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证据能够表明，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获得了较战争之前相对从容的生活，尽管曾有人指望以战争来解决人不足食的社会难题。相反，倒是有无数事例证实，每一次战乱过后，世人的生活都是愈加艰难。那么也就存在了两种可能：人口的增长可能并非人不足食的根本原因；人们生活的困顿与否可能并不取决于人口数量的多寡。
对于清朝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自康熙至乾隆中叶，中国人——主要指彼时占全国人口总数90%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还名列前茅，据言即使是当时的英国农民，也还在把白面包当作孝敬祖父母的上好食品。自乾隆末期，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则持续而稳定地每况愈下，逐步沦落到嘉道年间难以为继的程度。从19世纪初开始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的一呼百应，可以推断出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已然糟糕到相当地步，否则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
世世代代生活于儒家氛围里的中国农民，习惯于渐次降低自己的生活来适应现实境况，他们具有近似于天生的精神惰性，瞬时的反抗与冲动的爆发，哪一种都不是他们的长项。所有的起义或者暴动，都只能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一定有着深浓的怨气，早已长久地积郁于农民胸中，这些相继喷薄的火山，不过是缘于心中久抑的强烈不满。
事实是，人口增长不必然导致人不足食，仅是其可能性之一；人口数量的庞大也不必然导致人们生活困顿，亦仅是其可能性之一。“人多则穷”假如果真成为现实，一准儿还有其他因素同时存在，这些其他因素或许才是更为致命的。
中国于有清一朝的人口增长，实质上还衍生出另一类现象，此类现象虽不具显明歹意，当它们相继作用于社会，破坏力却是丝毫也不逊于战争、灾荒与瘟疫。或者说得更公道些，正是这些现象导致了社会的病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战争、灾荒与瘟疫的发生。不过尽管这类现象出自人口增长的母体，却并非人口增长的独自孕生，而类似一种人口增长与政治体制的杂交品。此类现象生成之初也并不以战争、灾荒与瘟疫为目的，却是在发展过程中，根本上扭转了社会的政治清明之环境，从而切实成为三者的帮凶。
在一个国家里，倘若一部分人口只是人口，而非人手，那么当这部分人口的数量超过一定限度，这个国家就会趋向贫困；反之，倘若一个国家的人口有绝大部分可以转化为人手，这个国家就有理由实现富强。当一个人的两只手有机会参与社会劳动，当他于这项社会劳动中创造的价值，超出他生活的必需消耗，他的存在对于社会财富而言就是积极的。
大致可将人手分为人力与人才两类。
清朝时期的中国，人力主体仍是农业劳动者，会有多少人口可以转化为人力，取决于土地的吸纳能力。如前所述，土地吸纳能力曾经良好过，却是在后来接近于枯竭了。传统的人力转换渠道发生阻滞，新生的职业接纳能力却极有限，以致没有足够的有偿劳动来保障大部分人的生存。清统治者有一个令人遗憾的落后认识，他们向来认为“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从而使社会从上到下形成一股打压工商业的氛围，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尽管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传统手工业也到底得到了相对提高，手工作坊也已逐渐增多，却是仍然没能形成在时间的流程中理应形成的工厂制社会生产，致使愈来愈多的农村失业者丧失了人力转型的良好机会，彻底沦落为社会的负担。
清朝时期的所谓人才，由于教育的单调而非常单一，几乎可以专指那些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又进而由功名获取了官职的政府人员。工商业属于末流的时代价值观，使在这些方面即或有能力的人也得不到普遍的社会尊敬；科学技术方面似乎还更惨淡些，清朝时期的中国社会从未给有此天赋的人一展身手之天地，更不曾准备相关的名誉以资奖励。康熙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却是停留在个人爱好层面，从没想过要将其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至于雍正和乾隆，则连这点儿私人兴趣都没有了。更需要灰心的是，人口经功名再经官职的人才转换，其路径相当狭窄，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而愈加拥塞。有清一朝虽然对科举名额和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做过一些调整，但是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和速度相比，还是较前期有很大下降，这就事实上导致了大批文人的过剩。这些过剩文人虽都有做官资格，却是求官不得无官可做，又难得屈尊为人力，只好谋求寄生般的别样出路。
从人口向人力和人才的转化机制来看，即使不说中国自清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落后，单就清末的社会动荡及其政权的最终瓦解而言，清统治者自己的见识就理应负有相当责任，即使言其一定程度地咎由自取，也实在算不得刻薄。清统治者与现实协调的能力属实差了不止一点，以致很多时候不顾现实而一味地固守陈规。
也恰恰缘于清朝人口向人才转化机制的痼疾，使这一时期的所谓人才，只能属于管理型，充其量说是服务型，而非创造型人才。这样的性质决定了这些所谓的人才，虽然必须由政府支付薪水，却是丝毫不具创造力，不会为社会发展添加多少助力，更不会对社会生产的进步提供科技的基础。或许也可以这样说，这些所谓的人才只是消耗性人才，而非建设性人才。当一个国家的人才仅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别的，那么这个国家的所谓人才愈多，则政府的负担愈重，则百姓的负担愈重。
与前朝相比，清朝的政府官员是明显增多了。资料显示，中国历代官员与百姓的比例，大致是这样的：汉朝为1:7000，唐朝为1:3000，明朝为1:2000，清朝为1:900。也就是说，明朝时期2000名百姓供养一名官员，清朝时期900名百姓供养一名官员。明朝的最高人口数字是6300万，可以想见清朝时期的官员增长多少，百姓的负担又加重了多少。
至于如何养活这些官员，清政府又似乎过于仔细了，肯于从国库里拨出的薪金总额很是有限，致使官员们的法定薪水极不体面，即使是贵为江南织造的曹雪芹祖父曹玺，亦不过“每年应支俸银一百三十两”，“月支白米五斗”。如何用这些不体面的钱米来支撑体面的生活？看来也就只存搜刮治下百姓这一条途径。地方官们也大多这么做了。也就使社会出现了一种古怪现象：所谓的国家正赋看似一减再减也属实少之又少了，而国之百姓却也当真一年穷似一年也苦之又苦了。
这古怪现象的衍生源自地方官的手腕。事实是，政府一面频出惠之于民的良法美政，地方一面频增各种名目的附加税；政府的恩政愈多，地方的附加税愈急。这就导致无论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还是“摊丁入地，丁地合一”，每一款发展至后来，对百姓的减负而言，都不过是一团美妙的粉红色泡影。
不能说这是北京与地方商量的结果，应当说政府并不见得希望看到这样的现象。政府的责任在于，它制订并运行了一套使地方官可以如此上下其手的机制，并在问题突显之际，还发现除了不事声张地将其吞咽下肚，再也别无他法。
在这些名头繁多的附加税里，有一种名曰“羡耗”的最为出名。征收来的散碎银子，总需加工再铸方可交给国库，过程中的损耗以及运费，甚至所缴粮食入库时必然发生的雀耗和鼠耗，就是“耗羡”，得纳税人来承担而多交钱粮。各地方对此费的收取比率不同，唯收取愈来愈重是共同点。“羡耗”以及其他各种赋加税的事实存在，使“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逐渐成为人人的共同感受，终致怨声载道，怨气冲天。精明的雍正看出了不妥，不过他掂量再三，还是决定了“耗羡归公”，自此全国均以定额征收而纳入正税。北京每年也都会从中抽取部分返还地方，名为各地方官之“养廉银”，其数额高于法定薪金十数倍至数十倍。
雍正缘何不曾制止而令地方官收手呢？
——或许唯有精明的政治家方能圆满解释。
此刻所能摆出来的，不过是一些史书记载着的事实。事实是，各地方官的花费，且看似均属必要的花费，是愈来愈多了。这套运行机制中的地方官，颇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养家人，上有老，下有小，一旦使他丧失了赚钱的功能，显然会后患无穷。
花费之一是必得支付所谓幕友或书役等人的薪水。地方官接收幕友与书役等协助其处理公事，已堪称传统，不过有清一朝地方官所蓄幕友与书役等的名额已远远多出前朝。这些人大多来自那批“过剩文人”，他们入仕无望遂退而求其次，转身托人依附于地方官，以随员或助手或胥吏或仆役的身份，干些出谋划策、记录、送信和催科征税的事情。这就是过剩文人的“别样出路”，除此还有口碑极差的讼师等。这些寄生于地方官的人既属编外，薪俸则由地方官自理。地方官哪儿去淘弄呢？答案显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
花费之二是打点上头的长官，说得严肃点，是孝敬，因为被孝敬已渐成上层官僚的习俗。苦读十年或数十年之后，终于在竞争激烈的科举中考得了功名，但这功名能否得到实职，则是一场更为严酷的竞争：官缺有限，候官之人忒多。至于谁能候得官缺，尤其在候得官缺之后能否尽快得到升迁或流动到肥缺之位，尤其在风吹草动之际能否受到特别关照而不至于就此落马，在格外讲究人情的中国社会，必不可免会有私人情谊的参与。私人情谊的培养与巩固，则向来与金钱脱不了干系，且往往不须动用“行贿受贿”来损及各自颜面，单只是“祝寿”和“谢师”之类的堂皇礼数，就足以将各自的情谊厚薄淋漓尽致地给予传达。在时代还不曾提供出更多的生财之道时，这些孝敬的礼金，很大程度上依然需要取之于土地。
若说900个农民抬一顶官员的轿子还不算怎么超负，那么当这顶轿子里额外还藏了诸多幕友和书役，还藏了诸位大臣显要无止境的奢华和尊贵，这顶轿子的分量，还估算得出么？当这些附属物俨然已成为这顶轿子里的必需品，则不由农民抬，谁抬？会指望北京主动伸手接过农民的负担吗？
一位著名史学家曾对此做过这样的概括：“各级政府都变成了越来越增多的职业大军所附着的机体，他们利用帝国的行政机器作为自己经济斗争中的武器”。在这种争斗过程中，一些官场潜规则陆续得以衍生，当它酿成一定气候之际，也还同时让人意识到，世间已没有哪种力量可以迫其停止，相反，倒是摆明着要人人都被迫将其宽恕，并于集体失声后继续地如法炮制。这使农民在养活自己之外，也还在事实上养活着普天下的“人才”；农民养活自己的成本，还与养活“人才”们的成本迥然不同，完全的两个档次，两个级别。
因为这些被时代所锻造的特殊“人才”的空前繁荣，有清一朝的中国，已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世人对金钱的偏爱与追求，赤裸裸地给以表现，其聚敛途径，既不择手段，又公然成风。当传统上理应秘密操作的事情，一旦不再被认为有必要保密，那么这个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则一准儿出现了根本性扭转；被这种价值观所笼罩着的社会，则注定百弊丛生。
显而易见，国家中此类独具特色的“人才”愈多，对社会资源的蚕食就愈甚。当这些合法或曰合规则的密集人才，齐刷刷将手臂伸向土地，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夺，也就实在不亚于蝗虫。这或许是个有失敬意的比喻，好在并未因此有失精准。这样的剥蚀，也就为战争、灾荒和瘟疫的来临，打下了完美的埋伏。
在一个理智尚存的社会里，不管政府如何贪财，底层农民的生活状况也是其必须考虑的，倘若不想自讨麻烦，就不会让农民丧失自救的能力——自救能力一旦丧失，每有风吹草动，就会有大批农民失业流离，从而导致社会的动荡。也就是说，即或政府实在不便于多为农民着想，也总需为自己手下留情。有清一朝的政府及其官员，则似乎业已在金钱的刺激下，逐渐丧失了这份必要的理性，从而导致了更多农民自救能力的完全丧失。
自救是一种本事，得看你是否具有。人的活着需要自救，一种被迫的自我搭救，精神上、肉体上，都难免需要。精神上的自救依赖于个人的内在潜质，肉体上的自救则只有仰仗实实在在的物质。中国农民向来不大关心精神生活，也不曾有人启发并指导过他们，人人都只要他们忠厚老实听摆布就够了，人人都将他们的忍耐与忍让看做美德连番赞赏与鼓励，久了，他们也就真是这样了。不过他们还没有愚到或被愚到忽略肉体存亡的地步。
人的知觉有两种，一种来自心灵，一种来自肉体。对农民而言，即或他们的心灵知觉是混沌的，肉体知觉却仍然清醒着，只是当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肉体生存已然受到严重威胁之际，他们也将同时看到自己的两手除去满掌老茧再无一物，再无一物可供他们用以渡过眼前的难关，他们什么都不曾攒下。
他们原是很想攒下的，“有备无患”始终是中国农民信奉的老理儿，可是他们攒不下。他们的番番试图攒下，总要遭遇屡屡的失望，不管他们每年春天如何振作精神，也马上就会有令人担忧的事情发生，让他们总要在秋天到来之前就早早地再度委靡下去。年复一年的盘剥与压榨，打定主意不允许他们攒下。于是他们在灾难中成批成批地破产。
清朝的被扭曲变形的人才们，不仅对社会的“人力”转换能力具有破坏性，也还会导致原有“人力”向“人口”的倒退性复原，使百姓的个人价值对社会财富重新构成负数。这是一个连环的因果关系：人才们对财富的贪恋，使农民只好更勤地取之于土地；土地不堪重负，屡屡以歉收和灾荒来表示不满；农民的生活日趋困顿，徘徊于生存边际线左右；下一次歉收或灾荒到来之际，即是无法再撑的农民破产之日；破产之农民，也就失去人力的身份而成为社会的负资源。
所谓天灾人祸，意即天灾之际，必存人祸。如果说天灾可致民间三分饥寒，如影随形的人祸势必将其推演至十分方能舒坦。灾荒的眼睛，不仅看得到一个政权的性能优劣，更能看得清当下社会的世道人心。有清一代的中国，每一次灾荒经过，都会留下更多的赤贫之民，一双再一双趁机攫取财富的黑手，都在齐刷刷表示若非如此，它们就坚决不肯罢休。
天灾之际的政府，总是貌似无辜的，及至还会在每一次灾荒中，煞有介事地扮演救助者的角色。不过很多事例表明，这样的角色扮演更多只是做个姿态，效果如何并不是政府所能把握的，看起来也不是它当真关心的。嘉庆十三年（1808年）时，山西“淮安大水”，地方官就曾以赈灾为名，“捏开侵冒，私饱己囊，香员贪图分润，通同作弊”。
不必指望这只是个案，亦不劳质疑“他们可怎么敢”，比这更造次的事官员们都敢作敢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时，浙江王姓巡抚贪污赈灾粮，被斩，也同时斩了22个相关者，然后由闽浙总督陈辉祖查抄王巡抚之家，陈总督竟然趁机藏玉器、掖朝珠、以银换金，将王巡抚家产大半纳入己囊，事发，被赐自尽。
乾隆十一年（1746年），福建曾发生一起纠众抗租事件：清廷“蠲免钱粮，乡民欲将纳业户田租，四六均分”，业主不答应，遂致冲突惊动官府。乾隆于北京听闻后大发雷霆，言：“朕之蠲租赐复，出自特恩，非民间所能自主。佃户之与业主，其减与不减，应听业主酌量，即功令亦难绳以定程也。岂有任佃户自减额数，抗不交租之理”。类似案件也在山东、山西和广东迭出，乾隆均是这个态度，连番谕令各地督抚“谆切化导，使民有所敬畏”。从中不难看出，乾隆的免除钱粮脱不了应景之嫌，很大程度上是为满足至尊者施恩于人的心理使然，并非出自对黎庶百姓的悲悯关切之情怀，故而只要自己姿态做足了，也就算了。
据言乾隆曾耗毕生心血写下4万余首诗，算了算，从他出得娘胎至谢世，89年中，平均每天做得0.8首诗，了不起。其中一首名曰《耘田者》，以这样的句子表达了这样的情感：“老农炙背耘田苗，汗湿田土如流膏。广庭挥扇犹嫌暑，彼何为兮独不苦？独不苦兮无奈何，未见应比见者多。农兮农兮良苦辛，惭愧身为玉食人！”不知此君当时有无近前去问个究竟“彼何为兮独不苦”，是否老农身怀绝技？至于“惭愧身为玉食人”则似不劳深究，一个并不怎么“以万民之忧乐”为己意的君王，这样的感慨或者只为韵脚而生，或者只图行文的前后呼应，而已而已。
皇帝已然如此，普遍的社会良知与富有实效的社会性救助，想来也就双双不必期待，况且两者直到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之际，也才刚刚有所发育。一个政权既然已经“百弊丛生”，也就意味着治疗的无从下手，就像一个老人已然积攒下若干病灶，治其一副作用于其二，治其二反攻其三，治与不治，都已是一个了字。
对于大量农民的破产，如果说人才们起到了充分的铺垫作用，关键时刻的落井投石之举，则还有商人与高利贷者的爽快参与。不管政府如何小瞧商人与高利贷者，事实都是人家富了且愈富了，政府给排名第二（仅次于人才）的农民则是穷了且愈发穷了。
当老天爷不再和蔼，当土地佬不再主事，当天与地由雨雹风蝗给漫漫统辖，天与地之间的人，就会成为地面上最多余的生物。多余到他们彼此嫌弃对方的存在，多余到部分人总需在此时被同类给清理出地球，以便余富出更多的土地，来容纳清理者攫富敛财的狂喜。狂喜于攫富敛财的人，从不对同类施以仁慈，就如他们似乎也从来不需要仁慈一样，财富总是他们认定的生存的最可靠保障。
遭遇天灾人祸的农民会于此际发现，原来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除了地皮上还残存的草根、野菜和观音土，也再无别物，每一双伸向他们的手，都讨要着他们仅有的或已然被讨走了的东西，没有一双手是热乎乎的给予，哪怕只是稍稍加点儿力气的扶助。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倒下与连续倒下；没有人介意他们的离开与接继离开。灾荒告诉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这个世上真正多余的人，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曾攒下。
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东威海卫夏秋之际发生水灾，次年春“饥甚”，遂有很多商人于海路从奉天运购大批粮食，“粮艘衔尾而来”，他们一边高举“救荒义举”旗帜，一边以尽可能的至高价格抛售，暴利滚滚有如泄洪；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山东曹州府巨野县颗粒无收，民间大饥，而“富户多囤积居奇”，令“米价腾涌，贫者不堪”；乾隆五十年（1785年），山东邹平县“大旱，岁歉，夏大热”，次年春，米粮意料之中的奇缺，遂有商人脚不沾地儿囤积贩运，致“米价涌贵，米一斗值制钱二千二百五十”……
当粮食不再是种粮之人所能收获之物，金钱也就成了种粮之人的活命资本，种粮之人的手头多半并无现钱，也已被细心人考虑得颇为周全。嘉庆六年（1801年），山东登州府文登县“大饥”，相邻县镇的诸位富商大贾，遂乐颠颠旋至，出银十万两于文登县“开设大当三座”，善心善意救灾救难于劳苦大众，将粮食送上家门，将劳苦大众的地契房契纳入袋中。当铺，作为高利贷的古老资本形态之一，于此际发挥了它食人无血的本质属性。
始终在小心翼翼维护自耕农身份的中等农户，灾荒之年也就成了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阶层的刀下之肉，无论如何挣扎，都难逃一个斩字，赤贫之农，甚或乞丐，总要就此捡一个来作为自己的下一个社会代码。“年头歉一歉，地主圈一圈”，都已成了俗语的事物，也就不劳再怀疑其道理。早在康熙末年，还不过“百年土地转三家”，至乾隆时期，各省土地则“十年之间，已易数主”。每一次易主，都是一次更集中的聚敛，聚敛于愈来愈少的人，以生成愈来愈大的地主，以制造愈来愈重的贫富之差。到嘉道年间，已是“贫富之相去，不可倍蓰，贫民之食于富民者，十室而九”。
土地的愈加集中，也还意味着一连串事实：丧失土地的农民愈来愈多；佃田以耕的农民愈来愈多；沦为土地持有者之雇工的农民愈来愈多。这又会因果相连地导致出另一串事实：佃田和受雇为长工或短工，竞争愈来愈激烈；佃租愈来愈高；工钱愈来愈低。这就使暂时还不曾失业的农民，亦会是普遍的贫穷，纵然“终岁勤劳”，仍免不了“终岁惶惶”，可以靠劳动换得“暖不号寒，丰不啼饥”之报酬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即使如此，也还是会有愈来愈多的人，仍然会沦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无业游民。
生活何以为继？
以战争来打破传统的分配方式，从而夺得一份食物，似乎也就很可以一试。
不过战争很多时候打破的不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而只是正常的人口结构，它使青壮年比率降低，使老人、妇女和孩子的比率增长。任何时候，战场都是青壮年的坟场。这些死于坟场的青壮年，理论上则刚好是这个社会的人力资源，他们的双手理应创造出相当财富，用以养活老人、妇女和孩子，事情的发展却恰恰相反。这也是每一次战乱过后，尽管当真大幅度削减了“过剩人口”，世人生活也还是更糟而没能更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则是政府镇压战乱靡费的军费，仍要取之于土地，且此时的每一次兴兵，都已成为军官们大肆挥霍、大发其财的良好机会，使军费膨胀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在镇压白莲教起义期间，“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以致“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每一个从军中归来的官员“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这使在战乱中幸存下来的人，既需为膨胀的军费买单，也需背负起那些于战乱中死去或逃走之人转嫁来的赋税，于是每一块滤过战火的土地都只能愈加焦躁而无法稍感从容。
说到底，人口能否顺畅转化为人力资源以及积极的人才资源，是否能够尽量多的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非单纯的消耗者，根本上取决于社会体制，个人并没有多少力量可资发挥。在有清一朝特定的重儒学轻科技、除了“学而优则仕”再别无其他进身渠道的社会体系里，农民的日益失业以及百姓生活的日益困顿，都是一种必然结局。
康熙时期还有理由为之庆幸的添人加丁，经过百余年演化，至清末已变成一个品质纯正的悲剧。这一切似乎都缘于人口的增长，却又不尽然是单纯的人口增长所致。如果一定要有所抱怨，最方便的说辞是统治者的预见力不足，他们所面临的麻烦事史无前例的繁多，且亘古未有的新鲜，或许这些麻烦事的性质，已超出了他们头脑的丰富程度。不过后来者的貌似聪明，也多半缘于避免了当局者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