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江之所以能成为道教的发源地之一，与一座山（庐山）和一个人（匡俗）是截然分不开的。道家修炼的终极目标是羽化登仙。东晋葛洪曰：“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所以说，奉道者修炼必在深山。
庐山于古彭蠡泽中拔地而起，直插云霄，云雾缥渺，不是仙境胜似仙境，自然是各路仙家理想的修炼场所。根据历史记载，周时匡俗当是道家庐山修炼第一人。晋周景式《庐山记》载：“庐山匡俗，字子孝，本东里子，出周武王时。生而神灵，屡逃征聘，庐于此山，时人敬事之。俗后仙化，空庐尚存，弟子睹室悲哀，哭之旦暮，事如鸟号。世称庐君，故山取号焉。”晋张僧鉴《浔阳记》载：“匡先生名续，字子希。周时，师柱下史老聃，得久视之道，结茅于南鄣虎溪之上，修炼七百年。定王常问柱下史伯阳父，方今神仙在世者。伯阳父举五岳之仙以对，先生其一也。王召之日，先生不见。后二百载，威烈王复遣使以安车迎之，未至之二日，白日轻举。使者访其隐所，仅有草庐焉。回奏，因命南鄣山为靖庐山。”这些记载既说明了道入庐山始于周时，同时又说明了庐山名称的由来。还有一些史籍记载匡俗是兄弟七人皆好道术，同隐庐山修炼，后来都羽化成仙，空余草庐。这一系列的传说虽然都是出自以神仙方术为本原的道教徒的编纂，但庐山道教的原始也初露端倪。与之相契合的是，汉元封五年（前106），西汉武帝巡幸江南时，不但虔诚地祭祀了庐山，还在相传为匡俗结庐之处下诏立祠奉祀并赐其号“南极大明公”，封其为庐山君。流露出对道家的特别钟爱。这是对道入庐山的最好注脚。历代《瑞昌县志》亦载：“匡俗先生墓在归义乡（今瑞昌市南义镇）。俗修炼道术，莫知所终。虽此山有墓，仅遗蜕耳。庐于德化之辅山，葬于此，故至今称匡葬山云。”又载：“匡俗庐于浔阳之辅山。去辅山百里，相传为俗尸解处，匡葬山即其地也。”
如果说匡俗真是周武王时人，那么道在九江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间，高道名士代有奇人。东周末期，有高道康道成、费文伟由武昌黄鹤楼携鹤在瑞昌青山结庐隐修。东汉顺帝、桓帝时期，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盛行，道教始祖张道陵的高徒王长、赵升两位真人就曾在庐山修炼布道。得道后的杨羲和紫薇夫人等道仙也来庐山游历传道。三国时，高道籴翟，用三尺布、一斗米、一双鸡、一斗酒获得符书，能将人化虎，栩栩如生。晋时，葛洪在庐山东古山观音岩苦心修炼，得到真传。东古山因名“洪井山”。葛洪在庐山修炼期间，致力于推动官方道教诞生，他也因此而成为中国道教史上承前启后的划时代人物。到了唐朝，高祖李渊“以李氏出自老君”而把道教定为国教。大唐一朝奉道成风，使原本就有雄厚道教基础的庐山更是炙手可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无不纷至沓来。布道演法者趋之若鹜。似海侯门的大家闺秀也慕名而来。宰相李林甫之女李腾空、侍郎之女蔡寻真就是典型代表。在时风的熏染之下，她们抛弃荣华富贵，于贞元年间（785～805）结伴同行，来到庐山勤修苦练。在庐山修炼期间，她们常以自制丹药治病救人，深得好评。昭德皇后慷慨相助，赐予大量金帛田土。九江太守许浑特上长安奏请唐德宗赐观额，得到德宗皇帝的首肯。特赐蔡寻真居所为“寻真观”、李腾空居所为“昭德观”。吕洞宾修炼庐山“仙人洞”的传说更是耳熟能详。就连大诗人李白也自号“青莲居士”，一生数次带着妻子宗氏来庐山求仙访道：
君寻李腾空，应到碧山家。
山舂云田礁，风扫石楠花。
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八月的一个晚上，唐明皇梦见一个朱衣金冠的神仙从天而降，入宫进谒。自称受天帝之命降临凡尘，巡视采访人间事，要在庐山西北建馆休憩，500年后将造福生民。玄宗立刻命著名画家吴道子依梦中神仙模样精心绘制，派遣特使送往庐山供奉，并下诏在庐山建使者庙，由江州刺史独孤正负责实施。在朝散大夫杨楚玉、司马皇甫楚玉和浔阳县令魏昌的大力支持下，建起了殿宇恢弘的九天使者庙。花费库钱六万缗。九天使者庙建成后地位殊异。玄宗皇帝亲赐殿额，“准宜五岳真君庙例，抽德行道士五人焚修供养”，将九天使者庙提高到与五岳真君庙并列的崇高地位。就是因为玄宗皇帝的南柯一梦和虔诚道心，给庐山的道教增添了无限的荣光。南唐国主与唐朝皇帝一脉相传，对庐山道教恩宠有加。前后三位国主都“常遣宦官祭庐山”。
东晋时期，九江还出了两个本籍高道。一个是东吴时曾为西安（今武宁县）令的吴猛。他从小极富孝心，7岁时夏日与父母同榻，蚊叮不驱，人问其故，猛曰：“惧蚊虻去，咬我父母尔。”关于吴猛的道行高深可用这样一个传说来附会：东晋时豫宁（今武宁县）县令干庆无疾而终，停尸七日，开始腐败。吴猛以符水清洗灌服，半日苏醒。复含洒，病人遂起，吐腐血数升，稍能言语。三日如常。干庆弟著作郎干宝感其兄及父妾死而复生，因纂《搜神记》。被道家奉为第五十一福地的都昌县元晨山，相传就是苏耽和吴猛的修炼之处。另一位高道叫幸灵，豫章建昌（今永修县）人。传说幸灵心地善良，品德高尚。少年时候，父亲叫他看守稻田，牛食不驱。道成之后，行不骑乘，长不娶妻，布医施药从不取酬。并且善及万物，“草木之夭伤于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倾倒于途者，必举正之”。
据记载，庐山道教始于晋而盛于唐，历经千年，宫观林立。前后有董奉馆、简寂观、太平宫、白鹤观、寻真观、昭德观等数十处规模宏大、规制严整的名观。寓居道观的高士名道更如过江之鲫，特别是汉末董奉与南朝陆修静，一个矢志奉行，一个革故鼎新，对道教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赋予了九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以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深厚的底蕴。
二
据《大越史记全书》载，董奉是建安郡侯官县（今福建省长乐市）古槐镇人。历史上关于他的生卒年代没有确切的记载。按照史载他曾为交州刺史杜燮（136～226）治病，这说明他应生于汉末。也有记载说他仙逝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如此说来，董奉的一生经历了东汉、三国、西晋三个历史时期。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在《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上都没有他的传记。在历史上是不是真有其人呢？
董奉，字君异。少年学医，信奉道教。青年时代，曾任侯官县小吏。因痛恨官场腐败而归隐山林，一面修道一面行医。后来长期隐居九江庐山。关于董奉的传说正史无载但野史很多。
《真仙通鉴》载，董奉行医访道至交州，遇交州刺史杜燮死后三日。说他死了还不确切，因为他虽然不能说话，没有呼吸，但身上还有些温热。但是说他没死更不确切，因为他除了身体有些温热没有僵硬之外，心跳脉搏都没有，就连瞳孔也扩散了。按照现代医学的概念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死亡。杜刺史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虽然只是交州刺史，但交州基本上是自治，关乎一方稳定。杜刺史的家人和他的部属都无所适从。于是求治于正在交州访道的董奉。董奉便将三粒药丸放入杜刺史口中，温水灌服。杜刺史吃了神奇的药丸后起死回生，半日即能坐起，四日后便能说话，不久病愈。为表谢忱，杜刺史“因敬事奉，筑楼以居之”。《名医例案》中说，交州刺史杜燮是食物中毒而死。董奉以“神授太乙散”喂服，故而须臾而醒。不久，杜刺史准备起兵反叛朝廷，担心董奉泄露机密，意欲杀死董奉。董奉道行深厚，运用“尸解”之术，分身而去。过了十来天，董奉在豫章遇到一个交州来的商人，便托他向杜刺史问好。杜刺史大为惊异，派人掘开董奉坟墓，棺内除了一件旧衣之外别无他物。杜刺史方知董奉的非凡，庆幸自己没有杀他，同时也取消了自己的反叛计划。
离开交州后，董奉即过豫章而隐庐山太乙峰下。隐居庐山期间，董奉留下了更多的传说。有一个病人，满身长疮，溃烂不堪且生命垂危，家人用车将其拉来请求董奉救治。董奉用布蒙住他的双眼，唤来一物遍身舐舔，病人不日痊愈。后来病人回忆当时情景：闻有一物来舔之，痛不可堪，无处不匝。度此物舌当一尺许，其气息大小如牛，意不知是何物，良久乃去。
在民间，还有一个董奉为虎疗伤的故事。有一天，董奉行医回来，见一只老虎卧于路边草丛。老虎见到董奉，非但不露凶相，反而满面苦楚，以爪指口，叩首相求。董奉似乎明白了老虎的意思，便让老虎张口让其望诊，原来是一根锐骨卡住了老虎的喉咙。董奉轻轻地拍了拍老虎的头，说明天一早我来为你治疗。老虎也听懂了他的话。第二天一早，董奉带着连夜赶制的铜环按时而来，为了防止老虎因痛兽性发作咬伤自己，他将铜环置于虎口为老虎取出了卡在喉间的锐骨。这只老虎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伤愈以后来到董奉的杏林草堂不肯离去，并主动看守杏林，这就是“虎守杏林”故事的由来。此后，游方郎中在行医的路上总是要不停地摇动着手里的铜环铃铛，被称着“摇铃唤诊”。铜环铃铛也成了外出行医者的身份标志和护身符。
《神仙传》上说得很清楚，董奉为人治病，不取钱物。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然后，他又货杏得谷，赈济贫乏，供给行旅。流传至今才有了“杏林春暖”的百世佳话。遗憾的是，至今杏林、草庐无存。顶礼膜拜者只能面对高山深壑发出“董仙昔日家何处”的疑问和“空山何处寻行踪”的慨叹。
传说中的董奉不仅仅只是一位手到病除的神医，同时还是一位道行莫测的高士。晋时张僧鉴所著《浔阳记》记载：“浔阳城东门通大桥，常有蛟为百姓害。董奉疏符沉水中，少顷一蛟死，浮出。”《神仙传》中还记述这样一件事情：董奉隐居庐山期间，浔阳大旱，地裂无收，民不聊生。县令丁士彦一筹莫展，听说董奉道行高深，便亲自进山拜谒，“求致雨”。董奉故弄玄虚，仰视自己的屋顶说：“贫家屋皆见天，何可得雨焉？”县令心领神会，赶紧召集文武官吏为董奉修屋。董奉又笑道：“毋庸，旦暮自当雨。”到了晚上，果然大雨倾盆。
董奉丹功深厚，传说他从来不吃米饭，“唯饮酒啖枣脯”，以修炼辟谷养气之术。隐居庐山时，靠食松子、杏仁、地耳，饮泉水充饥。据说流传至今的用杏仁、松子、粟米合煮的“真君粥”就是他的发明。关于董奉的驻颜有术，历史上也有很多记载。吴先主时，有一个年轻人任侯官县长吏，见董奉就有40来岁。50多年后他又遇到董奉，却见董奉容颜不改，惊叹不已。《真仙通鉴》载：“奉在人间百年，其颜色常如三十许人。”
“道有三分医”。也不知道是医寓于道，还是道寓于医。董奉行医布道，既是对道教传统的继承，也为后世道教的继续发展注入了更强大的活力。从这些记载和传说来看，董奉奉道不贵在开宗立派，而贵在身体力行，令人景仰不已。故张景有诗云：
桃花漫说武陵源，误杀刘郎不得仙。
争似莲花峰下客，栽成红杏上青天。
三
陆修静（406～477），字元德，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是三国时东吴丞相陆凯的后裔。少宗儒学，笃好文籍，穷究象纬。早年遗弃妻子，出家为道，云游四方，入山修炼。初隐云梦，后栖仙都。为遍搜道家典籍，足迹远涉罗浮、峨眉、衡山等名山胜地。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隐居庐山，一隐7年。
陆修静隐居庐山，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迫。刘宋文帝元嘉末年，陆修静“市药京邑”。宋文帝刘义隆钦其道风，召入内宫，说法讲道。太后王氏雅信黄老，降母后之尊，执弟子礼。元嘉三十年（453）三月，太子刘劭与次子刘浚发生矛盾遭到文帝责骂。便唆使女巫严道育刻文帝石像埋于含章殿前诅咒文帝早死。巫蛊事发，文帝大怒，欲废太子。不料潘淑妃泄露了机密。太子刘劭与东宫将领萧斌连夜起兵，率东宫卫队假称受诏入卫皇宫，诈开宫门，弑父君欲自立。文帝的三子武陵王江州刺史刘骏随即起兵讨伐太子刘劭。六月攻入京城建康，诛杀刘劭、刘浚，即位为皇帝，是为孝武帝。
刘骏在位期间，贪图享乐，荒淫腐败，不理朝政，致使朝纲混乱，刘宋王朝从此走向衰落。他在位期间，国库空虚，便与还都述职的大臣赌博敛财。对大臣们随意调笑、辱骂甚至殴打。嫌宫殿狭窄，大兴土木营造玉烛殿。后宫生活糜烂不堪，无论亲疏贵贱，只要稍有姿色就召入宫中御幸，宗亲命妇都在所难免。南郡王、荆州刺史刘义宣是他的亲六叔，更是他夺位称帝的第一支持者。他有四个女儿，从小养在宫中，个个如花似玉。刘骏却不顾纲常，忘恩负义，竟一起召幸。特别是二女儿楚江郡主因姿色超群，还被封为淑仪生下孽子。刘义宣忍无可忍，联合江州刺史臧质、豫州刺史鲁爽起兵讨伐，兵败后连同十六个儿子一起被杀。面对如此纷乱的政局，陆修静认为建康不是讲道之地。同时他还在思考道教于社会、于民众的责任。怎样才能找到道教揳入王权的切口？他需要找一处净土来让自己反刍与探索。他选择了庐山。
四
道教的始祖张道陵（34～156），字辅汉，沛国丰邑（今江苏省丰县）人。他的八世祖是“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张道陵七岁破蒙学习儒家五经。他学习刻苦，立志辅佐汉室，故字“辅汉”。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深造。在这里他博览群书，最终成了一名饱学之士。从太学毕业以后，他效仿先师在天目山开坛讲学，集生徒千人之众，名动江淮，得称“大儒”。汉明帝永平二年（59），25岁的张道陵为郡守所荐，得中“贤良方正极言直谏科”，被朝廷任命为巴郡江州（今重庆市）令。在江州令任上，他看不惯官吏贪赃枉法，豪强横行霸道。而自己又人微言轻，无能为力，便决心效先祖张良独善其身。明帝永平末年，他谢绝朝廷的一再挽留，辞去江州令职，隐入北邙山中，潜心修习黄老之道。终得“黄帝九鼎丹法”，声名远播。汉章帝建初五年（80），京城举行白虎观会议，章帝主持以图谶证五经，征召他为经学博士。他避而不见。汉和帝永元四年（92），朝廷又诏为太傅，三召而不就。他对使者说：“人生在世，不过百岁，光阴荏苒，转瞬便逝。父母隆恩，妻妾厚爱，也随时而消失。君臣之恩，谁见长久？请转告圣上，只要清静寡欲，无为而治，天下自然大定。我有何用？我志在青山中！”为避京城烦扰，他携弟子南游淮河，隐桐柏山；再渡江南下，隐贵溪云锦山（今龙虎山）；后又隐蜀郡鹤鸣山，修身布道。
当时蜀郡百姓信奉巫教，淫祀繁盛。巫师借灾敛财，无恶不作。百姓饱受其苦。张道陵在此行医治病，筑坛演法。他奉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道教的金科玉律，规定道民内要慈孝，外要敬让；不准兴讼好斗，不准欺诈世人。由于道教的这些社会政治主张深得底层民众的拥护，一时间道徒云集。东汉顺帝年间，张道陵为了严密组织纪律，加强对教众的信仰宣传，奉老子为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自奉为天师并立下教规：天师为最高领导；初入道的称为道民；能为道徒和病人治病演法的称为道士；信仰确立并能讲授《道德经》的称为祭酒。祭酒负责一个地区的全部教务，直接对天师负责。每年的“三会日”（上会：正月初七；中会：七月初七；下会：十月十五。“三会”又叫“三元”）道民要齐集治所，接受祭酒训导，恭听科律。由于教义明确、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教风正派，道教很快得到广泛传播。
老子的哲学思想之精髓可以用道、德、有、无、阴、阳六个字来概括。道，即为客观自然规律，不可违背；德，是方法，是行为，德必须遵循于道；有，是客观存在，生于无；无，为有之始，是基础。无中生有，有终于无；阴与阳，是事物的两面性、矛盾性、对立性，但可以相互转化。老子的哲学思想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他所主张的“无为”指的是办事不能违反自然规律，以“无为”而成“大为”，这就是“德”。他认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所以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是，老子所说的“自然”并不是类似于神的概念。在《孔子问礼》中老子对“自然”是这样解释的：“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老子的哲学思想最宝贵之处在于落脚于现实社会，所以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又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是人本思想，更是民本思想。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然而他并不是中国历史上崇“道”遵“道”第一人。三皇五帝都是崇“道”之人。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道家出自古代的史官。所谓史官，实际上就是负责记录帝王社稷生死存亡、成败祸福的官员。老子在周时就是柱下史（史官）。这说明“道”也是从实践中来。后周时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契合时局，道家又应势提出法、术、势、利、力等概念，进一步扩大了“德”的内涵，并提出因天循道、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的政治主张。这说明“道”又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的。“道”逐渐成了皇权与民本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为全社会所公认与推崇。故路为“道路”，理为“道理”。
张道陵立教，以道为名，奉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科律，与他的人生经历、理想抱负都是分不开的，是他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综合体现。但是，道教训导道众修道以羽化成仙为终极，这里面既是人对自然顺应的践行，同时也不乏依附皇权的愚民思想。
五
南朝刘宋大明五年（461），陆修静结草于庐山南麓金鸡峰下，一隐七年，开始了他道教向何处去的深度思索。
道教为什么离皇权越来越远？道教开宗立派于东汉顺帝年间，仅仅300多年。然而，在这300多年的时间里，在道教与王权之间却发生了许多水火不容的事情。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二月，道徒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首开道教对皇权的挑战，全国七州二十八郡群起而应。同年七月，道徒张修又在巴郡起义。东汉献帝初平二年（191），第三代天师张鲁杀张修并于兴平元年（194）据汉中自立，统治巴蜀、汉中近30年。晋惠帝永宁元年（301），李特在道徒范长生的支持下，率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道徒数万人，在益州绵竹（今四川省绵竹市）起义。建立成汉政权，前后凡六世47年。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道徒孙恩和其妹夫卢循率道众攻上虞、克会稽，席卷三吴八郡，拥道徒数十万，割据交州十余年。
造成道教徒揭竿而起的原因自然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相去甚远。但是，叛君裂国又是哪一个统治集团所能够容忍的呢？道教要想生存，就必须找到与皇权的接口。
道教的领地为什么越来越窄？道教尊奉的黄老思想是中华民族最原始、最传统的思想，在中国有着最深厚的根基和最丰富的养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何确立皇权的神圣？怎样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这一系列的社会现实问题都是运用道家思想所无法解决的。统治思想也面临着新的抉择。必须有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于是儒家思想应运而生。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当推孔孟，其嫁接母本仍是道家思想。也就是说，是儒家进一步丰富了道家思想中的“德”的内涵。以“君权神授”来诠释皇权威严；以“三纲五常”来支撑社会管理；以“君轻民贵”来笼络人民思想。这些与时俱进的思想元素极大地满足了统治阶级的当务之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儒家思想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佛教本不是本土产物，但是它以“缘”相结，以“业报”释义，以“往生”相邀，注重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了断烦恼，超越生死，往生极乐。这种思想更是与封建统治思想一脉相传。所以，传入中国后即迅速蔓延。
在金鸡峰下的太虚观里，陆修静日观飞瀑，夜听松涛，终得真谛。
严密的组织是宣道的保障。在社会不断发展，儒、释应时而兴的时候，道教在组织形式上却在逐步退化。其主要表现是祭酒制度的衰落和道官制度的兴起。“三会”不会，组织混乱，科律废弛。更有一些道官“妄相置署，佩箓惟多，身无戒律，不顺教令，越科破禁，轻道贱法”。祭酒制度的败落，使“道化宣流，家国太平”的宣教目标成了一句空话。针对这些情况，他特别制定了禁止道官自行署职，实行按级晋升的制度。
他还进一步强化道教斋仪的作用，认为“斋直是求道之本”，主张“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之以诵经；心有贪欲嗔恚之念，故使之以思神。用此三法，洗心净行，心行精至，斋之义也。”在此，他反过来汲取儒家的礼法、道德规范和佛教的“三业清净”思想，制定了“九斋十二法”的斋蘸体系。从而使道教斋法不仅有了系统的仪式戒科，而且还使其理论更加完备。
陆修静对道教的还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道教典籍的整理。他早年即十分注重对道教典籍的搜集，曾“南诣衡湘、九嶷，访南真（魏夫人）之遗迹；西至峨眉、西城，寻清虚（王褒）之高躅”。南朝刘宋元嘉十四年（437），即着手刊正《灵宝经》，编纂《灵宝经目》。泰始七年（471）奉敕编纂《三洞经书目录》。这也是他从儒、释两教的繁荣中所悟出，温经习典是继承和发扬的重要途径。他一生著作等身，共注录道家经书、药方、符图等1228卷，流世1090卷。他还奏请宋明帝批准在简寂观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道藏阁，御赐道家典籍1200卷，“龙筪贮之”。
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在朝廷的多次征召下，陆修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简寂观入住建康。顺帝升明元年（477）于建康景德观辞世。陆修静去世以后，遗体被弟子们运回庐山，以布袋装殓。所葬之处因名布袋岩。
陆修静为道一生，“大敞法门，深弘典奥”，创立大行于世的南天师道，为道教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令“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也”。在他死后不久，宋后废帝即赐谥“简寂先生”。宋徽宗时，又加封为“丹元真人”。清人商盘有诗曰：
演径捣药已无踪，古观丹崖翠壁重。
要识庐山先辈面，含情一抚六朝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