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第一次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创立了现代唯物主义辩证法，从而形成了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要求流动性地、多维度地看待问题，在差异中看到同一，在同一中看到差异，即要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看问题，这也是辩证思维的实质和核心。可见，辩证思维既是科学思维方法的高级形态，又是认识世界的高级方法。
作为驾驭人类知识的批判性思维，它虽然与辩证思维存在差异，二者不能简单地等同，但是，它们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地讲，辩证思维离不开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含有辩证的成分，批判性思维具有辩证的性质和特征，在辩证思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东华大学教授贺善侃，长期从事辩证逻辑研究，从辩证思维的形成前提、过程和辩证思维的实质等方面入手，经过详细论述，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贺先生指出：“批判性思维在辩证思维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辩证思维形成的前提看，批判性思维是辩证思维形成的必要条件；从辩证思维形成的过程看，批判性思维是辩证思维形成的必经环节；从辩证思维的实质看，批判性思维是辩证思维的推理进程，是对事物矛盾的分析综合，是推理和‘推行’的统一。”从“必要条件”“必经环节”“推理进程”这些概念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批判性思维在辩证思维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辩证性是批判性思维的重要特征。
二、邓小平思维的辩证性
辩证的批判性思维方式要求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既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挥理论思维的创造性，又要实事求是，不能局限于某一学说、论断中的固执己见。邓小平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有来自“左”的或右的思想路线的干扰，有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式思维的干扰，有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旧观念、旧思想的干扰。邓小平娴熟地运用辩证思维，运用批判性思维的辩证性，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既立足于中国，又放眼于世界，始终坚持用联系、发展的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排除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一）运用批判性思维的辩证性，破除“个人崇拜”，确立真理标准
辩证的批判性思维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依赖于人的思维对客观世界的辩证性认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它要求人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求人们对事物的整体、全局作科学的、系统的理论概括。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原则。邓小平辩证的批判性思维方式是在同各种过时的甚至错误的思潮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也是在同各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大革命”后，在中国处于向何处去的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以非凡的理论勇气和胆识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提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断，敦促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恢复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使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邓小平坚持抵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反对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绝对化、庸俗化。在邓小平看来，“两个凡是”的思维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唯书、唯上、唯旧的思维方式，是搞“一刀切”的思维方式。1977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反复修改就是因为他们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完备、准确嘛。因此，无论什么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对与不对，都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即使是正确的话，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能不顾条件地照抄照搬。邓小平又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的嘛。”在邓小平看来，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离开了一定的时间、地点去照抄照搬真理，真理也会成为谬误。这也是不符合辩证的批判性思维要领的。
邓小平指出，虽然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忽视、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而不能抓住一两句话来断章取义，割裂、甚至歪曲毛泽东的思想。所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可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其分寸、侧重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基于这样的分析，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和发表这样的见解，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也是需要强有力的批判性思维来支撑的。因此，邓小平这一断言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历史的评价。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在极富辩证思维的邓小平看来，毛泽东同志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和错误，那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因此，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
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与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紧密相联的。邓小平认为，应该以联系、发展的辩证眼光来看待此事。他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的角度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和问题，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必要的。但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认为，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都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才是真正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才是真正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后来，邓小平甚至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归“功”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他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坏事变成了好事，损失变成了财富。这就是批判性思维辩证性的魅力，这就是辩证思维大师的雄才大略。
总之，邓小平在批判“两个凡是”，破除“个人崇拜”的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辩证的批判性思维，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那种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一刀切”的思维模式。所以，他既看到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也看到了他的历史功绩；既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坏处，又看到了它带来的教训。这就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毛泽东思想。
（二）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坚持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
众所皆知，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只讲“一”而忽视“多”，只讲“对立”而忽视“统一”，只讲“绝对”而忽视“相对”。如果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未免太过简单化，似乎社会主义只有计划，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只能是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分配必须是平均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严重束缚了人们思维的发展，也妨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如前所述，辩证思维的实质和核心，就是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对立性和统一性两个矛盾着的基本要素，是二者的矛盾的统一体。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是相互结合、共同发生作用的。但是，不同的条件下，二者的地位是不同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事物处于质变阶段中），矛盾的对立性可能处于主要的方面；而在另外的条件下（在事物处于量变阶段中），矛盾的统一性又可能处于主要的方面。基于这一原理，我们在认识事物的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对立性的一面，又要看到矛盾的统一性的一面。要学会在对立中把握同一与在同一中把握对立的方法，也就是辩证思维方法或者辩证的批判性思维方法。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对立统一规律，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等理论，从而突破了包括姓“资”与姓“社”问题在内诸多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首先，“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蕴含着深刻的批判性思维辩证性的思想。
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全面、深入、精辟的概括，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批判性思维辩证性的思想。它既涵盖社会主义生产力问题，又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既涵盖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又包括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既涵盖社会主义本质的既定性，又包括其本质实现的过程性。在邓小平看来，这几个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构成了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基础、任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条件、路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目标、结果。这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条件、目标三者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的既定性和实现过程性的辩证统一。
可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特征的扬弃。它突破了我们过去对生产力的作用的忽视，突破了“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思维模式，突破了我们过去思维的片面性和实践的片面性，从而促使我们用联系、发展的思维来领会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辩证认识，既科学地破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已经看到，邓小平所提出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理论或观点都是以此理论为基础的。
其次，邓小平扬弃了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地谈论姓“资”、姓“社”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
长期以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似乎成了定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似乎是绝对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批判性思维辩证性的原则出发，得出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结论。1979年11月，邓小平初步表达了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想法。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5年10月，邓小平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重要论断。在邓小平看来，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1992年初南方谈话时，邓小平进一步指明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邓小平关于这两个“不等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具有辩证思维的邓小平已经摆脱了“一刀切”的“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方式。他认为，市场经济交换关系这个“共性”，与不同的占有关系相结合就表现出其“个性”。如果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见，邓小平运用辩证思维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姓“资”、姓“社”的思维方式，从而超越了人们原有的思想上和认识上的局限，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