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升入初中，徐鉴涵多年来在语文上的积贫积弱终于到了危急关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使我在家里成了众矢之的。虽然我一再宣称徐鉴涵优秀的数理化基因完全得自我的遗传，但婆婆还是找了个机会语重心长地提醒我：“抽空辅导辅导孩子的语文吧，总这样可怎么得了……”言下之意，我盘踞着一个一本万利的监护人职位，却任由名下的责任田常年亏损。
其实天地良心，我不只一次努力钻研过徐鉴涵的语文考卷，发现他的基础知识类试题得分还真不坏，但一到后面的阅读理解题，那鲜血淋漓的朱叉和紧随其后的负数，密集得真正触目惊心。屏息拜读完这些经典睿智优美感人的短文和段落，再来研究后面的问题，我觉得当真是母子连心，徐鉴涵给出的答案深合我意——但是且慢，它们都是错的。我既虚心又心虚地向徐鉴涵同学请教：
“这些题，老师讲过了吗？”
他说：“卷纸今天下午才发下来，得明天才能讲。”
“那么，”我假装漫不经心地接上一句，“这些题，别的同学有做对的吗？”
“当然有啊！”他有点诧异。
就是这一刻，你心里陡然生出无限深远无限苍茫的凉意。
作为成年人，你好不容易才在三十岁以后弄懂了一件事：在这世间，你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然而一旦为人父母，你又不由自主地做起了天才梦。此刻，你低下头，再一次仔细地看看自己的枝条上结出的这枚唯一的果实——千真万确，他和你当年一模一样——甚至，他还缺乏你当年的专注、热切、坚持以及努力；极有可能，你认为他理应拥有的才智和能量，实际上，他只能抵达它的百万分之一。
好吧，就算没有天才，他至少也应该像那些面孔呆板但善于钻研的孩子们一样，在手心里抓住一把肉眼看不见的神秘钥匙。将这把钥匙伸进那些高深莫测的阅读题，在幽暗的孔洞深处，它四通八达的锯齿悄然吻合上某些机关，伴随“嗒”的一声轻响，弹出来一个你做梦也想不出的标准答案。
至此，你曾经的学生时代变得如此可疑。因为那时候，你一直在做一些连现在的小学生都不屑一顾的简单习题：分段；提炼中心思想；概括段落大意。你当年自以为骄人的高分数，实质上接近于传说中的泡沫经济。
徐鉴涵的补课生涯不得不就此开始。只有差生和病号才需要补课？你OUT了。欢迎全天下肩负厚望的孩子们前来加入补习队伍。所有的功夫都在课外：语文、英语、奥数、作文班；绘画、书法、舞蹈、钢琴课。这是一条宏伟壮观的产业链，连我那身为大学讲师的舅舅也跻身其间。想当年，为了筹措区区几千元的购房款，他曾经克服自尊，利用暑假满大街叫卖冰棍；现在他只需到同事开办的高考辅导班里讲几节课，很快就奖励给自己一辆英朗XT。
最专业的解释是：这是时代的伟大进步——作为财富的一种，知识终于可以兑换成等量的货币。
因为文化课档期爆满，徐鉴涵的琴课早就停了，先生想把他的儿子培养成音乐家的梦想就此告终。书法课则采取游击战术，直到时间上再也斡旋不得。五门主课每一门都必须列入补习计划，作为最薄弱项目，语文同时参加两个补习班——班主任组织的辅导班当然必须自愿报名，电视台一位年轻主持人开办的辅导学校则受到徐鉴涵的热烈追捧。该主持见多识广谈风机智，在枯燥的名词和语法中会随机插播诸如“我是沙爽的忠实粉条”之类的时髦句式，大大满足了徐鉴涵的猎奇欲和虚荣心。可惜偶像也必须按时支付粉条开具的全额账单，当月我为徐鉴涵缴纳一千七百元补习费，相当于我在杂志社整整五十一天的工资。
这期间经历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转学风波。这件事的起因，首先要归咎于我们这个家庭对眼下的初中校园缺乏足够了解。直到初一上学期期中考试分数公布，徐鉴涵以七年级六班第一名的成绩，在全学年四百多名学生中，名列第九十九。而他小学时期最亲密的竞争伙伴，一对勤奋好学的双胞胎兄弟，曾经经常被徐鉴涵从中“插足”，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三；眼下，作为第七中学七年级一班学生，两兄弟终获团圆，联袂囊括全学年总分冠亚军。
终于打听到幕后实情：第七中学的师资配备分为三个等级，以七年级为例，一班和二班为“重点班”，至于徐鉴涵所在的六班，属于最低档次的“三等公民”。
如果我不知趣地跑去学校问：以徐鉴涵小升初考试成绩，为什么会分到三等班？
肯定没有答案。
如果我还是要不知趣地追问：既然该校的重点班收取三千元择班费，为什么不明确通知家长们？
当然还是不会有答案。
那么我所能做的，就是团结起所有可能团结的力量，采取一种我们老祖宗称之为“亡羊补牢”的措施。让人意外的是，日理万机的校长先生居然记得徐鉴涵。校长说，不久前的一堂历史公开课上，徐鉴涵回答“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从指南针一口气说到GPS全球定位系统。校长言下似有褒奖之意，但我顿时心生不安。因为据我所知，“GPS定位系统”并非“古代发明”，遭遇扣分在所难免。果然，校长最后给出了标准答案：“市教育局对这方面有明确规定，初中三年，校内绝对不允许转班情形出现。”
那就转校！我终于气急败坏。
如果偏要赶鸭子上架，鸭子也会突然发挥出前世的攀缘潜能。灵光乍现，我居然独自梳理出一条可靠的关系网络，耗时一个月，终于完成了这项对我来说几乎是传奇般的转学工程。
事件接近尾声，唯一的反对声音来自徐鉴涵的班主任。这位年轻的政治老师，我相信他对徐鉴涵的喜爱和激赏发自肺腑。他请求我再次慎重考虑，因为“这并不只是师资分配上的问题，根源在于整个教育体制”。
虽然事先非常谨慎地征得了徐鉴涵本人的同意，但张宇老师的一番话还是让我顿感焦虑。以我对徐鉴涵的了解，这个巨蟹座男孩同样欣赏和信赖他的班主任；一旦内心的天平发生倾斜，他的感性和执拗将会源源发出巨大的杀伤力。那么，多年以来我和先生极力践行的民主式家庭教育，在这样事关重大的抉择面前，又该如何取舍？
担心中的情形始终没有出现。暗地里吁出一口长气，我郑重叮嘱徐鉴涵：“转学以后，有时间一定要经常回去看看张宇老师。”
“那当然！”
把徐鉴涵纤瘦的手指轻轻握在手心里，一步步踏上营口一中教学楼的阶梯，我心头五味杂陈。这就是若干年前我无数次踏上的水泥地，我的母校，当年全市学子们心向往之的重点中学。——一个人的生命中会有多少巧合与巧遇？从他父亲的母校转到他母亲的母校，只为了进入更刻板严厉的重点班——这是徐鉴涵的宿命，还是上帝有意为之的小运气？
送走教育局的朋友，我站在临街的窗前，再一次想起年轻的张宇老师。但是不行，这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他是我今生最大的软肋。为了从三百六十个方向维护住这致命的柔弱，我必须心如铁石。
直到翻开徐鉴涵的初中毕业纪念册，我才知道，这个看起来还很明朗乐观的男孩子在转学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经历了多少挫折。我看见一群早熟的少年，在毕业分别前坦诚相见，纷纷为他们懵懂的同窗指点迷津：“记住，以后不要再和老师作对了，你会吃亏的！”
我想，这完全是我的错。是我让徐鉴涵以为，他可以与所有的成年人，包括他全权在握的班主任，直言不讳，平起平坐。
但是奇怪，这位作风硬朗的女老师却从未向我告发徐鉴涵的种种劣迹。想来原因在于，作为一名卑微的插班生家长，我的表现还算差强人意。虽然我无限热爱卢梭的那个著名论点：教育即生长——也就是说，教育应该让一个人真正成为他自己——因为生长本身就是目的。但是作为头脑清醒的成年人，我清楚这个学术论点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因此我恳请老师对徐鉴涵严加管教；转过身，我提醒徐鉴涵认清眼前的局势：既然成绩已经成为成长的前提，那么忍耐就是必要的。作为集体或单位中微不足道的一分子，在所有谨供选择的行为和话语模式面前，必须迅速选中那个并非最合乎个人心意的，但是却最接近社会与公众心理学的答题方式。
说完这番绕口令，我一阵头晕目眩，胃部隐隐作疼。
这天在网上，一组高三语文试题引起了我的注意。自从徐鉴涵在高一下学期正式成为一名理科生，我们全家人同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是还有语文，多年的补习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徐鉴涵仍没有找到那把神奇的钥匙。只是出于对上帝慈悲的微弱信任，我和我的儿子，更像两个在饿死之前执意要找到天上掉馅饼的可靠轨迹的人。
第三部分，现代文阅读选考，15分。《井》。
井。说出这一个词，仿佛同时说出了幽居地下的水阴凉的气息，还有形容不出色泽的光影浮动在这个词里。是谁？先是探一下头，继而慢慢搅动了这个处在冥想中的词语和它周遭的大气，用一条绳索和一只木质或金属的桶状容器。当桶的底部触到了水面，井的面容受惊一样洇开了层层疑问，而桶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倾倒下来，一如亲吻或膜拜。桶把积攒多日的饥渴和烟尘之气吐出来，像一个热爱水的人，闭上眼，纵容自己深深地沉潜……
我闭上眼。想象着后面有可能罗列出的种种问题。它们携带着这篇文字阴凉而苦涩的气味，像受惊的水纹一层层洇开。许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建立起与水，或者说，与一个未知世界的和谐关系。我一直在重复做一个相同的噩梦：考卷发下来了，秒表的倒计时业已开始，而我，一个溺水的人，大脑中一片空白……
是的，后面的三道试题，我一道也做不出来。
我想，作为考生，我有充分的理由厌倦。我首先厌倦这篇文章的作者；然后，我有理由厌倦汉字本身——有没有必要让一个高中生阅读这样的文字？或者，会不会有人热爱上这些艰深的提问？我怎样才能一条不少地罗列出作者“关于井的诗意想法”？怎样才能知道“在文中，作者借‘井’抒情，既表达了对故乡深深的思念之情，又含蓄表达了对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的厌倦”这句话是正确还是错误？我怎样才能知道，在文章最后，作者为什么要叙述关于井的故事？因为他正好想到了祖父？因为井就在祖父的院子里？一道满分是六分的试题，两条答案是不是太少？
我多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我，这个让人厌倦的文章的作者，我希望别人能告诉我，我曾经有过哪些诗意的想法，和紧跟在后面的一连串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