炫耀那些引起貪慾的東西，人們就不會被迷亂。所以有道之君治理天下，要净化衆生的心靈，滿足人們的安飽，减損人們奔競的心志，增強人們的體魄。常使人們自我消解虛偽巧詐的心智和貪婪擴張的慾念，這樣就會使那些自作聰明的人不敢妄為。以無為的態度去治理國家，國家就會無所遺漏地得到治理。
由以上可知，老子的無為說，主要提示了治理國家的政治原則，其要點可歸結為兩個方面：一為思想，二為行為。思想上要“知常”，行為上不能妄作。對此，可概觀《老子》十六章文：
“致虛極，守静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静，静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知常”卽“知道”，亦卽按着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去行動。若不按客觀規律行事，卽是“妄作”。妄作，則結果必兇。老子批評的“有為”，卽是不按客觀規律辦事的妄作。因此所謂“無為”，可簡要界定為“知常而為”。漢代的《淮南子》一書，對老子的“無為”說作了發揮和總結，可以說完全符合老子“無為”的本義。《淮南子》說：“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也。”這是說，所謂“無為”，乃“不先物為”，卽不能在客觀事物發生前冒然為之，亦卽不能超越客觀事物之規律，任憑主觀猜測或主觀片面之認識去做事，此卽老子的“不知常，妄作兇”。所謂“無不為”，乃“因物之所為”，卽憑藉或根據客觀事物之發生及其規律去做事，亦卽老子的“知常而為”。由此亦可見，“無為”並非不為，而是不要先於物而為；“無不為”乃是“有為”，這種“有為”是不違背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為”。《淮南子》界定的“無為”與“無不為”甚合老子本義。這一界定是從理論層面揭示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的關係，《老子》和《淮南子》更重視客觀規律性對主觀能動性的制約。
《淮南子》還從政治或個人修為及認識論角度界定“無為”這一概念。這種界定對理解老子無為說也具有重要意義。它說“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慾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以立功。”這是說，老子所謂“無為”，是指不要把個人的主觀意志或主觀成見強加或摻雜在公共的道理中；也不能以個人的嗜好和欲望歪曲或干擾正確的政策和方法，要遵循客觀規律和道理去做事，要根據客觀條件去立功建業。這些議論，可謂是老子無為說之正解。
《老子》可稱得上是一部古今奇書、中國文化之瑰寶。深讀之，猶如燥熱中遇一股洌風、饑渴中飲一杯清泉，不僅可以解熱、止渴，更可以體悟其中精神，增長自己的智慧。但其書實不易訓詁，雖祇有五千言，但却“辭要而趣遠，語精而義深，運思浹於無名，立說超乎有相，凡宇宙之奥理，史乘之軌跡，物類之象徵，人事之法儀，率以片言，攝其妙諦”（高亨語）。再加上老子自稱之“正言若反”，遂使後世註家難於徹達，亦難於盡通其意。
臺灣學者劉瑞符先生積多年心力，覃研《老子》，孜孜不倦，採舊說之長，匯衆家之善，沉浸反復，申以己意，搌《老子章句淺釋》一書。該書由臺灣華欣文化事業中心於一九八二年出版，一九八七年再版，在臺灣頗有影響。劉瑞符先生生前，將該書版權交付何曉岩先生，並委託代為在大陸出版。
臺灣與大陸，血濃於水，學脈同根，文化同源，上下五千年之中華文明，實可謂理一分殊，多元一體。學術向為天下之公器，劉君生前對曉岩先生的囑託於今實現，可喜可賀。該書在大陸出版之際，曉岩先生囑予為該書寫序並同時寄來書稿。讀之，深受啓發。該書對《老子》的註解、文義和論述，皆篤實可觀。其文簡約、明確，不務穿鑿，不求藻飾，發微闡要，補闕證偽，言而有據，引而有源。深信該書在大陸出版，定有流傳也。
李中華
2013年4月叙於北京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