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创作谈
一日下午，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心情不好，要我过去说说话。一个人心情不好，就是内心世界发生暴乱，暴乱分子可能是外部世界的一个眼神、一条信息，也可能是一缕阳光和空气。我不知道我一向以刚强自诩的朋友为何心情不好，当我来到她的家中，她正一个人在沙发上愣神。她见我并没马上向我供出暴乱分子，只把一盘瓜子推给我，让我和她一起磨牙。我们无声地磨着，在一种寂寂的气氛里。我们用牙齿和瓜子轻轻嗑动的声音凸现着寂寂的气氛。许久，她说，其实没什么，真是没什么，是我对自己不满意，我不满意自己……
事情原来很简单，我的朋友因为帮助她的同学搞了一个广告创意，一次性创收五十多万。她的同学，一再向她表示给她创意费，第一次表示，她恼怒，说同学之间不要搞得那么俗气。第二次表示，她依然恼怒，说最初帮忙，她根本没有想到赚钱。第三次表示，她想了一会儿，她想已经坚持恼怒，不能把自己的坚守半途而废，于是再次恼怒。可是昨天，当她听到另外一位朋友告诉她，她的同学因为怕她说自己俗气，出资带几位曾经帮过自己的人到东南亚旅行，没有告诉她时，她的心竟再也不能平静，她说我不知道我会这样，不知道……
我说，如果她最初什么不问，把该给你的如实给你，你是不是即使反对，也不可能退回？她说是。我长时间说不出话来，我，我身边许多的文人，都经历过如她一样的尴尬，只是不愿说出来。欲望与信念总是错位，总想在欲望面前有所操守，又总因为这种操守把自己搞得支离破碎。总以为自己是不俗的一个，又总是因最俗的念头把自己搞得面目全非。
记得那个下午后来的时光，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充满寂寂又充满忧伤。这种情境让我们无比忧伤。我们静静地嗑一会儿瓜子，而后站在窗口向外凝望……就是这个下午，叔叔的故事在我面前呈现了它的全貌，它发生时也许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它在这个下午的呈现，便成了目前这个样子。
1998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