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4000多年前的帝尧时期，中原大地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愁苦不堪。尧望之兴叹：“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各部落首领都说：“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鲧衔命治水。鲧领命之后，采用的是水来土掩的办法，修筑堤坝把部落聚居的地方围护起来以障洪水。结果是毕九年之役而无一功，最后被尧帝放逐羽山，“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舜继帝位以后，采纳各个部落首领的建议，又任命鲧的儿子禹为司空之职，继任治水之事。禹接受任务后，亲自勘察山川地貌、河流湖泊。他从父亲的失败之中总结经验，改堵为疏，开塞清淤，把泛滥的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湖泊和洼地，然后再导入大海。前后历时13年，终于平息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禹因治水有功，受到各个部落首领的拥戴和舜的肯定。舜便主动禅位于禹，建立夏朝。
在我国到处都有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和遗迹。陕西韩城有禹门；山西河津有禹门口，夏县中条山麓有禹王城；河南开封市郊有禹王台，禹县城里有禹王锁蛟井；在河南的洛阳更有大禹开凿龙门的传说。从这些遗迹和传说来看，大禹治理的主要是黄河流域。但是，在长江淮河流域同样也有许多大禹治水的遗迹，四川南江也有禹王宫，湖北武汉龟山有禹功矶，湖南长沙岳麓山巅有禹王碑，浙江绍兴有大禹陵，安徽怀远也有禹墟和禹王宫，涂山更是大禹召开诸侯大会的地方。他在此娶涂山氏女为妻，新婚三日即应召治水，并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千古佳话。
史学界都认为大禹治水到过九江，主要是根据一些相关的记载：
《尚书·禹贡》有“九江孔殷”“九江纳锡大龟”“过九江，至于东陵”的记载；
司马迁《史记·河渠志》有“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的记载；
《图经》有庐山“紫霄峰有石室，昔大禹治水时，常登此紫霄，以眺六合，望水湍，因刻石于室中”的记载；
《一统志》有“紫霄峰石室极深险，人不可至。有好事者，缒而下，摹得百余字，奇古不能辩。惟‘洪荒漾予乃撵’六字可识云。今不知室所在”的记载；
张僧鉴《寻阳记》记载：“九江，在寻阳郡北五里，名曰乌江。远则百余里，是大禹所疏。会于桑落洲，上下三百余里合流。”
大禹治水，千古留名。如今的汉阳峰上还有禹王崖。相传大禹就是由此攀缘而上，站在汉阳峰上观察山川地势。如今，绝壁之上的摹刻还依稀可辨。这些记载既是对一代帝王大禹丰功伟绩的颂扬，更是对我们的祖先战胜自然求得生存的伟大壮举的敬仰和缅怀。千百年来，招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群峰之间寻踪觅迹，思绪飞扬。清代武陵人王以敏知南康府时登临汉阳峰，幽思频发，撰有一联：
峰从何处飞来，历历汉阳，正是断魂迷楚雨；
我欲乘风归去，茫茫禹迹，可能留命待桑田。
二
《九江市志》载：九江之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的“九江孔殷”“九江纳锡大龟”“过九江至于东陵”。但是，这里所指的“九江”并不是今天的九江。按照《尚书·禹贡》将天下划为九州，“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说明我们今天的九江地属扬州。《尚书·禹贡》中四次说到“九江”，都是指当时的荆州某地。根据书中“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的记载，古东陵位于今天的湖北麻城，可见，大禹当年治水，长江的古河道有一支是向东北方向流经今天的河南商城、固始注入淮河的。至于说这条支流是怎样横穿大别山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的河床高出了某一处经过开凿的山口。因此，《尚书·禹贡》中的“九江”应在今天的湖北武汉周边一带。秦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九江郡治设安徽寿县，英布受封九江王，在湖北黄梅筑九江城，都可以说明，远古的九江并不是今天的九江。
但是，大禹治水到过九江是毫无疑问的。《尚书·尧典》记载“尧之时洪水为患为甚”。《寰宇通志》记载“尧时上游之水无所痒，壅而四出”。这也许就是将当时的西部地区叫作雍州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大禹所治之水并不是海平面抬高造成的倒灌之水，而是因地球温度升高造成的冰川融水。《晋乘搜略》还记载“尧时黄水为患，震及帝都”，帝尧为躲避水患，带着部族迁都至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市）尧起用鲧治水失败，舜又起用禹担此重任，历时13年才取得成功。如果说造成尧舜时期水患的原因是“上游之水壅而四出”，那么同出一源的长江流域同样也是洪水滔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在安徽的怀远。《尚书·禹贡》还有“过九江，至于敷浅原”的记载，敷浅原就在今天的德安县。另外，还详细记载了大禹将汉水导入长江，汇入彭蠡泽；将长江上游的岷江、沱江、澧水导入洞庭湖，过九江与淮河汇合；从桐柏山开始疏导淮河，汇泗水、沂水东入大海的事迹。《竹书纪年》载大禹在位45年，巡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时去世。现在，浙江绍兴有大禹陵，还有禹陵村。相传禹陵村的百姓都是当年守陵人的后代。这些记载都说明大禹治水的足迹遍布中原大地和江淮流域。在长江流域，洞庭湖、彭蠡泽自然是大禹治水的重点区域，登庐山之巅，观山川地貌，定治水良策是必然的。
大禹是夏朝的开国之君。《史记·夏本纪》记载，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三年治丧结束，大禹将帝位和都城蒲阪（在今山西省永济市）让给舜帝的儿子商均，自己避居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但是，四方诸侯都去阳城朝觐大禹。在大家的拥戴下，大禹即帝位后，仍移都阳城，以示对舜帝和商均的尊重。夏朝建立后，大禹在涂山（在今安徽省怀远县）召开诸侯大会，大禹对大家说：“我胼手胝足，平制水土，略有微劳，但德薄能鲜，不足以服众。先帝常告诫我说‘汝为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为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如果我有矜伐之处，请大家当面告知，对大家的教诲，我将洗耳恭听。”《说苑》记载大禹“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由此可见，大禹是一个德才兼备、勤勉务实、生活简朴的帝王。
大禹在四方诸侯的拥戴下建立夏朝。四方诸侯为表臣服之意纷纷献金（青铜）。但是，大禹为示永息干戈，又将诸侯所献之金按九州而铸九鼎，向天下宣示国泰民安。又以帝畿为中心，以500里为距，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甸、侯、绥三服要进纳不同的物品，负担不同的劳务。要服不纳物服役，但要接受管理，遵守法令。荒服根据自己的风俗习惯自治，不强制推行中央法令。九江应地处绥服区域，不在化外。按照规定，天子必须五年一巡，我想大禹在位45年，在天子的巡狩过程中，也是一定到过九江的。
其实，大禹留给九江的更应该是一种精神。
三
在瑞昌市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组出土于瑞昌市夏畈镇铜岭村的文物，主要有木制的铲、钩、轱辘、撮瓢、扁担和陶制的鼎、鬲、罐等。然而，就是这些默默无言、其貌不扬的生产生活工具，为我们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工业文明史，同时也见证了3500多年前我们祖先的勤劳和智慧。
它们又是怎样重见天日的呢？1988年3月，村民在降坡修路的过程中，挖出了许多枯朽不堪的木制器具。毫无考古知识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当回事，把干枯的就带回家当柴烧。有一天，时任铜岭钢铁厂副厂长的周明节在检查降坡时，发现了村民们挖出的斧、凿，觉得可能是有价值的文物，就捡了几件送到瑞昌县博物馆请专家鉴定。工作人员刘礼纯看到这些青铜的斧、凿和木器，初步认定很有文物价值，当即就向九江市文物管理所作了报告。九江市文物管理所吴圣林所长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调查。经过搜集和局部勘察，基本确认这是一处重要的古代矿冶遗址。于是，同时向市委、市政府、省文化厅、省博物馆作了汇报。
同年10月，江西省组织联合考古队对这一矿冶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前后经过五次科学的发掘。揭露采矿面积达1800平方米，冶炼区面积约600平方米，清理出采矿竖井103口，巷道19条，露采区7处，冶炼炉两座，储水井数口。此外，经调查，采矿区面积达4万平方米左右，炼渣总量约30万吨，散布面积数万平方米。遗址中的炼渣堆积最厚处达三米多，当地人称之为“铜屎坡”，多处绵延数十米。其他遗迹有露天采坑、工棚、选矿场、槽坑、材料加工场等。遗物有铜、竹、木和陶制的采掘、提升、装载、运输、淘洗、照明、排水等生产工具以及生活用具，共计四百余件。经过专家推断，这些文物分属商、周各个不同时期。根据专家考证，铜岭矿冶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大型古代青铜矿冶遗址。距今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它的发现将我国采铜炼铜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500年。
到了此时，人们才如梦方醒，猛然间想起明朝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对古人冶铜的描述：
采铜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动锤尖采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矿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斤，为一小箩。虽矿之出铜多少不等，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用矿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余。用柴炭装叠烧两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则山谷如昼。铜在矿中，既经烈火，皆成茱萸头，出于矿面。火愈炽，则镕液成驼（坨）。候冷，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烹三日三夜，方见成铜，名曰生烹。有生烹亏铜者，必碓磨为末，淘去龙浊，留精英，团成大块，再用前项烈火，名曰烧窑。次将碎连烧五火，计七日七夜，又依前动大风炉，连烹一昼夜，粗浊既出，渐见铜体矣。
由此可见，冶铜工艺十分复杂。
有谁能够想到，九界公路边的这座杂草丛生的小山，在3500年前竟是这样一座繁华的工业城市呢？夏畈铜岭的老百姓所说的“铜屎坡”原来却是要告诉人们一个千古之谜。那些可以生火煮饭的“树篼巴”原来竟是一件件稀世珍宝。
1991年，瑞昌市青铜矿冶遗址的发掘成为这一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瑞昌市人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铜岭古铜矿遗址管理处，负责遗址保护的日常工作。投入8000万元的青铜矿冶遗址博物馆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四
铜是走进人类生活的第一种金属。它以坚硬锐利的内涵和熠熠生辉的外表在人类发展历史的舞台上闪亮登场。当它与锡或铅发生碰撞之后，闪现出了更加璀璨的火花。人类文明因此而发生了质的飞跃，由石器而金属，由打磨而铸造。人类在火与金属的襄助之下不断地展示着其无穷的智慧，战争变得更加惨烈，礼仪变得更加庄严，宫廷变得更加华丽，帝王变得更加自信。青铜给人类带来的不仅仅只是力量、色彩和韵律，更重要的是澎湃的激情和冲天的豪气。
中国古代最早的铜金属实物出自仰韶文化遗址，距今大约5000～6000余年。出土最早的冶炼青铜器是甘肃兰州临洮马家窑文化遗址的铜刀，距今约4700多年。铜岭青铜矿冶遗址距虽然只有350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管子·地数篇》中却有“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的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的记载。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又说“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越绝书》记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蚩尤是九黎部落联盟的酋长，居于长江、淮水之间。在与炎黄部落联盟发生的战争中，曾九次打败炎黄部落，这可能就是以金克玉，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的原因。《尚书·禹贡》还说，大禹建立夏朝以后，将天下划为九州，依照各州的物产，对各州的贡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只有扬、荆二州有“贡惟金（青铜）三品”的记载。扬、荆二州的各方诸侯为对他表示敬意，纷纷到阳城献金。为了永息干戈，让百姓安居乐业，大禹便将诸侯所献之金依照划分的九州铸成九鼎，鼎上铸有九州的山川胜物，以示从此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这些记载都说明，当时的青铜主要出自于扬、荆二州，而且远在铜岭的青铜采冶之前，人们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广袤的长江中下游和淮水流域的崇山峻岭之间，是不是还有“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更古老的青铜文明呢？新中国成立以来，江南地区古铜矿遗址频频现身。1973年，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开始发掘。在约两平方千米的遗址范围内，清理出商代到汉代的采矿井巷数百条（个），炼炉12座，炼渣约50余万吨。原来“大冶”之名并不是人类的臆想。20世纪80年代初，在安徽铜陵又发掘了金牛洞古铜矿遗址。“铜陵”，因铜得名，以铜而兴。金牛洞古铜矿遗址的发掘使铜陵的“中国古铜都”名实相符。
闭上眼睛一想，大冶——铜岭——铜陵，加上中间新中国创办的武山、德兴两大铜矿，正是绵延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南岸数百公里的顺江一线。看来，“金”出扬、荆二州，“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也不是臆断。
“铜草多，铜铁窠”这仅仅只是一句民谚，还是我们的先人找矿智慧的结晶？商盛时期，对内修德，对外征战，需要大量的青铜礼器和兵器。臣工奉命，跋山涉水。铜岭千呼万唤而成为商王朝的一块王畿飞地，从此甲兵森列。工匠、奴隶、战俘、囚徒、劳役都被驱赶到这里，神秘的情景至今仍被山北麓一处叫“禁地”的村落所诠释：
野岭荒山外，谁将禁令颁？
行商休歇脚，飞鸟莫沾边。
是的，在那个时代，统治者对这一战略物资的管理十分苛严。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是楚怀王六年（前323）颁发给楚国大贵族“启”的水陆通行符节。在残存的车节（陆路通行证）上面，就有“毋载金、革、□、箭”的铭文。像“启”这样的贵族大员都不能私自运载“金、革”等物资，足以说明在当时以青铜为首的几种战略物资的生产、经营、管理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
铜岭古铜矿遗址，铭刻的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繁荣和鼎盛的足迹。《左传》有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那个遥远的青铜时代，政治和军事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而“祀”与“戎”的载体就是应运而生的青铜。统治者借助青铜礼器把本已至高无上的王权烘托到极致，借助于青铜兵器把掠夺、侵占与征服的欲望膨胀到极限。青铜成了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对大规模青铜采冶的控制和掌握，对产品的大量占有和使用，是一个国家强弱的绝对标志，也是统治者权力大小、地位高低的象征。它已经上升到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秩序的高度。青铜器——国之重器！
五
蜷缩赣北一角的瑞昌只是一座小邑，迄今只有45万人口，1400多平方千米的土地面积。从现存史志来看，自古以来，凡是被放到瑞昌为令的官员都不怎么乐意，认为“瑞昌固江州之僻邑也，其地僻处荒陬，无名山大川、英流奇士，四方之轮蹄轩盖，商贾宾从鲜一至者”。又说“瑞昌僻在一隅，车盖之来，厨传之饰，终岁无一焉”。是啊，一县之令，“终岁不闻丝竹声”，一年也难得陪上一次客，这个县令当得也实在是憋屈。但是，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活。南唐升元三年（939），瑞昌撤场（原为赤乌场）设县，1989年又撤县设市。这些历史的变迁，除了她引吴接楚、傍水临江的特殊区位之外，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我作为一个瑞昌人，面对那满山满岭迎风摇曳的铜草花，遥想3500多年前，这里“烈火亘天夜，山谷如昼”，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场景，仿佛看见了不远处的南阳河里帆樯林立，一船船绽放着幽光的“金”锭顺流而下，入赤湖走长江，逆流而上进入中原；或过彭蠡古泽入虎方、扬越；或马拉车载，沿着荆、扬古驿道西献三苗、荆楚。化作戈、矛，护卫帝王尊严；化作钟、鼎，荣登大雅之堂。
我想起瑞昌民间的一个传说。从前有一个人受命担任瑞昌县令，他认为哪个地方的土重就应该选作县治之地。按理铜岭应该作为县治之地。但是湓城人却将两份样土作了调换，结果县治定在了湓城。这也许是瑞昌人与铜岭遗址的又一次擦肩而过。
我想起1938年，因为铜矿之上有一层铁矿石，俗称为“铁帽”。日本人占领瑞昌后，为掠夺资源，到处抓丁拉夫在此开采铁矿石。
我想起1958年。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瑞昌县在此设立铜岭钢铁厂，举全县之力动员八万之众，大炼钢铁。这支钢铁大军实行军事化管理，日以继夜，在这里采矿，又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运送木炭烧炼所谓的“钢铁”。我的父母也双双应征而来。我的二哥就降生在这一丛丛的铜草花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狂热之间，并且得名为“忠”。
我还想起1959年，南昌钢铁厂在此设立矿区，开采铁矿。1960年还专门修筑了小火车铁路专线至长江口岸码头镇，用于铁矿石的运输。到如今，那条窄轨铁路还静卧在萋萋荒草之中呢。1969年，九江地区又在这里创建江西铜岭钢铁厂，招收工人近千名，还建造了小高炉，生产铁矿石、铸造铁、钢坯等产品，那场景可谓热火朝天。到20世纪80年代末，铁矿资源匮尽，企业才逐渐倒闭。1966年，就在铜岭古铜矿遗址东边，省人民政府又斥巨资创办了武山铜矿，一座近万人的新兴铜城就与铜岭古铜矿遗址比邻而居……
然而，这都是一次又一次地擦肩而过。
铜岭，弹丸之地，也曾几度喧腾。那些有着古铜色鼓凸肌肉的劳工们，他们是战俘，是囚徒，还是平民百姓？在这个充满着阳刚之气的世界里，东面的那座丫髻山就是他们命名的吧？那也许就是他们在劳作之余对母亲和妻子的怀念呢，拟或是对异性唯一的向往吧？铜岭为什么叫“铜岭”？山下为什么叫“禁地”？左边为什么叫“宝山”？右边为什么叫“铜冈岭（今通江岭）”？十余里外长江边上的码头镇为什么古称“金城”？这都是先人们煞费苦心的提示吗？遗憾的是，又有谁想到过自己的脚下就踩着一个青铜时代的盛世文明呢？在古人面前，我们的浮躁难免有些贻笑。
想起这些，我不觉汗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