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求他给我一份当肉铺帮工的活干，他同意了。他说：“我可以每周付你1美元，你还可以吃奶酪和意大利腊肠。每天早晨上学前你得来这里打扫清洁，下午放学之后和星期天全天都得来卖肉，还要帮助我杀猪宰牛。”
当肉铺帮工显然比送报好得多。我再也不必饿肚子了，因为可以边干活边找吃的。我和母亲及沃尔特在家里也可以吃得更好些了，因为罗塞尔经常给我一些碎牛肉、猪肝或其他快要放坏的杂碎。我们家的餐桌上比大多数穷人家的餐桌多了一些肉。
罗塞尔为人不错，跟他干活很开心，但在生意的事情上，他也是个狗娘养的。
工作之后没几天，他就开始对我进行谆谆教导了：“称肉的时候，你要把拇指放在秤杆上，这样就可以让客户多付几个便士。对穷寡妇不要玩秤，只搞那些付得起钱的人。这部分钱就可以支付你每周的薪水了。”
我跟母亲说了这事，她说那么干不好：“可是，你得照老板说的做。”
我做了，但是，在欺骗什么人的事情上，我还是有所选择的。一位有所选择的狗娘养的正在茁壮成长。
我最好的一位客户是药店老板的妻子。不久之后，我在想，销售冰淇淋苏打可能比卖意大利腊肠更有趣，因此就对本森太太特别照顾，把最好的肉留给她，总是找时间跟她聊天，逗她开心。
以前我让祖母游说祖父，让我得到了提升，这次我想，本森太太也许会说服她丈夫雇用我到药店当帮工。
我又成功了。在我早年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二次用魅力说服了一位妇女，让她为我做游说工作。
当了3年肉铺帮工之后，本森太太给了我一份工作，让我去她家杂货店当苏打销售员和勤杂总管，周薪3美元，而且是在放学之后和周末才工作。
我的新工作让我了解到了镇上不同的人家是怎么过生活的。本森杂货店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药店：从冰淇淋到厕所用品，从瓶装白酒到避孕套……
作为一个16岁的小伙子，我知道了镇上所有的喝酒人或醉汉都是谁，也知道了所有利用避孕套（当时人人都把避孕套称作“皮套子”）避孕的已婚者和单身者。我猜想，大多数购“皮套子”的已婚男人都在欺骗他们的妻子，因为远在那个时候，已婚夫妇很少担心自家到底会生多少孩子。
一位微型媒体大鳄的成长
读到高四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对我来说，权力比金钱更为重要。
阿尔平纳高中有一份报纸叫《回声》，我在那份报纸当编辑，结果发现媒体的权力对我吸引力极大。那还不能说是一份报纸，只不过是《阿尔平纳周刊》上的一个四分之一版面而已，但是，镇上每个人都看这个版。
我在体育方面不行，根本成不了明星，然而，作为《回声》报的编辑，我终于成为校园里的大人物了。
我决定谁的名字可以上报纸，决定可以对他们说些什么样的话。我喜欢的家伙，在体育、戏剧和其他校内活动上面的成就都被我夸大了；我不喜欢的那些家伙得不到什么知名度。我感觉自己是阿尔平纳高中最有权势的人物。
如果控制一家报纸能够为我达到这样的目的，那我就喜欢这样的控制权。我是一位正在成长中的微型媒体大亨。
有话直说：街头学习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清除卑鄙行为（1）
纽哈斯的学习成绩只能算中下等，但在玩弄鬼把戏方面，他的成绩是优秀。──哥登·阿德兰（南达科他州立大学，《沃拉恩戴报》前任专栏作家）
二战快要结束的最后几个星期，在德国海德堡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我遇到了自己一生中的第一个狗娘养的模范角色，他威胁着要把我关在铁丝网那边。
这就是乔治·S·巴顿将军，他是个坏蛋，但总是盟军的大赢家。
我所在的第86步兵师属于巴顿第三陆军的一部分。我已经当上了上士，领导着一个情报和侦察排。
我和威斯康星州的弗兰·德文下士押解20多名被俘的德国士兵前往一处监狱营地受审，我们在一处十字路口停下来休息。
巴顿和他的司机开着挂满勋章的吉普车过来了。巴顿是个不喜欢停车的人，从不相信有放慢速度或停下来休息的必要，他也是个假装大发雷霆的好手。
这位将军从吉普车上跳下来，对着我们大骂：
“让他妈的这些德国佬站起来赶路，否则我把你们也关起来，跟他们一样关在铁丝网后面！”
我们立马起身，敬礼，赶路。
德文一路上嘟嘟囔囔，说巴顿真是个狗娘养的。我大笑，当然，他是个介乎两者之间的狗娘养的，但他是个赢家。他明白如何调动人，如何打胜仗。我很愿意徒步跟在他后面一路不停地挺进柏林，我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养成某种类似的狗娘养的气质。
到今天他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巴顿将军》这部电影我一共看过11次。
投笔从戎使一个18岁的小伙子走出乡村，也使乡村生活走出了这个小伙子的内心：
* 在明尼苏达、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加利福尼亚、新泽西接受军训。
* 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服役。
* 在巴黎、伦敦、马尼拉、纽约和洛杉矶休假和娱乐。
二战胜利日之后，第86步兵师和第84步兵师是第一批从欧洲撤回的部队。在纽约第五大道，我们受到夹道欢迎。在家中“休息和恢复”了30天以后，我们又是第一批派驻到太平洋地区的部分军队，因为那边的战争还在进行中。
我们是走运的。我们乘坐运兵船去菲律宾，途中得知原子弹在广岛投下。对日本来说，那是一场灾难。对我们来说，那是再好不过的消息。
虚张声势赢大钱
从菲律宾回加利福尼亚的途中，运兵船变成了豪华赌船。人人都希望在退役前赚上一大笔。
在阿尔平纳的肉铺里，生意清淡的时候，汤姆·罗塞尔曾教我玩扑克牌。自那以后，玩扑克成为我主要的消遣之一。扑克牌是虚张声势的把戏，谁能虚张声势谁就赢钱。这是一种有实际目的的游戏，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收手，有多大的风险要冒等都得有周密的考虑。
我当上士期间存了近200美元。我决定，回家的时候要么一贫如洗，要么带上一大捆票子——1000美元是我的远大目标。
我打了9天9夜的牌，把200美元变成了1100美元。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豪赌，结果赢了。
我用赌扑克牌赢的钱买了一辆18英尺长的拖房车，并且成为我和新娘洛莱塔的家，我们于1946年6月结婚。
当年夏天，我们把房车拴在她的1937年产福特V-8旧车上，并在巡回演艺业找了一份工作。我们在南达科他州南部、爱荷华州西部和明尼苏达州的西南部各处小镇的乡村集市上表演了3个晚上。
作为巡回演艺团的成员，我们学会了如何以天真的方式哄骗公众。老板派我们干拉绳子的活。洛莱塔烦心的事情是，展示出来的奖金跟客户能够将绳子拉多长没有太大的关系，能够得到大奖的绳子只跟头顶上的绳圈有联系。
我感觉有点像以前在肉铺里把拇指套在秤杆上一样，老板让我非当狗娘养的不可。
秋季，我去南达科他州州立大学上学，洛莱塔也找了一份工作，是在佛尔米里恩校园附近的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里教书。她一年只有1200美元的工资，但对只有90美元一个月的士兵福利费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补充。
我想在新闻学上拿一个学位，问题是，在部队里蹭了近4年之后，教室看来显得相当枯燥乏味。另外，我想得到的是在校园里出名，而不是拿到什么好成绩。
在高中时，我就知道，媒体业的力量是通往成名的好办法。所以，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我为大学生的学报《沃拉恩戴报》写体育报道，到了三年级，我被任命为编辑。
我与那份报纸的业务经理比尔·波特成了朋友。我们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因此是一对很好的搭档。
他挣了很多钱，而且属于一个兄弟会，叫“费戴尔塔太塔兄弟会”。我不接受兄弟会，不准其成为学报的一部分。他们都是一些有特权的小子，我从不跟有特权的人搅在一块儿。当时没有，后来一直也没有。
男大学生组成的兄弟会、女大学生组成的姐妹会控制着校园里的大部分活动。但我觉得，比例较大的非会员或独立人士应该管事。
实际上，我是希望自己能得到管理人背后的权利。
接管权利
按照轮流执事的办法，每个兄弟会每年推举出一名男性当学生会主席，其他组织也以类似方法行事。按照轮流执事的政策，当年不属于费戴尔塔太塔兄弟会推举年，因此，波特就不能成为兄弟会的竞选人。独立竞选人完全没有机会，女性也是一样。
清除卑鄙行为（2）
我想出了一个方案，试试我和波特如何能够胜过这种规则，也就是利用媒体、利用本身属于兄弟会的波特来行事，以毒攻毒。
虽然波特在那个兄弟会里属于很受欢迎的成员，但是，他的野心太大，没有一点兄弟之情。我们搞了一个下层贫民的新联合政党，联合对象不可思议：
* 退休军人
* 独立学生
* 一个兄弟会（波特的那个兄弟会）
于是，在《沃拉恩戴报》的独家新闻中，我们披露了一个名叫“草根”的新的自由党。它提名波特当总裁，各兄弟会和姐妹会都参与了，波特的诨号取为“工贼”。
从新闻故事里你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新成立的大型政党实际上是由我们这个小屋子里的人搞出来的。
我在《沃拉恩戴报》上就两个竞选人登载了一些专题报道：请兄弟会的竞选人阿尔法陶奥米加的汉克·豪甘扎上领带穿好外衣到办公室来会谈，并登载他的照片；波特的照片则是身着一件运动衫，还有他的开心大笑，显然是个普通人。
《沃拉恩戴报》是校园里惟一的报纸，本来是应该为所有学生服务的，但我，从编辑角度强烈支持我的伙伴波特。我召集一些独立派学生打破兄弟会的少数派规则。
我利用媒体的力量把伙伴推上政坛，对此我毫无内疚。
尽管有《沃拉恩戴报》的呼声，但我想，竞选快到尾声的时候，兄弟会的人总是大规模到场，而且投票时众口一词：我们还需要做点什么有戏 剧效果的事情才能彻底打破那块铁板？
许多姐妹会的学生对长得不错、招人喜欢的波特很有好感，她们也很喜欢兄弟会给他安上的那个“工贼”诨号。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给她们一些暗示，让她们完全偏向我们这一边？
我召集了一个由两人组成的政治联盟，开始谋划这桩秘密勾当。
选举的头一天晚上，我和波特准备了好几桶白粉胶泥水和油漆刷子。
早晨2点和4点之间，我站在自家那辆1937年产的V-8型避客住宅车里放哨，波特则在学校行政大楼和学生会旁边的人行道上刷上好几十条攻击他自己的标语。投票即将在学生会举行了，我告诉他说，让他自己挥舞油漆刷，这样对他的心态平衡大有好处。
那种自毁的标语是：打倒工贼波特。
第二天早晨，那些标语成为校园里议论的对象，一些姐妹会的姑娘气得落泪。她们为那种可怜和肮脏的宣传活动而悲痛，当然，让她们大骂的是兄弟会。
结果，“工贼”波特轻易取胜，867对693。
令我深感内疚的事
第二天早晨，政府事务部的主任比尔·法布尔教授在人行道上拦住了我。
“嗯，你感觉如何？”他问。
“好极了，”我吹嘘着说，“民主终于在这个校园里取得胜利。”
他嘲讽我：“你掌握了校园里惟一的声音，而这个喉舌本来是要为所有学生服务的。你利用这个声音选择自己的伙伴当学生会的主席，你当真为此而感到高兴吗？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是在怂恿不正当宣传活动？”
我预感他猜出了到底是谁刷了那样的标语。他实际是在说“你真是可耻”，而且他是对的。
我对他耸耸肩算作回答。但他让我想到了一些事情，我觉得自己的确是破坏了规则。
那种贼喊捉贼的“工贼”标语游戏的确是可耻的，可是，我为自己找的借口是，那是对政治对手往我的伙伴头上泼脏水的报复。
但是，无论如何，为我自己的事业和我自己的竞选人操纵新闻栏目是该受责备的，而且是不可原谅的。
后来，我发誓再也不搞那种不公正和不负责任的新闻活动，也不再容忍那样的活动，因为我在高中和大学就已经为此深感内疚。
正是这个原因：
◇《今日美国》拒绝登载任何来历不明的消息，也从不在任何一次总统大选中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
◇我反对某些类型的报纸，它们不仅仅使新闻偏向，而且还觉得自己的任务是要推举或推翻某位政治上的盟友或政敌。
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清理干净自己的行为，但是我很高兴自己在开始进入成年人的报业行当之前，先行摆脱了少年时期的新闻炒作行为。
有话直说：成长中的狗娘养的应该养成某些责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