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代书圣王羲之也曾做过一任江州刺史这是史有所载的，只是具体的时间却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在东晋咸康六年（340），史界普遍认同这种说法。郭廉夫先生所著《王羲之评传》上也是这么说的。主要依据是《晋书·王羲之传》有“亮（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庾亮薨于咸康六年，所以王羲之是这一年出任江州刺史。吕事舜先生著《九江往事编年》亦云：“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王羲之任江州刺史，于庐山南麓金轮峰下建舍，西域高僧达摩多罗来见，王羲之推重他的为人，于是以舍宅为寺。后名归宗寺。”
我不赞同这种说法，理由有两点：其一，这一年江州治所并不在浔阳，而是治于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晋书·庾亮传》记载：“陶侃薨，迁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亮固让开府，乃迁镇武昌。”陶侃薨于成帝咸和九年（334）。庾亮于咸康六年（340）病逝时，荆、江二州才分治。《江西通史》在记载吴猛事迹时也说：“庾亮为江州刺史时，曾遇疾，闻吴猛神异，乃厚礼迎之来武昌，问己疾如何，猛见亮病入膏肓，婉辞求归，后亮果然一病不起。”亦是佐证。咸康八年（342），豫章太守褚裒的女儿被立为皇后。朝廷诏褚裒为侍中、尚书。褚裒以外戚不宜入中枢为由请辞。后出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治所始由武昌移治半洲。既然咸康六年江州的治所在武昌，那么他“以舍宅为寺”的事情就不能成立。其二，《江西通史》及吴圣林、汪建策先生所著《六朝九江志》都认为咸康六年（340）出任江州刺史的是王羲之的从兄王允之。
第二种说法是王羲之是咸康八年（342）出任江州刺史。吴圣林、汪建策先生所著《六朝九江志》云：“咸康八年（342），王羲之任江州刺史。在庐山南麓金轮峰下建舍。”《庐山志》也有记载：归宗寺“王羲之故宅也。咸康间，僧达摩自西来，羲之舍宅为寺。”所谓王羲之“舍宅为寺”说的就是他任江州刺史时的事情。对于九江来说，公元342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在《晋书》上还有这样两则记载：一是《晋书·褚裒传》载：“及康帝即位，征拜侍中，迁尚书。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半洲（今江西省瑞昌市码头镇）。”因为这些记载，史界又普遍认为咸康八年的江州刺史是褚裒。其实褚裒之女是在这一年的腊月底才被立为皇后，褚裒“以后父，苦求外出”任江州刺史应该在是年底或次年（343）初。“顷之，征为卫将军，领中书令。”说的是康帝建元元年（343）夏，成帝驾崩康帝即位时的事。“顷之”说明褚裒在江州刺史任上的时间极短；二是《晋书·庾怿传》载：“又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其有毒，饮犬，犬毙，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庾亮）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怿闻，遂饮鸩而卒。”史载庾怿死于咸康八年（342）。遇到这样的事情后，王允之既向中书监庾冰（庾怿次兄）求解江州刺史以堂兄弟王恬代之。从这一记载来看，咸康八年的江州刺史不可能是王羲之。但是，《晋书》又有“时王恬服阙（父王导逝于公元339年夏），除豫章郡”。王允之“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却与庾冰言之。冰闻甚愧，即以恬为吴郡。”王恬去了吴郡，而王允之又在江州险遭不测之后，转拜卫将军、会稽内史。那么在王允之和褚裒之间的近一年的时间里，谁是江州刺史呢？就是王羲之。我赞同这个观点。
持前说者认为是王允之接任王羲之。持后说者则认为是王羲之接任王允之。其实，在他们兄弟之间的张冠李戴还不止这一件事情。在他们的伯父王敦军帐中险遭不测的事也有两种不同的史载。《世说新语》是这样记载的：“王右军（王羲之）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王敦）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议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阳吐汙头而被褥，诈熟眠。敦论事造半，方忆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熟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晋书·王舒（王允之父）传》云：“允之字深猷。总角，从伯敦谓为似己，恒以自随，出则同舆，入则共寝。敦尝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或疑己，便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吐中，以为大醉，不复疑之。时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定省，敦许之。至都，以敦、凤谋议事白舒，舒即与导俱启明帝。”这件事情究竟发生在谁的身上，历来也是看法不一。只是由此可见，误记他们之间的出仕情况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说《江西通史》载“东晋永和元年（345），王羲之出为江州刺史”。史引何处就不得而知了。
不管王羲之是哪一年出任江州刺史，时间都很短暂。对于九江来说，一代“书圣”王羲之只是一个匆匆过客。
二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祖籍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人。琅琊王氏为当时的四大望族之首，“永嘉之乱”追随晋室南渡，侨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根据历史的记载，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首创其议，建江左之策。”在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的过程中，“功当不在王导之下”，官至淮南内史。王羲之23岁出仕，于明帝太宁三年（325）召为秘书郎。咸和三年（328）任会稽王（司马昱）友。咸和九年（334）应平西将军庾亮召请，赴武昌任平西将军参军、长史。咸康二年（336）出任临川太守。咸康八年（342）短暂出任江州刺史。穆帝永和四年（348）为护军将军。因护军之职流徙不定，王羲之“苦求于宣城郡”。永和七年（351）出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这是他仕途上的最后一站。永和十一年（355）春，王羲之辞官隐退，终老会稽。
后人提起王羲之多是仰止他的书法成就，其实这是有失公道的。王羲之自23岁出仕到53岁辞官隐退，仕宦生涯长达30余年，期间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政局风云变幻，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羲之一贯主张执国柄者要“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他不但抓住一切机会向朝廷和当权者提出正确的建议，而且还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不辞劳苦，勇于担当，推行敦实民本，改善民生的有效措施。
东晋穆帝两岁即位，崇德皇太后褚蒜子临朝摄政。太后之父褚裒坚决不肯辅政。于是，褚太后拜会稽王司马昱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当时北伐军兴，征战不断，司马昱“宽众息役，惠益百姓”的政策根本就得不到落实。百姓流亡，户口日减。王羲之曾任会稽王友，与司马昱一向交好，便适时提出修改刑法，“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王羲之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他在会稽内史任上视察诸县时，发现“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无不皆尔。馀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对这些贪赃枉法、危害国家安全的腐败行为，他则主张严刑峻法，“诛剪一人，其后便断”。
漕运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东晋时漕运久停，北伐军需依靠劳役转运。应征工役不堪其苦，流亡日众。为保障前方供给，免除跋涉之苦，解放劳动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王羲之向朝廷提出复兴漕运，并提出具体措施：“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
东晋时期饮酒成风，特别是那些所谓的风流名士更是整天烂醉如泥，铺张浪费，不理政事还要评头论足，上行下效波及民间。王羲之的酒量很大。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宴会，见大家推杯换盏、觥斛交错、不醉不休，深有触动。回到衙门，他问手下官员，本郡一年之中用于酿酒要耗费多少粮食。手下无人能答，只说官宦世家、豪商巨贾、平民百姓家家都能酿酒。富人醉生梦死，穷人借酒浇愁，耗费粮食不计其数。王羲之说“粒粒皆辛苦”，税赋繁重，丰年百姓都食不果腹，灾年更是路有饿殍，一定要丰年知歉，饱时知饥。当时，国家没有禁酒令，他就在会稽郡禁酒。爵无高低，民无贵贱，一律不得酿酒，市面上也严禁出售酒类。他自己也带头不再饮酒。“禁酒节粮”的措施推行以后，会稽郡粮食紧张的局面果然得到缓解。他的这一正确举措虽然受到了多方的非议和责难，但是他丝毫没有妥协。他说：“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庾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断酒帖·又》）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禁酒节粮”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断酒帖》）
从这些事例来看，王羲之在他的仕宦生涯中，不但勇于建言，还敢于承担，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推行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他在《深情帖》中说：“古人云：‘行其道忘其为身，真。’”他就是这样以一个艺术家的纯真胸怀来亲民爱民惠民，一往情深。遗憾的是他任江州刺史的时间太短了，否则在九江的历史上，又要多一个勤奋务实、清正廉洁的榜样。
三
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尽人皆知、唯一被誉为“书圣”的书法家。他书法艺术的极高水平和巨大贡献，后泽千秋。在古代，“书”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在科举制度尚未建立之前，除“任子制”（父荫为官）、征召（朝廷任命）、辟除（部门、地方长官自行聘请）外，朝廷主要就是通过“察举制”选官。“察举制”又分为贤良方正、孝廉、茂才异、力田、勇武、博士弟子、明经、明法、学童九科。所以说，精习“六艺”是古代青年入仕的主要途径。当然，并不是“察举”之后就可为官，还有一个“考”“察”的过程。这里的“考察”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语，是指“考”“察举”的真实性，看看在“察举”的过程中有没有弄虚作假。“考”主要是通过面试的方法。面试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察看面貌，不能有残疾；二是通过策对看能力水平和口才；三就是看书艺。所以古人只要有出仕的打算，就必须研习书法。
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家族深厚的书学熏陶，自幼爱习书法，由父亲王旷、叔父王廙启蒙。7岁善书，12岁从父亲的枕下窃得前人《笔论》潜心研习。少年时代又跟着他的表姑卫夫人学习书法。卫夫人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师从钟繇，善隶、楷，唐人称她的书法为“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传卫夫人有《笔阵图》：“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撇”如陆断犀象；“勾”如百钧弩发；“竖”如万岁枯藤；“入”如崩浪奔雷；“习”如劲弩筋节。执笔也有七法，意后笔前者败，意前笔后者胜。青年时代，王羲之“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鲧、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王羲之的书法兼善隶、草、楷、行诸体，心摹手追，博采众长，备精诸体，熔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风格自然平和，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自成一家。他的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眺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为时人所追捧。
据说有一次，王羲之路过山阴县城的一座桥，有个老婆婆拎着一篮子竹扇子叫卖。那种竹扇编得太粗糙，无人问津。老婆婆十分焦急。王羲之看到这种情形，很同情老婆婆，就对她说：“你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我给你题上字怎么样？”老婆婆虽然不认识王羲之，但是想扇子总是卖不出去的，就把扇子都交给了他。王羲之提笔就在每把扇子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五个字。老婆婆不识字，觉得他写得不工整，很不高兴。王羲之安慰她说：“不要紧，你告诉买扇子的人，就说这字是王右军写的，一定好卖。”老婆婆半信半疑地照着他的话去做，果然，一篮子竹扇一会儿就被抢购一空。
王羲之很喜欢鹅，他认为养鹅不仅能够陶冶情操，还能够从观察鹅的动作形态中领悟书法理论。有一次他外出游玩，看到一群很漂亮的白鹅，便想买下，一打听，原来这些鹅是附近的一个道士养的。他找到那个道士与他商量买鹅。那道士一听说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要买鹅，就要求他抄写一部《黄庭经》相换。王羲之欣然答应。这就是“书成换鹅”的佳话。
过年贴春联是中国人的传统。王羲之每年除夕都要在大门上贴上亲手写的春联。因为他的名气太大，常常是一字难求。所以每年除夕只要他的春联一贴出来，不到半夜就被人偷偷揭走。王羲之十分苦恼，但又不好生气。有一年除夕，他早早地就把春联贴了出来。晚上又有人想去揭春联，抬头一看，原来写的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八个字。春联都应该是吉祥的话，来人只好悻悻而返。第二天一大早，王羲之又在春联上补了几个字，大家上前一看，却是“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皆赞叹不已，拍手叫绝。
王羲之在九江任江州刺史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是也留下了一段书法佳话。吴清汀先生说：有一个酷爱书法、仰慕王羲之的和尚，总想得到他的墨宝。于是，他绞尽脑汁地想了一个办法。他知道王羲之最爱的是鹅，便在寺庙门外的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鹅”字，但是他故意少写了一点。来来往往的人都说这个“鹅”字写得好，可惜少了一点，是一只死鹅。有一天，王羲之路过寺庙门口，看见许多人围在一起比比画画。他走过去一看，原来大家都围着那个“鹅”字争论不休，张三说那一点要这样点，李四说那一点要那样点，最终都觉得怎么点都不好。于是都摇头叹息道：“唉，可惜是只死鹅。王大人那么爱鹅，要是让他看见了，不知道会怎么样。”王羲之拨开众人一看，真是很不舒服，就想加上那一点，可是身上又没有带笔。只见他转身走到田边，掏起一坨黑泥，顺手就按在那一点的位置上。围观人群立即齐声赞道：“鹅活了！鹅活了！”和尚立即请来一个石匠，把这个“鹅”字刻在早就准备好了的石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