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杰出的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以下简称“王西厢”），流传至今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在这风起水涌、云谲波诡的历史长河中，“王西厢”时而被汹涌的波涛举起，时而被回旋的水流卷入绝境。但是它仍然如一朵出水的芙蓉，以娇艳的色泽、优美的姿态挺立于世。《西厢记》无愧为一部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的现实主义杰作。
一
回顾一下“王西厢”的历史，那会是很有意义的。
“王西厢”叙述的崔张爱情故事形成于公元9世纪，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又称《会真记》）是其滥觞。从《莺莺传》到“王西厢”，其间经历近500年，这期间曾出现过许多吟咏莺莺事的诗作和以崔张故事为题材的话本、戏剧、民间说唱。对于其中一些重要作品，过去已有不少论著作过介绍、比较和分析。这里要回顾的，主要是“王西厢”出世以后的情况。
才华横溢的王实甫在前人创作的坚实基础上，本着自己对元代社会现实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的结果，呕心沥血地进行再创作，写成了举世瞩目的杂剧《西厢记》。这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叛逆思想的作品。它通过崔张爱情故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封建礼教虚伪、残忍的本质，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的叛逆精神，“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成了争取爱情幸福的战斗口号，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美好愿望。作品中的人物性格鲜明、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王实甫以其“纵横烂漫、出入变化”之笔使崔张故事升华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这部现实主义杰作问世后，受到了人民群众异乎寻常的欢迎。人们阅读它、传播它，影响所及，“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1]。有些人还把“王西厢”称作“春秋”，以致出现了许多误把“王西厢”当作孔子《春秋》的笑话。据清焦循《剧说》记载，有人曾见寺院“四壁俱画《西厢》”；有的府学教授竟于教授馆中搬演《西厢》；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进贡铜伶十八人，能演全部《西厢》。民间说唱《西厢》故事的，更是多得难以数计。其内容，绝大多数本于“王西厢”，以“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作为主题思想。这些事实都说明了“王西厢”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王西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曲词的典雅妩媚，曾使许多思想不同、地位亦异的文人一致倾倒。他们给予“王西厢”以极高的评价：王世贞赞之为北曲“压卷”之作[2]，徐复祚说它是“南北之冠”[3]……对作者王实甫也多美词，如何良俊说他“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4]，王季重以之与历史上的大作家左丘明、司马迁、欧阳修、苏轼等并列[5]，等等。当然，这些封建时代的文人大多只是从曲词、技巧和作者的才情上给予肯定，很少从思想上去挖掘它的深刻含义。明代卓越的思想家李贽却有一段精辟的议论。[6]他说：“王西厢”作者“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吐其“欲吐而不敢吐之物”，语其“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这是颇有见地的。关于作者王实甫，我们从他留存的剧作、散曲及有限的史料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经常出入歌场戏院，“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7]的极有才华的文人，他可能做过官，后来退职在家，晚年过着借酒浇愁、抚琴消忧的隐居生活。[8]杂剧《丽春堂》及散曲《退隐》表现了他对争名逐利、钩心斗角的官场黑暗的蔑视与嘲讽。杂剧《破窑记》也反映了他反对封建门阀观念的先进思想。李贽这段议论明白指出“王西厢”决非一般花前月下、男女恋情之作，而是寓有不便直言的含义的。
“王西厢”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却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百般摧残。虽然统治者中也有少数欣赏《西厢记》的，如明武宗南巡时，就曾有人进献《西厢》以“侑玉食”[9]。但他们或是喜爱《西厢记》的糟粕，如色情描写、小脚细腰以及状元及第、敕赐团圆等等，或是只欣赏《西厢记》的写作技巧、语言艺术。从整个封建统治者的情况来看，他们对“王西厢”是恨之入骨的。当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王西厢”在人民群众中所产生的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广泛社会影响时，他们对《西厢记》的迫害就愈来愈烈了。他们诬蔑“王西厢”为“淫书”“诲淫之最胜者”[10]，历数其“陷溺人心，大伤风化”[11]、“后世淫词，纷纷继作”[12]的罪状。他们诅咒《西厢记》作者应入“拔舌地狱”[13]，“当以千劫泥犁报之”[14]；并编造谎言说王实甫未写完《西厢》，就“忽然仆地，嚼舌而死”[15]。他们又三令五申，严禁演唱、刻印、市卖及阅读《西厢记》，有的地方还专设“销毁淫词小说局”，其禁毁书目中，《西厢记》总是首当其冲。
诬蔑、诅咒、恐吓、禁毁尚嫌不足，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还采用了另一套办法，即借评改、续写、翻改“王西厢”，塞进反动的思想内容，妄图达到削弱、抵消“王西厢”进步影响甚至取而代之的目的。封建文人金圣叹一面赞扬“王西厢”，称之为《第六才子书》，把它提到和经、史并列的地位，一面却借评改“王西厢”，以偷天换日的手段，抽掉其战斗的反封建主题，换进维护封建宗法礼教的反动内容。金圣叹自己曾明白表示：“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16]他的评改曾受到不少文人的赏识，产生很坏的影响。至于改写、续写“王西厢”的作品，本文将在下节中论及。
一部小小的“王西厢”引起了封建统治者这样多的“关注”，他们的用心不可谓不苦。他们这样恨恨不已、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事实从反面有力地证明了“王西厢”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积极作用及其反封建的威力。
人民是不屈的，他们无视统治者的淫威，以各种方法传播、保卫自己喜爱的文学珍品。嘉靖二十年，金陵名妓刘丽华曾以口授刻《西厢记》古本。[17]仅这一例，足见人民群众传播《西厢记》之艰难及其不容抹杀的功劳。在人民的保护下，反动统治阶级施行的一切阴谋诡计都归失败。《西厢记》仍然畅销民间、广为流传，并且越过高墙，进入深宅大院，唤醒那些豪门贵族的公子小姐。《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羡慕“张生偶逢崔氏”而梦遇柳生。《红楼梦》中的宝玉和黛玉共读《西厢》，连连称赞“真真这是好文章”，“辞藻警人，余香满口”。他们所反映的正是当时的现实。清俞樾《茶香室丛钞》说“今《西厢记》脍炙人口”，近人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谓“双文才貌，今之妇孺皆知”……可见它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从未间断。“王西厢”的版本我们今天所知的就有八十余种，在国外，日本一国就有译本多种。据不完全统计，为“王西厢”作过校注工作的有三四十人，对“王西厢”加以评点的有近二十人。其中许多是著名文人，如李贽、王世贞、沈璟、汤显祖、凌濛初等。像《西厢记》这样，拥有如此多的版本和庞大的评点、校注队伍的戏剧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有的。
“王西厢”对后世文学创作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元以来许多以爱情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或者模仿它，或者在作品中肯定它的人物，赞扬它的思想，或者惊叹它的艺术魅力，学习它的表现手法。只要稍加留意，我们随处都可发现“王西厢”留下的痕迹。元郑光祖的《梅香》显然是王作的翻版；《警世通言》卷二十九《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也多模仿之处；《钱塘梦》中的秀才司马猷因向往张生、莺莺那样有爱情基础的结合而拒绝鬼女“愿侍枕席”之情；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深受“王西厢”影响；前人论曲著作常以“王西厢”作为范例……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五四”时期，为了反对封建主义，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曾积极扩大“王西厢”的影响，把它当作“人性战胜了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盛赞它是由“反抗精神、革命”这位“艺术之母”产生出来的“最完美、最绝世”的女儿。[18]郭沫若还把它改编成适合于歌剧或诗剧形式演出的剧本。各地方剧种也都有根据“王西厢”改编的演出本。新中国成立后，《西厢记》更是走遍天下，它越洋渡海，受到了许多国家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回溯“王西厢”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一部历尽磨难却仍然生机勃勃的光辉著作。从中，我们深深感到，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思想上有深度、艺术上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文学珍品，其生命力是最顽强的。
二
“王西厢”的改编本、续写本仅明清两代就多至二十余种。从作品内容看，我们大致把它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多少保存了一些“王西厢”的进步思想，或至少内容并不反动的作品。如明李日华《南西厢》、陆采《南西厢》、清查继佐《续西厢》等。
李日华的《南西厢》是改订崔时佩的改编本而成，崔本现已失传。“王西厢”是北曲剧本，崔、李为便于南曲演出而苦心改作，出发点是好的。内容梗概与“王西厢”基本相同，但崔、李未能深入领会“王西厢”反对封建压迫、争取婚姻自主的主题，因此改编中人物形象受到较大损伤。原作中的张生是一个爱情专一的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形象，《南西厢》中的张生情趣却十分低下，他与莺莺书房“相会”后，竟又要求红娘与他交欢。原作中莺莺能够冲破礼教束缚，鄙弃门阀观念，私自与“书剑飘零”的张生结合，当老妇人发现他们私情、逼张生赴考时，莺莺怨恨“‘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表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一再嘱咐张生“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切莫“金榜无名誓不归”。莺莺重的是情，轻的是门第、功名。《南西厢》中的莺莺却与此相反，孙飞虎兵围寺院，老妇人提出“有人能杀退贼兵者，愿与英雄配为姻契”的计谋，征询莺莺意见，莺莺答曰：“此计甚好，便不是门当户对、阀阅相宜，也强如陷于贼人之手。”她首先想到的是“门当户对”。张生被迫赴京应试，她嘱咐：“此去有官即便回来，休使妾倚门而望”，那么无官呢？言下之意岂不是“无官休回”么！这哪里还有一点封建叛逆者的气味！原作中的红娘活泼、聪慧、机智、勇敢，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王实甫赋予这个地位低下的奴婢这么多美好的品质，并让她在全剧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有其深刻用意的。王实甫生活在一个极其野蛮、黑暗的时代，可是他却从受压迫最深的奴隶身上看到了智慧、勇敢和希望，看到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是反抗力量的源泉。他对丫鬟红娘的赞颂，正是对被压在最底层的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赞颂。《南西厢》中的红娘，思想却很庸俗无聊，科诨也太多，如与琴童斗嘴、与厨师打诨、替莺莺发下流誓等。原作中老夫人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作者通过这一形象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封建礼教的虚伪、残忍的本质。《南西厢》中的老夫人却比较软弱、善良，她背信是为“莫逆先夫他日之约”，属不得已。当她得知二人私合真情后，就让他们成亲，第二日才命张生赴京应考，此后再无反悔。郑恒来，她不答应郑之要求，反一心盼着张生回来。这个人物已失去了她的典型意义。仅在这几个主要人物的身上，我们已看到了改编者的浅薄，以致大大削弱了作品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战斗力。至于原作摹写感情的细腻生动，曲词的优美传神、婀娜多姿，更是《南西厢》所不及。难怪李渔批评《南西厢》“变极佳者为极不佳，极妙者为极不妙”，“千金狐腋，剪作鸿毛，一片精金，点成顽铁”。[19]不过，《南西厢》传播“王西厢”之功，还是不应抹杀的。
陆采不满于李日华的《南西厢》，认为王作经李改编后，“措辞命意之妙几失之矣”，于是也作《南西厢》。其首出[临江仙]词云：“千古西厢推实甫，烟花队里神仙。是谁翻改污瑶编。词源全剽窃，气脉欠相连。试看吴机新织锦，别生花样天然。从今南北并流传。引他娇女荡，惹得老夫颠。”由此可见，陆采对“王西厢”评价虽高，但只看作是“烟花队里神仙”，并未领略其深刻含义。对李作的否定，也只是从“词源”“气脉”等写作技巧上着眼。而他自己翻改，也只为“别生花样”、嘲风弄月。因此，他的改编本较多低级趣味的东西，有损人物形象的科诨比比皆是，曲词又刻意求新，用典太多，不易为一般观众理解。《南音三籁》评陆作：“悉以己意自创，不袭北剧一语，志可谓悍矣；然元调在前，岂易角胜耶！”[20]不仅不能与“王西厢”匹敌，就是李日华的《南西厢》也远比它流传广、影响大。陆采自命不凡，反而贻笑后世。
查继佐因瞧不上“王西厢”的第五本而另作《续西厢》。剧中对莺莺的文才、张生的专情、红娘的重信义、“多伟略”，颇多赞扬；主张“婚姻事，大古里凭人取便”，不赞成“强合”；批评老夫人贼来许婚、贼退赖婚的行为是“把莺莺做注儿”。这些都是作者进步思想的表露。但他把皇帝写成“不怪幽期”、支持崔张成亲的风流、开明的君主，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对封建制度揭露的力量。剧中红娘坚决不肯嫁给郑恒，老夫人强迫，她就寻死，而圣命她为张生之妾时，却欣然同意。看来，红娘暗自也爱张生，这与原作中毫无私心、纯以助人为乐的红娘相比，就逊色了。且以两美归一人，又表现了作者对一夫多妻的封建婚姻制度的肯定。这些都是不足取的。
另如明屠本畯《崔氏春秋补传》以出阁、催妆、迎奁、归宁四曲补《西厢》，“俱是合欢之境”[21]，无多大意义。周公鲁的《锦西厢》着力表扬崔张坚定不移的爱情，与此同时，红娘却被丑化，成为崔张团圆的主要障碍。清碧蕉轩主人《不了缘》，取元稹《莺莺传》结局，以为崔张爱情为不了之缘，但摈弃了莺莺的软弱表示及张生负义忘情、文过饰非的无耻议论，只是又堕入了佛门的玄理之中。
这一类作品，作者或因热爱“王西厢”，为扩大其影响而改编，或为使“王西厢”更加完美而续作。一般地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水平不高，改编本不免有“点金成铁”之讥，续作也多断鹤续凫之悲。除李日华的《南西厢》多为后世南曲演唱之本外，其余作品影响也不大。
第二类是作者或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或因本身受封建思想毒害较深而仇恨“王西厢”，企图通过改写、续写把“王西厢”的社会影响翻过来的、内容反动的作品。古吴研雪子《翻西厢》、盱江韵客《续西厢升仙记》、汤世潆《东厢记》等就是这一类的作品。
崔张故事早在宋时就受到道学家朱熹的诋毁，认为是元稹诬崔之作[22]。王实甫《西厢记》为崔张故事生色并使妇孺尽知后，“诬崔”之说更是聒噪一时。那些卫道者和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的文人们为了证实“诬崔”之说的凿凿有据，便借一块墓碑大做文章。明陈继儒《品外录》据明成化间出现的《唐郑府君夫人崔氏合祔墓志铭》《辨 〈会真〉之诬》[23]，“以洗《会真记》之辱”[24]。清吴陈琰《旷园杂志》亦记此事，谓“记中盛传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关汉卿、王实甫之《西厢记》。历久而志铭显出，为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然而，毛先舒《诗辩坻》提出了不同看法，谓曾见墓志铭拓本“称府君讳遇不讳恒”，又据眉山黄恪之辨证，说志铭中崔氏比莺莺长四岁，因而得出“志中崔郑，不必便为莺恒”的结论。而后又有毛西河、宋十河等据自己的见闻来证实崔郑即莺恒。[25]杨复吉《梦阑琐笔》分析了有关的一些议论，认为诸拓本实为“赝物”，目的在于“以证传奇不根之谈”，他很有说服力地否定了墓志铭是郑恒和莺莺合祔墓志铭的说法。
清康熙时大学士魏裔介曾嘱戏剧家李渔据墓志铭作“王西厢”翻本，“以证从前之谬”[26]，笠翁未敢应承。其实，研雪子的《翻西厢》正是为“诬崔”之说张目的作品。
《翻西厢》，顾名思义，就知是要把《西厢记》的内容翻个个儿。作者自己在篇首《〈翻西厢〉本意》中亦有说明：他对元稹《会真记》做了一番“考其迹”“推其理”的工作，认为《会真记》是元稹向崔母“乞姻不遂而故为此诬谤之说也”。所以作者“历序当年诬谤始末作为《翻西厢》，为崔郑洗垢，为世道持风化焉”。这是宋以来“诬崔”说的发展，把它具体化、形象化了。从这一目的出发，《翻西厢》把崔莺莺塑造成事母至孝，待弟亦悌，能够严守闺范、从一而终的贞烈女子，郑恒则为德、才、貌皆全的青年公子。张珙以丑角出现，被翻改成色胆包天、不惜与贼人孙飞虎相勾结，最后投在孙帐下，耍尽阴谋、妄想得到莺莺的恶棍。《翻西厢》极力赞美崔郑，恶毒攻击张生，并直接点明张生即元稹，后因投贼被杜节度所诛。由此可见作者对《西厢》故事的最早创作者的痛恨。《翻西厢》中也有隔墙听琴、月下联诗的情节，但都安排在已有“父母之命”的崔郑身上，并且，二人只是互表相思之情，无任何越轨行动。郑恒直至中了进士，微服私访，确知莺莺贞洁后，才与莺莺团圆。《翻西厢》维护封建礼教的反动性是显然的。作者研雪子很有文学才能，全剧针线严密，富有变化，颇多情致，语词也较洗练、生动。结尾“病诀”一出，尤能感人，写得委婉凄凉，如泣如诉。尽管如此，《翻西厢》也未产生多大影响，读者寥寥，知者亦少。
明盱江韵客（黄粹吾）的《续西厢升仙记》也是一部思想内容极其反动的作品。它几乎丑化了“王西厢”中所有的正面人物：莺莺成为心狠手毒的妒妇，对红娘处处设防，还要焚了西庵，逐出红娘；张生得陇望蜀，既与莺莺伉俪相偕，又与红娘有“桑中之会”；红娘与张生偷情，怨恨莺莺不容；法聪、琴童都是色鬼。真是满纸情欲，写得人物丑极。后来红娘被佛点化，出家修行，得道成仙，并感化众人俱得升仙。显然，《升仙记》的主题思想是劝善惩淫，宣扬回头是岸、立地成佛的迷信思想。其所谓善恶，皆封建统治者的善恶观，以女人为“祸水”，以情欲为首“恶”。这部传奇充满了封建思想的毒液，写作上也极猥亵粗陋。
清汤世潆（鹤汀）的《东厢记》是“为救《西厢》之诲淫”“兼为驳《会真》之不义”[27]而作。作者改写“王西厢”第五本为十六出，叙张生赴考落第，经仙童指引，知为淫泆损德的报应，追悔莫及，乃借东厢“闭关习艺”，其后“拒色”“辞婚”，表其悔过至诚，莺莺、红娘亦皆悔过、恪守礼教，因而得到张生探花及第，莺、红共嫁张生，一家团圆的好报。作者在《自序》中明白表示“东厢之人虽与西厢相同，东厢之事实与西厢相反，东者西之反，故目之以东不必目之以续也”。强调了它反《西厢》的内容。作者痛恨“王西厢”把“崔张诲淫之事”“形容于歌榭舞场，然后男女老幼愚贤不肖咸目击而心动”[28]，又深知“西厢词曲脍炙人口，未易以笔舌争”，因而“姑就其事引而伸之，诲淫之事庶几不辩而自无也”[29]。他希望借因果之说消除《西厢记》的影响。但是距《东厢记》成书之时仅一百余年的今天，我们要读到它已经很不容易了。事实证明了它的失败。
另如卓柯月把元稹《会真记》的糟粕当作精华，敷衍成《新西厢》。程端《西厢印》改莺莺为恪守闺范的小姐，却让红娘与张生幽会。清张菊知也作《新西厢》，“为世道人心救”[30]，而于“崔张淫亵之处极力翻改”。[31]……这一类作品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统治者当然不会给予任何阻拦。但是，人民唾弃它们。因此，尽管其中有的作品在艺术上还有一定的魅力，也都未能广泛流传，以致有的已经失传。
我们在这里把“王西厢”的改作、续作分为“内容并不反动”和“内容反动”两类，这是指作品总的倾向或基本倾向而言，并不是说前一类就没有一点封建糟粕，后一类就没有一点可以继承的东西。例如汤鹤汀不满《会真记》中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之不义，而于《东厢记》中大写张生情坚意笃，应该说这一点是可取的。
还有一些作品，如李景云《崔莺莺西厢记》、王百户《南西厢记》、叶稚斐、朱云从《后西厢》、杨景言《翠西厢》、石庞《后西厢》、周圣怀《真西厢》、陈莘衡《正西厢》等等，其中绝大部分已失传，个别的也许尚存，但笔者未能见到，因此无由判断其优劣。
一部“王西厢”，勾起了如此多的改作、续作，这一存在本身就说明了“王西厢”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同一题材的作品这样多，人民群众唯独推崇“王西厢”，这不仅说明了“王西厢”所取得的登峰造极的成就，它更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最有眼力的鉴赏家，他们传播了同一题材中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最完美的一部。
说“王西厢”是同一题材中最完美的一部，并不等于它没有缺点。作品最后，以张生向老夫人妥协、考取状元求得团圆，这不能不说是时代和作者思想上的局限。并且，个别地方也还留有色情描写的痕迹以及表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审美观。但是，评价一部作品不应只看“个别细节”，作品的价值是“由它的总的倾向决定的”[32]。
这里顺便提一句，面对“王西厢”以及这样多的改作、续作，今日各剧种在演出《西厢记》时应慎重对待。各剧种的传统剧目里大都有《西厢记》，它们或以“王西厢”为本，或以《南西厢》为本，有的经过改编比原作思想更高，有的却把原作、改作中的一些糟粕当作精华加以吸收。我们挖掘传统剧目，必须做出具体分析，去芜存菁，不可掉以轻心。
（原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元杂剧论集》）
注释
[1]见《江苏省例藩政》，转引自王晓传《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121页。
[2]（明）王世贞：《曲藻》。
[3]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242、第7页。
[4]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242、第7页。
[5]（清）李雅、何永绍汇定《龙眠古文》1集附吴道新《文论》一。
[6]李贽《焚书》卷3《杂说》。
[7]（明）贾仲明：《凌波仙词》。见中华书局1959年版《录鬼簿》。
[8]王实甫：《退隐》，见《全元散曲》。
[9]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
[10]（清）余治：《得一录》。
[11]（清）余治：《得一录》。
[12]（清）汤来：《贺内省斋文集》。
[13]（清）王宏撰《山志》，转引自王晓传《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3页。
[14]（明）祁骏佳：《遁翁随笔》第二卷下。
[15]（清）梁恭辰：《劝戒录四编》卷4。
[16]《怀仁堂绘像第六才子书》卷之二《读第六才子书 〈西厢记〉法》。
[17]渊实：《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已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18]郭沫若《西厢》前言《“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
[19]李渔：《闲情偶寄》。
[20]转引自焦循《剧说》。
[21]（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22]见《东厢记·传闻四说》。
[23]毛先舒：《诗辩坻》。
[24]杨复吉：《梦阑琐笔》。
[25]杨复吉：《梦阑琐笔》。
[26]李渔：《闲情偶寄》。
[27]《东厢记·凡例》。
[28]《东厢记·先辈驳语》。
[29]《东厢记·凡例》。
[30]《东厢记·先辈驳语》。
[31]《东厢记·复序》。
[32]《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