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代书圣王羲之也曾做过一任江州刺史这是史有所载的,只是具体的时间却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在东晋咸康六年(340),史界普遍认同这种说法。郭廉夫先生所著《王羲之评传》上也是这么说的。主要依据是《晋书·王羲之传》有“亮(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庾亮薨于咸康六年,所以王羲之是这一年出任江州刺史。吕事舜先生著《九江往事编年》亦云:“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王羲之任江州刺史,于庐山南麓金轮峰下建舍,西域高僧达摩多罗来见,王羲之推重他的为人,于是以舍宅为寺。后名归宗寺。”
我不赞同这种说法,理由有两点:其一,这一年江州治所并不在浔阳,而是治于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晋书·庾亮传》记载:“陶侃薨,迁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亮固让开府,乃迁镇武昌。”陶侃薨于成帝咸和九年(334)。庾亮于咸康六年(340)病逝时,荆、江二州才分治。《江西通史》在记载吴猛事迹时也说:“庾亮为江州刺史时,曾遇疾,闻吴猛神异,乃厚礼迎之来武昌,问己疾如何,猛见亮病入膏肓,婉辞求归,后亮果然一病不起。”亦是佐证。咸康八年(342),豫章太守褚裒的女儿被立为皇后。朝廷诏褚裒为侍中、尚书。褚裒以外戚不宜入中枢为由请辞。后出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治所始由武昌移治半洲。既然咸康六年江州的治所在武昌,那么他“以舍宅为寺”的事情就不能成立。其二,《江西通史》及吴圣林、汪建策先生所著《六朝九江志》都认为咸康六年(340)出任江州刺史的是王羲之的从兄王允之。
第二种说法是王羲之是咸康八年(342)出任江州刺史。吴圣林、汪建策先生所著《六朝九江志》云:“咸康八年(342),王羲之任江州刺史。在庐山南麓金轮峰下建舍。”《庐山志》也有记载:归宗寺“王羲之故宅也。咸康间,僧达摩自西来,羲之舍宅为寺。”所谓王羲之“舍宅为寺”说的就是他任江州刺史时的事情。对于九江来说,公元342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在《晋书》上还有这样两则记载:一是《晋书·褚裒传》载:“及康帝即位,征拜侍中,迁尚书。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半洲(今江西省瑞昌市码头镇)。”因为这些记载,史界又普遍认为咸康八年的江州刺史是褚裒。其实褚裒之女是在这一年的腊月底才被立为皇后,褚裒“以后父,苦求外出”任江州刺史应该在是年底或次年(343)初。“顷之,征为卫将军,领中书令。”说的是康帝建元元年(343)夏,成帝驾崩康帝即位时的事。“顷之”说明褚裒在江州刺史任上的时间极短;二是《晋书·庾怿传》载:“又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其有毒,饮犬,犬毙,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庾亮)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怿闻,遂饮鸩而卒。”史载庾怿死于咸康八年(342)。遇到这样的事情后,王允之既向中书监庾冰(庾怿次兄)求解江州刺史以堂兄弟王恬代之。从这一记载来看,咸康八年的江州刺史不可能是王羲之。但是,《晋书》又有“时王恬服阙(父王导逝于公元339年夏),除豫章郡”。王允之“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却与庾冰言之。冰闻甚愧,即以恬为吴郡。”王恬去了吴郡,而王允之又在江州险遭不测之后,转拜卫将军、会稽内史。那么在王允之和褚裒之间的近一年的时间里,谁是江州刺史呢?就是王羲之。我赞同这个观点。
持前说者认为是王允之接任王羲之。持后说者则认为是王羲之接任王允之。其实,在他们兄弟之间的张冠李戴还不止这一件事情。在他们的伯父王敦军帐中险遭不测的事也有两种不同的史载。《世说新语》是这样记载的:“王右军(王羲之)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王敦)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议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阳吐汙头而被褥,诈熟眠。敦论事造半,方忆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熟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晋书·王舒(王允之父)传》云:“允之字深猷。总角,从伯敦谓为似己,恒以自随,出则同舆,入则共寝。敦尝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或疑己,便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吐中,以为大醉,不复疑之。时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定省,敦许之。至都,以敦、凤谋议事白舒,舒即与导俱启明帝。”这件事情究竟发生在谁的身上,历来也是看法不一。只是由此可见,误记他们之间的出仕情况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说《江西通史》载“东晋永和元年(345),王羲之出为江州刺史”。史引何处就不得而知了。
不管王羲之是哪一年出任江州刺史,时间都很短暂。对于九江来说,一代“书圣”王羲之只是一个匆匆过客。
二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祖籍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人。琅琊王氏为当时的四大望族之首,“永嘉之乱”追随晋室南渡,侨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根据历史的记载,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首创其议,建江左之策。”在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的过程中,“功当不在王导之下”,官至淮南内史。王羲之23岁出仕,于明帝太宁三年(325)召为秘书郎。咸和三年(328)任会稽王(司马昱)友。咸和九年(334)应平西将军庾亮召请,赴武昌任平西将军参军、长史。咸康二年(336)出任临川太守。咸康八年(342)短暂出任江州刺史。穆帝永和四年(348)为护军将军。因护军之职流徙不定,王羲之“苦求于宣城郡”。永和七年(351)出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这是他仕途上的最后一站。永和十一年(355)春,王羲之辞官隐退,终老会稽。
后人提起王羲之多是仰止他的书法成就,其实这是有失公道的。王羲之自23岁出仕到53岁辞官隐退,仕宦生涯长达30余年,期间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政局风云变幻,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王羲之一贯主张执国柄者要“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他不但抓住一切机会向朝廷和当权者提出正确的建议,而且还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不辞劳苦,勇于担当,推行敦实民本,改善民生的有效措施。
东晋穆帝两岁即位,崇德皇太后褚蒜子临朝摄政。太后之父褚裒坚决不肯辅政。于是,褚太后拜会稽王司马昱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当时北伐军兴,征战不断,司马昱“宽众息役,惠益百姓”的政策根本就得不到落实。百姓流亡,户口日减。王羲之曾任会稽王友,与司马昱一向交好,便适时提出修改刑法,“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王羲之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他在会稽内史任上视察诸县时,发现“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无不皆尔。馀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对这些贪赃枉法、危害国家安全的腐败行为,他则主张严刑峻法,“诛剪一人,其后便断”。
漕运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东晋时漕运久停,北伐军需依靠劳役转运。应征工役不堪其苦,流亡日众。为保障前方供给,免除跋涉之苦,解放劳动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王羲之向朝廷提出复兴漕运,并提出具体措施:“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
东晋时期饮酒成风,特别是那些所谓的风流名士更是整天烂醉如泥,铺张浪费,不理政事还要评头论足,上行下效波及民间。王羲之的酒量很大。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宴会,见大家推杯换盏、觥斛交错、不醉不休,深有触动。回到衙门,他问手下官员,本郡一年之中用于酿酒要耗费多少粮食。手下无人能答,只说官宦世家、豪商巨贾、平民百姓家家都能酿酒。富人醉生梦死,穷人借酒浇愁,耗费粮食不计其数。王羲之说“粒粒皆辛苦”,税赋繁重,丰年百姓都食不果腹,灾年更是路有饿殍,一定要丰年知歉,饱时知饥。当时,国家没有禁酒令,他就在会稽郡禁酒。爵无高低,民无贵贱,一律不得酿酒,市面上也严禁出售酒类。他自己也带头不再饮酒。“禁酒节粮”的措施推行以后,会稽郡粮食紧张的局面果然得到缓解。他的这一正确举措虽然受到了多方的非议和责难,但是他丝毫没有妥协。他说:“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庾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断酒帖·又》)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禁酒节粮”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断酒帖》)
从这些事例来看,王羲之在他的仕宦生涯中,不但勇于建言,还敢于承担,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推行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他在《深情帖》中说:“古人云:‘行其道忘其为身,真。’”他就是这样以一个艺术家的纯真胸怀来亲民爱民惠民,一往情深。遗憾的是他任江州刺史的时间太短了,否则在九江的历史上,又要多一个勤奋务实、清正廉洁的榜样。
三
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尽人皆知、唯一被誉为“书圣”的书法家。他书法艺术的极高水平和巨大贡献,后泽千秋。在古代,“书”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在科举制度尚未建立之前,除“任子制”(父荫为官)、征召(朝廷任命)、辟除(部门、地方长官自行聘请)外,朝廷主要就是通过“察举制”选官。“察举制”又分为贤良方正、孝廉、茂才异、力田、勇武、博士弟子、明经、明法、学童九科。所以说,精习“六艺”是古代青年入仕的主要途径。当然,并不是“察举”之后就可为官,还有一个“考”“察”的过程。这里的“考察”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语,是指“考”“察举”的真实性,看看在“察举”的过程中有没有弄虚作假。“考”主要是通过面试的方法。面试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察看面貌,不能有残疾;二是通过策对看能力水平和口才;三就是看书艺。所以古人只要有出仕的打算,就必须研习书法。
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家族深厚的书学熏陶,自幼爱习书法,由父亲王旷、叔父王廙启蒙。7岁善书,12岁从父亲的枕下窃得前人《笔论》潜心研习。少年时代又跟着他的表姑卫夫人学习书法。卫夫人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师从钟繇,善隶、楷,唐人称她的书法为“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传卫夫人有《笔阵图》:“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撇”如陆断犀象;“勾”如百钧弩发;“竖”如万岁枯藤;“入”如崩浪奔雷;“习”如劲弩筋节。执笔也有七法,意后笔前者败,意前笔后者胜。青年时代,王羲之“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鲧、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王羲之的书法兼善隶、草、楷、行诸体,心摹手追,博采众长,备精诸体,熔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风格自然平和,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自成一家。他的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眺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为时人所追捧。
据说有一次,王羲之路过山阴县城的一座桥,有个老婆婆拎着一篮子竹扇子叫卖。那种竹扇编得太粗糙,无人问津。老婆婆十分焦急。王羲之看到这种情形,很同情老婆婆,就对她说:“你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我给你题上字怎么样?”老婆婆虽然不认识王羲之,但是想扇子总是卖不出去的,就把扇子都交给了他。王羲之提笔就在每把扇子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五个字。老婆婆不识字,觉得他写得不工整,很不高兴。王羲之安慰她说:“不要紧,你告诉买扇子的人,就说这字是王右军写的,一定好卖。”老婆婆半信半疑地照着他的话去做,果然,一篮子竹扇一会儿就被抢购一空。
王羲之很喜欢鹅,他认为养鹅不仅能够陶冶情操,还能够从观察鹅的动作形态中领悟书法理论。有一次他外出游玩,看到一群很漂亮的白鹅,便想买下,一打听,原来这些鹅是附近的一个道士养的。他找到那个道士与他商量买鹅。那道士一听说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要买鹅,就要求他抄写一部《黄庭经》相换。王羲之欣然答应。这就是“书成换鹅”的佳话。
过年贴春联是中国人的传统。王羲之每年除夕都要在大门上贴上亲手写的春联。因为他的名气太大,常常是一字难求。所以每年除夕只要他的春联一贴出来,不到半夜就被人偷偷揭走。王羲之十分苦恼,但又不好生气。有一年除夕,他早早地就把春联贴了出来。晚上又有人想去揭春联,抬头一看,原来写的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八个字。春联都应该是吉祥的话,来人只好悻悻而返。第二天一大早,王羲之又在春联上补了几个字,大家上前一看,却是“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皆赞叹不已,拍手叫绝。
王羲之在九江任江州刺史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是也留下了一段书法佳话。吴清汀先生说:有一个酷爱书法、仰慕王羲之的和尚,总想得到他的墨宝。于是,他绞尽脑汁地想了一个办法。他知道王羲之最爱的是鹅,便在寺庙门外的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鹅”字,但是他故意少写了一点。来来往往的人都说这个“鹅”字写得好,可惜少了一点,是一只死鹅。有一天,王羲之路过寺庙门口,看见许多人围在一起比比画画。他走过去一看,原来大家都围着那个“鹅”字争论不休,张三说那一点要这样点,李四说那一点要那样点,最终都觉得怎么点都不好。于是都摇头叹息道:“唉,可惜是只死鹅。王大人那么爱鹅,要是让他看见了,不知道会怎么样。”王羲之拨开众人一看,真是很不舒服,就想加上那一点,可是身上又没有带笔。只见他转身走到田边,掏起一坨黑泥,顺手就按在那一点的位置上。围观人群立即齐声赞道:“鹅活了!鹅活了!”和尚立即请来一个石匠,把这个“鹅”字刻在早就准备好了的石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