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这个局限，往往是一个人的死穴。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自己的局限，这个局限就会成为人生的滑铁卢。20世纪，中国出了一个著名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远华的头头叫赖昌星，运用各种手腕，把很多官员拉下水，使之成为远华走私违法犯罪的“保护伞”。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官员生活得有尊严，有地位，为何甘愿做走私犯的“保护伞”而成为阶下囚？答案很简单：就是自己的弱点被赖昌星利用所致。据有关报道，赖昌星有一个专门招待客户的小楼，根据他对官员的观察，有的人喜欢美色，就安排他的女服务员与之“春风几度”；有的人喜欢金钱，那就把重金奉上；有的人喜欢古玩，那就不惜重金购买真品，专门投其所好；等等，不一而足。一旦官员的弱点被赖昌星利用，这些人就只能乖乖地听从赖昌星的利用和指挥。可见，如何清醒地认知自己的局限，不仅关系“自知之明”，甚至关系身家性命。那么，人生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局限？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自己的局限？
我们常常把人类自称为文明的生命，所谓的文明，实际上是指一种对世界和自身的觉悟。正是有了这种觉悟，人类才能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能做什么，自己能成为什么。遗憾的是，人类历史的几千年，“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往往充满了愚昧、狭隘、自私、残忍和暴戾。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产生人类历史上的很多悲剧，皆与人类没有觉悟到自己的局限性有关。于是，在盲目自大、自以为是的自负中，或者在盲目崇拜、迷失自我的愚昧中，许许多多的历史悲剧一再重演，让人一声叹息。我们在谈到人们的觉悟时，不仅包括了人对世界的觉悟，更应该包括人对自我的反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试图对人的局限和超越问题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以期在这种讨论中更深刻地认识人类自我，更深刻地理解人的弱点是什么，人能做什么，人可以成为什么。某种程度上，这种对自身的觉悟，是人类文明的“根”。
西方文化对人类的局限有深刻的体悟。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哲学中，有两个概念：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在他的哲学逻辑中，作为此岸世界的人，永远无法真正认识彼岸世界的真相。所以，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就是要批判那种脱离了经验世界的“纯粹”的理性，认为这是一种“僭越”，人类的理性只有与实践经验相结合，才能认识世界，否则只能是无果的努力。无独有偶，英国的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曾经提出了“假象”之说，认为一个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很难逃脱“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等种种制约。其实，无论是康德的此岸和彼岸之分，还是培根的各种假象之概括，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一人在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时候，都是处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都受特定时空条件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就成为一种规制个体言行的力量，就构成了现实人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种局限性？面对局限性，人类能否实现自我超越？这些问题，既是困扰人类文明史的永恒问题，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认识自我、如何明确自己的定位。
首先，我们要明确每一个人都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生存，谁也无法摆脱特定时空条件对我们的影响和制约，而这种制约，就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局限性。我们平日所说的所谓时代局限、阶级局限等，都是特定时空条件导致局限的体现。比如，曾有一个人向我询问：今天有必要大力提倡孔子的智慧吗？他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支持等级观念，和今天提倡的平等、民主、自由等理念并不一致。我告诉他：孔子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年代，乱世纷纭，风雨如晦，礼崩乐坏，在那个时候，孔子所强调的君臣父子之论，实际上是为了对治乱世的无序，希望中国能够实现井然有序的状态，这有什么错吗？你不可能指望他在那个时代提出类似于今天平等、民主的理念。我们理解孔子的话时，不能脱离当时特定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苛求历史，每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他那个时代的制约和限制。面对历史的变迁，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时代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应运而生的大思想家、政治家等，能够顺势而变，提出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主张，不断地推着社会向更文明的方向前行，这就是一幕幕人类文明不断交替的历史，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洪流。也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人也只能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完成自己的使命，一旦时空转换，每一个人应该懂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道理。也只有真正的智者，才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功成身退”不仅仅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人身哲学，更是对人生局限性的自觉。当属于自己的时代来临时，潇潇洒洒，干出一番事业；当属于自己的时代结束时，勇于向曾经的辉煌告别，给后来者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期，由于时空局限而带给中国社会的伤害，比比皆是。近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即是人类局限性的鲜活证明。当那些起义的领袖喊出“斩杀清妖”时，到处焚毁孔庙、道观等中国文化殿堂时，殊不知，太平天国的某些做法，并不比他反对的清王朝好到哪里。著名学者冯友兰在研究近代中国哲学史时，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曾国藩灭掉太平天国是大功一件。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如果成功，中国则会沦为一个封建专制加神权的时代，结果会使中国更加愚昧不堪。冯先生的结论固然是一家之言，但不可否认，洪秀全等起义领导人，限于时代和眼界的局限，并没有真正能够领悟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不可能提出类似民主共和的主张，更无可能为苦难的中华民族开启一个光明的未来。背负着历史因袭、阶级局限、时代制约等局限的这些农民领袖，怎么可能提出一个超出那个时代的纲领和制度呢？所谓美好承诺的背后，多半体现了农民兄弟纯朴的想象和憧憬。不独是太平天国运动，包括近代的康有为、袁世凯等，这些所谓影响时局的大人物，无一不是在各自的蒲团上跳舞，所演绎的故事都逃不出各自的局限。
认识到时空带给人们的局限，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一定是能够不断反省自己和自我警惕的人。我们会看到，人类社会的很多悲剧，都是因为人们没有觉悟到自身的局限性，看不到时事变迁，每一个人只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否则，那种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狂妄和无知，最终不仅会对人类社会带来危害，而且也会让自己承受历史的审判。
其次，人类不仅有特定时空条件制约的局限，从更宏大的角度看，整个人类都面临共同的局限，那就是人性的弱点问题。究竟什么是人性，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千百年来的各种争论，也没有消弭人性问题上的各种理解。对于人性的内涵，孟子曾经有一个说法：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君子存之，小人去之。就是说，人和禽兽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如饮食男女，但人和禽兽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如仁义道德；君子则是能够把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如仁义道德保留下来，而小人则是把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给丢掉了。如果一个人把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区别给去掉了，不就是我们所说的“衣冠禽兽”吗？通过孟子的说法，我们就发现所谓的人性，其实包含了各种可能，既有饮食男女的需求，也有仁义道德的理想，所以任何对人性简单的结论都是违背了人性的常态。既然人性充满了各种可能，如何超越人性的弱点而彰显出人性之中伟大的光辉，就成了人类面对的永恒问题。
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我们就容易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人类生活的状态，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性的展开。人性的复杂，决定人类社会的复杂；人性的内涵极其丰富，决定了人类社会也是多种多样。人性之中既有对欲望的膜拜和追逐，也有对道义的追问和求寻，那么在现实社会中，就会既有致力于家国天下的豪杰，有献身于穿透时空的超越性思考的圣哲，还有蝇营狗苟在欲海中沉沦的违法犯罪之徒。人性中不乏光辉的部分，于是我们的人生有时不乏勇气和担当；人性中不乏贪私的部分，于是我们的人生也不免沉沦和堕落。用这种角度看历史时，我们不难发现，多少大人物，似乎都在印证一个辉煌与沉迷的轮回，即便是伟大的英雄，也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原因何在？皆是因为人性本来如此。一个再伟大的英雄，都摆脱不了人性的弱点。从这个意义上，人本就是注定要犯错的生命，因为人性的局限使然。大家阅读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再伟大的英雄，也有的时候会犯低级的错误，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英雄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弱点。英雄的伟大在于多大程度上克服自己的弱点。
唐太宗李世民，是公认的伟大君王，有一次在退朝后怒气冲冲地告诉长孙皇后：魏征这个乡巴佬太过分，我一定找个机会杀了他。长孙皇后急忙问其中的原因。原来在朝堂之上，李世民每每提出自己的想法时，魏征总是喜欢说“不”。这样的次数多了，难免逆了李世民的“龙鳞”。而长孙皇后听后却叩首祝贺，李世民问为什么？长孙皇后说：任何一个伟大的君王，一定有敢于直谏的大臣辅佐。皇帝能够有魏征这样的大臣，实在是大幸，这是让您成为千古名君的机会！李世民听后若有所悟，从此更加注意兼听则明。魏征死后，太宗十分难过，恸哭长叹，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他还令公卿大臣们把魏征遗表中的一段话写在朝笏上，作为座右铭，以魏征为榜样，做到“知而即谏”。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道理：伟大的英雄如李世民者，也是喜欢顺从，喜欢赞美，这是人性的弱点使然，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弱点，这是客观事实。但是，李世民的伟大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弱点，能够尽可能通过各种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尽可能防止人性的弱点带来的错误。
既然人人面临局限性，大到人性使然，小至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都是内在影响和规制人们言行的力量，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人的局限呢？佛家曾言：一灯能破千年暗，一智能化万年愚。这个“灯”就是“觉悟”。所谓的“觉悟”，就是对人、对自己的局限性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而不是自以为是、自满自大，更有甚者，以为只手遮天，可以无所不为。人人都有局限，问题在于能否正视自己的局限，并采取恰当的措施避免局限。当一个人没有觉悟自己的局限性而胡作非为的时候，岂不知已是大难临头，此之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当然，也有很多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刘邦，汉代的开国君王，在楚汉之争结束后，有人盛赞高祖的伟大，刘邦非常谦逊地告诉众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攻城掠地，我不如韩信；定军心，运粮草，做后勤，我不如萧何；此三人，各有长处，而且他们的长处非我所及。但是，我很清楚这一点，所以，给他们创造机会，发挥其特长，最终成就了他们个人的功业，也成全了我刘邦的事业。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刘邦的清醒。但是到了后来，刘邦也免不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晚年宠爱戚夫人。在封建社会，大家都知道母因子贵，受宠的戚夫人于是动了更换太子的主意。刘邦爱屋及乌，决心更换太子。太子刘惠的生母吕后非常惊恐，最终请出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刘邦已经意识到吕后和太子的力量已经羽翼丰满，如果强行更换太子，恐怕会引来国家的动荡和灾难。于是，面对戚夫人的哀求，刘邦决定今后永不再提。尽管如此，刘邦由于欲念而动了更换太子的念头，实际上还是给后来戚夫人和儿子赵王的悲惨命运种下了苦果。刘邦去世后，吕后不仅害死戚夫人的儿子，而且将戚夫人砍掉手脚和舌头，做成“人彘”，让人惨不忍睹。
当然，一个人光靠心理上的“觉悟”克服人性的弱点还不够，还要真正能够将这种认知落实在当下，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知行合一”“行解相应”。对于社会而言，则要建构一套好的制度，防范人性之恶带来的伤害。以此视角重读中国的近代史，更会让人感慨多多。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慷慨悲歌，最终成就伟业，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独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历史责任，开拓出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毛泽东同志曾在1956年4月就提出了“走自己的路”的主张，后来，邓小平看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性、看到马克思的某些结论的局限性，看到革命年代我们形成的某些理论和思维框架的局限性，大胆地提出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强调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可谓那个时代金钟大吕之声。
人性的局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的宿命。我们作为人，都必须诚恳地面对人性的局限。因此，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怎么样少犯错。面对人生的种种局限，正确的态度是，我们要懂得时时反省，时时检查自己，善于倾听别人的批评和建议，虚怀若谷，谦逊善意。相反，那种自以为自己是完人，是可以发号施令，可以颐指气使，可以胡作非为的人，其结果不仅会自毁长城，而且还会给他人和社会造成灾难。
当我们明白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局限的生命后，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面对时空的局限，人性的局限，我们有没有超越这个局限的可能？如果有，我们如何实现超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特色。如果我们阅读人类的文化史，会发现：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人类的自我超越问题。比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他非常清楚人性的局限，所以提出了“原罪”的理念，提醒人们面对这种局限，必须时常忏悔和自责，否则，永远不可能到达美好的天国。但是，西方文明对待人的局限有一个基本的态度：那就是人的局限就是人的宿命，人自身不能实现自我的超越，因此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实现对人性的救赎，这就是上帝。康德之所以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加以对立，也是其内在的文化理数使然。
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对于人性的局限，自然有着不同的一番风景。在《论语》中，曾子言：吾日三省吾身；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还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等言语，体现了孔子对人生局限性的觉悟。他担心人们把特定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永恒化，所以提出“无可无不可”；对待教育工作，面对万千众生，他提倡“因材施教”，这都是孔子的伟大智慧。老子更是目睹人们因不能觉悟局限而带来的困境，提出“道法自然”，意在人们切不可因为“小我”的局限和束缚而失去了对宇宙万物的客观性关照。对于执政者，老子看到政治人物最大的问题在于困于自己的私欲而不能践行政治人物该有的担当和责任，于是告诫“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佛教也是如此，释迦牟尼关于盲人摸象的比喻，就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文化不仅提醒人们要时时注意人类自身的局限，而且在如何超越自身弱点的问题上，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的系统看法。儒家讲“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实现自我超越的可能性；需要注意，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不代表人人就是尧舜。中国文化认为，人类之所以受困于种种局限，是因为没有真正开启智慧，而真正的智慧就在人的心灵之中。但是，由于心灵的珠光被人类的各种欲望所蒙蔽，因此，人生沉迷于种种烦恼尘劳之中而不能自拔，最终在红尘的沉沦中而不能实现不断的觉悟。那么，古圣先贤认为要把人们的智慧打开，引导人们实现真正的觉悟和超越，就要净化心灵，引发人心灵之中本来就具有的智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通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做、非礼勿言”的告诫，就是让人们不要继续加重心灵的污染，然后再经过一系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功夫，恢复人们的本来智慧，从而能够最终实现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目标。道家的做法类似，无论老子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还是庄子的“无所待”“心斋”“坐忘”“逍遥”等，都是引导人们不要迷失于对外在诱惑的追逐中，真正明白人人本具的智慧，做一个不被假象迷染的“真人”。佛家同样认为“清静自性”，人人本具，而现实的人则迷失在种种的诱惑和假象之中，因此，只要解缚去粘，都能证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人生、宇宙之真相。
通过对中西文化关于人性超越问题的不同回答，我们可以得出：不管哪个民族的圣哲，都认可人类的局限，都要求人们警惕因对局限的不觉悟而引发胡乱作为，从而导致人类的苦难。但对于如何对治这种局限，西方将希望交给了上帝，用上帝的全能救赎人类的卑微。而中国文化则将救赎的希望放在了人自身，认为人人皆有这种能力，但需要圣哲的启发、教育以及个体的努力践行，行和解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对人类局限的超越。
总之，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明白了自己的局限，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只有奠基在对人类局限性的清醒觉悟之上，我们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才能明白如何在自己无知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无论是西方的外在超越，还是中国的内在超越，都告诉我们：人类的高贵在于能够不断地实现自我的超越，实现文明的提升。反之，如果人类自以为是，将某一个时空点上得到的体会加以绝对化，最终必然引发文明的沉沦和社会的愚昧。由此，我们就会赞叹为什么中国的第一部经典是《易经》，易者，大化流行，我们惟有抱着日新之谓盛德的自觉，才能真正摒弃固步自封，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地再创辉煌。可惜的是，今天的一些人，以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昭示的人性解放和制度建构，就是人类的永恒和文明的终结，让人觉得可悲。任何制度建构，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与时代，没有一个制度适应全人类，各国有各国的情况；没有一个制度会亘古永恒，人类社会总是处在日新之中，每一个民族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制度模式，并自觉与时俱进。简言之，文明永远没有终结，我们都不过是行在途中而已。
面对人类的局限，日日新，又日新，才是我们应该抱有的自觉态度。无论是时空给我们的局限，还是人性给我们的局限，我们都要抱着真诚直面的态度，有缺点不可怕，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规避人性的弱点。作为人，谁没有自己的局限和弱点呢？当我们懂得了人生无不面临各种弱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时时警惕自己，时时反省自己，并勇于超越自己，除了道德的提升之外，更需要建构一套好的制度来防范人性的弱点。只有这样，作为有局限性的人，才能少犯错，才能如孔子所言“过则勿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