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上南度过的。上南这个地方，既像冒险乐园，又像儿童监狱。
鹅城的孩子们从小就唱着这样的歌谣：“雄鸡东南广东省，广东东南飞鹅城。”北城是隶属鹅城的一个小县城。在古代，北城人见识狭隘，只知道他们世代居住的这座小城在鹅城的北部，又在东江下游的北岸，于是为其命名曰：北城。现代的北城人终于知道，北城原来坐落在祖国的最东南端。然而这名字叫得久了也就习惯了，于是北城一直叫北城。
北城的南部仅仅隔着一道青赫色的老城墙就与东江水相接。而上南就是那片被城墙放逐在人烟之外的荒野。城市与自然的交界处，瓦房、港湾、沙地与森林，组合成了上南。
外婆的家就在上南。小时候听说外婆身体很差，尤其心脏岌岌可危，受不住刺激。于是，就搬到了大家联合为她买的一幢老别墅里面。不知是必然还是遗憾，那房子居然离城区那么那么的遥远。
上南的天是那种水墨画里面才会出现的不太纯粹的蓝，总是糊着一层黯淡的灰。
上南的风很像一个流浪摇滚女歌手的声线，夹带着沙砾，覆盖着风尘，看似不经意地摩挲着你的肌肤，温柔地，难舍地，然后，突兀地一下子，就刮破了那些轻薄脆弱的上皮组织。
上南的江水很脏，脏得都没有人敢下去洗澡，同时恶臭满天。
上南的大地似弃置已久的杂物房，杂乱无章地散落着，东一块，西一块。那儿的植被全都是些顽劣的野草，要两只手紧拽着它们坚韧的躯干，像拔萝卜一样使劲才能让它们脱离地表。
我和文蠡从两岁多就搬到外婆家里被代为照顾。在记忆里面，上南就是童话故事书里面那些历险必定要穿越的隐藏着魑魅魍魉的森林，到了我们这里，就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不许”——不许那座过青灰色的桥，不许进远处那片森林，不许靠近江边，不许乱跑……但是孩童的天性便是越是禁止越想尝试，所以只要逮着机会，我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出逃，然后，进行我们自以为是的冒险。
我曾经被文蠡骗得去尝试一种野草，非常平凡的外表，茎的顶端长着单独的一朵米兰色花朵，细小如米，芳香扑鼻。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我对这种香气脱俗的草体现出了空前浓厚的兴致。文蠡指着它告诉我，这种花不仅香，而且很好吃呢。
“真的假的？”我对此表示怀疑。他肯定地点点头，说，真的，我可喜欢吃了。
当时的我兴奋得忘记了，整日与我形影不离的表哥怎么会有喜欢吃的东西而我不知道。然而当我真的把它放进嘴里的时候，他恶作剧的狂笑已经收敛不住要爆发出来了。
我的嘴巴肿了两三天。但是文蠡没有挨骂也没有受罚。被处置的是我。
在外婆的四个孩子里面，长女文彩鸾还没有孩子，老二文尹钟与一外省女知青育有一个七岁的女儿，我的表姐文忻。作为文家单传的男孙，文蠡自出生起就拥有他的堂姐表妹们所无论如何不能拥有的特殊照顾。文心兰先于我的舅母怀孕，所以我本应有一个表弟。大家也默认了这一事实，所以都准备好先去服侍较早生产的文心兰，好好照顾她一两星期，就差不多该去照顾舅母了。但是阴差阳错，从文心兰分娩前的十来天开始，她的病床上就只剩下了寥寥几个人轮流照顾日常。平素最疼她的文尹城更是彻底消失。当文心兰死去活来终于将我产下、还没力气从床上坐立起来之前，舅母就已经笑脸盈盈地抱着眼睛咕噜噜转动着的小男婴来到了文心兰的床前。
文蠡的降生有悖于老北城人“女孩儿早产，男孩儿晚生”的传统说法，不过大家还是都愿意把他归结为奇迹而不是怪胎。他打小就显得比我聪明、比我伶俐、比我俊俏、比我活泼，更有无师自通的本事。加上是独苗，所以自然更受宠爱些——所以，怪胎是我。文心兰对我的平凡沉默了一年多，眼见着我一天天愈加没有可能突飞猛进脱胎换骨了，就想到了一招绝的：在我刚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她带着我到文蠡面前，故意指着他教我：“快，叫弟弟。弟——弟——”
“说什么呢，明明是哥哥。”舅母不悦地插嘴。
文心兰不看她，反而向着我说：“呵呵，我的斐斐本来就比文蠡早来到这世界。嫂子，你还记得我刚怀孕的时候，你肚子还一点动静都没有，是吧。”
舅母眉头拧成一个结，辩道：“文蠡出生比裴斐早，就是哥哥。”
夹在这两个针锋相对的女人中间，聪明的我决定，以后无论任何时候，只叫文蠡，不称兄抑或道弟。只是这样两边逢迎的主意却再次遭到了不满——每次我叫文蠡名字的时候，外婆就冲我吆喝：“你想死啊！没大没小的！”
值得一提的是，文蠡也没像小说里应该出现的那样，在长辈面前做二十四孝乖乖儿，背地里却对我百般宠爱，把糖啊冰淇凌啊什么的都塞给我。他平日里主要做的事情有两件，整蛊我，或者冷落我。我的表哥估计压根儿就没把我当成妹妹看过，事实上，我超脱年龄的冷静与刻板（文心兰的真传）也从根本上把文蠡要当一个好哥哥的幻想给抹杀掉了。于是每当拌嘴、争夺玩具和食物甚至打架的时候，他从来都不让我，这更加锻炼了我要坚强不要软弱的性格。
我是先学说话后学步的。文蠡则跟我相反，在我流口水满地爬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踩着大脚丫子哒哒哒满屋子跑，然而一直到我可以念唐诗的时候，他才开始学叫妈妈，叫姑姑。为此还没少被我嘲笑过。但他最仗义的是，在我勉强能够摇摇晃晃走个十米八米的时候，他就开始想法子把我带出去玩儿。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玩这个字怎么说，更别提写了，就用手指着门口呜噜哇啦地乱叫，然后拽着我就跑。可怜我连走都走不稳，老摔跟头。每摔一次，他就惊吓地折返来查看我摔着了没有，一旦我挣扎着爬起来，就马上又被当做棉被一样又拖又拽地拉出门。
文蠡出门去其实也没干什么特别的，他就是不喜欢坐在凳子上被人用汤匙撬开嘴巴强行灌进食物，尤其反感有人使劲摸他的头发、捏他的脸。有时候他追老鼠，然后摔跤，然后再去逮蟋蟀。有时候他在草丛里玩捉迷藏，一直到把我吓哭才罢休。那时候才三岁的文蠡已经养成了一个很文艺的习惯，就是坐在沙丘上，沉默地看着坡下的东江水，或者更远的地方——墨灰的地平线。
一直以来，我们的视线范围内，江水是黑色的。渔船捕捞的地方，水也是黑色的。到了连船也不去的地方，水依然是黑色的。在上南这个荒野之地，太阳无处可躲，一览无遗。不知是否因为如此，那一道道的金光才更加黯淡，更加不甘，更加愁苦。
外婆的大房子是幢监狱。我一直这么觉得。老人家身体虚弱，腿脚不便，全身的敏感神经都集中到了眼睛和耳朵。一有些风吹草动，必定全身警戒，提心吊胆，当然，大部分是草木皆兵，还有一小部分自然是因为不老实的文蠡。上南的治安很混乱，亦是一大原因。大人们不许我们进入的那片森林，传说中就是北城里最大的毒枭、盗窃集团和杀人犯的藏身之地。但即使没有“坏人”来袭，我们还是被再三叮嘱，小心远离那些在附近游荡、过夜的叫花子和“精神病人”。
为了安全，外婆还是把我的房间安排在三楼。她自己和文蠡睡在隔壁。房子年代久远，梁柱和外部的雕饰倒是繁复而精致，像是旧时侨客回乡花钱建造的老宅。屋内石灰墙上脱落大块墙纸，露出里面深色的水泥。文蠡喜欢拿他的塑料玩具枪对着墙扫射，搅得尘灰满面，本来就弱不禁风的墙面更是岌岌可危。只要我们不小心往墙上一蹭，就变成一个灰人。房间外是两平方米的阳台，石灰砌的柱体栏杆很高，很粗，中间可以塞进我的脑袋。栏杆上同上放着几个小小的破旧的花盆，花盆里面只有深褐色的茎叶没有花。如果此时有人在对面用相机拍下这一幕景色，约摸就会被误认为是一幅巴洛克画像了。
而那个阳台——那个阳台——许多年以后，回想起我的童年，我总是禁不住想着那个阳台，咬牙切齿地想，痛心疾首地想，心惊胆战地想。仿佛它就是荒废掉了我整个生命力最天真美好的年华的罪魁祸首。无数次的禁闭和挨打，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小时候的我常常夜里睡不着，从床上爬下来不穿鞋子，轻悄悄溜到门口确认外婆的鼾声，然后就去阳台。我一般先站着，看着外面的天空，看夜幕和薄云，看皎月和繁星，看看那片遥远的森林和与夜色混为一体的东江。然后就想，想很多事情，小时候的我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思考很多很多的事，与我有关的、与我无关的都会装在心里，一边愁眉苦脸，一边用手去掰花盆里的植物——它们就是这样被我摧残坏了的。
等我站累了，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滑下来，靠在石柱栏杆上，把脸放在两根柱子中间对着外面的空气贪婪地呼吸，有时候还会哼起歌儿。当时有一首儿歌脍炙人口，叫《星仔闯天涯》。里面反反复复有一个让人心酸的童声呼唤着：“我要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没找到，如果你见到他就让他回家……”
不知怎的，我对这首歌极有感觉，于是整整唱了三年，每当周日回家前一天我就会没完没了地唱。大概是因为它里面只唱到了爸爸的关系。与此同时我最讨厌的歌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所以我老是故意把歌词调乱顺序来唱：“有妈的孩子像根草……没妈的孩子像块宝……”虽然两岁以前的记忆极其缺乏，小小年纪的我却自打有脑子开始就对那个时而暴躁时而冷漠的女人怀有本能的抵触。就算是个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婴孩，也不会有人对她的阴郁恐怖还感觉亲切友好的，亲生女儿一样如此。
那时候我是多么渴望回家啊。就算有凶巴巴的文心兰，毕竟我还是家里的独生女儿，有疼我的爸爸。在家里没有那么多的白眼和呵斥，更不会有数不清的这样一个夜晚，几岁的我在空荡荡冷清清的夜晚里反反复复唱着同一首哀伤的歌。
舅舅、舅母和爸爸偶尔会到上南来，把我们接回家住上一两天。我最骄傲的时候，是文蠡斜倚在大门口用满怀嫉妒的眼光看着我被爸爸接走，手里往往抓着一大袋糖果。爸爸用他胡子拉渣的下巴在我脸上蹭来蹭去，一边怪声怪气地吆喝，一边用两臂把我像秋千一样荡着、然后猛地一下子我放到他宽厚的肩膀上。除此之外，来看望外婆的人极少极少。
有一年夏天，在深圳读小学的表姐文忻回来看望外婆，并在此居住了半月。大舅舅生性沉稳木讷，大舅母聪明漂亮，两人早年在香港打拼天下，除了正月，甚少回来或与家人重聚，离婚之后，更是如此。那时候我们都对离婚没什么概念，因为无论离婚前还是离婚后，见到大舅母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此番依旧只见得表姐只身一人，文忻既甜美机灵又稳重老成，用彩色皮筋扎着坚挺的竹节辫，笑的时候眼睛弯成甜美的弧度，像玻璃糖纸一样缤纷又剔透。也许是年龄隔阂，也许地域差异，一开始她并不太搭理我们，还总是一副蹙眉烦恼的样子。外婆很喜欢找她聊天，以解多年如饥似渴的思乡之苦。然后她们就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一段对白：
忻忻啊，外婆问你，深圳好吗？
很好啊。
变化大吗？
很大。
漂亮吗？
漂亮。
那你喜欢深圳吗？
还可以吧。
外婆就开心了，乐呵呵地递给她几颗糖，又把她拉近一点，神秘兮兮地耳语道，“那你给外婆说说……”
文蠡和我自然是对深圳没什么兴趣的。对他而言，深圳甚至还比不上上南那一片神秘的森林来的有吸引力。表姐似乎也不太喜欢野孩子，我之所以这么觉得，是因为她总是把外婆给她那些糖果送给我而不是文蠡，心情好的时候还用那种翠绿色的玻璃纸叠小人，摆在地上，用扑克牌做成房子，然后就自己自编自导一小段故事。通常，她的故事里面没完没了都是男人女人的缠缠绵绵。很快，我就被这种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情节弄得无精打采，问她，你还有别的故事吗？
她头也不抬地继续堆砌着纸牌城堡，甩给我一句，没有。
我不耐烦地站起来，恼怒地说：真没劲。你想嫁人啊？
彼时我只有四岁半，也许是天生性格使然，也许是熟记港产电视剧使然，总之语气和表情已练就得足够老练，说这些话仿佛浑然天成。外婆恰好端着一盆黄瓜经过，一听这话，抄起一根黄瓜就往我的头上砸来：要死啊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头上挨了不重不轻的一下，呆立住不敢再轻举妄动。表姐拍拍我的头，轻轻叹息道：不用等我嫁人，有人就要先嫁了。
没过几天，我那雍容华贵的大舅母带着几辆大卡车来到了上南。我们的爸爸妈妈，所有成年人都在一楼客厅里集中开会，场面突如其来的严肃紧张。文蠡悄悄带我从后门溜出去了，不一会儿，我的心就被揪得痒痒的，吵着要回去。文蠡一本正经地教育我不要多管闲事。我们在离房子远一点的江边上玩，看渔夫们坐着船到江上撒网打渔，船很快缩成了黄豆大的一丁点，在肮脏的江面上飘摇着，孤苦无依的样子。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或者大人口中的“精神病人”，正在一步一颤地向我们走来。我攥住文蠡的手想跑，文蠡却大胆地站着等他过来，还开口跟他说话：“你是谁？哪里来的？”
那人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嘴里吱吱呀呀地说不清楚。我见他浑身上下臭气熏天，脸上黑一道红一道，眼神散乱但长了个又直又挺的鼻子。长发纠结成团，粘着数不清的污物，衣服上也是，裤子索性撕成一条条的，露出瘦骨嶙峋的小腿，光着脚站在乱石遍布的沙丘上。想来这是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了。
文蠡从口袋里掏出三颗水果糖，递给他。他像是看不懂他动作似的，一个劲地盯着他的脸。文蠡就把他的手拽过来，替他扔掉他手里抓着的发臭的白色塑料盒，把糖都塞到他掌心。
他捧着、看着，嘴上呜呜哇哇说个不停，还拼命点头、用黑乎乎的手指去搓糖纸。文蠡接过去把糖剥开了，那个疯子做了一件让我们都大吃一惊的事——他直接把糖往我脸上推，但没塞进嘴巴，反正是在我的脸上胡乱摁着。我哇哇乱叫着用手去挡，幸好文蠡迅速截住了他，拍了他一下，让他停下了动作。文蠡剥了另一颗糖，丢进自己嘴巴里，笑了笑。那疯子像是领悟了，学他的样子把糖往嘴里潇洒地一丢。糖掉了下来。他俯身拾起，也不拍去上面的沙土，直接放到嘴巴里。我似乎听到了几声“咔嘣”的声音。
“走吧，这人好恶心。”我使劲拽了一下文蠡，撒腿就跑。
“你等一等，斐斐——”文蠡在身后大叫，“哎！他居然有反应！我叫你的时候他居然有反应！搞不好他跟你叫一样的名字耶——”
我顿足，气恼地跺脚、看着文蠡。他正在开玩笑地对那个疯子说：“阿飞，我叫你阿飞好不好。这里还有糖，你吃吧。”
“脑子有病的是你还是他啊。”回去的时候我骂文蠡。
“你不觉得很好玩吗？”他说着，突然对我的口袋发动了袭击。
“喂——干什么！”
“嘻嘻，我的糖都给阿飞了，你就给我几颗吧。”
“无赖！你自己找外婆要去！这是我的！”
正在我们打得不可开交之时，我们同时看到大舅母带着她带来的人沿原路回去了。留在外婆房子里的大人手里都多了一张红彤彤的卡片，上面有两个我不认识的金字。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喜帖”这两个字，我只知道大家的脸色都很难看，而这种难看应该跟我和文蠡去招惹大人避而远之的疯子这件事无关。
大舅母大喜之日，居然是大舅舅亲自带领大家庭前去庆贺。他揣着一对足金的镯子，郑重地将锦盒交到前舅母手上，只说了四个字：祝你幸福。待舅舅一家和我们家送上贺礼之后，大家都发现文家的桌席被安排在酒楼最偏僻的角落，离主人席最远不止，还被一根大理石柱挡住了半围桌子。于是众人心里都暗暗动了气，虽然大部分表面仍是一派和颜悦色。小舅母殷勤地站起来为大家倒茶，文蠡乖乖地帮她拿杯子。我偷偷在桌子边上露出两只眼睛观察，大舅舅的眼睛一刻也不停留在新娘子身上。文心兰死绷着脸，不时眼光横扫，不知是瞪舅母，还是跟爸爸对眼色。
小孩子在这样气氛凝重的场合尤其容易度秒如年。好容易熬到了上菜，我才庆幸自己总算有事可干。一碟碟贵气的的金色盘子盛着的鲍鱼、海鲜与烤全猪尽显诱惑，我早早地坐定了，唯恐文心兰遗漏了她身边的可有可无的女儿。这时候文忻走过来，勾勾手指让我过去，问我，你们的表情好奇怪，你们想干嘛。
我没想干嘛，只想吃饭。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好。她指着她面前的一碟青翠欲滴的果子对我说，你尝尝这个。
我看了看那些长得跟灯笼有几分相似的菜肴，确定它既不是肉也不是海鲜，就疑惑地问：“这个好吃吗？”
“嗯，它叫五味果，神奇吧。你试试看嘛。”
说话的时候，她面无表情。
我就听话地用勺子舀了一个，“啊呜”一口，咬了小半个。
瞬间一种比文蠡用来骗我的那种草还要强烈几倍的麻痹感从舌尖蔓延到了喉咙。我的整条舌头都像被放到炉火上旺旺地煎烤着。一眨眼功夫，我整个大脑都空白了，一心只想跳进一个冰窖里彻底把我的舌头冰冻掉，泪眼汪汪、满脸涨红，就这么不知所措地傻杵着。桌子太高了，没人注意到我，表姐的脸别向另一边好似在关心别的事情。我站了大约半分钟，哇哇大叫着，没命地冲向我爸爸。
那顿饭我一口气喝了三杯茶和吞下了一碗米饭。当味蕾重新感受到了米饭的甜味儿时，那种叫人头皮发麻的麻辣感也渐渐消褪了。可是这时候，我已经再也吃不下任何山珍海味了。
原本对亲人再嫁这种事情没有任何感觉的我，事后回想那一天是多么的凄惨痛苦——可惜了那一桌诱人的佳肴。新人致辞理所当然是没听到了，即使听到了也不干事；那一顿饭是怎么收场的，也不记得了。我所记得的，就是那一颗小小的威力无穷的青椒——是的“青椒”，以及表姐面无表情的侧脸，满脸的漠然。
好多年以后，一直到我上了小学，才收到表姐的来信，第一次提到这件事。她说，你真傻呀，估计全场除了你之外我都找不到第二个人会上我的当。其实我当时没想干什么，真的，只是想找个人泄愤而已。
我隔着信纸都能回忆起她那副冷冰冰的表情，估计就跟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一模一样。她用一种嘲讽的语气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城市里有个女人为了下乡被迫与男友分开，在乡村里被另一个朴实善良的男子感动并嫁给了他。但是她发现那个人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骑士或乡绅，他真的只是一个乡下人而已。于是她离了婚回到了昔日恋人身边。他们现在也吵，也斗气。“这又不是童话，也不美好，但不知为什么，我发现自己很难去责怪她。”她最后写到。
我依旧如同当年，对这些三流爱情故事嗤之以鼻。但当我信纸塞回去的时候，发现信封里面异常堵，一倒腾，里面掉出三个用绿色玻璃糖纸折的小人儿，其中两个牢牢地粘在一起，另一个散落一边，她没有注明名字。但我明白了。
我在上南生活的最后一年，外婆家里迎来了一位新客人，或者说，两位客人。那时候我已五岁，比起会被一颗青椒折磨得百般痛苦的年纪，自是懂事了许多。大腹便便的姨妈的到来不但没有给我和文蠡带来什么新鲜和喜悦，反而徒增了我们的痛苦。每当她用那种可以刺疼你耳膜的尖锐嗓音对你大呼小叫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油然而生出一种“只要她闭嘴让我干什么都愿意”的绝望想法。常年窝在椅上的外婆也不得不开始楼上楼下地奔波。姨妈怀孕已经第九个月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她即将临盆却还要搬到这样偏僻的不毛之地。后来偷听大人的对话才知道，常年在工厂工作在工厂吃在工厂睡的姨妈最近才“想通”了，嫌厂里环境不好，要到郊外休养助产。
就是说，这座老房子里随时都会传来一阵山崩地裂的叫喊，直叫得风云失色、天昏地暗，然后就有一个顽皮的小宝宝蹦出来。我向文蠡述说以上这个想法的时候，文蠡一个劲地傻笑。倒霉的是，姨妈看到了文蠡的傻样，就问他为什么笑。文蠡老老实实一五一十地说了。姨妈夸张地大叫一声：“要死啊！你妈怎么教你的啊！”文蠡在她背后偷偷捂紧了耳朵。
可怜我连耳朵也不能捂，忍受了一场激烈的耳蜗震荡之后，还被外婆拎到了三楼房间的阳台，双手交叉叠在后脑勺上，蹲着从一开始数数，数到一千。百位数不会念，就得每次数一百，数十次。这个时候大家都吃过晚饭正一起热热闹闹地凑在客厅看电视，外婆端出凉了的饭菜，一边喂我，一边骂骂咧咧因为我而耽误了她正在追看的一部连续剧。
姨妈人不坏。这倒是真的。她只是，怎么说呢，只是有点儿心里不平衡。外公极其疼文心兰，文尹钟和文尹城也都很疼文心兰，而我爸爸最疼文心兰了，这几乎是整个水心围都公认的事实。当七岁的文心兰穿着时髦的小格子裙倚在父亲的背上，手里抓着糖果和牛奶去上学的时候，那些还套着哥哥们穿旧了的大外套、揣着既当早餐又当午饭的面饼、光着脚走几十里山路去镇上上小学的姑娘们大概都默默地感到心里不平衡。姨妈不是后者，只能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但家里有这样一个妹妹，心里不平衡不说，脸上多没面子呀：恨父亲偏心；恨自己早不出生玩不出生，偏偏是两个捣蛋坏小子的姐姐，而不是万千宠爱集一身的小妹妹；恨自己命不好，都熬成老姑娘了才嫁出去。说姨妈不坏，就在于她的直肠子和一根筋，时常没大没小地在外婆和文心兰面前假装怨气十足地数落，说得有声有色像是真的一样，结果却往往只是为众人带来一乐的喜剧段子。她抱怨来抱怨去的总也只是那几句话，说着说着就脸一红，脖子一梗，然后一杯白酒就下肚了。
X光检测结果出来的时候，姨妈知道自己怀的是小女孩儿，上身往后一仰，假装悲壮地长叹一声：“完啦，又是凄惨女儿命，千年不易啊千年不易。家产没咯，家产没咯——”文心兰狠狠崴了我一眼。这个动作逗乐了姨妈，她摆摆手，说，你别担心，我女儿比不过斐斐的。她爸爸是谁呀。
文心兰毫不客气地用相同的眼光崴了她一眼，她尴尬地接道，“……更别提妈妈了，是吧。”
此时小暑已过，大暑未至。上南的天气倒是比城里凉快几度。姨妈整天无所事事，早上打着遮阳伞在户外晒太阳，眯着眼睛看江上的渔舟，然后回屋内大声地跟我们抱怨打渔的人是多么不道德，在那样脏兮兮的水里捞鱼给人吃。然后她就死活不吃外婆从市场上买来的鱼了。中午太阳毒辣辣的，她就坐着看电视，躺着看电视，一直到深夜睡觉。时不时也吼一嗓子，那多半是她想吃西瓜，或者时令的新鲜水果。
后来姨妈突然迷上了胎教的说法。她不知从哪儿倒腾出来一本发黄的故事书，黄昏时分，就在户外一边乘凉一边给肚子里的娃娃念故事。我很快发现了其中的乐趣。于是我在姨妈夹杂着大量本地方言的普通话里听完了《一天一个好故事》，其中诸如《小熊受骗记》、《诚实的好孩子》、《小小音乐家》、《小白兔和小镜子》之类的童话让我印象深刻，转身就口述给文蠡听。他没有我听故事的耐性，反而对舅母给他买的小算盘爱不释手，把百位以内的加减法玩得风生水起。这让外婆赞不绝口，认为能从一数到一百的人十分了不起。我曾经听她自己说，她毕生只会写三个字：一，二，三。这也就是拿笔在纸上画几横的事儿，还是从外公那里学会的。听说外公是个木匠，文革时落了一身的病，早早去世了。外婆是童养媳，五岁时从深圳被拐到北城来。但从她的描述来猜测，我外公待她极好，一点不比那些自由恋爱的男女差。可她还是对家乡念念不忘，落下一块终生心病。
外婆一生待人颇为温和，然而却对一座城耿耿于怀了七十多年，仿佛它是她的不争气的初恋情人。本来北城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北部，鹅城西北部，南望东莞，毗邻港澳，距离广州、香港、深圳不过100公里。按说，这样的地理位置对于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可事实却不是如此。在我出生那一年，也就是1991年，北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2300多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有600多元。但到了我差不多一岁的时候，深圳的发展速度就像是射出的子弹一样一日千里，相比之下，北城就成了龟兔赛跑中的那只乌龟，慢里斯条，但孜孜不倦。外婆为此很痛心疾首。
姨妈的故事讲了不到二十个，富有教育意义的童话故事就变成了她和外婆两个女人之间无伤大雅的嚼舌根。起初我没有意识到一个女人也许可以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情，但两个女人挨到一起，不是鸡飞狗跳便是蜚短流长。在我莫名其妙地听了一天文心兰的绯闻逸事之后（听起来她在我爸爸之前还有另一个男人，并且那个男人是个有妇之夫），不得已放弃了听故事的幻想乖乖地回到了里屋。
如果说胎教这种事情是百分之百可信的话，那么我只能惋惜我的小表妹在姨妈好吃懒做的培育下埋下了这样一颗亚健康的种子。姨妈的产期恰在大暑，太阳异常猛毒。清晨五六点，我还在朦朦胧胧的睡意中已经被外面的光线射得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吵醒我的是姨妈的喊声。像以往多次一样，我都把这当成是她要排泄或者排遗之前的大惊小怪。但直到我下楼吃早餐，看到被两个穿着白大褂的陌生人担着的一脸惊慌失措的姨妈，才意识到这一天终于降临了。我的表妹，我的小小表妹要来到这世上，我终于不再是这个家里最年幼的一个了。
终于等到我们被批准可以去医院看望的时候，我从病房外面的玻璃窗里看到姨妈怀里一个小小的紫红色的脑袋，被一大块羊绒裹得严严实实。我还没雀跃着去拥抱新生的女婴，一个人影抢先一步从医院走廊外面的座椅上跳起来，搂住我的脑袋。
“嚯，表姐！”我脱口而出。
“吃青椒吧？”她朝我挤挤眼睛，我吓一跳，定睛一看才认清她手上的是青苹果。她亲亲热热拉着我，告诉我她这次回来北城念中学。小学毕业后，大舅母常常和丈夫吵架，一气之下外出经商。家中待不下去，就暂时寄宿我家。我正在疑惑，表姐寄宿在“我家”，那我去哪儿？文心兰本来在病房里忙活，见我们俩还站在外面，就招招手，喊出了一个对我而言陌生得有些刺耳的名字。
“我现在改名为左忻了呢。”她笑笑。这个姓是属于大舅母的。我自觉不习惯，也没有多问，将注意力转移到里面那对幸福的母女身上。
表姐左忻在我五岁的时候转学至北城小学。次年考上北城中学。不仅如此，这一年文心兰的大姐文彩鸾的女儿出生，名为夏粲晴，两人同寄宿在我家由文心兰抚养。彼时文家长女已至豆蔻年华，我和文蠡也都快上小学了。到底粲晴的母亲，我的姨妈是外表精明强悍内心小女人，直接导致她感情不顺，眼看要奔四十才苦得一女。大概是心底里很知道自己，唯恐当了个坏榜样，于是铁了心要女儿从小走正常女孩路线，坚持要文心兰代养女儿。这一决定令我啼笑皆非。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个明智的选择。
而这一长串在上南经历的童年往事，就结束在这里。
多亏了表姐表妹，灰溜溜的我总算被光明正大地接回了家。我家没有巴洛克式的阳台，“我要找我爸爸”的歌声也再没有再午夜响起过。因为她已经找到了。
再见，上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