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白
忆“大跃进”年代的深翻
1958年，是大放卫星的年代，农业高产纪录时时在刷新，今天报上登华北某地小麦亩产三千斤，明天就有湖北水稻亩产万斤，后天就刊出两个小孩坐在稻穗上不下沉的照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产量是比武打擂放出的“卫星”。“大跃进”的雄心，把人的想象飙升到了神乎其神的境地。编入课本的民歌就有“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豪迈诗句，那年头儿，硬是把人的空想强加于大自然任人摆布的位置上，仿佛只要人的意志坚定，就能呼风唤雨，心想事成，连高粱玉米也会按人的想法长成森林般高大。
当时，全国有很多高产记录的典型单位，很多县以及公社领导去参观，回去后进行大推广。记得胡家公社曾派人到河北徐水参观农业丰收奇迹，回来传达：徐水县种的地瓜一棵秧能长一百多斤地瓜，起地瓜时四个人用扁担绑上瓜秧往起抬，才把它抬出来，其丰产经验就是土地进行深翻，土暄乎，多施肥，才能长得这么大。于是在北方旱田地区大兴深翻运动。
盘山县旱田区也热火朝天地卷入了大闹深翻的旋风里。口号是：“深翻三尺三，高粱长上天。”是时，胡家公社声势最大，全社总动员，打好深翻仗。全社社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都以军事化建制，编成团、连、排、班，举红旗、戴袖标，列队出发，大兵团作战，包田块、包任务，公社领导任总指挥，骑大马，披红绶带，擎小旗（旗杆是探尺，到处检测深翻质量），在全公社内巡视，并配有号手随从，以便召集深翻大军集合或调动，真是风尘滚滚，浩浩荡荡。
当然，深翻地块是有重点的，多数在靠沟营公路两侧的田块，尤其选东胡靠公路的一块好熟地为样板，由40多名基干民兵来实施深翻作业，只见田头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木板上贴着彩纸标语：热烈欢迎县深翻工作检查团。大地上赤膊上阵的小伙子们，个个挥汗如雨，拼命挖土填土，上了肩夹的筒锹，一锹下去能切下半米多长的一块土饼，足有三四十斤重，扔下倒下，忙中有序，他们先在田头挖一条一米半多深的长沟，再分层进行回填，创造了深翻五尺的纪录，受到了表扬。按正常规律，种高粱、玉米有半尺深的熟土层足矣，何必要翻上五尺深呢？连参战者也头脑画魂儿，反正是奉上级命令，就不管有啥效果了。检查团走了，这块地的深翻样板田也完成了任务，算一算不足半亩地，把刚挖的壕沟填巴填巴就完事大吉了。第二年，那块长不到十米宽不到二米的样板田下沉了一尺多深，成了一条新荒地。
我当时在胡家中心小学任教，深翻期间，学校师生的任务是到十几里外的六十四方（当时胡家公社大圈村北一片清朝时期作为牧放官马的一片荒地）。割玉米，全校各班级由老师带队，一切按军队编制，学生衣领上还贴上纸做的红领章，人人手执银镰，一路歌声，好不威武昂扬。那年老天有赐，庄稼长得格外好，一派大丰收景象。几百亩的玉米，蓊郁如林，红缨初萎，正在度浆，为了深翻，都得把它割倒扔掉，实在可惜，简直是暴殄天物！但，在地方官儿的“军令”下也得从命，不到一天工夫，这片青玉米棵就被夷为平地，在田头堆起了小山般的秸秆，任其腐烂糟损。那天正逢公社深翻总指挥在六十四方巡视检查，他在马背上向学校“团队”训话：“今天，这里损失一些青苞米，明年这里的苞米穗会长得一个顶十个大！”
“大跃进”年代的“轴承化”
回想1958年“大跃进”那个年代，全国人被一种飘渺的理想鼓舞着，个个像神仙附体似的，尽情展开想象的翅膀在天地间飞翔，以为只要大干快干，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和干劲，中国就会超英超美，一步跃到共产主义的大门前。倘若六亿人都踏上神仙的风火轮，那跃进的速度就会增大千百倍。可是当时的中国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大国，广大农民使用的还是几千年前传下来的弯把犁、花轱辘车，太影响发展速度了，于是出现了许多农具改革家，设计出许多新农具。由于受长期小农经济意识和社会科技发展水平的局限，不可能产生有突破性的点子，最终“轴承化”的想法，得到认同和大力推广。于是“打滚珠”的高潮在全国广大农村一浪高一浪地兴起。
我当时所在的胡家小学，也听到了上级传达的精神：“打滚珠，是为实现轴承化，只要能转动的旧物件安上轴承，就会加速旋转，插翅高飞。“大跃进”才能加快，提前到达美好的明天。”学校的任务是五天的任务四天完成，老师每天打十粒，高年级学生每人打五粒。昼夜兼程，歇人不歇马。滚珠，本来是工厂制作的高质量、高精度的机械产品，而当时却用原始的方法，用手工来打制。其工具仅仅是一块上面带半球形凹陷的模板和一块下面带半球形凹陷钢板条，两板凹陷合在一起恰成珠形，凹陷处夹上块钢筋块，硬是用锤子敲打上部，并不断转动钢筋块位置，直到把它打成珠形才算完成一粒滚珠的生产过程。打成一粒又粗糙又原始的所谓滚珠，得花一个小时的工夫。一时校园内，锤声四起，叮叮当当，人人挥汗如雨，个个争先恐后，不时传来打成功的欢呼声和怎么打也打不圆的叹息声。由于模具少，得排班儿上阵，尽管有的老师和学生手上磨出了茧子，打出了血泡，可都一鼓作气，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任务，身子虽累，但是一想到“车轮插翅飞”的美好画面，心里还是充满幸福和愉悦的。第四天下午，全校师生抬着两土篮铁蛋蛋，系上红绸，敲锣打鼓向公社去报捷，得到好一阵表扬。
没过几天，全社的花轱辘车排着长队到公社机修厂统一上滚珠，实现“轴承化”。笔者和学生在校门口，观看那一辆辆已装上土滚珠的毛驴车，一点儿也没有“车轮插翅”的提速的感觉，反倒吱吱呀呀地哼哼个不停，像得了一场病。因为车的动力是毛驴和老牛，再加上那不合标准的铁蛋蛋搅浑，这场花轱辘轴承化，成了一场没病添病的瞎折腾。
滚珠的第二个用处是装在绳索牵引机上。当年，大搞深翻，普通弯把犁的铧太小，翻不深，一律改大犁大铧，能翻一尺半深的大铧，骡马又拉不动。怎么办？只能多人来牵引，于是造出了绳索牵引机，据说是在一次全国会议上推广的。深翻时把两台牵引机摆在地的两端，用粗绳拴在大犁杖上，由一人扶犁，两边几十人推磨似的转着绞盘，就这样一往一复地拉来拉去，如人用力不匀，扶犁者不慎，大犁大铧就会在地里画起龙来，把平坦坦的地弄得开春都没办法打垄，而那笨重的绳索牵引机每串动一次就要固定牢靠，还要把好大片地被人踩成一圈磨道，这种做法简直是劳民伤财祸害地，谁见了此种能增产的“高招”都会认为不切实际。那些在绳索牵引机上的滚珠，据参加深翻的东胡大队老赵头儿说，还没等推上两圈儿，轴承就卡壳了，当场扣出来就扔到水沟里去了。
滚珠的第三个用处是装在大食堂的饭菜传送机上。当年粮食大丰收，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好不兴旺。上级某领导来食堂看打饭打菜太忙碌，应实现自动化。第二天食堂便造出饭菜传送机，关闭了打饭打菜窗口，在食堂和厨房间的墙上掏了个大窟窿，安上连夜制造的手摇传送带。传送带用两片雨布制成，中间加块长条案板，雨布长卷在两端木轴上传动，厨房工作人员将饭菜盛好放在传送带上，一人不断摇转轴，使饭菜徐徐传入食堂。开始大家觉得新鲜，没过一天，大家便觉得可笑，机械化、自动化被鼓捣成这般模样，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第二天早晨开饭，人们正想在传送带上拿自己的饭菜，却见传送带末端早已盘碗狼藉，菜饭堆起一座小山，厨房里摇机者咋用力也不转轴了。不得不重新开启打饭窗口，恢复吃饭的正常秩序。那只有一天寿命的食堂“轴承化”，从此成了一道新食品——人间笑“饼”。
“大跃进”年代的“勤工俭学”
“大跃进”年代，跃进之风吹遍中国大地，席卷各个角落，当然也吹得乡村小学沸沸扬扬，学校领导天天苦思冥想教学“大跃进”的门路，以适应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形势，还得有“勤工俭学”项目，建校办工厂，并能拿出产品来，好向上级报捷，能放出“卫星”来，那就更提气了。
当年的胡家小学是有十个班级的中心校，近在公社眼皮底下，来啥运动都是试点单位，抓教学改革，搞“勤工俭学”更是有带头作用的意义。开始，全校师生参加深翻会战、打滚珠运动，都取得了好成绩，上了公社光荣榜。
这次“勤工俭学”，学校选定了成立制盐厂的项目，于是在校园东侧盖了两间简易厂房，里面搭了大锅台，安上两口大锅，房脊上修了个四方型的高烟囱，门外摆了六口大缸及抬筐之类的用具，门框上挂一块由笔者用红油漆写的“胡家小学制盐厂”七个大字。并计划一周以后开工生产。制盐原料是到南大河边的盐碱滩扫盐土，运回来经过大缸过滤成盐水，再用大锅加热盐水，熬干了便成小盐（即现在明令禁止食用、生产的不合标准的土盐）。为了运盐土，学校特向生产队借一辆装了轴承的花轱辘车，天天去河边拉盐土，当然河边要有一拨儿专门扫盐土的人。盐土有了，水有了（派人到大泡子去挑），可是熬盐烧啥呢？烧煤，没钱买；烧柴，没有。怎么办？只有全校师生总动员，到十五里外的田水坨荒甸上去拾柴。
田水坨荒甸在胡家西南，原为大苇塘的一角，建有多处塘铺，每年供割苇人临时居住，因土地返碱盐渍化，已不长芦苇，只有耐盐碱的蓬蒿长得超常的高大，秋深叶落，这里的黄蒿、香蒿、猪毛菜、野灰菜、苋菜、蒺藜、碱蓬等只剩枝干，成了三秋之树。还有野藤等枯蔓缠绕其上，真是仪态万千，形象绮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都是一幅大自然的奇景。
打柴队伍出发那天，已是十月中旬，全校师生三百多人，排着队，手执银镰、自带干粮和水瓶，浩浩荡荡向田水坨荒甸开进，到中午才到田水坨村，先遣队已在田水坨村为大部队准备了午饭；秫米干饭、白菜炖豆腐，足足做了好几大锅。吃过饭就继续向荒甸挺进了，一路又十几里才到了蒿柴密布的地方。插上了红旗，定为集合地点，兵分四路扩散开来，就向干蒿枯蓬开战了。手中的镰刀显然无用武之地，蒿茎干枯，刀是割不动的，只要用力撼动，蒿根很容易断离。有叫滚地龙的蒿棵，体大根小，秋天自动断根，靠风力滚动传播种子。
师生们不顾疲劳，起劲地在这柴草宝地拼命地拾柴、捡蒿。日落前，荒甸上堆起了一座座柴垛，正觉着身疲肚饿的时候，送饭的大马车来到了荒甸的塘铺前，每人两个苞米面馒头，烀茄子和土豆，就着盐面，喝着凉开水，饱餐了一顿。饭后，天已快黑，小将们再也无力回村了（就是回田水坨也有十五六里），师生们临时决定，就近在两座塘铺里过夜，三年级和六年级为一队，四年级和五年级为一队，分别进驻铺里。那塘铺一座五间，无窗无门，板床炕上只有干芦苇，地上蛤蟆蹦跳，燕子在屋檐上搭窝，疲倦的孩子们只好依背而坐，我为一百多见不到脸面的学生讲故事、念诗，开始还有笑声，往后就只有轻轻的呼噜声了，孩子毕竟太小、太累了。我和三年级班主任马老师，就得分别和几个年龄大点儿的学生，手执木棍通宵坐在窗口和前门口为学生们警戒。深夜里远处不时传来的狼嚎声和风吹蒿草发出的阴森古怪的嘶嘶声，的确令人心里发怵。
第二天，学校借了生产队十辆大马车，拉回去战利品，师生依然排着队返回学校。制盐厂烟囱开始冒烟，昼夜轮班熬制，没有两周，烧尽了积柴，熬出了劣质小盐一麻袋，算是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的惟一的结晶。
“大跃进”年代的“诗画满墙”
在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高潮中，天天捷报频传：这里钢铁元帅升帐，土高炉又创高产；那里农业卫星上天，玉米亩产刷新记录……人们争强好胜的情绪像充满氢气的气球，一时也按捺不住总想飞上九重霄，一展雄心壮志，那时候明知道那些大话狂言，只能是口头会气，说说而已，但谁也不想在比武打擂上败下阵来，把空想当成现实，思维活动越来越离谱，甚至把古代神话也可以附会到今人的身上来，仿佛一夜间伟大的中国人民人人都变得神通广大，可随意地升天入地呼风唤雨，让大自然都听人摆布。
当时全国各地流行的群众文化活动，就是“诗画满墙化”运动，诗和画的产量也成了“放卫星”的指标，“人人是画家”“人人胜李白”成了最响亮的口号。说真话，人人是成不了画家，也胜不了李白的，即使真能，也没有必要。那些把南瓜画得比磨盘还大，那些把豆荚当成船划，那些把玉米棒画得高出云端，飞机不小心撞折了玉米稍的画幅，本意是歌颂农业丰收，由于夸张得过了度，反而丧失了艺术魅力，成了和比武打擂一样浮躁可笑浅薄无聊的时代产物了。就算那玉米能长得比云彩还高，被飞机撞上的话那不是一场空难吗？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
由于我有点绘画特长，在“诗画满墙化”中，就自然被派上了用场，当时胡家小学内的18个砖墙垛，加上全胡家公社所在地街上30多面砖墙垛，全当硬性任务包给了我，要在三个星期内用业余时间完成。公社还每天派一专人为我搬凳端颜色碗侍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让我有了用武之地。于是我起早贪黑连午间也不休息，现编现画，一气呵成。学校院内的砖墙垛我只用三个早晨就全部完成了；街面上的因为面积大，用了十天的早午晚时间也顺利完成了。
我的诗画没随当时的诗风和画风，没画一幅浮夸空想的画面，没写一句瞪眼吹牛的诗，都是以风情漫画形式来表现的。为白天完成诗画上墙的任务，特在班级教室里挂一木牌，名为“每日一诗”，是写给学生的，也是壁画上的内容，以此来培养学生写诗的兴趣。有的学生也开始练习写，其中好的作品便成了我“诗画满墙”任务中的内容。学生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老师写在校园墙上和大街上，积极性空前高涨，六年级一班先后编辑油印了《红花》《欢呼苏联火箭升天》《我们的教室》三本诗集。为此学校在六年级还举行一次全公社语文观摩教学课，全班五十名学生抽签定题，现场都能作出一首短诗，听课老师都感到惊奇。在“大跃进”年代的“文化高潮”中，号召人人写诗，是不可能的。只要弄明白怎么写，写什么，对于爱好者来说，也能启人智慧、增长才能的。比如当年六年级教室的墙垛上就有《我们的教室》：
乡舍两间很普通，
五十颗心一齐动，
待知识本领学好，
就要飞出半百雄鹰。
还有《分数》：
分数定义要牢记在心，
它要我们时时有上午精神，
咱是六亿五千万分之一，
时时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其中《我们的教室实在大》是学生写的：
我们的教室实在大，
书包旁边长庄稼，
“老红军”一课刚学完，
三亩高粱全倒下。
这显然是写支援秋收中在田间上课的情形。小学生能在生活场景中产生诗情，抓取题材，总比随着流行口号说空话要高明得多。
街上的一幅壁画也是从学生的言谈中获得启示的，班里一个姓姚的学生说：我家的小棚子重新翻盖了，今年燕子回来找不到窝了。于是笔者在街头最大的一面墙上画了《燕子，找不到家了》，是一幅新旧房对比的风情漫画，最受人称道。全班学生都一起去欣赏，说老师是用了小姚的一句话画成的。至今，那三本油印诗集仍珍藏着，在那令人头脑发热的年代，是学生给我清醒、给我灵感。
身卧猪舍眼观天
在“大跃进”年代里，我担任胡家小学六年级班主任，除了教语文、算术课，还兼教自然、地理等课，那时候提倡走出小课堂，闹教改，其实质是要求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增强认识能力和用于实际的本领。比如讲气象课时，就和学生一起制作了一个百叶箱，用薄铁片制作了一个风向标，装上木架，立上高杆，挂上温度计，便成了学校中的气象站。并任命班内李文彪为气象站长，每日早、午、晚定时记录温度、风向及阴、晴、雨、雪等气象情况，同时当天及时在气象站旁的小黑板上公布。在当时没有电视及广播预报天气的年代，全校老师和同学都感到新鲜，连过路的人也常有来这里看天气信息的。全班学生轮流气象值班，到一个月还能进行一次气象小结，平均气温、阴晴雨雪天数、风向变化等情况都一览无余，学生兴趣大增，在实践中也深化了知识、提高了素质。一些气象术语，如多云转晴、小雨夹雪、南风转偏北风、雷阵雨、早有雾等运用娴熟。
当我由学校的单身宿舍搬到学校猪舍去住的时候，正是自然课该讲天象日月星的章节，除了教具有个地球仪外，那些星球就遥不可期了。
为什么要从宿舍搬到连电灯都没有的猪舍呢？因为胡家中心校的教职员工皆为本地人，外地人只有我一人，吃饭在隔壁公社食堂，粮食关系在手，往食堂一交，就是常务饭客了。宿舍砖炕，靠烧门灶取暖，炕空闲多年已不进烟火，扒了几次也没找出毛病，烧点火满屋倒烟，又凉又呛的确不是宜居之地。于是便自己踩点儿，相中了学校猪舍猪倌住的小泥棚，炕上还有能容一人的空间，就把行李卷搬来了。
猪倌当然不敢拒绝，以为是学校领导派我来监督他的。这位猪倌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在朱家小学任校长的张林，1957年因在校向老师荐读《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大鸣大放的文章，被划入另册，校长职务被免掉，课也不能教，定为监督改造，只得到中心校来安置。学校只好在学校后面100米外生产队废弃的猪圈旁搭一间和猪舍同样规格的泥棚来应付，又现从生产队要来三只壳郎猪，学校也因此又有了一个“勤工俭学”项目：校办猪场。
张林，法库人，1952年于新民师范毕业，分配到盘山，因为不大小事被处分，心里窝囊，但又不敢争辩，也不允许争辩，终日无言，只把猪娃当宝贝，精心喂养，天天写饲养日记，只盼望早日“改造”合格，重返教坛。给家写信也从来不言自己的现状，竟一连隐瞒了十七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重茬被烧，感到前途无望，对不起家乡父老和妻子儿女，就出走外地，一座公园里的一棵古柏枝上想上吊，幸被人发现，被盘山有关部门遣护回来，其结果就更不美妙了。
我与张林同室一个冬天，享受了热炕的温暖和静谧环境的款待，泥棚整洁异常，连行李、用具都摆得有规有矩，在外面泥墙我为画了一幅《勤工俭学大养其猪》，在猪圈墙上帮他插上防狼绳索。他也在公社食堂用餐，但从不在食堂吃，用饭盒装回猪舍吃，有时我先去食堂把饭给他带回，他怕连累我，叫我别给他带，我说：“民以食为天，这是光明正大的人间事，我不怕。”他感动得手发抖。人的遭际到了如此份上，真令人感慨万千！
我白天有课，晚上秉烛写诗，透过猪舍的小窗观月落星驰，一组《太阳系的星》便凭着有限的天文知识渐渐写成了，课堂上再向学生朗诵，活跃了课堂气氛，调动了学习兴趣。比如《土星》：
土字和劳动是多么相亲
人类在土里又创造多少奇勋
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
美丽的光环是献给宇宙的礼品
我外形很像农民的草帽
又像一只旋转的巨轮
说我土其实未必真“土”
只为永远在群众中牢牢地扎根
这是在土棚里写的《土星》，不能不说环境对作者的思维是有潜移默化的滋养的。
一年以后，我被调到公兴河小学任教，也被安排到大队猪舍与老谭头儿一炕住宿，看来六畜之首真与吾有不解之缘，那猪舍住处也有一扇小窗，透过它巡天遥望，写下了二十八宿，由太阳系延扩到恒星世界。《参宿四》便是住进饲养员小屋的开篇之作：
你是资历最老的猎手
出没在银河两岸的林莽
数不清的狰狞猛兽
在你的箭芒下悄然消亡
当今许多动物成了世上珍奇
利箭再不能轻易地发放
天际也极需划出自然保护区
你可该由狩猎转向饲养？
这显然是刚住进猪舍，心思就飞上了猎户座产生联想的结果，老谭头儿怎么知道这个新来小学教师，虽身卧土炕心却上天了呢？
命运如土星儿的张林，如今你在哪里？你土星般的生命还在这个世界上闪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