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是当代大儒，当年，他曾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佛教思想。当时，梁漱溟两次自杀，舍身求法，一心向佛，笃信非常，岂容熊十力如此亵渎佛门？便发表长文《究元决疑论》，指名道姓痛斥熊十力愚昧无知，词语尖利，如火击石。战火挑起来了，学界一时大哗，熊梁二位，都是大家，各自拥有的学问和文字，都是各自手中的利器，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
谁知，没有出现人们料想的战火。熊十力认真读完梁漱溟的文章之后，并没有动肝火，相反觉得梁漱溟骂得并非没有道理，于是他开始认真钻研佛教，但道理究竟在何处，他一时尚未闹清。于是，他修书一封给梁漱溟，希望有机会晤面细谈请教。梁漱溟很快回信，欣然同意。两人这一年便在梁漱溟借居的广济寺会面，相谈甚欢，相见恨晚，一语相通，惺惺相惜。
从此，两人建立了长达半世纪之久的友谊，这一切成为令人钦佩而羡慕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之后，梁漱溟遭受批判，熊十力多次站出来为梁漱溟说话，显示出一介书生肝胆相照的勇气。而梁漱溟在熊十力最为落寞、学术界毫无地位可言的晚年，不仅写出《读熊著各书书后》，并且摘录《熊著选粹》，极力张扬熊说，以示后学，显示出高山流水难能的知音相和之情和患难与共的友情。
马一浮是当代另一位大儒，熊十力和他的交往，也很有意思。马一浮是有名的清高之士，孤守西子湖畔，唯有和梅妻鹤子、朗月清风相伴，凡人不见。熊十力托熟人引见，依然不果。但是，学问的吸引，惺惺相惜，渴望相见之情愈发强烈，想不出更好的法子，熊十力便径自将自己的《新唯识论》寄给马一浮，希望以彼此相重的学问开路，从而叩开马一浮的西子之门。谁知，数十日过去，泥牛入海，依然是潮打空门寂寞回。
正值熊十力失望的时候，忽然自家屋门被叩响，告诉他有人来访，他推门一看，竟是马一浮。马一浮正是读完他的《新唯识论》后，对他刮目相看的，同梁漱溟一样，和他相见恨晚，相谈甚欢。彼此对于学问的共同追求，是搭建在相互心之间最后的桥梁，再遥远的距离，也就缩短了。从此，两人结下莫逆之交，后来，《新唯识论》一书便是马一浮题签作序出版的。
但是，再好朋友也是两人相处，绝非一人是另一人的影子，更何况都是各持一方学问的大家，性情中人，自尊和自傲之间，矛盾和摩擦总在所难免。
抗战时期，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办复性书院，请熊十力主讲宋明理学，熊十力作了开讲词并备好讲义，没想到和马一浮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学问家各自的学问，都是视之为生命的，楚河汉界，各不相让。争论之下，各执一词，坚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居然闹得不可开交，一时竟无法共事，不欢而散。这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结局，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同时，又是无法避免的结局。
可贵的是，事后两人没有意气用事，而是都冷静下来，和好如初。不同的见解，乃至激烈的争论，对于上一代的学问家，不会影响彼此的友情，相反常是友情能够保鲜和恒久的另一种营养剂。
1953年，熊十力七十岁生日时，马一浮特写下一首七律，回顾了他们几十年的友谊：“孤山萧寺忆清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常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在这首诗中，马一浮还在说当年争论的事情呢，而且，不止是一次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和解，一直都在各自心里坚持，和解是要“悬解终期千岁后”。但是，这样的争论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这首诗中传达出马一浮对熊十力的友情，让熊十力非常感动。熊十力很珍视马一浮的这首诗，一直到晚年还能背诵得很熟。
名人之所以被称为名人，在于他们各有各自的学问，也在于他们各有各自的性格。按研究这些大儒的学者分析，就性格而言，熊十力和马一浮相比，一个“简狂”，一个“儒雅”；熊十力和梁漱溟相比，一个有似于《论语》中所说的“狂”，一个则如《论语》中所说的“狷”。学问的不同，没有门户之见；文人之间，不仅不是只重自己的学问，还可以寻求“求己之学”，相互渗透的志趣。性格的不同，不是有你没我，而是可以获得“和而不同”，互补相容、相互裨益的效果。那学问里方如大海横竖相同，那性格里包容的胸怀，方才令人景仰。
如今，我们学界和文坛，没有这样“悬解终期千岁后”的争论，只有甜蜜蜜的评论，我们便当然也就没有熊十力和梁漱溟、马一浮这样的大师。
2017年3月12日于北京
